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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古代文化演进尚浅，并不如后代有种种政治制度学术思想等与之并起，若从此方面来研寻古史，仍不脱汉代经学家三代质文相禅种种假想之范围，所谓儒者托古改制，亦不能得古史之真相。
那么如何来研究上古史呢？钱穆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作了探讨。
其一，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经过史家主体的重新审订和解释可以用来研究上古史。钱穆认为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过于迷信固然不妥，但也不应轻易否定。因为“传说之来，自有最先之事实为之基础，与凭空说谎不同” ，故研究上古史“从散见各古书的传说中去找寻， 仍可以得一个古代中国民族情形之大概。”钱穆虽然主张用神话传说来研究上古史， 但他又反对对神话传说不加分析地全盘采用。因为上古的神话传说虽然包含有可信的成分，但是由于经过多次演变，许多已逐渐失去了原来的含义，加之又经过后人各以己意粉饰说之，遂致多歧。因此，史家应对古籍所载的神话传说加以重新的审订和解释。诚如所言：“上古神话为一事，历史真相又为一事。决不能以上古传说多神话，遂并其真相不问。若上古史之真相不显白，则以下有无从说起之苦。”
其二，通过考察古人活动的地理区域来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钱穆指出：“治古史，考详地理是一绝大要端。春秋以下，尚可系年论事。春秋以前，年代既渺茫，人事亦精疏，惟有考其地理，差得推迹各民族活动盛衰之大概。” 所以他又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的研究，力主把先秦古籍所载的古史地名具体落实到地面上，从古代历史上异地同名来探究古代各部族迁徙往来之迹，从山川形势来解说和分析当时各氏族的活动区域以及各族间离合消长之情势，进而论证各地区政治、经济、人文演进的古今变迁，为研究上古史提供一些“至关重要应加注意”之证据。
钱穆虽然十分重视古史地理特别是古籍所载的地名、方位对于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但是他又认为对之绝不可盲目全信，也应作“审细考订”，以便重新作出合理的解释。早在1934年钱穆在《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一文中，不仅从地名来历、地名迁徙、地名演变等方面论证了探检古史地名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而且还强调指出：“治古史的应看重考地的工作，而考论古史地名尤关重要的一点，即万勿轻易把秦以后的地望来推说秦以前的地名，而应该就秦以前的旧籍，从其内证上，来建立更自然的解释，来重新审定更合当时实际的地理形势。” 钱穆以《史记》所载黄帝活动的地理区域为例对之作了具体的考察。据《史记》记载，黄帝部落的活动范围“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后人“疑其行踪之超，近于神话”。钱穆对此具体解释道：“崆峒本在河南境，熊湘与崆峒同在一省。釜山即覆釜山，一名荆山，与华潼为近，所谓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荆山是也。黄帝又与神龙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相近有蚩尤城、蚩尤村及浊泽，一名涿泽，则即涿鹿矣。然则黄帝故事，最先传说只在河南、山西两省，黄河西部一隈之圈子里，与舜禹故事相差不远。司马迁自以秦汉大一统以后之目光视之，遂若黄帝足迹遍天下耳。此就黄帝传说在地理方面加以一新解释，而其神话之成分遂减少，较可信之意义遂增添，将来若能与各地域发掘之古器物相互间得一联络，从此推寻我民族古代文化活动之大概，实为探索古史一较有把握之方向也。”
其三，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材料来研究古史。自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以来，用地下出土的实物来研究古史风靡学界。钱穆对此方法也颇为推崇，认为“最近数十年来地下发掘的古器物与古文字，大体上是用来证明……古史记载的。”
三
上述可知，在20—30年代，钱穆提出的许多研究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当时的疑古派而言的，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响应。他反对学术界疑古过头的学风，其治史主张实际上是力图纠正当时学术界一味疑古之弊。诚如他在自述早年治史目的所说的那样，“每读报章杂志，及当时新著作，窃疑其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按之旧籍，知其不然。……余之治学，亦追随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
当然，从另一方面看，钱穆提出的研治上古史的理论与方法，固然是对当时疑古思潮的回应，然而在回应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了某种信古的倾向。但是，如果就此把20—30年代的钱穆划归为信古派，又不免失之于简单。这不仅因为钱氏本人曾公开明确地表示过反对复古，更重要的是他主张考古，考而后信，重建上古信史。所以他一方面对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的古史新证理论和考古成就极为钦佩，另一方面他又利用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其《续考》的结论来论证上古历史之可信。他说：“虞夏出颛顼，殷商出帝喾，本属东西两系统，此后中国渐趋统一，乃谓双方皆出黄帝。……今殷商出帝喾之说，既有甲骨卜辞为之证明，则《夏本纪》谓夏人出自颛顼，司马迁亦应有其根据，不得因吾侪未发现此等直接材料，而遂疑其不可信。”
而且，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也正是在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今本竹书纪年疏证》的基础上，沿着王氏的考证之路以《纪年》订《史记》之误据之以考订诸子生卒年月和春秋战国史实的。据此我们认为，钱穆早年治史既不同于疑古过头、否定古史的疑古派，也有别于迷恋往古、以古为尚的信古派，他与考古派史家王国维等人的治史观更有接近处。诚然，钱穆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同样具有疑辨精神，主张疑与信皆需考，但他却公开声明“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 。可见，把20—30年代以考据名家的钱穆归为王国维一类的考古派史家，恐怕更为恰当。所不同的是，王国维取地下实物与文献记载相证来研究古史，故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转时代之风气，其成就也就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钱穆虽然也赞同以地下新材料与古文献相证来研究古史，但是他却过分重视了文献记载乃至古史传说，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又忽视了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对于上古史研究的重要性。他说：“中国古史传说，虽也不免有些神话成分之搀杂，但到底是极少的。我们现在叙述中国古代，也不必拘拘以地下发掘的实物来作根据。” 所以，就钱穆研究上古史的方法言，主要仍是走的从文献考证文献的传统路子，这势必会限制他考证古史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他治古史的一大局限。
总之，钱穆先生对古史辨派的评价大致经历了一个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的过程。20年代末30年代初，他对古史辨派正面肯定的居多，30年代中后期，在《国史大纲》中，钱穆针对顾颉刚的古史层累造成说提出了古史层累遗失说。在他看来，古史固然有层累造成的一面，同时也有层累遗失的一面，而且后者更为重要，尤需研究，不能只强调前者而忽略后者。显然，钱氏的这一看法也是建立在疑以坚信、疑以立信这一疑辨原则基础之上的。自40年代特别是钱穆居港台以来，他对古史辨派批评的言论转多，几近全面否定。不过他这时否定性的批评主要是出自文化意义上，即对古史辨派否定性的评价主要是从民族文化立场着眼立论的。
钱穆在《纪念张晓峰吾友》一文中说：“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申冤，作不平鸣，如是而已。以后造论著书，多属文化性，提倡复兴中华文化，或作中西文化比较。”这即是说，钱穆的学术研究，就其研究的重点言，可以1940年《国史大纲》的出版为界划分为两个时期，此前以历史研究为主，此后即转入文化研究。钱穆之所以自40年代初由历史研究转向文化研究，这一方面固然是出自他对五千年来中国文化价值的肯认，更重要的则是出自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学术界全盘反传统思想的回应。在他看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古史辨派一味疑古辨伪，势必会导致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全面否定。因此，他主张治史不应当专以疑古为务，认为“倘中国古史尽由伪造，则中国人专务伪造，又成何等人？” 据此， 钱穆把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掀起来的疑古思潮与“五四”以来全盘反传统思想联系了起来，对之加以了否定 。钱穆对古史辨派的评价由正面肯定到基本否定再到全面否定，看起来似乎不可理解，但是联系到他一生全部的学术思想及其演变的轨迹来分析，这种变化又是有内在的逻辑可寻的。由于篇幅所限，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本文只好从略了。
注释：
- 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北京科学出版社 1960 年增订本，第 23 页。
- 钱穆对疑古派古史观否定性的评价可参考他的《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 1998 年版，第 362 页）等有关论述。
- 参见钱穆：《国学概论》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6 年版，第 147 — 149 页。
-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75 年版，第 172 页。
-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167 页。
-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 1948 年版，第 4 页。
- 钱穆：《学术与心术》，《学蘥》， 1958 年香港自印本，第 140 页。
-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75 年版，第 289 页。
- 《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284 页。
- 《八十亿双亲·师友杂忆》，第 167 — 168 页。
- 《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284 页。
- 钱穆：《史学导言》，台北中央日报社 1974 年版，第 30 页。
- 顾颉刚：《钱穆〈跋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 632 页。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64 页。
- 《古史辨》（一）“自序”，第 26 页。
- 《古史辨》（一）“自序”，第 26 页。
- 《古史辨》（五），第 254 — 255 页。
- 参见杨向奎：《论“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1 年出版，第 22 页。
- 参见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 中华书局 1989 年版，第 354 、 358 页。
-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9 年出版。
- 《古史辨》（五），第 629 — 630 页。
- 《古史辨》（五），第 630 页。在钱穆看来，“五四”以后的疑古派虽有反对经学门户偏见的论述，但是在他们的具体研究实践中，却没有真正摆脱传统经学门户偏见的影响。他在《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中指出，以史治经，其功“当归之晚清今文诸师。惟其先以经学上门户之见自蔽，遂使流弊所及，甚至于颠倒史实而不顾。凡所不合于其所建立之门户者，则胥以伪书伪说斥之。于是不仅群经有伪，而诸史亦有伪。挽近世疑古辨伪之风，则胥自此启之。夫史实亦何尝无伪，然苟非通识达见，先有以广其心，沈其智，而又能以持平求是为志，而轻追时尚，肆于疑古辨伪，专以蹈隙发覆，标新立异，而又杂以门户意气之私，而又乌往而能定古书真伪之真乎？”
- 《古史辨》（五），刘子植（节）先生序，第 5 页。
- 《古史辨》（四），顾颉刚序，第 21 页。关于此点，还可参阅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一文，见《古史辨》（七）。
-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自序”，中华书局 1985 年版。
-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286 页。
- 参见顾颉刚：《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古史辨》（七）下册。
- 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
-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 290 页。
- 胡适：《自述古史观书》，《古史辨》（一），第 22 页。
- 顾颉刚：《自述整理中国历史意见书》，《古史辨》（一），第 35 页。
-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第 4 — 5 页。
-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古史辨》（五），第 620 页。
- 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 295 页。
- 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 295 页。
- 参见：《国史大纲》上册，第 5 页。
- 钱穆：《唐虞禅让说释疑》，《古史辨》（七）下册，第 294 页。
- 钱穆：《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大公报》 1931 年 3 月 11 日，署名“公沙”。
- 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 1 卷第 8 期（ 1934 年）。
- 钱穆：《提议编纂古史地名索引》，《禹贡》第 1 卷第 8 期（ 1934 年）。
- 《国史大纲》上册，第 5 页。 又见钱穆：《黄帝故事地望考》，《禹贡》第 3 卷第 1 期（ 1935 年）。
-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上海三联书店 1988 年影印本，第 20 页。
-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361 — 362 页。
- 《国史大纲》上册，第 6 页
-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 167 页。
- 《中国文化史导论》，第 20 页。
- 钱穆：《晚学盲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87 年版，第 485 页。
- 钱穆把古史辨运动视为“新文化运动一支流”而加以批评、否定的观点可参阅罗义俊的《钱穆对新文化运动的省察疏要》，载《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出版。
【原载《学术月刊》 2000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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