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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1873——1929） |
现代史学家中包括“二陈”在内的一批大师巨子，所涉猎和所建树的史学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文化史学。所谓文化史学，是指著者不仅试图复原历史的结构，而且苦心追寻我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负一种文化托命的职责。
史学在中国自有不间断的传统，由传统史学转变为现代史学，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向传统史学置疑容易，提出史学的新概念、真正建立新史学，殊非易事。
现代史学开创者：梁启超、胡适
已故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1941年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新史学》一文中，有如下的论述：“学术思想的转变，仍有待于凭借，亦即凭借于固有的文化遗产。当时，国内的文化仍未脱经学的羁绊，而国外输入的科学又仅限于物质文明；所以学术思想虽有心转变，转变的路线仍无法脱离二千年来经典中心的宗派。”（见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51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事实确是如此。单是新史学与经今文学的关系有所厘清，已是困难重重。按周予同的说法，晚清治史诸家中，崔适、夏曾佑都是经今文学兼及史学。只有梁启超是逐渐摆脱了今文学的羁绊，走上了新史学的道路。
就此点而言，任公先生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可谓大矣。而现代史学中的学术史一目，也是任公先生开其端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三书，就是他研究学术史的代表作，至今还经常被学者所引用。诚如梁之好友林志钧所说：“知任公者，则知其为学虽数变，而固有其紧密自守者在，即百年不离于史是矣。”（林志钧：《饮冰室合集序》，中华书局1989年版《饮冰室合集》第一册，第3页）但梁之史学，前期和后期的旨趣不尽相同。1901至1902年写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的梁启超，对传统史学的态度甚为决绝，他总结出旧史学的“四蔽”（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二病”（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三难”（难读，难别择，无感触），摧毁力极大。后来写《清代学术概论》、《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研究法补编》，则表现出对传统史学不无会意冥心之处。但不论前期还是后期，梁之史学都有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他把中国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从黄帝到秦统一，为上世史，称作“中国之中国”；秦统一至乾隆末年，为中世史，称作“亚洲之中国”；乾隆末年至晚清，为近世史，称作“世界之中国”（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11至12页）。这是一种着眼于大历史的分期方法，颇能反映中国历史演化的过程。
胡适的史学在梁的基础上又有所跨越，《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专史方面已是开新建设的史学了。但胡适实验的多，完成的少，他的作用主要在得风气之先和对史学研究的“科学方法”的提倡。二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学派，除了受康有为所代表的晚清今文学的影响，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直接“从周宣王以后讲起”有很大关系。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里写道：“第二年，改请胡适之先生来教。‘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许多同学都这样怀疑，我也未能免俗。他来了，他不管以前的课业，重编讲义，开头一章是‘中国哲学结胎的时代'，用《诗经》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禹夏商，竟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古史辨》第一册，第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所以当1923年顾颉刚在《读书杂志》上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著名的“层累造成说”，胡适给予支持；而钱玄同和傅斯年也作有力的回应，疑古思潮遂掀起波澜。顾的“层累造成说”包括三方面的意思：
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如这封信里说的，周代人心目中最古的人是禹，到孔子时有尧舜，到战国时有黄帝神农，到秦有三皇，到汉以后有盘古等。第二，可以说明“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如舜，在孔子时只是一个“无为而治”的圣君，到尧典就成了一个“齐家而后国治”的圣人，到孟子时就成了一个孝子的模范了。第三，我们在这上既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我们即不能知道东周时的东周史，也至少能知道战国时的东周史；我们即不能知道夏商时的夏商史，也至少能知道东周时的夏商史。（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载《古史辨》第一册第6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这些观点他想在一篇叫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文章中论述，文章未及写，先在致钱玄同的信里讲了出来。倍受争议的禹大约是“蜥蜴之类”的一条“有足蹂地”的虫，就是此信中的名句。
顾的这封信在学术界引起巨大的震撼。他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信一发表，竟成了轰炸中国古史的一个原子弹。连我自己也想不到竟收着了这样巨大的战果，各方面读些古书的人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刺激。因为在中国人的头脑里向来受着‘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的定型的教育，忽然听到没有盘古，也没有三皇、五帝，于是大家不禁哗然起来。”（顾颉刚：《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载《古史辨》第一册第17至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读书杂志》系胡适主办，因为顾的这封信展开了一场历时八九个月的大讨论，直到1924年年初方告一段落。而1926年出版的《古史辨》第一册，则是对这场讨论的总结，顾颉刚写了一篇六万余言的长序，“古史辨”作为学派因之而诞生。
当时与“古史辨派”相对立的是释古派和考古派。也有的概括为“泥古派”或“信古派”，指起而与顾颉刚、钱玄同论争的柳诒徵等文化史家，影响不是很大，且用“泥古”或“信古”字样概括他们的观点似不够准确，可暂置不论。考古派首功当然是罗、王、郭、董“四堂”（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号鼎堂、董作宾号彦堂），还有李济、夏鼐等。当然考古者大都也释古。董的《殷历谱》和《甲骨文断代研究例》、郭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和《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李济的《中国民族的形成》和《安阳》等，均堪称古文字与古史研究的典范之作。释古派可以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代表。如果认为梁启超提出的多，系统建设少；王、陈的特点，是承继的多，开辟的也多。
最具现代性的史学家：陈寅恪
特别是陈寅恪的史学，是最具现代性和最有发明意义的中国现代史学的重镇。
他治史的特点，一是在史识上追求通识通解；二是在史观上格外重视种族与文化的关系，强调文化高于种族；三是在史料的运用上，穷搜旁通，极大地扩大了史料的使用范围；四是在史法上，以诗文证史、借传修史，使中国传统的文史之学达致贯通无阻的境界；五是考证古史而能做到古典和今典双重证发，古典之中注入今情，给枯繁的考证学以活的生命；六是对包括异域文字在内的治史工具的掌握，并世鲜有与其比肩者；七是融会贯彻全篇的深沉强烈的历史兴亡感；八是史著之文体熔史才、诗笔、议论于一炉。他治史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境内之古外族遗文”的释证、对佛教经典不同文本的比勘对照、对各种宗教影响于华夏人士生平艺事的考证、对隋唐政治制度文化渊源的研究、对晋唐诗人创作所作的历史与文化的笺证、对明清易代所激发的民族精神的传写等等。而所有这些方面，他都有创辟胜解。他治史的精神，则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学术思想的力量源泉，也可以称作陈氏之“史魂”。1929年陈寅恪所作《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写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8页）《柳如是别传》之缘起部分也有如下的话：“虽然，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缺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夫三户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辞，即发自当日之士大夫，犹应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别传》上册第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又陆健东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披露的1953年12月1日陈寅恪“对科学院的答复”，尤集中阐述了寅恪先生的这一学术精神。《答复》中写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主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子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词文所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贤所同殉之精义，其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见该书第111至112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陈垣与陈寅恪并称“史学二陈”。陈垣的专精在目录、校勘、史讳、年表的研究，并兼擅词章之学；史源学一目，是他的创造；治史的显绩则集中在宗教研究和元史研究。从继承的史学传统来说，清代史家赵壹、钱晓徵对他的影响最大。所以陈寅恪评赞其史学之贡献时说：“近二十年来，国人内感民族文化之衰退，外受世界思潮之激荡，其论史之作，渐能脱除清代经师之旧染，有以合于今日史学之真谛，而新会陈援庵先生之书，尤为中外学人所推服。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陈寅恪：《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版）但陈垣五十年代以后世潮润及己身，没有再写出重要的著述。陈寅恪则挺拔不动，愈到晚年愈见其著述风骨。尤其1953年至1963年积十载之功撰写的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是他一生之中最重要的著述，是我国现代文史考证的典范，是“借传修史”的明清文化痛史的杰构，置诸20世纪的史林文苑，其博雅通识和学思之密，鲜有出其右者。
现代史学家中包括“二陈”在内的一批大师巨子，所涉猎和所建树的史学实际上也可以视作文化史学。所谓文化史学，是指著者不仅试图复原历史的结构，而且苦心追寻我华夏民族文化传承的血脉，负一种文化托命的职责。
文化史学集大成者：钱穆
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是钱宾四先生。
宾四是钱穆的字，无锡人，自学名家。始任教于无锡、厦门、苏州等地的中学，1930年起北上京华，执教鞭于燕大、北大、清华、师大等高等学府。钱之著述，早期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为代表。治国史而以学术流变为基底，直承儒统，独立开辟，不倚傍前贤时隽，是钱氏史学的特点。其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撰写的《国史大纲》，特地提出应把“我国家民族、已往文化演进之真相，明白示人，为一般有志认识中国已往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演变者所必要之智识”，作为修撰新通史的必备条件；并昭示国人树立一种信念，即对“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引论”第7页，及卷前“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第1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他强调：“历史与文化就是一个民族精神的表现。所以没有历史，没有文化，也不可能有民族之成立与存在。如是我们可以说，研究历史，就是研究此历史背后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的。”（钱穆：《中国历史精神》第7页，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76年初版）钱穆晚期的代表著作是《朱子新学案》，其价值在重新整合理学和儒学的关系，把援释入儒的宋学，收纳回归到儒、释、道合流统贯的传统学术思想的长河中去。国学大师之名，章太炎之后，唯钱穆当之无愧。
中国现代学术之史学一门最见实绩，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硕果丰盈。梁、王、胡、顾和二陈、钱穆之外，张荫麟、郭沫若、范文谰、翦伯赞、吕振羽，都是具通史之才的史学大师。郭的恣肆、范的淹博、翦的明通、吕的简要，为学界所共道。就中张荫麟的史学天才尤值得注意。虽然他只活了37岁，留下的史学著作最重要的竟是一部没有最后完成的《中国史纲》（只有上古部分）。
史学天才：张荫麟、陈梦家
张荫麟，自号素痴，1905年生于广东的东莞，十六岁考入清华学堂，十八岁发表《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于《学衡》杂志，批评梁启超而得到梁启超的激赏。1929年赴美国斯坦福大学研习哲学和社会学，四年后回国，任教于清华，兼授哲学、历史两系的课程。他试图把哲学和艺术与史学融合在一起，提出要用感情、生命、神采来从事历史写作。他说：
史学应为科学欤？抑艺术欤？曰，兼之。斯言也，多数积学之专门史家闻之，必且嗤笑。然专门家之嗤笑，不尽足慑也。世人恒以文笔优雅，为述史之要技。专门家则否之。然历史之为艺术，固有超乎文笔之上矣。今以历史与小说较，所异者何在？夫人皆知在其所表现之境界一为虚一为实也。然此异点，遂足摈历史于艺术范围之外矣乎？写神仙之图画，艺术也。写生写真，毫发毕肖之图画，亦艺术也。小说与历史之同者，表现有感情，有生命，有神采之境界，此则艺术之事也。惟以历史所表现者为真境，故其资料必有待于科学的搜集与整理。然仅有资料，虽极精确，亦不成史。即要经科学的综合，亦不成史，何也？以感情、生命、神采，有待于直观的认取，与艺术的表现也。（张荫麟：《论历史学之过去与未来》，《张荫麟先生文集》下册第1059页，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初版）
他认为正确充备的资料和忠实的艺术表现，是理想的历史写作的两个必要条件。他自己的史著和论文，把他的这一史学写作理想变成了现实。谓予不信，请试读《中国史纲》以及《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和《北宋四子的生活与思想》等专书和论文，你无法不被他的“忠实的艺术表现”所感染。你甚至可能忘记了是在读史，而以为是在阅读文学家撰写的饶有兴味的历史故事，但他那不掺杂繁引详注的历史叙述，又可以做到无一字无来历，无一事无出处。
包括梁任公、贺麟、吴晗在内的熟悉他的学界人物，无一例外地称赏他为不可多得的史学天才。熊十力说：“张荫麟先生，史学家也，亦哲学家也。其宏博之思，蕴诸中而尚未及阐发者，吾固无从深悉。然其为学，规模宏远，不守一家言，则时贤之所夙推而共誉也。”又说：“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这也。”（熊十力：《哲学与史学——悼张荫麟先生》，见《张荫麟先生文集》上册第3页，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84年初版）以熊之性格特点，如此评骘一位先逝的比自己小整整二十岁的当代学人，可谓绝无仅有。
另外在专史和断代史领域，汤用彤、柳诒徵、萧公权、岑仲勉、朱谦之、雷海宗、陈梦家、侯外庐、孟森、萧一山、向达、杨联升、罗尔纲等，都有足可传世的代表性著作。而陈梦家的学术成就和遭遇，更令人感到震撼。他是浙江上虞人，1911年生，十六岁考取中央大学法律系，二十岁就是闻名遐迩的新月派诗人了。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他投笔从戎，参加著名的淞沪抗战。后来师从容庚，成为研究古文字学、古史的专家，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等学府，50年代以后转到科学院考古所。《殷虚卜辞综述》、《尚书通论》、《六国纪年》、《西周铜器断代》等重要著作，都写于1957年以前。
他的诗人气质和学者的风骨，使他未能逃过1957年“不平常的春天”那一劫。他被下放到甘肃。但他那双神奇的眼睛和神奇的手，似乎接触什么就可以研究什么，而且都能结出果实。他在甘肃接触到了汉简，他撰写了《武威汉简》和《汉简缀述》两部涉猎新的学科领域的专著。他的文笔是优美的，优美到可以和张荫麟相颉颃。谁都知道通解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过程是一件多么繁难的事情，但如果阅读他的70余万言的《殷虚卜辞综述》，不仅可以轻松地实现你的学术目标，而且得到史学与艺术的美的享受。
但陈梦家的悲剧人生并没有到此结束，还有更惨烈的一幕等待着他。1966年，当迎面而来的掀天巨浪不仅残害知识精英，而且残害文化的时候，他自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只55岁，正值学术的盛年。当然还有翦伯赞，一位一向被称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通史之才，也在那股掀天巨浪面前选择了最简便的结局。只是，也许他并不孤单，因为陪伴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夫人。这些史学天才，是太知道历史还是太不知道历史？
疑古、释古、考古，足以代表中国现代史学的三个学术派别了。钱穆分近世史学为传统派、革新派和科学派（钱穆：《国史大纲》修订本上册“引论”第3页，香港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似不够准确。还有的区别为史观派、史建派、考证派、方法派等等（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按许著爬梳勾勒百年史学，提纲挈领，每有特见，乃研究近世史学史的先发之著。即对史学各派别的归纳，亦自可成说。惟“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观学派”、“史建学派”的提法，窃以为稍有未安），也未见科学。疑古、释古、考古三派，都有自己的史学观念和史学方法，也都离不开史料和考证，其目标也是为了建设。唯一例外的是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史料学派，虽也可以范围在释古一派之内，但在史学观念上确有自己的特色。况且讲中国现代史学如果不讲到傅斯年，不仅不公正，而且是严重的缺失。因为20世纪的历史学，他是一位有力量的带领者和推动者。
天下英雄独使君：傅斯年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896年出生，十七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后转为国文门。他是“五四”新思潮的学生领袖，他当时办的刊物就叫《新潮》。陈独秀、胡适之都很赏识他的才干，李大钊的思想对他也很有影响。1919年5月4日那天的爱国大游行，他担任总指挥，扛着大旗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但火烧赵家楼的意外行为发生后，他退而回到学校。当年年底考取官费留学，赴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1923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文学院，比较语言学和历史学成为他倾心钻研的新的学科领域。赵元任、陈寅恪、俞大维、罗家伦、毛子水、金岳霖、徐志摩等青年才俊，是他在德国期间经常往还的朋友。1926年回国，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文学院长兼文史两系之系主任。1928年就任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分别是史语所第一、二、三组的组长。他的“拔尖”政策使他有办法聚集全国最优秀的学人。
他的最有影响力的文章是就任史语所所长后撰写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他的经常被引用的名言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他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张他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他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均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0至350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他说：“史学便是史料学。”（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243页）他说了这么多容易断章取义、容易被误解的话，但真正的学术大家、史学重镇，都知道他的苦心孤诣，很少发生误解。不仅不误解，反而承认他的权威地位，感激他对现代史学的建设所做的贡献。
其实他是受德国朗克史学的影响，有感于西方汉学家的独特建树，目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衰歇，提出的振兴救弊的主张。他说：
西洋人作学问不是去读书，是动手动脚到处寻找新材料，随时扩大旧范围，所以这学问才有四方的发展，向上的增高。中国文字学之进步，正因为《说文》之研究消灭了汉简，阮、吴诸人金文之研究识破了《说文》。近年孙诒让、王国维等之殷文研究更能继续金文之研究。材料愈扩充，学问愈进步，利用了档案，然后可以订史。利用了别国的记载，然后可以考四裔的史事。在中国史学的盛时，材料用得还是广的，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出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到了现在，不特不能去扩张材料，去学曹操设“发冢校尉”，求出一部古史于地下遗物，就是“自然”送给我们的出土的物事，以及敦煌石藏、内阁档案，还由他毁坏了好多，剩下的流传海外，京师图书馆所存摩尼经典等等良籍，还复任其搁置，一面则谈整理国故者人多如鲫，这样焉能进步？（见《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国现代学术经典·傅斯年卷》第34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可知他是痛乎言之、有感而发。他还说：“在中国的语言学和历史学当年之有光荣的历史，正因为能开拓有用材料。后来之衰歇，正因为题目固定了，材料不大扩充了，工具不能添新的了。不过在中国境内语言学和历史学的材料是最多的，欧洲人求之尚难得，我们却坐看他毁坏亡失。我们着实不满这个状态，着实不服气就是物质的原料以外，即便学问的原料，也被欧洲人搬了去乃至偷了去。我们很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所以才有这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设置。”（同上346页）何以要把史料的作用强调到如此的地步，他讲得再清楚不过，不需要我们再添加什么了。
傅斯年一生的壮举，办《新潮》、火烧赵家楼、创建史语所，固也。但他还有炮轰宋子文、攻倒孔祥熙两项壮举。
1938年抗战开始后，傅斯年对国民党高层的腐败非常愤慨，他直接上书给蒋，历数当时任行政院长职务的孔祥熙的诸种贪赃劣迹。蒋不理睬，他便再次上书，态度更坚决。国民参政会也成了他抨击孔的舞台，使得社会同愤，舆论哗然。蒋不得已设宴请傅，问傅对他是否信任，回答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应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屈万里：《傅孟真先生轶事琐记》，转引自李泉著《傅斯年学术思想评传》第259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版）这成了傅斯年“史学便是史料学”之外的又一名言。孔祥熙后来终于被罢去了一切职务。傅与蒋在维护特定的政治利益上自无不同，所以1945年“一二一”昆明惨案发生后，傅直接受蒋之命处理学潮而未负所托。蒋对傅的能力胆识是欣赏的。但傅本质上是一名书生。抗战胜利后蒋邀请他出任国府委员，他坚辞不就。北大校长一职，他也不愿担任，为等胡适返国，只同意暂代。对胡适面临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的要职犹豫不决，他大动肝火，写信给胡适说：“借重先生，全为大粪上插一朵花。”劝胡一定不要动摇。并说蒋“只了解压力，不懂任何其他”（《傅斯年致胡适》，《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9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另一方面，毛泽东对傅也很欣赏，1945年7月傅等文化界参政员到延安考察，毛泽东如对故人，整整和傅畅谈一个晚上。临别毛应傅之所请写一条幅相赠，附书：“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涉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条幅写的是杜牧的一首咏史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两人谈话时，毛称赞傅在“五四”时期的功绩，傅说我们不过是陈涉、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刘、项显指国共两党的领导人。毛所书诗句“古典”、“今典”均极对景，回答了傅的谦逊，也称赞了傅的以学问自立。
傅斯年1950年12月20日因突发脑溢血死于演讲台上，终年54岁，当时他担任台湾大学校长的职务。他以耿直狷介著称，他以脾气暴躁著称，他以疾恶如仇著称，他以雄才独断著称。史语所的人私下里称他为“傅老虎”，但都服他尊敬他。他对学问充满了眷爱，对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充满了温情。他与陈寅恪的特殊关系就是一显例。对曾经帮助过影响过自己的人，他不忘旧。1932年陈独秀被捕，他为之辩诬，说陈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1927年李大钊就义，报纸上发表消息有谓李在北平“就刑”。傅斯年反驳说，不是“就刑”，是“被害”。难怪陈寅恪对他那样服膺感佩，写了《寄傅斯年》诗两首，第一首为：“不伤春去不论文，北海南溟对夕曛。正始遗音真绝响，元和新脚未成军。”第二首为：“今生事业余田舍，天下英雄独使君。解识玉缄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参见《陈寅恪集·诗集》第18页，三联书店2001年版）又1950年12月傅斯年逝世，陈寅恪当即亦有诗为之追念，只不过写得很曲折，通过说傅青主（傅山）之诗句从而悼念之。陈诗题为《〈霜红龛集·望海诗〉云：“一灯续日月，不寐照烦恼，不生不死间，如何为怀抱”，感题其后》，诗为：“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馀海外王。同入兴亡烦恼梦，霜红一枕已沧桑。”（见三联版《陈寅恪集·诗集》第74页）
我们了解了傅斯年，可以了解所谓学者的性格为何物，可以深层地了解陈寅恪的史学，可以了解那个特殊的史语所，可以了解中国现代史学所谓“史料学派”的怀抱与旨归。
《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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