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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预报

                   北京大学与敦煌学(上)

                                荣新江


      今天我们大家坐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一百年前的光绪二十四年(1898),
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正式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两
年後,在中国西北偏僻的敦煌莫高窟,由于处在底层的一个洞窟甬道中积沙
的清除,看守洞窟的王道士,偶然在此甬道北壁上,发现了一个塞满写本经
卷、绢纸绘画的耳洞,这个偶然的发现,是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的又一件大
事。在北大成立前後,中国学术史上有四大发现,即殷墟的甲骨、西陲的汉
晋木简、敦煌的六朝隋唐文书、北京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从时间跨度之长
和内涵范围之广以及1900年前後四大发现已有的材料来讲,就中无疑以敦煌
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
     由于清朝的腐败,敦煌的僻远,敦煌藏经洞的发现没有及时为中国学术
界所知。1903年视学甘肃的金石学家叶昌炽,虽然接触到敦煌藏经洞出土经
卷绘画,但因为误信谣传,以为藏经洞所出数百卷文物已瓜分迨尽,因而失
之交臂[1]。 藏经洞所出文献和艺术品的精华,先後被英国探险家斯坦因和法
国汉学家伯希和在1907年和1908年攫取到手,运送伦敦和巴黎。中国学者
对敦煌文献的真正研究,起始于1909年伯希和携带所得敦煌文献中的部分精
品来到北京,出示给中国的士大夫们。从此,中国学者对敦煌文献孜孜以求,
一代接一代地加以探研,取得丰硕成果。而北大的学者们,在中国敦煌学发
展的很长一段时期里,一直独领风骚。
     本文是北京大学对敦煌学所作贡献的初步整理,略按时间顺序分述以下
事实。
     1.京师大学堂的学者,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1908年5 月,伯希和从敦煌出发,东行到西安,住了一个多月,然後经
郑州,于八月到北京。缪荃孙《艺风老人日记》戊申(1908)十月廿五日条记:
     伯希和到图书馆,言炖煌千佛洞藏有唐人写经七千馀卷,渠挑出乙千馀
卷函,有唐人《沙州志》,又有西夏人书,回纥人书,宋及五代刊板,奇闻也
[2]。
     或许是伯希和此次访京师图书馆时没有把原卷出示给缪荃孙,因此缪氏
只当作"奇闻",听听而已,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伯希和由北京南下,到河内
的法国远东学院述职。
     1909年5月11日,伯希和由河内再度向北京进发,目的是为法国国立
图书馆购买普通汉籍。这次他的行笈中带着经过精心挑选的敦煌四部典籍、
藏外写经、古文书、经帙等,他显然对清朝士大夫们对什么感兴趣有深入的
了解。6月初,伯希和先到南京,拜会了即将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两江
总督端方,并且在端方所获吐鲁番出土《且渠安周造寺碑》上题了字[3]。大
概由于端方的介绍,这位年仅三十出头的西洋学者,受到了京师一批硕学鸿
儒的盛情接待。当伯希和携敦煌卷子来京後,罗振玉、蒋黼(一作斧)、王仁俊
等前往其寓所抄录敦煌文献,而参观者更是络绎不绝,如後来与敦煌学有关
的王国维、董康、叶恭绰等人,都曾往观。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
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大学堂
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兼大学堂毛诗教习江瀚、大学
堂尔雅说文教习王仁俊、国子丞徐枋、大学堂音韵教习蒋黼,还有董康、吴
寅臣等,其中主要是京师大学堂的一批学者[4]。而因病未能予会的罗振玉,
其时是大学堂农科监督。他们抄录的文本并做跋语,及时刊出,如同年九月
二十五日罗振玉发表的《敦煌石室书目及发现之原始》、年底以前王仁俊辑印
的《敦煌石室真迹录》、年底或下一年初罗振玉和蒋斧辑印的《敦煌石室遗书》
和《沙州文录》,以及曹元忠的《沙州石室文字记》。他们抄录的文献,包括
《尚书顾命》、《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沙州图经》、《西州图经》、《老
子化胡经》、《摩尼教残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经史子部要籍和宗教文
献,还有关于晚唐五代宋初的归义军官文书及碑铭赞之类写本,以及稀见的唐
人拓本《温泉铭》、《邕禅师塔铭》、《金刚经》,这批录文和研究札记,构
成了中国敦煌学的初期篇章。如果说京师大学堂的学者们开创了中国的敦煌学,
当不为过。
     在招待会上,恽毓鼎在致词中,正式提出影印其中精要之本的要求,伯
希和表示"自可照办"。具体实施者,是罗振玉。罗氏又请端方襄助,敦请伯希
和出售所携和已运回国的四部要籍写本照片,伯氏如约,陆续寄到,端方分
交罗振玉和刘师培考释。1911年初,刘师培撰成《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十
九种。1910年,罗振玉编成《石室秘宝》,为刊行敦煌影本之始。罗氏又陆续
编有《佚籍丛残初编》、《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
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敦煌石室遗书三种》、《敦煌石室碎金》
等,并撰写了大量敦煌写本跋语和校勘记,成为贡献最大的敦煌学开拓者之一。
此外,罗振玉和王国维还据沙畹提供的斯坦因所获敦煌楼兰汉晋木简,编著成
《流沙坠简》一书,于1914年出版,是早期敦煌学另一方面的代表作。
     1909年中秋节,罗振玉首次访伯希和于苏州胡同,随即得知敦煌石室尚
有卷轴约八千轴,但以佛经为多。罗振玉立即与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商议,
提请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馀八千卷购归,由大学堂购存,後因价格
不昂,而转归学部。《松翁自序》记其事曰:
     予闻之,欣然以语乔茂萱左丞,请电护陕甘总督毛实君方伯庆蕃,托其
购致学部。予并拟电,言须款几何,请先垫给,由部偿还。乔君携电上堂白
之,则电允照发,而将还款语删去。予意甘肃贫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为
难。乃复提议於大学,由大学出金。总监督刘公亦谓大学无此款。予曰:若大
学无此款,由农科节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刘公始允发电。逾月,大学
及学部同得复电,言已购得八千卷,价三千元,两电文同。部中初疑价必昂,
闻仅三千元,乃留之学部,不归大学。
     这就是当时留于学部所属京师图书馆,而今存北京图书馆的敦煌经卷的
来历。虽然京师大学堂未能入藏这批敦煌写经,但大学堂的学者为敦煌写本
的调入京师,妥善保护,厥功至伟。试想,若没有1909年罗振玉等人的努力,
敦煌写本的命运将不堪设想,其更加分散,而不利研究是在所必然的了。
     京师大学堂虽然没有获得甘肃解京的敦煌原卷,但却是中国官方收藏敦
煌文献最早的机构。就在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所携写本时,罗振玉"乃约同好往
观,则皆已佚之古籍,因与约影照十五种,计书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
画五。都下同好,既醵资影印,幼云(刘廷琛)先生复印一份,存京师大学堂藏
书楼,充学人之考镜。"[5]这不仅是北大入藏敦煌资料之始,恐怕也是中国公
立图书馆入藏敦煌资料最早者。
     早期北大的敦煌学研究,由于资料主要得自伯希和的照片,重点在于传
统的四部古籍的研究,其中既有清儒所未见的六朝唐人经籍写本,也有一些
後世已佚的经疏、史籍、佛典、道书等等,为二十世纪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
富的素材。
     2.二十年代开始,北大学人前後相继,或远渡重洋,调查抄录敦煌文献;
或万里西征考察敦煌石窟。
     二、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发展中一个辉煌灿烂的时代,各种
新的思潮、新的学问、新的方法,都充分地展现出来。敦煌资料的主体虽然
是"国故",但它是新资料。所谓新,不仅仅是指新出土而已,还因为它包含有
民间文学、公私文书等传统文献所缺的材料。敦煌资料虽然主要是文献材料,
但它是从敦煌藏经洞新发掘出来的考古资料,整理研究方法必然要将考古学
和文献学的方法相结合。敦煌资料散在四方,重要的写本多在英法,而为西
方汉学家先予研究发表,因此,敦煌学者一定要通外文,并与国外学者进行
合作。在这些方面,北大的学者充分展现了他们的长处,将敦煌学研究推向
前进。
     二十年代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多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有关。
     1920年,北大预科教授刘复赴法留学,在研究语音学的馀暇,抄出巴黎
国立图书馆所藏有关文学、社会、语言的材料共104种。1925年返国,任北
大中文系教授,将所抄文献,辑印为《敦煌掇琐》三册,作为中央研究院历
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丛书之一出版,蔡元培为之
作序。刘复即刘半农,是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的新派学者,文学革命的积极
份子,倡导白话文,收集歌谣。这样的学术背景,促使他所录的敦煌资料主
要有三方面的内容,即关于民间文学、社会情事、语言史的材料。正如蔡序
所说,这些材料,可以见当时社会状况,可以得当时通俗文词的标本。由于
不是每个人都能往巴黎阅卷,刘复的抄本在很常时间里成为中国敦煌研究的
史源,并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中国敦煌学的研究选题。
     另外,蔡元培在1921年访问法国时,曾晤伯希和,询其新疆所得古物
考订出版情况[6]。董康在1922年访法国国立图书馆,抄录有关法制史资料。
而收获较多者,则是胡适。
     1926年8-11月间,北大教授胡适因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之便,在伯希和
和翟林柰(L.Giles)的帮助下,查阅巴黎国立图书馆和英国图书馆藏敦煌写卷,
找到数种神会著作及其他禅宗典籍。他後来根据这些材料,编成《荷泽大师
神会遗集》,并撰写《荷泽大师神会传》,置于卷首,于1930年在上海出版。
这是中国禅宗史研究划时代的著作,影响至巨。禅宗史的研究,後来几成日
本学者的专利,而日本学者虽然後来居上,却十分重视胡适的整理研究成果,
甚至有《胡适禅学案》之编。法国学者谢和耐(J.Gernet)还把此书译成法文,
题为《荷泽神会禅师语录》(EntretiensdumaitredeDhyanaChen-houeiduHo-tso),1949年由河内的法国远东学院出版。
     1921年11月,交通部总长叶恭绰发起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从事海内
外公私所藏敦煌写本之编目整理,北大部分学者参予其事,并从事整理工作。
叶氏虽任职交通部,但与北大关系密切。後来在1927年刘哲合并九校为京师
大学校时,拟撤削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叶氏力阻,改为国学研究馆,以叶氏
为馆长。无论如何,叶氏创办敦煌经籍辑存会的某些想法,特别是从编目著
手,与两个月後正式成立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研究计划如出一辙。
     北大自蔡元培掌校以来,即在1918年拟设研究所,"仿德、美两国大学
之Seminar办法,为专攻一种专门知识之所。"(《研究所简章》)同是在1921
年11月,蔡元培向北大评议会提出《北大研究所组织大纲提案》,获得通过。
1922年1月,北大正式成立研究所国学门,校长蔡元培兼所长,沈兼士任国
学门主任,马衡任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沈氏《筹划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经
费建议书》中,所计划的研究项目之一,即调查流传国外的敦煌石室之书简
古书:
     此外流传国外者如《永乐大典》、莫利逊文库、敦煌石室之书简古书,
均应设法调查,编次目录,分别审定,何者须移录,何者须照像,何者须作
模型。......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对于以上所述多端,逐渐进行[7]。
     国学门的机关刊物《国学季刊》,成为发表敦煌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
1923年1月出版的创刊号,即刊出罗福苌译《伦敦博物馆敦煌书目》、加之以
後所刊罗氏所译《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都应当是敦煌经籍辑存会和北大研
究所国学门收集敦煌资料的第一步成果,其所据原稿後来由叶恭绰提供给北
大五十周年校庆《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国学季刊》以下各卷,常刊出敦煌
学研究成果,如王国维《韦庄的秦妇吟》(1923年)、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
(1923年)、王维诚《老子化胡说考证》(1934年)、蒋经邦《敦煌本王仁煦刊谬
补缺切韵跋》(1934年)、孙楷第《唐代俗讲之科范与体载》(1936年)、向达《唐
代俗讲考》和《西征小记》(1950年)等,都是敦煌研究的重要成果。作为国学
门导师兼京师图书馆馆长的陈垣,还应敦煌经籍辑存会之约,编成《敦煌劫
馀录》,著录京师图书馆(今北京图书馆)所藏敦煌写本8679件,分类编排,体
制极佳,于1931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行,是第一部大型的敦煌
写本分类目录。
     北大的研究所国学门,包含了北大多门学科的人材,并聘请了柯劭忞、
王国维、陈寅恪、陈垣等为导师,罗振玉为通讯导师。而且从一开始就考虑
到了它的国际性。其考古组除了已在北大教梵文的俄人钢和泰
(B.A.W.vonStael-Holstein)、苏联西夏文专家伊凤阁外,还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
具函,请伯希和担任考古学通讯员。这对于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的敦煌学
研究来讲,是大有益处的。伯希和接受邀请,一方面敦促法方以《亚洲学报》
(JournalAsiatique)与《国学季刊》交换,另一方面还代表北大参加1925年开
罗的万国地理学会[8]。
     1925年,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L.Warner)教授率敦煌考古队来华,准备
继续上一年的敦煌考古工作。经北洋政府顾问福开森(JohnC.Ferguson)介绍,
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沈兼士、马衡筹划,派医学校的陈万里随行。陈氏于1925
年2月16日出发,7月31日返回,著《西行日记》,作为《北京大学研究所
国学门实地调查报告》,由朴社于1926年出版,有沈兼士、马衡、顾颉刚序。
尽管时间很短,收获不多,陈万里无疑是中国第一位科学考查敦煌千佛洞的
学者,他此行也是北大国学门的第一次实地调查。陈氏除《日记》外,还著
有《敦煌千佛洞三日间所得之印象》、《万里校碑录》,对敦煌莫高窟题记和碑
铭作了研究。1925年10月底,北大考古学会举办甘肃考古展览,展出陈氏为
学校所摄照片及购买的敦煌写卷等古物。
     1927年4月,中国和瑞典联合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 北大教务长兼国
学门导师徐炳昶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Hedin)分任双方团长。中方十名
团员,均为北大师生,如地质学者袁复礼、考古学者黄文弼、地质及古生物
学者丁道衡等。黄文弼两赴新疆,发掘吐鲁番及塔里木周边遗址,获得古物
文书甚夥。1930年黄氏第一次考查归来,代理校长陈大齐在欢迎会上致词说:"
外人在新疆考古者甚多,我国人今以黄先生为第一,而所得材料之丰富,亦
不亚于外国人。"黄氏《高昌砖集》、《吐鲁番考古记》等,均为敦煌学必备的
参考书。
     三十年代,北大学者于敦煌学续有贡献,如1933年出版之罗常培《唐
五代西北方音》、1936年刘复编《十韵汇编》、1936年陶希圣编《食货·唐户籍
簿丛辑》等。
     1934年8月,向达、王重民由北平图书馆派往英法,系统调查英国图书
馆和法国国立图书馆敦煌文献,向达编有《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著
录约五百卷左右,多为佛经以外的重要典籍[9]。相比而言,王重民在巴黎的
成果更多,他除编出P.2001-4654号的《敦煌写本书目》外,还就所见四部典
籍,作了大量考释工作,先後撰写一批跋语和研究,辑成《巴黎敦煌残卷叙
录》两卷[10]。两位先生除了做自己的研究外,还为北京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拍
照了数万张写本照片,成为此後中国学者研究敦煌文献的主要依据。行前向
达只在北大教书一年,王重民则尚未入北大。1938年秋,向达先生回国,次
年转入北大任文科研究所专任导师,兼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王重民则经美
国,于1947回国,任教于北大中文系。向、王两先生的英法之行,一方面为
中国的敦煌学准备了素材,另一方面则为北大的敦煌学补充了人材。此後,
向、王两位先生成为北大乃至中国敦煌学研究的领军人物。
     1942年春,重庆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代表北大参加,
任历史组主任,率史语所劳干、石璋如等赴敦煌,考查莫高、榆林窟,测绘
拍照,兼作敦煌周边古遗址的调查工作。向氏有《西征小记》一文纪行,兼
考两关、敦煌古城与古墓、西千佛洞莫高窟与榆林窟,还记录了在敦煌所见
到的敦煌写经[11]。历史组考察莫高窟之主要成果,现已由石璋如整理成三卷
本《莫高窟形》,由台湾史语所出版,虽然事隔五十多年这项考察所获资料才
得出版,但我们不难从中看出当年工作之杰出,不仅有记录,而且有珍贵的
各石窟测量图和照片,这无疑是今後莫高窟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
     1944年,中央研究院与北大合组"西北科学考察团",向达任历史考古组
组长,率夏鼐、阎文儒西行敦煌,考察敦煌莫高窟,并在敦煌南沙山佛爷庙、
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进行考古发掘工作,获得汉简数十枚及晋唐文物若干。
此次敦煌考察,同样获得很多收获。向达陆续撰有《两关杂考》、《莫高榆林
二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证》、《记敦煌石室出晋天福十年
写本寿昌县地境》、《敦煌艺术概论》等,夏鼐撰有《新获之敦煌汉简》、《敦
煌考古漫记》等,阎文儒撰有《莫高窟与敦煌》、《敦煌史地杂考》等[12]。向
达两次敦煌之行,还录有敦煌当地留存之重要敦煌写本若干种,辑成《敦煌
馀录》,包括《六祖坛经》、《南宗定是非论》、《天宝地志》等重要典籍,
惜未能及时刊出[13]。向达代表北大的两次敦煌之行,规模和成果远远超过
1925年陈万里的西行。然而,当时处在抗战时期,条件十分艰苦,经费也很
紧张,但却为北大文科研究开拓了新路,这在已经发表的一些相关人士的书
信日记中略有反映。1940年12月17日北大文科研究所主任汤用彤等致在美国
的胡适的信中,谈到文科研究所之充实途径有四项:
     三,在现状之下酌量举办少数之学术事业,如......敦煌附近文物之复查
等[14]。1943年1月17日,西南联大总务长郑天挺的《日记》载:
     锡予(汤用彤)来,示以觉明(向达)敦煌来书,随与之长谈〔北大〕文科研
究所发展事。余意,语言调查可在云南,若历史考证,此後唯敦煌一路。其
中未广布、未研究之文献甚多。且其地为国际学术界所注意,关涉甚多,影
响甚大。此後北大文研(文科研究所)之发展,舍此莫由。今觉明开拓于前,
吾辈正宜追踪迈进[15]。
     1943年1月19日汤用彤致胡适信也谈到向达西行事:
     昨日接觉明自敦煌千佛洞来书,谓彼曾得王重民函,转致尊意,谓将筹
款为文科研究所基金及西北考察事业费,闻之不胜欣慰,为学校贺。......
觉明此次以北大教授名义,参加中央西北考察团,其薪津由北大付,此外稍
寄去小款,自不够应用。然觉明于交通阻塞之秋,万里长征,所获已不少。
实物例如收得回鹘经文一卷,为国内所无。其在敦煌所调查者逾三百馀窟,
比之伯希和记录多约百馀。盖觉明精力过人,而相关学识之富,并为国内首
选,西北考察如由彼主持,实最合宜。又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
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
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以故敦煌文物调查不能再缓,而我公为
西北调查所筹款,亦宜委托北大专管,务求用途得当[16]。
     胡适在美国为北大的西北考察筹款事,在1943年3月30日胡适致同在
美国的王重民信中也提及:
     朱家骅先生也有信来谈西北考察团事,〔蒋〕梦麟先生也有信来谈北大
事。我近得两千元,也许即可汇给梦麟,一半作考察团费,一半作文科研究
员印刷费;是李国钦送我的,我想他一定赞成如此用法[17]。
     向达的西行,为北大文科研究开出新路,而且使中国的敦煌学研究,走
上了真正的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相结合的正路。
     1948年12月,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之际,举办敦煌考古工作展览,同时
印行《展览概要》,由向达、王重民编写,对海内外敦煌学学术史做了完整全
面的回顾。《展览概要》几乎占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三分之一的
篇幅,这个展览与善本书展览是当时一系列展览中最为重要者,构成《纪念
特刊》的主体篇幅。这反映了在当时北大的文科研究中,敦煌学的研究占有
重要的位置,这是自向达考察敦煌时已定的文科研究方向,而王重民的海外
归来,并加盟北大,也更加强了这方面的阵容。这个展览出陈的材料,有向
达、王重民自伦敦、巴黎抄录的文书和拍摄的照片,有北大、北图及部分私
人收藏的原卷,汉语、胡语文献均有;又有向达自敦煌拓回的碑铭,抄录的
档案,还有中外学者所撰敦煌学论著的稿本、抽印本、原著,中西文兼备。
《展览概要》详述敦煌古物发现及展览的意义,并就每一件陈列品都做了简
明扼要的解题,实为此前敦煌学研究的一份极佳的总结。
     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北大的敦煌研究,从单纯的依据书本研究,发
展到实地考查;从依赖于海外邮寄的照片,到亲身前往英法等国抄录摄影研
究;从注意中国传统的四部古籍,到关心民间文学、社会情势等诸多方面,
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高涨时期。
     (由于篇幅所限,第3、4两节从略)
     总结
     (1).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勇于开拓和创新。敦煌资料为二十世纪初叶
处在转型中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一惯重视新材料的北大学人,及
时抓住了时机,开拓中国敦煌学的新天地。敦煌资料中包含有大量传世文献
中不多见的民间文学写本和社会经济文书,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为"整理
国故",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敦煌学
研究,迄今仍是北大系统全面地开展的新"国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大学
人一般都学有专攻,即使是从事敦煌学研究,那也只是把敦煌学的研究纳入
更广阔的研究范围之中。敦煌学在北大并不被看作是一门严格意义上的学科,
而主要是一批材料,学者们虽然在某一时间里可能专攻敦煌学的某个方面,
但其学术研究的基点却植根于较广的学术领域,从哲学、文学、语言、历史、
宗教的某一领域出发,来兼统敦煌资料。正是由于他们有较为广扩的学术根
基,才得抓住新材料,开拓新学问。
     (2).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从敦煌学研究来方面
看,有关的学者散在各系,互不统属,又由于自由独立研究的习惯,也不成
其为一派。但同在一校,声气相合者免不了常相往还,相互促进;不合者,
也相互竞争。不论早年的刘师培、胡适,还是今天的一些教员之间,学术思
想和学术方法有很大不同,但他们都利用敦煌资料,独立研究,取得丰硕成
果。因此,北大的敦煌研究没有越走越窄,而是促成了敦煌学与其他学科的
交插影响。
     (3).北大的学术传统之一,是超国界的学术研究。从罗振玉与伯希和的交
往,到今日的汉学大会,这种传统保持不变。由于历史的原因,敦煌资料多
在国外,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以敦煌作缘,北大的学者
与国外同行的联系较广,交流较多,这对北大学术的进步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而敦煌资料不仅限于汉学,还有西方学者擅长的各民族语言文字材料乃至印
度伊朗等文化遗产,更需要交流和合作研究。季羡林教授提出"敦煌在中国,
敦煌学在世界"的说法,正是立足北大的学术传统的深刻体认。注释:[1]拙稿
《叶昌炽----敦煌学的先行者》/YeChangchi:PioneerofDunhuangStudies,
NewsletteroftheInternationalDunhuangProject,No.7,Spring1997,1-5.[2]
《艺风老人日记》第五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2118页。此条
为虞万里先生检示,特此致谢。[3]史树青编《中国历史博物馆藏法书大观》
第五卷碑刻拓本一,东京柳原书店与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225页。[4]
予会名单见汪康年《汪穰卿笔记》、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原载
《燕尘》第2卷第11号,1909年11月,此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
参看桑兵《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历史研究》1997年第5期,118页。
其在京师大学堂中的身份,参见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
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331-346页。[5]此为罗振玉为这批敦煌影
本所作的跋,见《北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概要》,载《北
京大学五十周年纪念特刊》。[6]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七卷,中华书局,
1989年,332页[7]《沈兼士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364页。[8]参
看《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309页;伯希和《在开罗万国
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三期,1925年10月。[9]载《北
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1卷第4期,1939年,397-419页。[10]1936、1941年北
京图书馆出版。[11]载《国学季刊》第7卷第1期,1950年,1-24页。[12]这些
文章後收在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夏
鼐《考古学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61年;向达编《敦煌》,学习书店,1951
年;以及《文物参考资料》和《考古通讯》等。[13]稿本曾在北京大学五十周
年纪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览上陈列,见《展览概要》48页。现由笔者整理此书,
有待出版。[14]《胡适往来书信集》中,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03-504页。
[15]郑天挺《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序》,载同书,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2
页。[16]《胡适往来书信集》中,553-554页。[17]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
书信集》中,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880-881页。
     (提交1998年5月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收入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
化研究中心编《文化的馈赠--汉学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年8月出版。编者改题为"北京大学与早期敦煌学研究",与本文主要内
容相符,然本文尚有三、四两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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