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不仅在情节构思上尽量避免描写帮会的弱点与丑恶之处；而且，在处理帮
会领袖人物时很少用匪气十足的江湖黑话、帮会切口，避免玷污帮会的群体形象。
《书剑恩仇录》中的红花会舵主、香主们很少讲黑话，总舵主陈家洛更是如此。他
儒雅风流，是位才子加学者类型的人物。而那些统治阶级的鹰犬如镖客、捕快却满
口黑话、粗话、赃话，匪气十足（如镖师童兆如、捕快吴国强、冯辉等人皆如此）
。《鹿鼎记》中天地会的领袖人物也很少讲会内流传的隐语，只是写到他们之间接
头办事时，才偶一用之。即使这时，作者也极细心地挑选了一些较为雅训的搬入小
说。如“五人分开一首诗”“三点暗藏革命宗”等。至于那些读起来油腔滑调（如
前面所引的《禀进词》），使人一听起来就感到非常可笑的的隐语、联络词皆在摒
除之列，那些类似演戏一样的帮会活动也为作者所不取。这样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
敢于对抗朝廷的帮会更富于理想的光辉。
第三，金庸笔下的帮会更富于文人士大夫色彩。上面我们说到金庸在描写帮会
时不是按照现实生活的本来面貌，而是赋予它很多理想色彩。谈到历史题材的文学
形象的理想化，大陆读者马上就会想到近十多年来一些历史小说把历史人物或历史
事件现代化，有些作者有意无意地把古代农民起义的领导集团写得比近世革命团体
还要先进。金庸的武侠小说并非如此，他虽然把帮会理想化，但并未脱离其所处的
时代特点。作者并未用现代思想去改造帮会，只是尽力抹去它的游民性质，另外涂
上一层文人士大夫色彩。
前面分析天地会“反清复明”口号时指出它是该会刚成立时的旗帜。那时天地
会的领导人有许多是强烈反满的文人士大夫和游民知识分子。随着清统治的逐渐稳
固和游民在天地会中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反清复明”这个纯政治的口号、没有考
虑到游民的实际需要不仅不能吸引广大会众，甚至也不能激起其领导者的兴趣，逐
渐“反清复明”的口号变成了天地会反秩序与反现政权行为发展之结果，而不是它
的反抗的宗旨与初衷了。金庸笔下的帮会都是严守民族界限的，坚决反对少数民族
入主中原，主张实行以汉族为中心的一统主义。这与历代一些“农民起义”拥护“
好皇帝”反对“坏皇帝”是大不相同的。这些帮会最看重的是皇帝的种族与血统。
《书剑恩仇录》中乾隆皇帝明明是“内多欲、外施仁义”的伪君子。他对人民的盘
剥压榨、对一些少数民族的血腥镇压，再加上奢侈糜费、荒淫好色、心毒手狠，反
复无常等品格都足以排入“坏皇帝”之列，可是因为他是大学士陈世涫、是汉人血
统（鲁迅曾嘲笑江南关于乾隆是陈世涫之子的传说，并说这是生殖器官的“革命”
），所以红花会还是想通过他把满人赶出关外、建立陈姓王朝，由他来作“仁孝英
明的开国之主”。康熙皇帝的能力品格是胜过明朝所有皇帝的，但是以“顺天行道
，恢复明朝，报仇雪耻”为宗旨的天地会仍然认为“满汉之分，那是头等大事”，
非得把他推翻不可。这种想法既非农民的，更非游民的，而是继承了原儒学传统的
士大夫意识，因为春秋大义就主张“内诸夏而外狄夷”的（《公羊传·成公十五年
》）。孔子也感慨地说：“狄夷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
最使儒者们痛心的是“以夷变夏”，使生民“披发左衽”，而清代恰恰是这个时代
。这个变革给文人士大夫内心造成的创痛形成了一个情结，它直到清代末年也没有
完全消失。章太炎清末民初所穿的奇怪的衣服和所留的发式，就反映这一点。因此
，尽管清统治者把他们的血统与古代圣王尧舜联系起来，雍正皇帝还说：

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
尝损圣德乎？
（见《大义觉迷录》）

这些狡辩只能自欺，欺骗不了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士大夫。清初有较大成就的
思想家几乎都对民族问题发表过意见。王夫之说：

夷狄之与华夏，所生异地，其地异，其气异矣。气异而习异，习异所知所行蔑
不异矣。
（《读通鉴论》）

他指出“夷狄”是与汉族是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民族习惯。汉族统治者之间
“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黄书》）。从根本上否定了少数民
族统治者有权参与中央权力的竞争。顾炎武也十分激烈地说：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
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其保国。保
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日知录》）

实际上，这些思想意识如果不与现实生活中的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剥削同步，那么
就很难令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匹夫匹妇”所理解、所认同。康熙中叶以后，由于社
会相对安定，，民间的民族意识在逐渐销融，只有那些孤傲的、沉浸在圣贤书中的
士人，才会念念不忘驱逐鞑虏，恢复汉人政权。这点薪火，一直燃烧在不慕名利、
有民族自尊的士人的心中。金庸把他放大为火炬，让帮会的英雄们把它高高擎起，
而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保持和发扬人间正气。这种思
想与行为不是远离游民，而近于文天祥了吗？
从一些帮会的领袖人物的思想行为、英雄人格来看，他们也更象儒生、士大夫
。象“可亲而不可劫，可近而不可迫，可杀而不可辱”的陈近南。他作为天地会的
总舵主、为实现反清复明的宗旨、以天下为己任、仆仆风尘奔走于全国各地。他不
严格的操守，有点迹近于“愚”（如对台湾郑家的态度”）。这正是提倡“忠义”
的儒家思想长期熏陶的结果，而缺少原则意识的游民对这些感到很难理解。红花会
总舵主陈家洛也是一名文武双全的士大夫形象，在江南他与乾聋皇帝的几次会见中
充分表现出其性格的多面性，但贯穿其中的还是士大夫意识。例如，陈与乾隆的第
一次会面是在灵隐飞来峰下，二人谈诗抚琴，辩论人生出处。乾隆诱之以仕禄，陈
峻拒之，并表示“与其残民以逞，不如曳尾于泥涂耳”。此时陈家洛简直就是一个
既风流蕴藉，又狂放不羁的在野狂士。第二次是在西湖赏月。除了红花会的豪杰与
清廷的侍卫较量之外，陈家洛与乾隆谈论《贞观政要》，发挥唐太宗的“水亦载舟
，亦能覆舟”的道理，而且理直气壮地揭举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的《原君》
中对封建社会皇帝自私自利本性与残民以逞行为的批判文字。这时陈家洛表现出的
是一个坚持民本主义思想儒生的本色。第三次是在海宁陈世涫墓前及海滨；此时陈
家洛的身份已为乾隆皇帝所知。他警告陈家洛，说红花会已经迹近叛逆，希望他们
能够改弦更张。陈坚决表示“我们为国为民，所作所为，但求心之所安。”乾隆说
将来剿灭红花会后可以免陈家洛一死。陈也针锋相对地说：“要是你落入红花会手
中，我们也不伤害你。”这些正体现了“说大人则藐之”的儒家游说人主的风范。
第四次是在杭州六合塔上会见乾隆，此时乾隆皇帝已经成为红花会的阶下囚，陈家
洛向他挑明他本是汉人血统，并用儒家传统的忠孝观念、华夷之辨和建功立业的思
想去说服他，还以兄弟之间的恺悌之情打动他，在红花会的软硬兼施之下、也在担
心个人生命安危的忐忑之情的支配下，乾隆在口头上答应了与他们一起共举大事—
—把满人驱逐出关外，恢复以汉人为中心的统治。此时的陈家洛表现出封建政治家
的胆识和才略。可见这位红花会总舵主的思想意识、学识修养，乃至气质性格皆与
游民不相干。他的种种表现呈现出乃是一个具有叛逆思想与侠义性格的士人的典型
形象。如果我们把《鹿鼎记》的陈近南与陈家洛等文学形象与乾隆之间清统治者所
抓获的天地会领袖和成员如严烟、张破脸狗、赖阿恩、赖娘如、陈彪、许阿协、林
功裕等人加以比较的话（他们多有审判记录在案），两者差别之大，判如天渊。这
些人多是小商贩、江湖艺人、游民等，其参加天地会的动机也多是要弄点金钱或保
障行路安全、遇到困难有人协助之类（不排除这些人的口供有避重就轻、不肯交待
实际动机之意）。现实中秘密会社的领导人的素质与金庸武侠小说中帮会领袖是无
法比拟的。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金庸小说中陈家洛、陈近南等不是现实生活
的摹写，而是作家头脑中理想的产物，而且是带有文人士大夫色彩的。
这是金庸笔下的帮会，已经和郑证因笔下的帮会有了根本的差别。他们也有共
同之处，也就是在不同程度上对于秘密会社的游民性质缺少认识，而是从不同的角
度加以阐释，实际上是做了歪曲。

4，又一个典型的游民形象——韦小宝

我们这里必须谈一下《鹿鼎记》的韦小宝的形象。他是自鲁迅先生的《阿Q 正
传》所塑造的阿Q之后又一个游民的典型。他确实是一个不打折扣的游民， 他的妈
妈是扬州丽春院的妓女，不知其父为谁，在扬州妓院长大成人，养成一派游民习气
。由于偶然机遇被任命为天地会青木堂香主。他是一个福将，一生无往而不通。他
打入清宫，受到康熙小皇帝的青睐，被封为一等公；被掳到邪教——神龙教的巢穴
，反而被拔擢为地位仅次于教主与第一夫人的白龙使；后来到少林寺出家，又成为
辈份最高的长老。这个单枪匹马的小流氓因为没有任何内在的约束和外在的规范，
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去干，也可以随着机缘而变，因此，他的成功率极高。韦小宝独
自办成功过许多大事，仅对老百姓有利的就有：手刃满洲第一勇士鳌拜，参与平定
吴三桂的叛乱；打败罗刹入侵者；多次帮助江湖好汉摆脱困境等等。他还为康熙皇
帝建立了许多功勋，而那些严谨遵守儒家的价值观念的人们却一事无成，哪怕他们
有出众的武功和严密的组织团体。这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它说明在封建主义体系内
部与封建制度和封建专制对抗不能采取任何有原则的立场与手段。原则与规范只能
带来失败。
天地会内的英雄好汉、特别是总舵主陈近南受到许多原则的束缚，既有儒家伦
理，也有江湖道义。他有所为，也有所不为，这种带着镣铐的奋斗最终不免要以失
败的命运告终；韦小宝生在妓院，长在皇宫，用作者的话说：

妓院皇宫两处，更是天下最虚伪、最奸诈的所在。韦小宝浸身于两地之中，其
机巧狡狯早已远胜寻常大人。

无论是在政治斗争中，还是人情世故中，他早已熟悉什么是应该做的，什么是不应
该做的；什么是应该说的，什么是不应该说的；什么是做了，要加以宣扬的，什么
是做了，要加以隐密的；什么是要大肆宣扬而不必去做的，什么是大肆宣扬了而必
须去做的。这些界限失之厘毫，是谬以千里的，而韦小宝却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应
付裕如。金庸还设计了一套只属于韦小宝的武功——“神行百变”，这是逃跑功、
也是他处世术，虽然他还没有学精、学好，这可能是因为他还存在一份良知的缘故。
韦小宝在深入了解封建社会与官场黑幕的基础上，还擅长揣摩术，这是处理人际关
系——特别是上下关系的一门艺术。
揣摩术是封建专断制度的产物，它是封建主义政治学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韦
小宝对此无师自通。他对康熙皇帝、皇太后、洪教主、洪夫人、乃至他的恩师陈近
南，、九难等人的喜怒好恶都揣摩得特别透彻，因此，他根据不同的所揣摩到对方
的心态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往往是十拿九稳，百不一失的。
先秦诸子里的韩非子就感慨过说动君主的难度之大，并为此写了《说难》和《
难言》。为什么“难”？“难”就难在君主的内心很难揣摩，如其所说：“凡说之
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不知对方的心，便很难采取恰当的“说”（
学理）以应付。那样重视揣摩术的韩非，最终也因对秦始皇的和他周围的权臣内心
揣摩得不够到家、而惨死在监狱之中。而韦小宝却一路成功，用康熙皇帝的话说，
他是“不学不术”的。毫无学问，又没有什么高强的武功的小流氓却懂得借助他人
的武功为自己创造一切。这些就是游民朝思暮想的，如功名富贵、娇妻美妾、放纵
自恣的生活而又不失江湖道义和朋友们的信任。《鹿鼎记》的结尾有点令人扫兴，
韦小宝没有爬上权力的巅峰，而是“一家人同去云南，自此隐姓埋名，在大理城过
那逍遥自在的日子”。这种向往是离游民太远了，真有点士大夫气了。书中曾写到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劝韦小宝抛开清统治者，自己作皇帝，这实际上
是不可能的。韦小宝听了黄、顾等人的劝告之后，大吃一惊说：

我是小流氓出身，拿手的本事只是骂人赌钱，做了将军大官，别人心里已然不
服，哪里能做皇帝？这真命天子，是要大福气的。

这也许是韦小宝最初听到此议时所引起的心理震动。实际上自汉代以来每个朝代的
开国创业之君多是游民出身。刘邦、朱元璋的出身人所共知，他们都属于带有流氓
气的游民。本书的前面已经介绍了五代十国之间的开国之君十有七八是兵痞、无赖
、流浪汉。作者没有让韦小宝作皇帝为小说的结局，也许是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
因为在康熙皇帝之后，很难嵌入一个“韦氏王朝”；也许这也正是韦小宝性格发展
的结果。与一般不了解帝王生活而想过一下皇帝瘾的游民不同，他出入皇宫数载，
又与皇帝十分接近，一度甚至不分彼此，从生活实践他感受到“也皇上时时不快活
。皇帝虽然威风厉害，当真做上了他也没有什么好玩”。除了没作成皇帝外，韦小
宝确实实现了游民的最高理想。物质上的只有皇上才可比拟的享受（如七个老婆之
类）。精神上做到显性社会的最高爵位（韦小宝封“鹿鼎公”，在封爵中属于第一
级），隐性社会天地会的总舵主；正教——少林寺中辈份极高的长老，邪教——神
龙教中地位次于教主和教主夫人的白龙使（后来还教主夫人掳为自己的老婆）。这
些许多是做了皇帝也达不到的境界。
韦小宝藉以克敌致胜的不是他有高深的功力，更不是靠江湖英雄的道义，团结
了一批生死兄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势力，可以一呼而百诺。他靠的是诸如欺骗说
谎，窃听盗窃，哄骗讹诈，撒泼耍赖，溜须拍马，出尔反尔等等流氓手段。这些看
似下流，但是它们也如煌煌典籍一样都是专制制度的产物，是封建社会传统文化中
最腐朽的一部分。当然，它们出现时还是顶着各种美名的。只要这种文化背景存在，
韦小宝们还会一代代繁殖生长，而且，无往而不通。；只要中国还没有全面进入现
代社会，韦小宝闷还会无往而不胜，甚至成为明星式的人物，受到“追星族们”爱
戴、尊崇。
有人说韦小宝是“中国人的镜子”（见《侠之大者——金庸评传》），这种说
法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他和阿Q反映了中国人的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同阿Q
精神是具有国民性的话，韦小宝精神也是带有国民意识的某些特点的。如缺少原则
性和适应环境的能力等。如果说阿Q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失败的一面的话,韦
小宝这个形象所诉说的是中国人的成功的一面，虽然这种成功缺少现代性，也不值
得今人赞美。
我们还应该看到金庸在塑造这个形象时突出了其“可爱”的一面（如果我们在
现实生活中遇到到了这等人，给人的感受更多的可能是“可憎”），这反映了作者
也如传统的文人士大夫一样深感所属群体的懦弱，从而看到游民对于主流社会的叛
逆乃至于反抗，由钦佩到羡慕，甚至有鼓励他人群起恶仿效之意。作者似乎不太介
意游民的手段，殊不知手段的进步才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