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武侠小说中的帮会：

武侠小说是指以武打技击、行侠仗义和江湖恩怨为描写内容的通俗小说。 虽
然在战国末期韩非子就说过“侠以武犯禁”，但是“武侠”二字连用， 并特指一
种文学作品，在中国出现得还是很晚的。究其源流还是从日本传入的，1900 年押
川春浪所写的《武侠舰队》引起轰动， 后来他又写了《武侠之日本》《东洋武侠
团》，并创办了《武侠杂志》。由于梁启超倡导“尚武”精神、 又提倡小说对群
治的作用，武侠意识传入中国。最早标明“武侠小说”的是林纾1915 年在《小说
大观》上发表的《傅眉史》。 真正符合现代人们对武侠小说理解的作品是向恺然
（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 武侠小说的创作时代和作者的思想意识的不
同可以分为旧派武侠小说和新派武侠小说。 我们所说旧派是指从二十年代末至四
十年代末在大陆（主要是京津沪地区）生活作家所创作的武侠作品； 新派是指五
十年代以后生活在香港、台湾和海外作家所创作的武侠作品。 有的研究者不以此
分法为然。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基本精神和叙事方式前后没有什么变化。
实际上文学史研究从来不单纯是文体变迁史的研究， 作品的思想内容及其倾向从
来是文学史家考虑的对象， 更何况新派武侠小说在艺术形式比起旧派武侠小说有
很多创造呢？ 就是我们在本节所要论述的武侠小说对帮会生活的描写新旧两派也
有很大的差别。帮会的传奇式的生活， 及其带有文艺色彩的活动方式都成为新旧
武侠小说作家描写对象，但也由于新旧两派作家的世界观、 艺术观都有很大差别
，因此他们笔下的帮会的群体形象也就迥然不同。 下面我们就这两派作家所写到
的帮会生活的特点作一些分析。

1，旧武侠小说中的帮会

旧武侠小说的作者极多，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末写了有一千余部作品， 在
城镇中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这类作品的出现是有极复杂的背景的，总的来说， 它
是文学作品商业化的结果，还有其它的社会历史原因，此不具论。 这里只谈武侠
作品对帮会的态度和它们是如何描写帮会的。
旧武侠小说的读者群除了好奇心盛而阅历甚少的青少年学生之外， 就是接近
游民生活地位的小市民。他们生活在动荡不安的城市之中， 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
由于不断的天灾人祸，城市中的游民数量陡增，帮会组织恶性膨胀。 帮会在城市
里数量众多、势力极大，帮会分子不仅为非作歹，欺压百姓，而且， 在政治与经
济活动中都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生活没有保障、 前途出路又很渺茫的小市民与
游民大众对于活跃在城市之中的帮会十分恐惧，但是又不免几分歆羡。 他们不满
帮会分子无法无天，欺压良善；又羡慕他们有帮会团体依靠， 有朋友同道相助，
而且，他们还在社会上叫得响、吃得开。 因此以小市民为基本读者群的旧武侠小
说的作者们必然要考虑到他们的好恶倾向。
武侠小说中的帮、派的含义是不尽相同的，“帮”指江湖帮会， 也就是秘密
会社组织，也包括秘密教门。它们在旧派武侠小说中帮会基本上是负面形象， 而
新派则不确定；“派”多指武功门派。 在旧派武侠小说作者和新派作者看来它都
是一个中性概念。
应该看到旧派武侠小说作者多是没有受到过新文化洗礼的旧式文人， 他们即
使是留学生（如平江不肖生向恺然）、大学生（如白羽）、 报界（还珠楼主李寿
民）出身，当他们拿起笔写作武侠小说时也是旧观念。例如， 上面说到的小市民
对帮会的心态他们就不能正确地分析，在武侠小说中迎和这种不健康的心理。 而
且，他们在写到帮会时竟与小市民读者一个水平， 例如对他们的违法乱纪的行为
是持批评态度的，可是又对帮会的强大充满了敬畏之心、 并且着重描写帮会的道
义规范和江湖的切口暗语以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 这就显示出作者内在的矛盾。
旧派武侠小说作家不象新派作家那样能够支配自己所写的内容。 这种倾向在姚民
哀的会党小说中已露端倪，在旧派武侠小说中就更为严重。 不过在旧派武侠小说
作家的笔下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无论是黑道的绿林盗匪， 还是白道的侠客镖
师、乃至官府衙门的差役捕快都是江湖中人。他们之间尽管有着难分难解的矛盾，
但是他们是共生的，缺少了一方，其他方面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且， 他们一般
都要遵守江湖规则的，否则就要形成全江湖之人起而共讨的局面。 各种门道的人
们的品德素质、文化教养也都差不太多，他们粗野、蛮横、残忍、好杀、 没有教
养，这与与新派武侠小说常常喜欢把侠客写成侠骨柔肠，文质彬彬是大不一样的，
与新派强调正邪之分也是不同的。 在旧派武侠小说作者笔下的江湖也不象新派笔
下那么色彩缤纷、那么具有浪漫气息。他们的江湖比较近于实际， 它充满了刀光
剑影、阴谋诡计、苦难、艰险，总之，在这里真正是在“闯江湖”。
旧派武侠小说众多，不可能尽述， 这里只能用较为典型的武侠小说作家郑证
因的作品为例作些说明。郑证因（1900—1960）原名郑汝霈。天津人。 武术师出
身，曾经公开献艺，武艺颇高。平生结交江湖朋友甚多，谙熟江湖门道， 对于帮
会的组织、规则、戒律非常熟悉，因此他的小说中所涉及的绿林道上的规矩、 切
口、门槛，莫不皆有所本，决非向壁虚构。他一生写小说八十八部， 其作品主要
以描写武打技击、江湖行帮为主。 其代表作品是长篇武侠小说《鹰爪王》正集二
百多万字，另有续集一百回， 旁集《天南逸叟》《子母金梭》《子母离魂圈》《
五凤朝阳刀》《女屠户》《黑凤凰》《回头崖》《淮上风云》《铁拂尘》《万山
王》《边城侠侣》《塞外豪杰》等等。他的许多作品中正面写到帮会， 而以《鹰
爪王》中的凤尾帮写得最为精彩。
《鹰爪王》的故事并不复杂， 书叙淮阳派掌门人鹰爪王王道隆派其门人华云
峰接义兄杨文焕携家眷从陕西到淮上清风堡绿竹塘躲避战乱，不料， 书信被华遗
失，杨文焕一家被诬通匪而下狱。 道隆早年仇敌凤尾帮趁机掳走华云峰和杨文焕
之女及西岳掌门人慈云庵主的弟子杨凤梅，下落不明。王道隆、 慈云庵主为救弟
子扫荡凤尾帮在西北一带的分舵。 凤尾帮主武维扬派人到淮上清风堡邀请王道隆
和慈云庵主等人到浙南凤尾帮总舵比武较量。王等应邀， 又请了几位武艺高强的
师兄弟和镖师一同赶到雁荡山分水关，经历了许多艰难， 终于到达了凤尾帮内三
堂和总舵之所在的十二连环坞。鹰爪王的武功虽然胜过武维扬， 但是却很难冲出
结构复杂、步步是陷阱的十二连环坞。这时江湖异人铁蓑道人现身为众指引道路，
凤尾帮内部又出了奸细，带领官兵打入凤尾帮总舵，十二连环坞一片火起， 武维
扬仓惶逃蹿，凤尾帮遂被歼灭。
从上述可见， 此书中的凤尾帮是作为全力歌颂大侠——王道隆和慈云庵主的
对立面来写的。作者是旧式文人，他是维护旧时的官府制度的， 只要反抗官府或
与之对立都是盗匪。写作这部作品已经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了，头脑尚如此封建，
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因此，太平天国、凤尾帮在郑证因眼中都是匪类。与此相反，
对于站在官府一边的、维护封建法纪的武侠、镖客，一一加以肯定。 从书中所写
的一个情节可见作者鲜明的爱憎。如第八回的“石猴驿火窟释仇雠”， 写凤尾帮
衡山分舵尚春阳等五人与镖师聂昆结仇之事。聂昆保镖路过衡山，没有拜山， 镖
银被衡山分舵抢去。事后聂昆又未按照江湖礼节去讨镖， 而是伤了江湖的和气，
以武力夺回镖银，杀死了尚氏结义兄弟二人，伤了一人， 并且挑了凤尾帮分舵的
巢穴。后来尚氏找到聂家去报仇，杀了聂氏的全家。 这件事如果就当时的江湖道
义去分析，其曲在聂。因为他违反了当时走镖的规范。 熟悉清末民初掌故的齐如
山先生曾经著文介绍当时镖局的情况说：

在镖局子开办之前，先与镖车经过的沿线城镇之英雄豪杰，土匪头等，取得联
络。每年三节送礼，如此联络妥协后，镖车经过，他们不但不截，倘遇他帮之匪，
或小夥强梁路截，他们一定出来帮助，所以不容易丢失。
（《齐如山全集·镖局子史话》）

可见聂昆虽然全家被杀，但冤孽之起，实由于他。可是从书中所写来看， 似乎过
恶全在尚春阳为首的“江湖五恶”一边。 这是因为作者心目中对于维护封建秩序
的镖师是完全肯定的。 那么他对占山为王的绿林豪强或与主流社会对抗的帮会分
子自然就会根本否定。在形诸笔端时则不免就会有所偏袒。
郑氏笔下的凤尾帮也是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的。如严禁会众杀人放火、 胡作
非为等等，因为他们依靠开辟盐田、建立盐仓、 贩卖私盐以养活帮内数千会众和
维持会内的开支，不必干侵渔百姓的勾当。如果照此而行， 并不违反老百姓的利
益。郑氏对他们的讨伐完全是站在官方立场， 在他看来凤尾帮干犯了国家法纪，
破坏了盐政，自然就在口诛笔伐之列。 如果我们从文学角度来看郑氏笔下的帮会
有下面几个特点：
第一，整体的虚构的和细节的真实。郑氏所写的会党虽然并非面壁虚构， 但
是他所写的会党如凤尾帮也不就是现实存在的帮会。这一点与姚民哀的笔法不同，
他所写的青帮就是青帮，兴中会就是兴中会。 而《鹰爪王》中的凤尾帮是综合了
许多帮会的特点虚构出来的。 从它的“十大帮规”“护坛十戒”以及他们贩“海
砂子”来看凤尾帮似青帮； 从它的内外“三堂”“刑堂”“礼堂”“执堂”等建
制来看，又有些似哥老会或红帮。从它的总舵分舵隶属之严格、 总舵可以号令大
江南北的支属来看，它又似清代中叶以后极其活跃的秘密宗教。 如果从它的堡坞
建设和防范措施的细密和严谨来看，又类似清末占山为王、 与清政府相对抗的武
装集团。这种四不象的现象说明凤尾帮什么也不是。 作者不是按照现实生活中某
个帮会为模特来塑造它的，它是一个典型， 是作者根据现实生活综合加工出来的
帮会的典型。凤尾帮是虚构的，但是读者却不觉其“假”、 反而感到特别真实。
这主要是因为作者在描写他的细节时十分真实如在帮会分子的对白中运用大量的
江湖切口（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多有注明）间也根据情节进展的需要时时涉及帮会
的秘闻与暗号（如使用天地会、哥老会闯荡江湖时常常摆的茶阵等）， 把读者带
入了一个帮会分子活动的氛围之中，读者在阅读过程里，仿佛置身于其中。 如第
十五回的“正帮规惨刑戮叛贼”写刑堂舵主胡森按照帮规处理姜建侯， 第五十九
回“遇宿仇旧日冤家重会面”写武维扬开香堂、整肃帮规， 这些故事全都写得细
腻、生动、真实，因而，使读者认为作者对凤尾帮的描写是可信的。 郑氏运用文
学手段对凤尾帮这个负面形象的塑造寄托了他的一个愿望：即不论帮会有多么强
大，主持者多么富于才智，其组织结构多么严密， 由于其内部的矛盾不能避免，
而且， 帮规越严与下面不能忍受任何纪律约束的盗匪之间形成的矛盾便越尖锐，
最后在侠客和官府的双重夹击下必然是全体覆没的命运。
第二，郑氏在写帮会生活时，注重它的多面性。也就是说，在他的笔下， 帮
会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富于立体感的真正存在的组织。 作者是把帮会作为负面形
象来处理的，但是并没有把它简单化， 特别是在写到其组织者和领袖人物时则更
是这样。例如作者没有把凤尾帮的帮主、舵主、堂主、香主写成面目狰狞、 行为
怪异、违反伦常、十恶不赦的人物，与此相反，他们往往是各有所长的杰出人物。
金雕堂香主胡玉莹待人谦恭而有礼，但又工于心计；在天凤堂香主谨守帮规， 维
护大局；青鸾堂香主尚毅为人淳朴、待人宽厚、谨慎诚笃。 特别是写到凤尾帮主
武维扬时突出了他作为一个大帮帮主的领袖魅力、领导方略和组织才能。 作者通
过江南镖客伍宗义的口说：

自从现在这位天南逸叟武维扬重建凤尾帮，再立内三堂，移迁总舵到浙南，声
势大振。这天南逸叟不仅武功出众、艺业惊人，更有压服人心的本领。不论多么嚣
张、乖僻的绿林巨盗，只要和他盘桓上一天，这人就能死心塌地的为凤尾帮卖命，
绝不会轻易叛离。所以自从这位龙头帮主中兴了凤尾帮之后，各处成名的绿林好汉
、以及积案如山、无处立足的江洋大盗，投奔他舵下的，不计其数………据说只
天凤堂、青鸾堂、金雕堂，这三个所在用了两年功夫才修建齐了。 对于这凤尾帮
主坛，除非是身负内三堂职习的，旁人全部无法入内，

武维扬的能力、魅力维持着遍及大江南北的一百多个分舵。他恩威并施，严格执行
纪律、指挥与号令各个分舵如臂使指，运用自如。第五十七回“天凤堂四雄深宵谈
秘径”、第五十九回“遇宿仇旧日冤家重会面”、第六十回“大祸潜伏正帮规棒打
鲍子威”，这些回目中的情节均再现了武维扬作为帮主、总舵主的风采。他老谋深
算、娴于辞令、深孚众望，为了维护危机四伏、即将覆灭的凤尾帮，他做了所能做
的一切。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仅有严格的规范和品质较好的领袖人物是远远不够的
。它的“中层干部”和广大会众的素质也很重要。作者写到凤尾帮分舵舵主时则指
出他们多是生性残忍、手辣心黑的江洋大盗、绿林惯匪。如断眉石老幺阴险狡诈，
公报私仇；坐地阎王尚春阳得理不让人，对仇家必赶尽杀绝而后快；女屠户陆七娘
水性杨花，毒如蛇蝎；已经退隐福寿堂的要命郎中鲍子威更是性情偏激，手黑心狠
……。凤尾帮的中层头目尽是这类人物，他们在江湖上胡作非为惯了，不仅不受江
湖道义的规范、就是凤尾帮的帮规也不能遵守。凤尾帮的覆灭固然是因为当时主流
社会势力尚很强大，而作为隐性社会的帮会的力量尚不足以对抗，但也是其内部破
坏帮规的“中层干部”越来越多、最终爆发了他们与总舵主的冲突的结果。作者通
过对帮中不同阶层人物风貌的描写展示了凤尾帮的多面性，并且使读者感到它的兴
盛与最终的衰亡都是可信的。
第三，突出了帮会之奇。《鹰爪王》是武侠小说，因此，作者着重写“武”、
写“侠”。郑氏喜欢以大段的文字描写他所熟悉的武打技击，这种描写容易流于枯
燥乏味、使读者感到沉闷。写“侠”主要是写抑强扶弱、行侠仗义（如万柳堂救紫
云）和感恩图报（如王道隆救杨文焕一家），但总的说来，郑氏的小说中缺少义薄
云天、感人肺腑的侠情（可能与郑证因的武师出身有关、他感情比较粗糙）。如《
鹰爪王》中慈云庵主并不是音容蔼然具有佛心侠骨的老尼，燕赵双侠蓝氏兄弟也令
人感到刻薄、缺少侠义的风范，总之，郑氏小说所写的侠客、侠情缺少感人力量，
如果把它与金庸、梁羽生所写的侠客、侠情相比真是天差地别。《鹰爪王》的吸引
人之处反而是对凤尾帮的描写，作者带着有几分歆羡的口吻描写凤尾帮之奇、突出
凤尾帮之趣。
凤尾帮不是乌合之众，它的总舵在浙南，其分舵遍及大江南北。仅与浙南总舵
遥遥相对的陕西一带就有十二分舵。它的总粮台设在陆家堡。总舵分为内三堂、为
中枢机关，参议帮中大政；外三堂是执行机构，负责具体事务。刑堂执掌监察与刑
罚，礼堂执掌外事与典礼，执堂总揽庶务。还特设了一个福寿堂，作为安排年高有
德的老会众休息与颐养天年之所。凤尾帮组织严密、结构复杂，仿佛就是一个地下
微型政府。
作者还着力描写了总舵所在的十二连环坞形势之险要。它本身就处于山环水抱
之中，再加上数年的人工的人工修建，其水旱两路，皆极奇险。它的秘密连内三堂
的香主都未必知情。作者用数十万写群侠至分水关会合、踩探分水关内匪巢的布置
安排，乘飞鸾船队公开闯分水关，最后被龙头帮主武维扬的代表迎入十二连环坞，
直达内三堂主坛。一路上道路时隐时现、埋伏忽有忽无，而危险、艰辛则时时存在
。作者藉此突出凤尾帮的总舵在“封闭绝地”之中。无怪武维扬颇有些踌躇满志地
说：“因为这种天生奇险奥秘之地，平庸的绿林豪客，你让他进来，他全不敢进来
；没有机智过人、统率大帮口的本领那掌得起这么大的垛子窑来？”凤尾帮分舵散
布在全国各地，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而其总舵所在的十二连环坞却肃穆神秘、充分
表现出一个特大帮派的气象。
秘密会社之所以引人瞩目就在于它的神秘性， 武侠小说作家们也抓住这一点
以吸引读者。 郑证因在描写帮会时特别注重渲染其神秘的奇趣、并运用了文学上
的夸饰的手段，把凤尾帮写得仿佛是神龙在天、见首不见尾。 这与姚民哀的“会
党小说”有很大区别，民哀描写帮会活动采取了事无巨细、有闻必录的手法， 因
此，他的小说可以作为帮会史料读。郑证因的武侠小说则略去了关于帮会具体知
识的记述与介绍，而着重描写帮会活动的氛围。 《鹰爪王》有许多描写凤尾帮的
活动的章节，其中有一段开香堂的文字最为精彩。

这时忽听得朱门旁“当、当、当”三声玉磬响起，这种玉磬声韵悠长， 跟着
从神幔后的两旁便门中走进十六名青衣童子，年纪最大的不过十五六岁， 目不斜
视的从旁走到神幔前。由两名青衣童子徐徐把幔帐向两旁分开， 只见里面高大的
神案上供着一堂古铜的伍祀，全是三尺多高；两只粗如儿臂的巨烛， 及吊悬在神
案上的万年神灯，互吐着火光，炉中先前烧剩的残香尚在青烟缕缕的冒着。 迎面
伍祀后罗列着三层供品，后面是祖师的神位， 只是那神位却仍用一副较小的黄绫
子神幔遮住，依然看不出凤尾帮祖师是何人。
在神案前有木制短梯，形如石阶，用作司香司烛接脚之用， 当中铺着一个红
缎绣金龙的拜垫。神案左右近神位两旁单有两个金漆的木架， 左边的上面用黄袱
子蒙着不足二尺长的一件东西；右边却是一枝四尺长的竹杖， 竹子已经成了深红
色，不知经过若干年月，上面也有一个黄袱子，只是蒙着顶端。
神案前一切全是净无纤尘，唯独这两边金漆木架，似经年累月，久未移动。 
再靠祖师的神位前，供品后也有两个特别扎眼的物事；一架玲珑小巧的木托子， 
上面插着一枝比较三堂旗令还略小一些的黄旗，隐约的上面有朱书的字迹。 这枚
旗子也有了年代，非常陈旧。还有一块竹简，上面也有字迹，竹简也是作殷红， 
和那枝令旗全看出是多年之物。
这时由一名青衣小童从那神案前短梯上去，把蜡蕊剪了剪， 零一名取来一束
粤东的旃檀香，这束香有二尺多高，每束有茶杯粗，香上下全用红丝束着。 在神
坛左右丈余外架着钟鼓，两名青衣童子司钟司鼓。 这么偌大的一座天凤堂虽有百
余人，鸦雀无声，一片庄严肃穆之气。
在这静悄悄的气氛中，钟鸣鼓响，左边的钟连响了九声， 右边的鼓连敲过三
通；这时由那司香的童子把那束旃檀香燃起，容到香火着起来， 才送到龙头帮主
手中。
天南逸叟武维扬，把这束檀香接过来，在手中捻了捻，立即烟火熊熊， 香气
全部散开，令人如入庄严的道场。武维扬举着香也从这神案前短梯上去， 把这束
香往炉中一插，两边钟鸣鼓响。武维扬退到红缎垫上， 肃然向祖师的神位行参拜
大礼，叩拜完，往旁一闪身。
《鹰爪王》第五十九回

虽然有的情节也写得十分琐细，如竹杖、木架、令旗、竹简、旃檀香等， 但也非
姚民哀式的“实录”。姚氏是为了介绍帮会知识、为帮会保留史料； 郑氏是为了
渲染帮会的奇趣，所以他对所写的具体事物都是有选择的。 从上面所引述的文字
可见其所写的事物都是容易引起庄严肃穆联想的。 通过这些描写挑动读者的好奇
心，把读者带到帮会活动的氛围中去。

2，新武侠小说中的帮会

新武侠小说是指自五、六十年代兴起于香港、台湾、海外，八十年代蔓延于大
陆的以武侠为题材的通俗小说。这些小说的作者的政治背景、世界观、 思想意识
有很大差别。但是他们都是现代知识分子、 许多作者还受到西洋文学和文化的深
刻影响（如金庸、古龙）。他们的眼光、见识是根本不同于旧式文人的。因此， 
新武侠小说中对帮会的描写也呈现出与旧武侠小说迥然不同的特点。 在这个时期
，大陆已经取缔了帮会，作为秘密组织的帮会已经不复存在。而且， 由于新小说
的影响大陆的们对于帮会的认识也已有了固定的模式， 新武侠小说中多姿多彩的
帮会形象在改革开放也难于为大陆读者所接受。香港、台湾虽有帮会存在， 但其
威势也远不能与大陆三、四十年代的上海青红帮相比。 特别是青红帮在政治上的
举足轻重的地位和社会影响更是现代的海外帮会所不敢想象的。 这时海外帮会只
是作为黑社会存在，干的也是一些见不得天日的勾当。因此， 此时的作者在描写
帮会时没有了三、四十年代旧武侠小说作者描写帮会时的那种矛盾心态， 但是也
缺少了现实直感，所以许多新派作者在描写帮会时流于简单化、空壳化。 甚至有
些新武侠小说中的帮会只是作者头脑中幻想的产物， 温瑞安武侠小说《神州奇侠
系列》中的帮会就是违背历史真实的，因为作者爱好拉帮结派、 热衷于组织富于
凝聚力的小团体，而屡屡失败，甚至遭到官方的通缉。因为他不懂得， 发展到现
今社会，人和人的关系主要已经从中世纪的依附关系发展成契约关系。 在现实生
活中不能存在的东西，温瑞安便把它移植到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小说中的帮会也
只是表面上热闹好看、没有丝毫的历史感。 当然一些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高深的
文化素养的作者不在此例，尽管他们也写历史上根本上不存在的东西， 但是却能
从社会发展的态势、 文化趋向和人性的复杂上为它们的可能存在铺写出历史背景
。因而使帮会的出现具有其合理性。
新武侠小说与旧武侠小说一样都是文学作品商业化的产物。 为了扩大销路、
增大读者的覆盖面，武侠小说作者必然注重刺激读者的好奇心，光怪陆离的人物、
神秘离奇的情节共同组成了荒诞诡异、引人入胜的故事，使读者欲罢不能， 从而
“上瘾”。在处理帮会故事时也是如此， 帮会本来就是异于显性社会的人们常规
生活的，作者在描写它们时是在奇上加奇，突出其怪异性， 特别是在处理否定形
象——邪派或邪教人物时则更是如此。 许多邪教和邪派的领袖人物都有一种控制
本帮本派徒众的手段。 例如帮派头子往往让徒众或会众服用一种有毒和令服用者
产生依赖性的药物，解药掌握在教主或帮派头子的手里， 这样就使会众或徒众成
为驯服工具，不敢越雷池一步。邪派所使用的武器、暗器， 所擅长的功法也往往
是集“怪、奇、毒、狠”之大成。这种写法如有寓意、尚还可取， 如果只是为了
刺激读者的好奇心而追求怪异荒诞，则是等而下之了。
新武侠小说的数量极大、作者极多，而且，仍在不断地增加。 在本书之中以
金庸作品为主分析一下金庸武侠小说中所写帮会的特点。
金庸是学国际法的、受欧美文化影响很深， 除了创作武侠小说外，还写了许
多电影剧本和并撰写了大量的政治评论和社会评论，可见其知识是很广泛的。 金
庸的武侠小说写于五十至七十年代，共创作了十五部，除了三个短篇外， 其它都
是长篇和超长篇。金庸自七十年代初宣布“封刀不写”，至今尚未开戒， 我们可
以为他的武侠小说作定论了。 评论家们认为在新武侠小说创作中金庸取得了最高
成就，人们戏称为“武林至尊”。 金庸的长篇作品中大多涉及到秘密会社——包
括会党和秘密宗教。为什么在他的作品中如此重视引入秘密会社的题材呢？ 是不
是像其他武侠小说作家一样看重秘密会社的传奇性， 从而把它引入武侠小说以招
徕读者呢？当然，武侠小说是很重视可读性的， 描写和创造秘密会社的迥异于常
理、常情的故事是可以吸引一大批读者的，但是金庸的目的不单纯在此。 我们知
道金庸的武侠小说具有浓郁的政治色彩的，不仅那些历史背景鲜明的作品， 就是
历史背景不太鲜明， 似乎是以纯粹江湖生活为题材的《笑傲江湖》也是具有丰富
的政治内涵的。为了把政治内涵写得有声有色， 并在武侠小说中树立一支足以与
朝廷官府抗衡的民间政治力量。 在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不给下层社会的人们一
点自由的空间，专制制度决定了统治者可以任意支配人民。 人民从物质上到精神
上都被剥夺反抗的能力，而游民在精神上是富于反抗精神的， 而游民组织——秘
密会社是封建社会里极其稀有的、有组织的对抗政府的力量。 秘密会社在封建社
会末期已经成为与显性社会相对立的隐性社会。 它是不可忽视的一支政治力量，
金庸首先是从政治角度把它写入武侠小说的。金氏作品中涉及的历史背景， 其年
代最早的是宋金之间的《射雕英雄传》，其中写到丐帮。 丐帮虽是乞丐所组成，
但是他们颇明大义，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民族投降， 这在其帮主黄蓉的身上
有极鲜明的表现。他的小说大部分都涉及到帮会，而且， 多是从政治角度来考察
他们的。这是金庸小说叙及帮会时的第一个特点。
2，古代的游侠列传和以武侠为题材的小说都是写个别侠客在社会抱打不平、
行侠仗义，孤军奋战。他们都是孤独的英雄，郭解、剧孟虽然朋友遍天下， 但是
在行侠时都是个人的行为。梁山泊的英雄们组成了武装集团， 所反抗的也多是贪
官污吏、土豪劣绅，后来还受了招安，去攻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 旧武
侠小说中的正面意义的“侠”大多不参与秘密会社的组织和行动。 结成秘密组织
的帮派被作者称为“绿林豪强”，或称为“帮匪”， 他们是“大侠”们征讨杀伐
的对象。“大侠”们的组织是师承关系出现的，他们组成的帮派或者团伙， 叫做
某某派。如《鹰爪王》中的大侠王道隆是“淮阳派”的掌门人， 慈云庵主是“西
岳派”的掌门人。这些“派”都光明正大地存在着，属于显性社会的一部分。 它
之所以能够为主流社会所允许， 一来是因为这些“派”都带有一定的地域性质（
非全国性的，所以统治者认为他们闹不了大乱子）和宗法性质（师徒如父子）的，
规模狭小，不会对统治阶级构成威胁力量。二来它们不仅不反对朝廷、官府， 反
而协助朝廷、官府去镇压和剿灭秘密会社，充当朝廷的鹰犬， 因此它们——武林
帮派取得了合法存在的权利。至于新武侠小说的作者大多具有反封建、 反专制的
思想意识，因此，他们在自己作品中盛赞的侠客都具有反抗专制、 反抗压迫的品
格。新武侠小说中够得上侠客资格的多是为民除害的英雄、 为民族解放而不懈努
力的斗士。对于朝廷官府的鹰犬，新武侠小说中的侠客是持否定态度的， 而且往
往加以打击。侠客们对抗的最强大的目标乃是拥有军队、官吏、法庭、 监狱等镇
压机器的统治集团，也就是说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有组织的力量， 单枪匹马
的独行侠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抗衡的（除非是无限度夸大侠客武功或神力）。 一
些靠师傅徒弟、师兄师弟组成的小集团、或占据了某个山头、 或湖河港汊的武装
团体也无法与国家力量挑战。为了塑造能与朝廷官府旗鼓相当的群体形象， 新武
侠小说的作者们是把秘密会社视为与朝廷抗衡力量的。
金庸在五十年代写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就专力描写了
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秘密会社——红花会。它拥有一股强大的、 有组织的力
量，有第一流武功的侠客， 其总舵主陈家洛还具有高贵的出身（大学士陈世涫之
子、与乾隆皇帝是兄弟）、风流儒雅的气质、多材多艺的品格。 这些与清统治集
团、乃至最高统治者相比都占着上风。第七回“琴音朗朗闻落雁， 剑气沉沉作龙
吟”；第八回“千军岳峙闻千顷，万马潮汹动万乘”。 这两回以酣畅淋漓的笔墨
写出这一点。 当微服私访的乾隆皇帝在大批的御林军簇拥下公开自己的身份的时
候，人们的反映并不强烈，没有形成万众欢呼的场景。总兵李可秀十分不忿， 便
向红花会的群雄大叫：“喂！大胆的东西，见了皇上还不磕头？”可是， 此时红
花会的头领：

徐天宏手一挥，马善均、马大挺父子取出火炮流星，嗤嗤数声，射入天空，
如数道慧星横过湖面，落入水中。蓦地里四下喊声大起。树荫下、屋角边、桥
洞底、山石旁，到处钻出人来，一个个头插红花手执兵刃。徐天宏高声叫道：“
兄弟们，红花会总舵主到了，大家快来参见。”红花会会众欢声雷动，纷纷拥了
进来。
御林军各营军士箭在弦、刀出鞘，拦着不许人过来。双方对峙，僵住不动。
李可秀又吹起胡笳，只听得蹄声杂沓，人喧马嘶，驻防杭州的旗营和绿营兵丁跟
着赶到。李可秀骑上了马，指挥兵马，将红花会群豪团团围住，只待乾隆下令，
便动手捉拿。
陈家洛不动声色，缓步走到一名御林军军士身边，伸手去接他握在手里的马
缰。那军士为他目光所慑，不由自主地交上马缰。陈家洛一跃上马，从怀里取出
一朵红花，佩在襟上。这朵红花有大海碗大小，以金丝和红绒绕成，花旁衬以绿
叶，镶以宝石，火把照耀下灿烂生光。那是红花会总舵主的标志，就如军队中的
帅字旗一般。红花会会众登时呼声雷动，俯身致敬。
旗营和绿营兵丁本来排得整整齐齐，忽然大批兵丁从队伍中蜂拥而出，统兵
官佐大声吆喝，竟自约束不住。那些兵丁奔到陈家洛面前，双手交叉胸前，俯身
弯腰，施行红花会中拜见总首领的大礼。陈家洛举手还礼，此去彼来，好一阵才
完。原来红花会在江南势力大张，旗营和绿营兵丁有很多被引入会，汉军旗和绿
营中的汉人兵卒尤多。

这个情节的构思很显然受到清末左宗棠统军西北时、 其部下的哥老会会众迎接和
参拜大龙头而不听左宗棠指挥调遣故事的启发（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第三讲），然而哥老会那位大龙头对抗的仅仅是一个清兵将领， 而陈家洛所面
对的是整个皇权，没有庞大的有组织的力量作为后盾、 仅凭个人或几个人的才能
、智力、勇武是不可能形成与帝王、朝廷势均力敌力量的。 《书剑恩仇录》中的
乾隆是被作为无道之君来塑造的，尽管他有足够的才智、聪明、学问， 但是缺少
为儒者所认同的“道”。 作者通过描写乾隆这样多才多艺而有残酷无情的皇帝以
鞭挞封建专制制度。而红花会则是人间正气的代表， 他们以群体的力量与社会的
主流势力相对抗。 这种把主流社会与反主流社会（也可以说是显性社会与隐性社
会）一分为二，并简单地定格为正邪的故事， 在其他新武侠小说中也是常见的。
从这一点上来看新、旧武侠小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 只不过是所肯定与否定的
人和事正好相反罢了。
金庸的“封刀之作”《鹿鼎记》则为读者展示了另外一种情况。 此书中的康
熙皇帝是作为英明、谨慎的圣君来塑造的。他不仅知人善任，而且，有自知之明；
他不仅痛恨“逢君之恶”的佞臣，而且，关怀百姓，爱惜民力； 甚至同意明末思
想家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对君权和专制主义的抨击，赞成他所说的：

以为天下利益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
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这种见识不仅超越了唐宗宋祖，而且，“德迈”三皇五帝了。 从封建社会里的圣
人为帝王定的最高尺度来看，他也是合格的。这样的人作皇帝就是孔孟再生， 也
挑不出毛病来，从封建观点评论,他作皇帝是合理的。但是作者又在书中塑造了反
抗清王朝统治的天地会的群体形象,他们的反抗同样具有合理性。天地会作为一个
有严格纪律地下组织，其会众遍及全国。第八回写天地会前后五房香主聚会， 十
堂香主分别掌管着福建、广东、广西、湖南、云南、江苏、直隶、山东、 北京、
贵州、湖北、四川、河南、浙江的数十万会众， 可以想见这个秘密组织的强大。
这就暗示了天地会是受到广大民众拥护的秘密组织。 第三十三回写韦小宝率领的
送亲队伍离开云南到贵州、广西， 一路上分别受到所在省份天地会组织的保护的
情况,使读者感到出来个别的省份外中国简直成了天地会的天下。隐性社会被写成
强大到完全可以与主流社会相抗衡的地步（这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如果真
是这样，它就去夺取政权，转为地上了）。 书中还以许多篇幅描写天地会会众的
英雄气概，他们为了反对民族压迫和洗雪民族之耻辱，前扑后继，不怕牺牲， 成
为民族的脊梁。由此可知，作者并未因为上有有道明君的君临天下， 就否定了民
众反抗朝廷的正义性。这种模式在侠义小说和旧武侠小说装是没有的。 那种小说
在写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斗争时往往只能肯定一方，如果政治黑暗，君昏臣滥，
则反抗者为“替天行道”；如果天下有道，君圣臣贤， 则反抗者必为乱臣贼子。
《鹿鼎记》打破了这种简单的模式，表现了生活的复杂性， 并且指出不管君王如
何“圣明”，但他们毕竟不是人民的代表， 下层社会的人民仍然有权利组织自己
的力量反对他。《鹿鼎记》在许多方面都具有反传统品格， 使读者很难深入分辨
其真正的内涵。
第二，金庸笔下的帮会被理想化了， 他写帮会的目的似乎不在于反映帮会存
在这一现实，而是用以寄托自己的愿望和理想。 作者不愿意让他的读者看到封建
专制统治君主一统天下、“唯辟作威”、“唯辟作福”、踌躇满志、 人莫予毒的
情景，因此， 他才要写一支足可与之抗衡的力量（不管这支力量是否在现实生活
中存在），要扰得最高统治者“睡不安席， 食不甘味”（《书剑恩仇录》中陈家
洛对乾隆皇帝说的话）。金庸笔下的帮会很少有写实性， 大多带着浓郁的理想色
彩。这是与姚民哀、郑证因等人的根本不同之处。
帮会作为游民群体的秘密组织自然有它的弱点和丑恶之处， 例如追逐眼前利
益、野蛮残忍、眼光狭小、易起内讧、对人对事不择手段等等。对于这些， 金庸
往往略去不写，专门褒美其长，把他们塑造成为为了民众、 民族而奋斗的英雄群
体，代表了下层社会人民的希望。 在金庸心目中沉沦于社会底层的帮会是组织完
善、有明确政治目标、有为之献身的杰出领袖与广大会众的团体。《书剑恩仇录》
中的红花会，《鹿鼎记》中天地会都是以反清复明、 恢复汉人政权的政治组织。
此外，他们——特别是其领袖人物——还行侠仗义、抱打不平、 解民倒悬做了无
数于民于国有利的事。在为了实现政治目标上，他们不屈不挠，鞠躬尽瘁， 死而
后已；作为侠客，他们也是先人后己的。 实际上活跃于清代的游民组织很少具有
此种品格。它们还是把牟取个人或帮派利益放在第一位的。在组织纪律上， 虽然
各种秘密会社都有严格的组织纪律，但是执行起来非常难， 游民的散漫性决定了
这一点。天地会按说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它的分支机构遍及江南各省， 但是很难
形成统一的力量、从而策划成遍及全国的武装起义,直到清末仍然如此。
咸丰以后天地会、哥老会遍及东南、西南各省，山头林立，堂口遍地， 但是
都是各干各的，其间很少联络。咸丰间两广发生了多次武装起义， 有的甚至建立
了政权。例如咸丰初由天地会领袖朱洪英,胡有禄建立的升平天国，转战于湘、桂、
粤之间，取得了许多战果，终因缺少接应而失败。咸丰四年（1854 ）陈开在广东
佛山率众竖旗起义，建号“大宁”，转战于两广之间， 咸丰五年陈开打入广西，
占领浔州，建立国号“大成”。咸丰四年，广东开建人陈金刚围攻三水， 与林大
年所率义军汇合后合力攻陷清远，随之而建立“大洪王国”， 其势力也蔓延到两
广。这么多股的反清的武装力量，相距距离又不远， 但是他们之间又不见有什么
联系，坐待敌人各个击破。此时清室已衰，太平天国也正处于鼎盛时期， 也是各
种反清力量最活跃时期。 在这个时候以游民为主的秘密团体尚且只顾小帮派的利
益、缺少合作意识；那么在统治特别严密的清中叶、更不易出现统一的、 纪律严
明的秘密组织。金庸笔下的红花会、天地会则是分舵遍及全中国的、 又有着统一
号令的秘密组织。而且，其成员的侠义意识、利他意识特别强烈、 全无游民的扰
民、残民自逞的心态。这是根本不存在的。历来战乱之中，最倒霉的乃是老百姓。
不扰民、不残民， 以救民于水火自任（按：“救民水火”本身就是个士大夫观念
、最初出自儒家）的“农民起义”只是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的幻想。 鲁迅说过多
次“流寇”“流官”都会令老百姓心生畏惧的，因为官军来“剿匪”， 要把老百
姓当“匪”来屠杀；“流寇”反击官军，也会把老百姓作为“官”来杀戮。 “箪
食壶浆，以犒王师”也许只是胜利者所编造的神话。 而金庸在写红花会攻打提督
府要用火攻之时还考虑到对周围群众的影响， 武诸葛徐天宏对杭州分舵主马善均
说：“马大哥，你派人把兴隆炮杖店的老板伙计全都请来， 不必跟他们说什么原
因。事完之后，加倍补还他店的损失。”这种对于周围群众的关切， 如果发生在
现代是不奇怪的， 因为战争中考虑到与交战者无关人们的安全问题是近代文明发
展的标志。古代、特别是专制时代，人们的思力尚不及此。 《水浒传》中写李逵
在江州劫法场时，抡起板斧“排头砍去”， 丝毫不考虑其中大多是与官府无关的
老百姓。这与徐天宏的做法是有天壤之别的。那一个更真实一些呢？显然， 《水
浒传》是真实的。金庸的写法不免有太理想化之嫌。
在描写帮会生活时还有一个其经费来源问题，姚民哀、 郑证因都不回避这个
问题。在他们的小说中细致地描写帮会或门派的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 他们有的
作品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他们写“侠”、写“义”往往与生计密切相关.
金庸小说多以政治为主题，他关注所写人物及群体的大是大非， 经济问题似乎被
忽略了。游民组织的经费问题是最被人们诟病的。天地会、 哥老会都有“粮台”
一职，负责“粮台”者，平时集聚“香仪”（会费），用以招待外码头的过客,以
及宴集拉场之用。但是游民本多穷困、生活无着， 他们交纳的“香仪”必定是有
限的，经费不足时就不免要采取非法手段，如聚赌行骗，抢劫勒捐等等。 即他们
常说的“文差事”“武差事”。金庸笔下的帮会活动频繁、 组织庞大又远非现实
社会中的帮会所能比。小说中的红花会、天地会都是全国性的组织， 会众都在数
十万以上。红花会以陈家洛为首的十四位香主从安西到江南、又从江南到新疆， 
从新疆到福建，从福建到北京，他们的足迹遍及中国的东西南北， 还常常派人到
处打探消息。这些需要多少费用？陈家洛过的又是贵公子的生活，手面非常阔绰.
《鹿鼎记》中的十堂主在北京、长沙的聚会，在河间召开“杀龟大会”， 其总舵
主陈近南也是天南地北地到处奔走活动，这些都是需要大批经费的。 如果按照写
实主义原则去写，必然要触及到他们经费的不正当来源问题，而且， 这往往也是
帮会中特别富于传奇色彩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舍去这些极可能吸引读者
的情节,其目的就是为了保持笔下帮会的纯洁性，使之符合作者的理想，不愿意让
经费——金钱——玷污自己塑造的与封建专制相对抗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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