世家子弟的学者生活

　　1933年，适逢故宫博物院的多事之秋，故宫博物院首任院长易培基被污盗窃故宫宝藏。一时间，大报小报全都是这条社会新闻，才十三四岁的马衡的儿子马文冲也在家里当故事说。马衡气冲冲地教训他:“谁和你说易培基盗宝？”不许小儿子胡说。时任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馆副馆长的他觉得这背后是一场政治争斗。

　　不久，马衡被国民政府召到南京。家里人去车站送别父亲:“那时候，我记得很清楚他走时的模样。”那年马衡的母亲去世，他按照儒家之礼仪，很长时间没有刮胡子，穿着灰布大褂，鞋子上还镶着一道白边。到了南京，住在小旅馆里。不知道国民政府召集他来有什么事情。

　　原来经过中央委员会一致推荐，他已经被列为新的故宫博物院院长人选。早年他在上海就有“中国金石第一人”的美誉，此次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于右任一致推举他担任院长，一直觉得做学问比做官重要的马衡听到消息后并不高兴，“我父亲就不断推辞，大家再三劝说”。后来蒋介石说话了:“我看大家一致推举，马先生就不必过谦了吧。”僻处北京通州一座平常的房子中的86岁的马文冲回忆到这里，笑了，很少说自己工作的父亲，当年回家后把这句话学给他们听，心中大概也不乏骄傲。

　　当时的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从南京回来，接站的人就成群结队了，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级别很高，和五院的行政级别一样，算是国民政府的大官。火车站有人挂起了横幅，欢迎马衡归来。”十几岁的他根本没法挤上前去接近父亲。

　　担任院长的父亲还是不多说自己的事情，但是气派大多了，马文冲记得月工资就有1360大洋，进出汽车接送，“母亲在父亲当大学教授时，总和他吵架。因为那时候教授常常领不到月薪。”母亲说父亲只管“天外的事”，家里的事却一点不管，马衡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是真觉得做学问重要，否则也不会放弃上海的豪华生活到北京来了。”

　　宁波鄞县的马家是世家，否则上海早期的工商巨子叶澄衷也不会把女儿嫁给马衡。“据说当年母亲的嫁妆是排队了两三天才进了马家乡下的宅子的。”马衡兄弟五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被称为“五马行空”。“不过这是后来的事情了。”结婚时的马衡还没有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他18岁考上了秀才，后来又进入上海南洋公学学习。是末代的士大夫，也是新一代的知识分子”。马文冲无法说清楚父亲的学术轨迹，但是按照台湾学者陈以爱的研究，马衡确实是承上启下的时代桥梁。“他虽然缺少现代考古学的训练，但他毕竟受到新观念的影响……加快了中国金石学向考古学过渡的脚步。”

　　结婚后，马衡搬到上海居住，和几个姐夫住在虹口附近的大洋房里。“我记得一家一幢洋房，和五个舅舅一共是六幢。”马衡在岳父的公司当挂名董事，生活富裕，“每年领6000大洋的干薪。”在马文冲的印象中，几个舅舅家花天酒地的生活对父亲没什么影响，父亲是几家惟一不赌博、不娶小老婆的人，“出污泥而不染”，他根据赵明诚的《凡将集》将自己的书斋叫做“凡将斋”，“在里面看书，看碑拓，有时整天不出来”。

　　尽管并不和他们一起吃花酒、打牌，马衡和他的外兄们相处还是愉快的，“他和四舅就是很好的朋友”。几个舅舅因为上海市中心的跑马场不许华人入内，一气之下，在江湾建了自己的跑马场，比原来那个大四倍。四舅在旁边盖了个休息的花园，后来人们都叫那里“叶家花园”，弟兄们都去那里骑马，马衡的骑术很好，后来居然被北京大学聘请为马术教员。

　　结婚后的十五六年，马衡一直躲在上海的小楼用功，“金石学的底子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当时在上海，马衡已经被章太炎、吴稚晖等人推许为“金石大家”，1920年，马衡带着自己的二儿子去北京，暂住在北大任教授的哥哥马裕藻（幼渔）家中，说是要到北京做研究。“母亲说，那种苦日子你不一定过得惯。”但父亲向来不多话，就那么走了。

　　刚开始，北大不知道马衡在金石学方面的成就，聘请他担任马术教练，一年后，才知道这能骑马、善度曲的人居然还是金石大家，遂聘请他担任“国学门导师”，“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职位。反正父亲很高兴，把全家接到了北京。”这时候，母亲接着领叶家挂名董事的薪水，“否则靠我父亲那点钱根本不够。”父亲在上海时经常督促兄弟们背书，背不出来就罚跪，到北京来了，父亲的脾气好了很多，“改罚为奖了，谁背出来就奖一盒牛奶糖。”

　　事实上，此时期的马衡不仅在学术研究上颇有建树，还在保护文物上做了几件大事。斯文赫定盗窃敦煌壁画，是马衡和北大教授们一起发起了呼吁阻止他;东陵盗宝事发，马衡又作为指证孙殿英的考古专家证人出庭，以至于后来孙出任北京卫戍长官时要通缉马衡;他还把已经要流失海外的山西兴化寺壁画花钱买下来，“他经常买古董，和各个渠道都有联系。消息灵通得很，知道这是元代著名的壁画，”花费了4000大洋把古壁画留在了故宫中。

　　马衡和故宫结缘始于1924年溥仪出宫那日，驱逐溥仪出宫的鹿钟麟等人叫了一批专家在现场，审查末代皇帝带出宫的文物，“据他说，情景很惨。皇室人员甚至跪下来，请求让他们把东西带走”。马衡对那些价值连城的服饰器物全部放行，但是碑拓被他留下来不少。

　　同年，马衡作为“清室善后委员会”成员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担任古器物馆副馆长。“我们那时候也去参观，但是父亲并不带我们看，他觉得我们这代人应该去学习更现代的学问，一直让我学地质学。”

　　1933年，马衡开始担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第二年正式成为院长。根据研究者的叙述，他此时做了大量科学工作保护文物，例如传拓古器，全部从北大调借技术人员，其中就有传拓高手薛锡钧。“他们是中国的精英力量，在‘五四'之后所做的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实践。”后人如此评价马衡那代故宫的守护者。

战争时期的护宝者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马衡就意识到北京不是故宫文物久留之地，开始筹划南迁工作。1933年，日军进入山海关，故宫博物院开始理事会决定将文物分批运往上海。由于反对南迁者为数众多，包括当时的北京军事长官宋哲元，号称有“守土之责”，不能放弃文物。所以文物运输工作经常在夜里进行。

　　马文冲还记得父亲的那时候整天不回家，监督文物装箱工作，“非常仔细”，每件文物都要登记，哪里有损坏也要注明，“全部清点好了，封条贴上”。1933年2月5日夜间，第一批文物2118箱用小推车悄悄推到前门火车站，装了18车皮。

　　文物最早运送到上海租界，1934年1月，马衡正式主持工作，他上任同时开始清点平、沪文物，编印了“存沪文物点查清册”，确保没有疏漏。

　　上海文物不久开始运往南京朝天宫储存。此时的马衡经常在南京、上海、北平三地往来，母亲也回到上海居住，此时北京十几个人住的大房子里面只有马文冲带着仆人居住，父亲回家就要考察他的学业，督促他学习地质学，“偏那时候我爱体育，整天就想打球。还冒充东北籍贯报考黄埔军校”。父亲大骂他，说他考军校连祖籍都不要了，不许他上军校。“那时候觉得父亲真严厉。”第二年由母亲做主，才同意他报考军校。“父亲很多事情都听母亲的。”

　　到了南京的黄埔军校后，马文冲有机会看见上海租界的故宫仓库和正在兴建的朝天门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才知道父亲的工作有多么艰巨。他的印象中，上海租界仓库有两个圆形大铜门，有360多位数的密码，极其复杂;南京的地下仓库更是一个巨大工程:有专门的发电厂和人造空气，分地上地下三层。父亲经常住在南京，监督仓库工程早日完工。

　　父子俩在南京经常碰头，那也是他和父亲很亲近的一段时光。就在朝天门工程即将完工时，“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开始，马文冲被调往淞沪战场，他清楚地记得父亲“满脸祥和，说不要贪生怕死，打仗要勇敢”。他不知道，虽然不上战场，父亲肩负的任务一点不比他轻。国宝面临着再次西迁的任务。

　　后来，马文冲才听说，父亲谨慎的精神又拯救了一批文物。“他做事一定要亲临现场。”运送到湖南大学地下室的一批重要文物经他审查后，觉得地点很不安全，要求加快运输。“没一周，长沙被轰炸，存文物的图书馆被炸平了。”

　　根据记载，此时故宫文物分三路运往后方，马衡带领部分人员走中路，有9331箱，基本走水路，分19批经4个月运往宜昌，然后转运重庆。后又因安全问题转运乐山。“加雇民船，星夜装运”，还有故宫博物院工作人员因深夜押运不慎堕水而亡的。马衡很为自己挑选的员工而满意，“故宫文物分批西迁，8年来国宝没一件遗失，无一被盗和损坏，全部安然无恙，这是故宫全体执行人员的功劳。他们若没有忠贞的爱国心和高度的责任感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奇迹的”。马衡一直善于用人，当年他刚担任院长时，把自己在南京政府当官的哥哥推荐来的几个“人才”赶走，就是觉得他们有才干而非“忠诚扎实之士”，不能在故宫工作。

　　多年后，看电视剧《国宝》，里面出现了没有姓名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形象，“长得像个商人，哪里有一点我父亲的气质”。马文冲很生气，他觉得演父亲的演员要饱读儒家经典才够格。

一个他主动选择的时代

　　1948年，南京行政院决定将南京分院文物运送台湾，电令北平故宫将珍品装箱运往南京，但是马衡一直说自己身体不好，一面答应要执行命令，一面说装箱要小心，安全第一，不要求快，直到辽沈战役后，还是一箱文物都没运出北平。根据朱家的回忆，马衡肯定不愿意空运文物。“当时有个编纂要求调往南京分院工作，后来又随着一批古物到台湾。马院长说这人没出息。我想，他既然觉得走的人没出息，那么当然不打算走。院长不走，也说明他不希望空运成为事实。”马衡和他的手下开始拖时间，一点都不催促。谁走都不能带文物走，理由就是文物装箱要小心，所以很慢。后来又说机场不安全，不能运输。

　　朱家回忆中还有类似电影的镜头。解放后的一天，他问正在吸雪茄的马衡院长，是不是本来就不打算空运文物。马衡的鼻孔冒着两缕烟，微笑着，“我们彼此会心不远吧”。原来他儿子马彦详在解放区，早就和父亲联系过，所以他决定不走。

　　事实上，马衡的气节也使他不愿意离开。马文冲回忆:“他那时候教育我，国家只有一个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是祖国的代表。”马衡那时就不愿去台湾，并且把已经到台湾的马文冲也召唤回国。解放后，他留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51年，故宫对建院以来的旧体制改革，工作相当繁重，马衡的精神却很足，并且开始收购大量珍宝，其中就有著名的“三希堂法贴”，那是他和王冶秋一起去香港鉴定收回的。

　　1952年，“三反运动”把马衡和故宫一批干部打下台，开始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在有人看来，马衡在故宫30多年，不会没有贪污盗窃的隐情，“深山必有老虎”，因此质问马衡的司机，马文冲还记得司机的话;“马院长来上班下班，从来空手来去，连包都不拿，而且他上下车全部在大厅广众下进行，怎么会贪污？”当时有的干部甚至被吊起来殴打，终于有人受不了，乱说一气，马衡也因此被解职，调任北京文物委员会任主任委员。

　　“尽管他精神很苦闷，但是还是准备把所有文物捐献给故宫，1952年就捐献了一批，当时姐姐劝他卖两件文物，修修破了的房子。”马衡说不卖，也不留给你们，死后全部捐献给故宫。1955年他死后，子女遵守了他的遗言。

　　马文冲此时在山东单县教书，从台湾回来后他参加了革命培训班，最后被分配在这里，此时的父亲已经无力像战时那样照顾这个小儿子，只能让他在当地好好工作。1955年3月26日，马衡病逝，就在那天，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马文冲被当作台湾特务逮捕入狱，办案人员告诉他不能让他回京，害怕他就此潜逃，此后被关押了20年。他听到北京传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大声痛哭。

　　他想起了被赶出故宫的父亲在小院里和自己的碑拓在一起的画面，父亲告诉他，那些东西最终还是要捐献给故宫的。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