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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钱家保留几颗读书种子”
“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钱穆的故乡在江南水乡无锡的七房桥。父亲钱承沛考中秀才后，因体弱多病，无意科名，但对两个儿子却寄予厚望，希望他们能读书入仕。钱穆7岁那年，被送到私塾读书。12岁时，41岁的父亲撒手尘世。孤儿寡母，家境贫困不堪。母亲宁愿忍受孤苦，也不让孩子辍学，她说：“我当遵先夫遗志，为钱氏家族保留几颗读书的种子……”于是钱穆得以继续就读。
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是辛亥革命前无锡开风气之先的一所典型的新式学校。学校师资力量极佳，既有深厚旧学根底的宿儒，又有从海外学成归来具有新思想的学人。当时教体操的老师是21岁的钱伯圭，曾就读于上海南洋公学，思想激进，系当时的革命党人。他见钱穆聪敏早慧，就问他：“听说你能读《三国演义》？”钱穆作了肯定的回答。老师便借此教诲道：“此等书以后不要再读。此书一开首就有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之类的话，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我们当向他们学习。”此番话给年仅十岁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日后他在回忆此事时说：“此后读书，伯圭师言常在心中。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余之一生亦被困在此一问题内。”
1907年，他升入常州府中学堂。学校监督（校长）屠元博（孝宽），为著名历史学家屠寄的长子。监督之下设有舍监，类似以后的训导长。首任舍监刘伯琮为人和蔼友善，对学生循循善导，深受大家的喜欢。后来换了新的舍监陈士辛，教学生修身课，与学生相处不好。钱穆所在的四年级在年终大考前，全年级集体提议，请求校方对明年的课程作些改动，要求减去修身课，增加希腊文课等。学生公推钱穆等五人为代表与校长商谈，又以集体退学相要挟，结果均为校方拒绝。钱穆作为学生代表，性格倔强，于是拒考，填退学书，自动退学。
在这次学潮的五位代表中，除钱穆外，还有两位后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一位是创办《国故》月刊的常州张寿昆（张煊）；另一位是江阴的刘寿彭，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大名鼎鼎的刘半农；还有一位是校长屠元博的三弟屠孝寔。比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也在常州府中学堂就读，以聪慧闻各全校。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将他除名，但对这位年幼倔强、聪敏伶俐的学生很欣赏的，他推荐钱穆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
顾颉刚慧眼荐才
世事多变，钱穆在南京钟英中学求学不久，就爆发了推翻满清王朝的武昌起义。学校停办，钱穆辍学了。他自知家贫，升学无望，虽“心中常有未能进入大学读书之憾，但并没有因此而意志消沉。矢志自学，闭门苦读。年十八，即辗转乡村，执教谋生。”十年乡教，十年苦读，十年求索，为他以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扎实的基础。这十年中，他在国学的研究方面成果也不少。后来，他又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在无锡、苏州等地的中学教书著述，在刊物上发表了不少学术论著。
晚清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深刻变化和大规模的西学东渐，诸子之学的研究逐渐兴起。特别是“五四”前后，诸子研究蔚然成风。钱穆早年步入学术之门，也是在这一背景下，从子学入手，研究先秦诸子思想及诸子事迹考辨，最终完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名作《先秦诸子系年》。这部著作对先秦诸子年代、行事及学术渊源，以及对战国史的研究，都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深得学术界的好评。陈寅恪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顾颉刚则称赞其“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当时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已是中国学术界大名鼎鼎的人物，虽与钱穆素昧平生，但读《系年》稿后，对他的史学功底和才华大加赞赏，并说：“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
钱穆最高的文凭仅为高中（尚未毕业），完全是靠自学成才的。1930年，因顾颉刚的鼎力相荐，才使他离开乡间，北上燕京大学，开始任国文系讲师。
燕京是一所教会大学，在北平各大学中，非常有名气。当时校务主要由监督司徒雷登主持。一天，司徒雷登设宴招待新来教师，问大家到校印象。钱穆在会上直抒己意：“初闻燕大乃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者，心窃慕之。及来，乃感大不然。入校门即见‘M'楼、‘S'楼，此何义？所谓中国文化者又何在？此宜与以中国名称始是。”事后，燕大特开校务会议，讨论此一意见。最终采纳了钱穆的建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它建筑也一律赋以中国名称。
钱穆在燕大教大一、大二国文。他以扎实的国学功底和妙趣横生的演讲，赢得了学生们的肯定和欢迎。但是执教一年后，钱穆终因不适应教会大学的环境，辞职南归了。
当时的钱穆与顾颉刚两人，在学术地位上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学术观点等也不尽一致，但是顾氏对钱穆的学问非常佩服， 1931年3月18日，他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在信中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他所作《诸子系年》，已完稿，洋洋三十万言，实近年一大著作，过数日当请他奉览。”
钱穆终于到北大任教了。客观地说，除了顾颉刚的鼎立相荐，这与文学院长胡适的首肯是分不开的。北大是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大学，是钱穆心中长久向往的地方。他早年常以未能进入北大读书为憾，此次能到北大执教，自然乐于接受。
“北胡南钱”
在中国近现代学术史上，有两位“但开风气不为师”的思想家，一位是梁启超，一位就是胡适。钱穆在苏州时，就曾与到苏州中学作学术演讲的胡适见过一面。当时胡适是他时时充满敬意、景仰不已的一代学人。钱穆对诸子学的研究，有不少得益于胡氏的启发。而胡适对钱氏也“尊重有加”。钱穆在北大史学系讲中国上古史（先秦史），有人问胡适关于先秦诸子事，胡适总是说可去问钱穆，不要再问他。
北大学风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日趋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外大家互相讨论学问，是朋友；在课堂中则把自己的学术主张灌输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比如胡适对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考据谨严，十分佩服，常常对学生们做义务的宣传；但是，在课堂上，他对钱穆等人的关于老子和《老子》一书的时代论争，却也慷慨陈辞，奋力抨击。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著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在北大，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之说。
分道扬镳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八九月间，日军进占北大校舍。北方各高校纷纷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在十月与汤用彤、贺麟等人同行南下，转道长沙，开始了抗战时期流转西南八年的学术生涯。
与在北大时期一样，钱穆在西南联大主讲中国通史，吸引了大批学生。他的《国史大纲》新义迭出，创见尤多，被定为全国大学用书而一纸风行。所以内迁西南的各个高校都纷纷请他讲学。
抗战胜利后，北大的复校工作开始紧张进行。南京政府任命胡适为北大校长。当时胡适远在美国未归，即由傅斯年代理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事宜。当时旧北大同仁不在昆明者，均得到信函邀请返回北平，而钱穆却没有得到邀请。
傅斯年曾是国学大师黄侃门下的高足，也是胡适最得意的学生之一。他曾留学欧洲，被誉为史料学派的舵手，主张殷墟发掘，倡导“史学便是史料学”而名著当时。30年代，钱穆任教北大时，即与傅斯年相识。钱穆早年作为考据名家，被傅斯年视为史料考证派的同志，二人彼此往来问学，保持着不错的关系。但是钱穆与他在学术观点上又是同不胜异的。在钱穆看来，考古派迷信地下出土材料而将古代典籍拋之脑后，这做法与疑古派一味疑古、否定典籍同样有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联大时期，随着钱穆自己史学理论体系的日渐成熟，对史料考据派进行了全面批判。为此，作为学派领袖的傅斯年对钱穆的攻击自然不会高兴。北大复校，钱穆不在被邀之列，这恐怕是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钱穆的见解与史料考据派的观点并非绝对对立，两者是可以互为补充的。然而，二者之间最终未能成为 “同志”，这种现象的确可引发近现代学术界的反思。
居港办学
抗战胜利后，钱穆重返北大的愿望因傅斯年所阻没有实现，但是由于他早已名重学林，所以各高校争欲聘他。他往返于昆明、无锡之间，在昆明五华学院、云南大学、无锡江南大学讲学著述。 1949年春，在无锡江南大学任教的钱穆只身南下广州，受聘于广州华侨大学。是年秋，又随华侨大学一道移迁香港。入港后， 钱穆与唐君毅、张丕介等人一道，怀着为中国文化延续命脉的真精神，在“手空空，无一物”的艰难困苦下，兴发“千斤担子两肩挑”的豪情，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钱穆讲学七十余年，其中最艰苦，最忙碌，也最显其精神的一段，就是在港办学时期。钱穆居港办学成绩卓著，为港台地区培养了大批学术人才，而且学问也不断精进，先后完和和整理出版了 20多部学术著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老子“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人生态度和精神境界为钱穆所欣赏。当新亚书院加入香港中文大学（ 1963年10月），成为中大三个基本学院之一，学校有了一个长久发展基础的时候，荜路蓝缕、创办新亚的钱穆却毅然决定引退了。 1965年6月，他正式卸去了书院院长职务。 随后潜心学术，再创学术新生命，写下了五大册的煌煌巨著——《朱子新学案》。
台湾晚年
1967年10月，钱穆定居台湾，开始了晚年居台20多年的著述讲学生涯。1986年6月9日， 92岁高龄的钱穆在外双溪素书楼家中为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博士班的学生上告别杏坛的最后一堂课。在这堂课中，他殷殷寄语后学：你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不要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自己的文化。做人要从历史里探求本源，要在时代的变迁中肩负起维护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谆谆教诲，感人至深。
钱穆自 1949年4月南走香港，就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再也没有回过那块生他养他的故乡。但是他对神州故土的怀念，对那里的亲人、师友的思念，却没有因两岸的隔绝而减弱。1980年夏天，86岁的钱穆在夫人胡美琦的陪同下来到香港，与阔别32年之久的、在大陆的三子一女相见，海天相隔数十年，终于团聚。1984年7月，钱穆夫妇赴港参加新亚书院为他举行的90寿庆活动，与大陆来港的子女团聚一月，享受天伦之乐。作为20世纪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学者，钱穆对两岸的时局也十分关心。1986年，92岁高龄的钱穆发表《丙寅新春看时局》一文，他以一位历史学家高远深邃的识见，发表了对时局的看法，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的主张。他说：“我是研究历史的，我更看重历史的传统文化精神。我所说的和平统一，是根据我一生钻研历史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言，这是我们的民族性。将来的中国，不论由谁一政府来领导，我认为如果此一政府违背了历史文化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恐怕都难以成功。”并对“台独”思想提出批评，认为“台独”主张是出自对中国历史的无知，必无出路。此文刊出后，备受注目。
1990年8月30日，钱穆先生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无疾而终，平静安详地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一刻。一代大师隐入历史，享年96岁。
摘自《钱穆传》 陈勇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文汇报》 2002 年 5 月 14 日（文中最后二部分有增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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