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春天的启蒙
7-1 春天里韶华极胜
1981年前后，当代史家称为"拨乱返正"时期，文学史家称为"新时期"。人们的政治生活出现前所未有的亮色，声讨"四人帮"、反思文化大革命，一场思想运动表明：中国思想渐渐复苏健康的理性、平正的人性。春天里韶华极胜，文学在其中的意味，犹如古代的启示："齐一变，至于鲁"，礼乐文明产生了孚萌新机之功。
王元化在这一时期的文章，主要涉及两个大的问题。一是写真实。那一时期的文学实质上是苦难文学，很多作品大量展现时代悲剧和中国人心中的苦难和创伤，麻木的中国心灵终于激活了对苦难的感应。然而总有一种声音教导人民要"向前看"，他们说苦难和悲剧不是必然性，不是"艺术真实"，说真实性强了，倾向性就弱了。王元化的文字鲜明地为写真实作理论辨护，他认为只要直面人生，写出生活的真实本来样貌，就一定体现出真正有诗意的思想倾向。王元化的"真实"观无疑带着黑格尔式的烙印：理性潜寓于现实之中并表现自己，然而却有力赋予苦难文学的合法性存在。第二是人性问题。从讴歌领袖和英雄神话，转向发现人性，从革命、斗争神圣到反对精神奴役人性摧残，新时期文学如解冻的春水浩荡。理论界重新发现人性原则，但是理论界总是生活在语言套套中，突围不易。所以人们总是在人的自然属性、阶段性、共同人性等概念中倚轻倚重。王元化写《人性札记》，除了他深厚的思辨哲学素养，能够在时代的语言套套之中游刃有馀，──更可贵的是他的生活经验显出理性清明：他非常重视经典作家在《神圣家族》中一段话："玛丽所理解的善与恶不是善与恶的抽象道德概念，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她不曾害过任何人，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她之所以善良，是因为太阳和花给她揭示了自己的像太阳和花一样纯洁无暇的天性。"王元化还写道："'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精崐辟地说明了文学作品中的人性问题。"──我们看到，深受黑格尔思辨方法影响的作者，绝不会将普遍人性从具体人性中孤零凸显出来，但是，良知和理性的直觉，还是不得不使他实际上认同"善良"、诚实、"纯洁无瑕的天性"等属于普遍人性的存在；而这一直觉的认同，毕竟扣合了新时期文学最有光采的思想：人性的原则的发现与醒觉。
王元化的理论文字，既有周密沈深的学理（这来自于他在隔离时期沉潜思辨世界的收获），又有良知体验的洞照（这来自于他的现实人生感受与文学纯正趣味）。放在那个时代，确只是意思端然，只是情理平正。这时却引起一位文坛老人的注意。这位老人开始从糊里糊涂的状态清醒过来，开始反思自己的过去的不好，开始回归一种端然与平正。然而，当他开始发出一点自己清醒的声音时，却又不料引起一场大的麻烦，王元化也卷入了这场麻烦之中，这须要细说缘由。
7-2《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一文缘起
1982年秋，王元化还在大百科出版社上海分社担任领导工作，忽然接到市委通知，说北京要他去。去做什么，通知说我们也并不清楚。九月底，中宣部派文艺局局长梁光第来接他，说宣传部贺敬之副部长调他去一下，又说周扬同志有篇文章，希望王元化能帮他起草。王元化放下手中工作就去了。住在北纬饭店，第二天就开会，与会者：顾骧、陈诵、陆梅林、程代熙、王元化、梁光第。本来周扬和贺敬之要来，但不巧二人都生病了。
在这次会上，王元化得知，这次会是贺敬之安排的。周扬为这次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准备写一篇大文章，为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深化，疏理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梁主持的这个会上，大家首先研究为周扬文章主持起草的人选，有人提出要王元化来担任。王元化说他工作中断了二十多年，复出不久，情况不了解，接受这项工作有困难。但是讨论下来的结果，大家还是觉得由王元化负责最合适。提到是否要对理论界莫衷一是的人道主义与人性问题，作一次明确、肯定性的表态，陈诵因与王元化意见不同，在会上有争辨。陈诵大意是说西方现在提的人道主义有反动的目的，我们不能跟西方走。
会后，顾骧陪王元化去北京医院看望周扬。周扬见到王元化，却问："你怎么来了？"王元化大为惊诧："不是说你要找人写文章，要我参加起草么？"周扬这才记起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文章的事，"前些时候，我曾说起要找几个人一起谈谈，比如上海的王元化，可是现在我生病躺在医院里，怎么能写呢？"。这次王元化赴京，由于周扬生病，撰文一事就搁下了。
1983年初，王元化应邀到天津迎宾馆，与王若水、顾骧共同起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讲话稿，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由王元化统稿，周扬本人定稿。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遂引起很大反响。因为讲出了理论界不敢理直气壮地讲的话。讲得十分系统、深入。而且由周扬的口里讲出来，增加了文章的权威性。文章的要害，是对人道主义有明确的肯定，对马克思经典著作中关于"异化"问题的表述，有充分的正确阐述，实质上是承认和肯定共同人性。胡乔木找周扬等谈话，对此文严加指责，以后遂引发为一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一时间，凡提人性，都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谈人道主义色变。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的学位论文，上面规定一定要引用马克思主义思想，要批判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不然就拿不到学位。
1983年10月，全国开始反精神污染运动。王元化在后来《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说：
1983年初，我们在天津迎宾馆为周扬起草那篇惹起一场风波的讲话稿时，周很欣赏我对知性问题的阐释，他坚持要我在讲话稿中把这问题写进去，我说在此以前我已有文章谈过了，再写入讲话恐怕不妥。但他认为没有关系，他说可以说明他对这一观点的赞同。这篇讲话稿后来成为引发一场运动的开端。在这场运动中，知性问题虽然不是主要的批判对象，但也受到株连，被指摘为唱对台戏，要回到康德去。
一个直接的行动，就是中纪委派人到上海调查王元化为周扬起草讲话稿事，──虽然王元化问心无愧，他并没有违反组织原则。上海市委成立了思想领导小组，由夏征农任组长。王元化的宣传部长一职，已不大能起作用，他开始养病。事后，他说："宣传部长多半是整别人的，可是我却被别人整。
7-3 宣传部长
这里要补叙王元化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一段经历。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元化被推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当时他正在黄山休假，上海方面打电话来，让他提前结束假期，准备去北京开会。这次推选是偶然的，本来文艺界没有代表，后来决定临时补上，由上海市全市的党代会投票，王元化的得票最高，大家反映他为人正直，敢说真话，理论文章写得好。王元化的当选，也真能体现新时期的世风端然，情理平正。
四人帮曾在上海活动猖獗。张春秋、姚文元、王洪文的潜力，一时难以干净清除。党的十二大，邓小平提出"攻碉堡"、陈云提出"挖根子"，中央对上海的新干部班子，甚为关注。在这一背景下，王元化开完十二大之后，不久即被提名作为市委宣传部的人选。
王元化表示自己不能做。理由是自己长期脱离宣传工作，人不熟，很多情况也不一定了解，再就是自己的性格也不十分适合，因为过于率直，有时会误事情。请求组织给一点时间，能做点一些学术工作。
但是，组织派人说服王元化，主要理由是这是一段新老交替的过渡时期，希望王元化能出来主持工作，带一带年轻同志。于是，王元化终于答应了。
王元化上任宣传部长没有多久，就碰到清污运动，在上海万体馆开大会布置传达，是王元化主持的，宣读文件，半个小时散会。后来就生病，似乎再没有主持什么正式的会议。但是，来自上面的压力很大，要他写检讨，他不想写，就去了广州疗养。两年一到，他就正好下台。王元化后来回忆说，还是离开这个位子，能真正静下心来读点书，写点东西。他毕竟是惯过独立思考生活的人，毕竟是长期读书生活，养成凡事须认真推究学理到底。纷繁琐碎的日常事务性工作，以及仅仅依傍政策文件来指导行动，对一些人适合，而对于他却未必适合，所以他会跟那种适合的人，格格不入；所以，适合做这工作的人，会怎么也看崐他不顺眼，觉得他连做官的基本规矩、常识，都不能正常了解。而他觉得那一类人，有时不可思议，连基本的诚信都没有，王元化一辈子做人做事，总是认为要拿出自家真实生命来面对，总觉得这样付出才算是有力量有光采，有真实收获的人生，可是这回他总算意识到，光这样一厢情愿拿出自家真实生命来面对还不行，还要看自己是否适合，换句话说，就是要有真实的自知。
7-4
去北京参加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
王元化任宣传部长期间，除了为周扬撰稿那次之外，就再也没有赴北京开过会。当时的中宣部长邓力群就十分不高兴，说："为什么你们的部长不来？"
1981年12月，王元化被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与王元化同时被聘的还有王力、王瑶、王起、吕叔湘、朱东润、李荣、吴世昌、肖涤非、钱钟书、钟敬文等。这一年，他在北京京西宾馆，参加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会议。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员制度的建立，是一件大事。她标志着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和学位授予工作，从此走上正途。同时也标志着国家将高级人材的培养，学校专业建设的长远规划，以及对专业水平的评估等权利，不再由长官意志和外行官员决定，而是交给学术权威和专家教授决定，所以，可以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术决策机构，她的组成成员，皆是各专业学术领域深受众望的权威学者，是教授中的教授。
是年，王元化六十一岁。他比吕叔湘（1904）小十六岁，比王力（1900）小20岁，比朱光潜（1893）小23岁，比朱东润小24岁，比钱钟书（1910）小10岁。
王元化一直珍藏着这张全体成员合影的照片。现在除了王元化和钟敬文、李荣先生还在，其他老先生，都先后谢世，杜诗云："对棋陪谢傅，把剑觅徐君。惟见林花落，莺啼送客闻。"政治人生的千种风光，王元化只是当作烟云过眼，而学术世界的故旧知交，他是这样的相悦眷念。回忆起那次开会，王元化说：
老一代学人办事认真，不循私情，完全为国家培养人材着想。王力是小组长，吕叔湘是副组长。王力见我时说，你的《文心雕龙》研究写得好，你开了一个很好的头。钱钟书说："我可不承认我的书是比较文学，你呢？"当时，我的书和他的著作同被评为首届中国比较文学荣誉奖。现在社会上有人喜欢以炒作方式标榜，说什么"北钱南王（元化）"，《南京日报》1998年7月26日吴崇明专门找我作电话采访，我明确对他说此说不妥，钱是前辈，我只是做了一点学术工作晚辈，决不好这么提。学术界要反对浮夸之风，提倡老一辈学人的踏实严谨。这张照片，是当时吕叔湘、钱钟书一把将我拉过去，所以挡住了王季思（起）先生。
在这次与会的专家学者中，王元化与北京大学王瑶教授最是神交。1989年冬天，王元化与王瑶通信，说自己心情不好。王瑶回信表示要到沪上开会，会后一定好好在一起谈谈话，并宽慰说：
来示所说的心情，彼此与共。晋人王弼曾云：圣人应物而无累于物，姑共勉之。
谁知这封信竟成绝笔。王遥在上海因病不治去世，王元化撰文悼念云：
龙华举行的遗体告别一结束，他的家属和北大来沪的同人就匆匆回京了。这时我才感到茫然若失。在寒冷的夜晚，白天的喧嚣归于沉寂，四周静下来，我为国家推动这样一个人才，为自己推动这样一个朋友而感到悲痛。我想到他们中所说的"应物而不累于物"，大概对他来说，是表示了一种对生死处之泰然的态度吧。但是，我又不大理解，他这次动身之前就已感到不适，可是还要奔波于苏州、、上海，为什么他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呢？……我又想，他在信中，在电话中甚至住院躺在床上都和我提起叙衷曲的事。他的家人也和我说他向他们提过这事。但预定的这次谈话永远不能实现了，我不知道他要谈些什么，我似乎可以预料到一些，但这些朦朦胧胧的的感觉一旦具化，又像阵阵幻影从意识中纷纷退去，无影无踪了，这使我感到遗憾。
……
7-5 以《文心》为媒
《文心雕龙创作论》出版后，王元化除继续发挥他提倡的"三个结合"的方法论之外，又在两个方面做工作。一是推动《文心》研究会的成立，一是关注日本"龙学界"的情况。
《创作论》的影响甚大。一些高校将此书列为博士研究生必读书目。有力推动了学术界对《文心》的研究。《文心》研究的广泛兴趣，又有力推动了古代文论研究，以及中外文论比较研究的兴趣。作为中国古代文论中最具理论系统、最有文化思想涵量，同时又对文学创作有最大涵盖面的一部名著，《文心》研究可以汇聚各种不同研究专长的研究力量，如文艺理论、美学、文艺心理学、六朝文学、诗学等，同时也可以汇聚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力量，如文字训诂学、史学、文化学及思想史等，《文心》作为当时的一门显学，是当之无愧的。
1982年10月，王元化参加了山东济南举行的首届全国《文心雕龙》讨论会。会议成立《文心雕龙》学会筹备小组，推举王元化任组长。次未8月，王元化又出席在山东青岛举行的中国《文心雕龙》学会成立大会，王元化、杨明照被选为副会长，周扬任名誉会长，会长为张光年。
此一时期王元化《文心雕龙》研究特点，是将视野扩及日本龙学界。1983年出版了由王元化编选，彭恩华译的《日本研究文心雕龙论文集》，收入吉川幸次郎、户田浩晓、斯波六郎、兴膳宏、冈村繁等日本汉学家的重要代表作品十二篇。王元化在《序》中除了介绍日本研究《文心》的学术史之外，更对以斯波六郎《文心雕龙札记》一文为代表的一些具体学术问题，展开细致讨论。这篇《序》文，可以说是中国"龙"学界与日本"龙"学界之间，由睽隔不通而对话交流的第一篇论文。
八十年代的"《文心》热"，不仅是学术事件，更可以看作是敞开国门、中外文化交流的一个时代象征。它典型地表现了压抑以久的中国文化与亚洲、与世界恢复联系的渴望。
1983年9月，王元化作为中国社科院委派的学者访问团团长，率团访问日本，团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牟世金，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章培恒。王元化曾在京都、九州、广岛、东洋等七所大学发表演讲，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成果。在九州大学的演讲，后来刊载于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一书。在广岛大学，王元化与日本汉学家目加田诚、冈树繁、古田敬一、小尾郊一、户田浩晓、兴膳宏等举行座谈，这次中日汉学界一次十分有意义的交流活动。此后，又于1988年，在上海举办首次国际《文心雕龙》研讨会，以《文心》为媒，中日汉学界的交流进入一个十分和谐的阶段。
7-6 母亲的去世
对王元化来说，母亲的去世是很大的打击。虽然，那时母亲毕竟已九十六岁高龄的人，也算是享其天年了，他还那样深深地陷入了失去亲人的悲哀之中。
他与母亲的感情如此久久长长。自抗战以后，就生活在一起。日伪统治下最艰辛的岁月，隔离反省最苦难的日子，他们都是如此相依为命地过来了。他一直以为，他们就会这样久久长长亲亲密密地厮守一辈子。当宣传部长，工作忙了，呆在家里的时间相对来说又少了些，谁知母亲这时竟一病不起了。
母亲的殡仪，是请牧师来主持，在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举行的。之后还了发生了一件令元化难以释怀的事情。殡仪馆的人来运遗体，王元化根本不懂得这个时候要送烟、送钱，于是那人大声呵斥他："你自己来抬！"那年已是六十六岁老人的王元化，就在后面很艰难地撑着，从三楼上踉踉跄跄地抬下来。到了车前，只见那些人把白被单一裹，使劲就往车厢里一扔，像是扔一件东西。王元化失去慈母，心情本来就悲哀，见此情景，内心更是大受刺激。
母亲的一生，善于持家，能干、坚韧，从不向命运低头。母亲的性格，是他在许多不幸的日子里活下去的精神支柱。母亲的性格颇有几分汉子气。她喜长段背诵《三国演义》的回目，诸如"美髯公千里走单骑，汉寿侯五关斩六将"之类，铿锵有声。王元化难忘：抗战后，母亲只身一人北上，将北京老家里的东西大部弄回上海。开门只见她，绑腿，扎腰，一身风尘仆仆，大眼炯炯有神，像个古代的女侠。1979年，时年九十三岁的老人，还亲自写信给周扬为长期遭隔离的儿子申冤报屈。当时周扬看了，也不得不松口，说："我应该为他证明一些事情的。"王元化后来看到母亲那封信的底稿，为她的不折不挠，深受感动。
7-7 招收博士研究生
从1981年起，王元化就已经具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可是，他一直没有招生。这一方面是由于他工作不在学校，在具体事务操作等问题上有诸多不方便，另一方面作为宣传部长，他也确有身不由已的任务。1985年，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他在友人和校方的一再劝说之下，开始招收首届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博士研究生。
当年考入他门下的学生有两名：陆晓光和蒋述卓；第二年为吴琦幸；1987年为胡晓明；1992年为傅杰。后来，陆晓光的胡晓明毕业留校任教。蒋述卓分配到广州暨南大学，现为该校副校长、博士生导师，吴琦幸1988年赴美联合培养，现留美工作。傅杰毕业后进入复旦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留校至今。
王元化指导学生有个最大的特点，即引导他们往基础扎实和视野开阔的方向走。他常常引用熊十力先生的一句话："根柢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他认为乾嘉学派的文字训诂工夫是文史学者不可少的基础；反对基本文句都没有搞清楚，就一上来讲微言大义。为此他在不少文章中专门讲这个问题，还特意针对某些海外学人不够尊重中国原典的学风，写过好几篇论学札记。所以，王元化的几个学生写文章都比较注意根据充实，不敢轻易逞一己之意见歪批文史。在专门学问方面，王元化尽自己的努力教，同时也请学有专长的老先生指导，比如，介绍叶笑雪先生教蒋述卓佛学；介绍钱仲联先生教胡晓明诗学等。
王元化在八十年代后的思考重心，就已不专门放在纯文学、纯理论上。他关心文化史、思想史上的重要现象，在这些领域中撰写一系列论文札记。于是他的学生也受其影响，多倾向于以文学批评史专业为原点，同时兼顾文化、思想、宗教、哲学、史地、学术史等领域，广泛涉猎，以专带博，以博辅专。几位学生的学位论文，分别从佛教、中西早期哲学、儒家思想、上古宗教与神话、近现代学术史等角度，切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学域。发表后均受好评，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王元化十分推崇古人那种书院式的教学风气。所以他带学生往往不拘形式。往往在散步、聚谈、闲聊的当下，师生间就有亲切、有意义的交流。所以他的家往往成为学生们比较随意的去处。学生回忆文章写道："最忘不了我当学生时每个周未到先生家去改善生活。师母总是换着花样，把或烤、或炖、或蒸的鸡、鸭，或鱼、蛋搛到我的盘子里，然后在一旁惬意地看着我像一个灾区的饥民一样吞咽。还记得当师母站起来为我们分地，先生总是不高兴：'你不能总这样，人家有人家不吃的权利嘛。'……"
7-8 化学问为生命
王元化在八十年代时，每顿饭还能喝酒。白酒、洋酒和红酒，他都能饮上一点。他喜欢与学生的年轻朋友在一起聚谈，用他的话来说是"指天划地"。谈学问、谈思想、也谈社会现象、谈改革、谈国际国内新信息。话题不拘形式，思想自在遨游。从新思想到旧道德，从抽象的玄学推导到民间的京戏片断，从文艺复兴的经典到五四的思想人物。谈到快意时，他会朗朗背诵莎士比亚的一段对白，老杜的一首七律，或干脆就是熊十力的一段语要。他聊天时无所顾忌，臧否人物往往不讲情面。对于社会的不公、历史的扭曲、人间的阴暗龌龊，更是声色俱厉，一双大眼睛圆睁着，里面快要喷出火来！这个时候，不由让人会想起熊十力说过的话："做人做学问，都要昂首天外。这些家伙，理他做什么！"中国旧时士大夫说的"气象峥嵘"，或云古意犹存一二。
然而他对学生讲得最多的，还是要他们好好念书做学问。他常常讲自己的过去经历，尤其是隔离时期的读书生活。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意思：理论不仅是求知，学问不仅是博闻，更重要的是人格力量，燃烧自己，让学问融化到思想中去，让生命放出光来，这才是求学的真谛。他说，他在遭受磨难时，最能够体会到的一个历史人物就是司马迁。司马迁受腐刑、下蚕室，本可一死，一了百了，却忍辱负重，偷生苟活，为什么呢？难道他真的把生命看得太重？真是的好死不如赖活么？他绝不是的！司马迁当时如果就那样死了，他简直就像一只蚂蚁、一根干草，与粪壤土蛆同朽。然而人的生命不是这样的。司马迁真正懂得人格的尊严，生命的高贵。他把人的精神存在的意义，看得高于形体生命存在的意义，他视人格的力量，寄予在文化创造活动中的人格力量，有不可替代的崇高地位。所以能战胜逆境，战胜屈辱。，战胜人生的最大不幸。从粪土之中，终昂起不可屈辱的头颅。司马迁的生命气质，是真正的高贵。
可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变化的中国现实，似乎很难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7-9 《新启蒙》的创刊
八十年代下半叶中国社会变动加剧。一方面，久被压抑的经济动因开始释放，旧的体制开始松动，改革牵连着千家万户，社会出现经商热；另一方面，知识界十分躁动不安，久被控制的思想激情开始寻找突破，学术思想空前活跃，一个以文化批判开路带动现实批判为主调的潜流涌动着，传统观念在受冲击而发生变化，酝酿着新的创造。在这个背景下，王元化主编了一个名叫《新启蒙》的刊物。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个八十年代引人注目的标志性文化思想事件，既引起来自左的势力的批判，又遭到九十年代一些人的诋毁。那么，王元化办这个刊物的初衷究竟如何？在办刊物过程中有什么想法，应该在这里如实追叙。
启蒙》创刊于1988年10月先后出版发行了四册，分别为《时代与选择》1988年10月，《危机与改革》1988年12月，《论异化概念》1989年2月，《庐山会议教训》1989年4月，均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化在第一期的"编后"中说明创刊缘起："没有堂皇的目标，也没有宏伟的抱负，只是希望在当前娱乐性消费性读物正是迅速挤走有质量的严肃读物时，为活跃学术空气，推动理论探讨做些工作。"又说："理论的生命在于勇敢和真诚，不屈服于权势，不媚时阿世，这里发表的文章不一定有怎样高的水平，但我们力求学得认真，有心得，有创见，有新境界的开拓和探索，坚决屏弃一切空话、假话、大话，我们在探索过程中也会出现错误，但这是出于能力有限，而不是出于学术探讨以外的动机，或违反自己的学术良心。"这里再一次说出了王元化向来坚持的独立思考权利与为学真诚信念。他的初衷是积极倡导一种不讲空话、大话、假话的朴实学风，并从一种既有学理，又有思想关怀的立场，努力去经营一种有时代新意的学术空气、文化精神。论丛筹备时拟定的名称是"时与潮"，后来因得撰稿人之一包遵信的建议，才改名为"新启蒙"。
启蒙》的这一指导思想也贯彻于其后的"编后"文字中。由于论丛经济条件下的限制，它无法出钱刊登广告，而这对于一个刚刚问世的出版物的发行是十分需要。所幸当时有不少报刊以登载消息的方式相助。对此，《新启蒙》第二册"编后"中曾说："一些报刊完全是出于我们对文化事业做点有益工作的愚忱，义务地发表了我们送去的出版简讯。"由于这些义务相助，出版社方面收到了许多询问如何购书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工人寄来的。接着王元化还从出版的角度考虑到当时学术文化滑坡的原因。在该"编后"中他指出原因之一是出版界在制定选课计划时"以票房价值为准则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使得切切实实进行理论探讨的读物被视为无人问津的赔钱货"，而实际上"读者并不是像某些也是文化人的头头那样趣味粗俗，知识浅陋，他们爱真理，有求知欲。"
7-10"都乐书屋"事件
《新启蒙》创办后受到的压力在次年1月北京"都乐书屋"举行的那次发行会后明显地显示出来。在此之前，论丛虽然引起一些报刊义务刊登广告的自发支援，但由于发行渠道的不畅，第一册10月出版后，至12月份编就第三册时，出售情况依然不佳。为此编辑部做了不少努力，在《新启蒙》第三册的"编后"中，主编特意就发行工作上的问题向读者致歉。"编后"中还谈到当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在上海上演优秀剧目时观众的热烈反应，以此说明好的戏剧总会有观众，好书也应该会有崐读者，出版工作者应该"动一动脑筋"，扭转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滑坡的局面，努力为社会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次月王元化去北京参加"都乐书屋"为《新启蒙》论丛而举行的发行会，主要也是出于开通渠道的目的，虽然王元化并不赞成当时已经风行的用所谓"炒作"来招徕读者的方法。据当时都乐书屋发行的参加者之一包遵信回忆说："宣布开会后，先由王元化讲话，他倒没有什么套话，一张口就崐开门见山，说：'我们办《新启蒙》就是要发表一些既严肃又有创见的论文，目的是要推动理论研究的发展，从文化的高度来探讨人们关心的问题。'"
是自由发言。发言者有的由出访东欧的感受谈及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矛盾，有的从当时治理整顿谈及有人想借机否定改革，也有的对出书难的现状发感慨。会至途中发生一次波澜，包的原文是这样叙述的："差不多一个小时过去了。这时突然人们鼓起掌来，原来是方励之来了。这时我们才发现紧挨着门旁的讲台边，还有几位洋记者，他们好象是专门等方励之来似的，方一进门，闪光灯就亮个不停，方先生顿时成了当晚'明星'。"文中叙述方待记者们照相忙碌后，未经主持人有请便开始发言。他谈的主题是最近给邓小平写信要求释放魏京生，并说现在应该提出人权的斗争目标。方的"慷慨陈词"后"会场好一阵的鸦雀无声"，"好久也没有醒过来"。包遵信还写道，当他听了几个人的发言了。会场由此进入"放羊"状态，一刻钟后就宣布散会了。
到会旁听的许良英也提到此事："会上的发言并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实际上是《新启蒙》丛刊的新闻发布会。""我理解新启蒙的倡导者立意不过是要继续五四运动的未竟之功，使政治向文化回归而已。""方励之出场以后，把座谈会给搅散了，什么问题也讨论不成"。
发布会的实际效果和意义当然可以有不同角度的评说，但是从《新启蒙》的角度讲，它所受到的曲解，其借口即据此。据说当时北京宣传部中某人把"新启蒙"视为一次"运动"，并作了这样的论断：五四启蒙运动产生了共产党，那么"新启蒙运动"就是要建立反对党！同样的评论不久也出现在香港的报刊中，如89年2月5日的《快报》中以"反对党的先声"为题评论此会，甚至把方励之说成《新启蒙》创办人。
《新启蒙》的编辑工作主要在上海，而出版则是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北京这次发行会，湖南教育出版社打电话告知其地的公安厅要传讯他们关于《新启蒙》的事，编辑部当时估计是出于北京某些部门的指令。为使论丛得以顺利进行下去，王元化曾特为写信让编者去北京到有关方面据理申诉。申诉的结果是，湖南方面不再受查问了。
7-11 后来的夸张
次发行会不无关系的是，大约在《新启蒙》第三册发行后，主编王元化鉴于读者对论丛的热心和有关报道失实的情况，在1989年4月的一次答记者问，特意把筹办过程中曾经与理论界一些同志者商量而定的宗旨作了说明："丛刊不是时评性的，也不是纯学术性的，而是从文化角度的高层次来探讨人人关心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关于论丛的名称，他这样说：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一些进步的理论工作者就曾经提出并讨论过新启蒙问题，"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思想解放运动称为'新启蒙'，无非是说现在的思想启蒙不仅是继承五四的启蒙运动，而是深化了。"（《文汇报》1989年4月16日）《新启蒙》自1988年10月创刊后，原计划是每月出一册，但是由于出版发行方面的种种障碍，实际上变成每两个月才能出一册，即在12月、次年2月、4月相继共出了四册。按这个周期，第五册应是1989年6月出，而在五月初时编辑部的稿件已经大致编至第六册。由于不久发生的事件，第五册终于未能与读者见面。王元化该年5月2日为论丛第六册所写"编后"，其中一段话颇反映出当时编者的苦心："这一本丛刊原打算在五四出版，但拖到现在才和读者见面。（实际上还是未能和读者见面）这不怪出版社，也不怪发行机构，编者只能感叹现在力事之难。已出丛刊文字俱在。但还是引起许多以耳代目的责难。编者不得不放下编辑工作，忙于去打本不需要去打的交道。两月多时间，身心俱疲，遑论其它？现在总算可以重理正业，但计划打乱，出版拖延，这是要向读者告罪的。"从中可见当时论丛所遇的障碍不仅仅是出版发行方面，更有"以耳代目的责难"。这种责难主要就是来自体制高层中某些人把"新启蒙"与所谓"建立反对党"联系一起的夸张想象。
启蒙》在89年出版了第四册后，7月份原北京市长陈希同在《人民日报》那篇关于"反暴乱"的长篇报告中，首先提到了那次本来只是为《新启蒙》发行而召开的会，把它称名为"新启蒙沙龙活动"，将《新启蒙》牵连到"六四"事件中去。不久上海方面也一度出现了类似的说法，把《新启蒙》论丛1988年末在上海某大学所曾召开的一次题为"新启蒙与现代化"的文化研讨会，说成是上海动乱的起点。《新启蒙》论丛停止后仍受到种种压力和惩处。据告湖南的有关出版负责人因之受牵连被撤职，而掌管思想和文教大权的胡乔木特地来上海要对主编人下手（此事后受抵制而未实现）。这种情况在《新启蒙》停办一年后，又发展蔓延为由某些文化人出面的批判，其代表性文章就是程代熙和李希凡所写的两文。程的那篇文章崐中把《新启蒙》定为"具有机关刊性质"，这种思路与当时把"新启蒙"同"建立反对党"联系一起的夸张想象显然是一到致的。这些情况才是《新启蒙》在压力下不得不停顿的背景。
86年，李锐书刘禹锡《浪淘沙》赠王元化："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元化十分珍爱此条幅，这里有友人对他的理解与勉励，同时也恰是八十年代王元化心境的简炼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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