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反思的年代

              8-1 白藤湖

　   "这地方名叫白藤湖，距斗门县府所在的井岸镇有数里之遥，它正在开发为一个旅游点，目前还是一个人烟稀封的偏僻处所，我在这里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已快三个月了，虽然寂寞，但我很喜欢这片幽静土地的美丽风光，我的窗外可以看到平静的湖水映照着蓝天上缓缓游动的白色云朵，永远是那样安详和恬静，即使微风徐徐拂过湖面，吹起细细的波纹悠然荡漾着的时候，也给人带来一片和平，使我去掉浮嚣，在大自然中变得像它一样宁静……"（《思辨发微序》）。
　　广东沿海靠近深圳的这个小村落，是当地文联为作家准备的一个渡假村。王元化为南方这一景色怡人的小村深深着迷。92年以及接下来的几个春节，王元化都偕同张可在那里度过。那里的简单宁静和朴素，使王元化得以躲避一切城市中浮躁、矫作和烦恼，使他得到某种身心俱适的放松。飘泊太久的灵魂需要止泊，外驰过度的心灵需要回归人性本然，相刃相靡的生命渴望平和、悠然与和谐。古诗中说："有时白云起，天际自卷舒。心中与之然，得兴每不浅"。他打心底里对这里的山水，产生一种清清平平的感念之情。
　　清清平平的心境，中国的老话说，叫"涤除玄览"，叫"至人用心若镜"。很长时间以来，他感到一直处于一种焦躁不安、匆促应对的心境，很难得把心放得这样平，这样清明，像书经里说的"思安安"。──思想有待于安静下来疏理；过去的文字有待于从容斟酌、去甚去泰；一些看似常识的观念，需要重新考量、重加反思。
　　白藤湖的冬天里，酝酿着九十年代的一些新的思想生机。

              8-2 反思黑格尔

　  1992年前后，他修订了他的重要作品 《文心雕龙创作论》，易名为《文心雕龙讲疏》出版。
　 《文心雕龙创作论》自1979年问世，到1984年再版，共发行五万多册。不仅受到专家学者的奖赞，而且十分受读者的欢迎。因为这本书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古代文论本身。它实际上是遥遥承接了世纪初的一个学问传统：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等著作所开创的"外来观念与本土文献相互释证"的传统。王国维的传统在五四后曾受到相当重视，有不少后继者。但是在1949年以后，由于强调"主义"的指导，立场的革命化，以及世界观的决定意义，导致思想的定于一尊，研究者个人思考的缺席，以及研究者支援意识的贫乏，所以古代文史的研究格局单一重复，几乎排斥了新观念的开发与新方法的尝试，流于陈陈相因，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学术研究贵在创新的科学品质。王元化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一书中，以他长期以来浸渍于西方哲学文论的素养，大胆采撷西方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名论，与中国古代文艺思想互相阐释证明，正是直承王国维以来自西方文学与哲学的新观念、崐新方法，运用于中国旧学问旧材料的做法，正是一举复活了王国维的求变、求新的学问精神。所以，王瑶先生主持的一项国家七五研究计划，决定选取十名典型学人，加以研究，以呈显本世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顺序的排列，王瑶慧眼独具：以王国维始，以王元化终。
　　王元化在修订版的序言中写道："作为这部书的作者，对自己著述能够取得这样广泛的影响与回应，自然感到欣慰。但同时也萌生了一种喜忧参半的心情。"这种"喜忧参半的心情"，都是源于该书最得力的黑格尔哲学本身的思想性格。

             8-3 规律是一种语言神话

　  黑格尔哲学有强大而犀利的逻辑力量，能够在混沌中呈显秩序，在经验中凸出理性，在片面中把握全体。尤其重要的是，能够在主观、情绪化和一厢情愿中，回归客观规律的把握。"五十年代末期，紧接着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之后，大跃进的暴风雨席卷了中国大地。那时候，人们似乎丧失了理性，以为单单依靠意志，就可以排山倒海。这种笼罩在祖国上空的乌云，它所带来的痴迷和狂热，倘非身临其境是难以想象的。……在饱经苦难之后，一些学人对于唯意志论感到切肤之痛。"王元化借助于黑格尔哲学，试图去发现和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试图针对时代思想的病症，对症下药。那时，他深深为黑格尔式的理性力量所折服，认为它具有一种无坚不摧、可以扫荡现象界一切迷雾中揭示其内在必然性的魔力。
　　但是，他后来发现这里有着不易察觉的问题。"六十年代过去了。十年浩劫之后，当我可以重新阅读、思考、写作的时候，我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再认识、再估价。……他的哲学充满了复杂的矛盾。黑格尔哲学严格地恪守他为自己体系所建构的自在--自为--自在自为的理念深化运动的三段式。他的著作明显地流露了对这种刻板的、整各划一的体系的追求和用人工强制手段迫使内容纳入它的模式的努力。……我认为自己需要对黑格尔哲学认真清理的，除了他那带有专制倾向的国家学说外，就是我深受影响的规律观念了。……"
　　王元化对所谓"规律观念"的反思质疑，是以九十年代讲究学理和排斥情绪化冲动的思考方式，来继续八十年代的思想课题。长期以来，中国人政治生活与文化思想中，一直有一个符咒式的语汇，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在解除符咒的思想家眼里，这只是一种"意谛牢结"，一种知识权力符号，一种取消人们独立思考的一元式语言，在这种语言神话的笼罩下，人们只能屈从命运，而不能探寻可能；只能定于一尊，而不能有多种声音；只能消解创造性，而不能释放探索精神；只能思想专制，而不能文化民主。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思想命运，似乎一直很好，在相当多的文学教授、哲学史专家那里，讲黑格尔就是诠解规律、必然，他们都没有谁真正反思黑格尔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奇妙关系。王元化从自己开刀，从营垒中突围。很少有谁象他那样认真严肃，将自己也当作思想材料。陆九渊说："崐宇宙内事是我份内事"，一旦生命融化学术，学术确是我份内事。
　　《文心讲疏》还有一些新增论文是关于中国传统思想，这方面他也有新的改变，我们按下不表，先说对黑格尔思维方式反思的延伸。

             8-4 又一政治神话的源头

　　顺着这一思想脉络再进一步，就是在政治学说领域中对黑格尔式思维的反思。
这当中有一个契机：1992年5月，&127;王元化应邀主持复旦大学金重远教授的博士生论文《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答辩会。王元化受此引发，进一步思考政治民主问题。不久后，写成《与友人论公意书：致李锐》。信中说：
　　公意被解释作比每个社会成员本身更准确无误地体现了他们应有却并未认识到的权利，公意需要化身，需要权威，需要造就出一个在政治道德上完满无缺的奇里斯玛式的人物。不幸的事实是，这种比人民更懂得人民自身需求的公意，乃是一个假象，一场虚幻。其实质不过是悍然剥夺了个体性与特殊性的抽象普遍性。以公意这一堂皇名义出现的国家机器，可以肆意扩大自己的职权范围，对每个社会成员进行无孔不入的干预。一旦泯灭了个体性，抽象了有血有肉的社会，每个社会成员就得为它付出自己的全部自由为代价。民间社会没有了独立的空间，一切生命活力也就被窒息了。只有在国家干预有所限制的条件下，方能容纳各种需求，使多元性、自发性、独立性的公民意志得以沟通，达成真正的契约关系。这样才可以使原先淹没于抽象普遍性之中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取得真实意义上的存在。黑格尔幻想有一种不同於抽象普遍性的具体普遍性，可以将个体性与特殊性统摄并涵盖於自身之内。但这种具体普遍性只存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不承认独立存在於普遍性之外的个体性与特殊性，实际上也就是用普遍性去消融个体性与特殊性。不管把这个普遍性叫做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情况并不会有什么两样。黑格尔的同一哲学，使他非常方便地 辑推理，得出消融在普遍性中的个体性和特殊性，竟能保持其自身的独立价值。过期我曾十分迷恋黑氏关於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三范畴的哲学，认为这是他的辩证法所创造的在一大奇迹。现在应该从这种逻辑迷雾中清醒过来了。
　　1996年他写《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一文，又说：
　　当时我对黑格尔关于两种普遍性的划分十分钦佩，……长期以来我不止一次援用了这个说法。近几年我为了清理自己的思想，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反思，这使我的看法有所改变。我认为黑格尔在具体的普遍性问题上，没有能够摆脱给他哲学带来局限的同一哲学影响。知性的普遍性固然不足取，但以为总念的普遍性可以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包括在自身之内，却是一种空想，……如果不承认它是不可能将特殊性与个体性一举囊括在自身之内这一事实，那么这样的思想就将会给人类的政治生活带来极大的危害。卢梭在设想公意超越了私意和众意，从而可以通过它来体现全体公众的权利、意愿和要求的时候，他原来是想为人类建立一个理想的美好社会，可是没有料到竟流为乌托邦的空想，并且逐渐演变为独裁制度的依据。当黑格尔陷入同一哲学的时候，我们必须注意它的后果。

              8-5 与吴江论《社会契约论》

　  从反思黑格尔引发对政治学说的关注兴趣，王元化从哲学的层面敏锐发现了问题，"卢梭的公意概念和我们的人民概念竟如此相似"，但是，他还是在哲学的圈子里提出问题，还没有真正深入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内部，去察看他的来龙去脉，卢梭思想与洛克、与西方政治学说史的关系，他还没有涉及。在读书治学上，王元化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追寻习惯，在文革前读经典，就养成了不断往深处追寻的做法。他又非常推崇中国老一辈学人读书读第一手材料、读原典的朴学精神，于是不顾自己已是近八十岁的高龄老人，不顾自己对于西方政治思想史并不十分熟悉，执意要闯进这个对于自己来说较为陌生的领域中去探寻究竟。
　　1997年至1998年，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认真反复精读《社会契约论》。那本商务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只是一薄薄的小册子，却被他密密圈点，朱色灿然。同时，又摘录、钩玄为一本笔记。在读原典过程中，他还参读张奚若多年前的《卢梭与人权》和《法国人权宣言的来源问题》两篇长达十余万字的大文章。张文引文直据法文原典，王元化为了弄清张奚若的理解可靠不可靠，又邀请了复旦大学法语专家李棣华来家里，一句一句地校读释解。终于，他发现《社会契约论》原来是一本思辨色采报浓厚的政治哲学著作，之所以后人有不可化解的歧解甚而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原因即在于"书中那些思辨哲学不是仅仅凭借常识就可以理解，相反，常识在这里往往只会起着误导作用。"
　　要不是老友吴江的一封来函，王元化或许不一定将读《契》的结果写成专文。吴江，中央党校的教授，曾发起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思想解放运动时期资深理论家。他在给王元化的信中说："非常惋惜，至少在我看来，我们的理论界（无论前辈或后辈）并没有提出过一个比较具体的完整的新国家学说来。……我想，这恐怕正是导致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步履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王元化回覆吴江的信，大约是原信的回倍，完全是一篇大文章，并且附有约占全文五分之一的长段注释。这篇文章从剖析卢梭对民主制度的矛盾态度入手，深入考察思辨哲学对卢梭构建公意概念的影响，努力还原卢梭民主理念的来龙去脉，并把他与洛克等西方政治学家的思想相参证比对，证明张奚若对卢梭的评判大体正确，公意概念确是通往全权国家和抽象人民的合法性依据，而与《人权宣言》强调个人权利不可剥夺毕竟南辕北辙。细心的读者很容易发现。这篇文章无疑有两层结构：一是学理层面的求真、求实、力图对西方民主学说，以及卢梭思想本身，有真实透彻的理解；一是中国思想史层面的映照、对勘，──作者说，这是关系到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他一直有现实与历史关怀的一份自觉。前一层面是"根抵无易其因"，而后一方面则是"裁断必出乎己"。
　　1998年底，王元化将前后论《社会契约论》的三篇文章，合为一编，题为《社约论三书》，交给新创刊《百年》发表。至此，他九十年代反思的一个集中的思想轨迹，可以较清楚呈显出来了。

              8-6 《思辨随笔》序

   老年人思念故土、思念儿时、思念父母，中国古人称之为"孺慕之情"。越到晚年，王元化就越是怀念儿时生活，尤其是想念母亲。母亲待人热情，与青年人特别能谈得来，有母亲在，家里热闹，多客人，多欢声笑语。有时候，母亲俨然成为大家谈话所围绕的中心人物。有时候，王元化的朋友来到他家里，甚至不是来找王元化，而是为了跟她的母亲谈谈话的。每到圣诞节，母亲会请许多人来家里过节，她会精心地安排一切，包括为每个人准备好的小礼物。大家唱歌、做节目，十分欢乐融洽。元化常常怀念那充满和谐、温馨的美好亲情的时光，而今不复再有。又到节日，元化只与张可二人怅然枯坐而已。谈到中国文化，王元化说他是有感情的。他就常常用他的家庭作例子。中国文化传统中重视和谐、重视亲情的家庭观念，他有真实的受用。
1994年《思辨随笔》出版。这是一本后来获得国家图书奖的书。在序言里，王元化这样表达他的孺慕之情：
我可以实现我的多年宿愿了，那就是将本书献给我的亲爱的母亲桂月华。她于一八八七年八月初一生，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五日殁。她的慈祥、仁爱、贤慧伴我度过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时期，在日伪统治下的恐怖岁月里，她为我受尽惊吓 ，给予我只有母亲才能给予的关怀和帮助。在二十多年的坎坷命运中，母爱是我得以排遣寂寞、孤独、苦闷，从颓唐中振作起来的力量源泉。那时如果没有她和另外几位亲人，我不能想像，我将活得多么凄苦。

              8-7 最忆是杭州

　　九十年代的春夏，王元化常去的一个地方是杭州。几乎每隔一两年，他都要偕同妻子张可去那里小住一段。淡妆浓抹的西子湖，桂子飘香的灵隐寺，泉香烟暖的九溪十八涧，──越是到了晚年，王元化越是对自然风景留心在意，尤其是钟灵毓秀，含藏太古之心的江南山山水水。最忆是杭州的云栖。他在《清园夜读后记》忘不了记下一笔："上午偕可与光年夫妇去云栖梵径，在修竹丛中漫步，林中有参天古木，苍劲挺拔，放眼远眺，见处处绿荫，浓淡相间，如叠玉集翠，景色如画，幽静宜人……。"看不够的山水与说不完的文化传统一样富于迷魅。
　　反思的另一个方面是关于传统文化，关于国学研究。
　　《文心雕龙讲疏》仍然是一个思想新起点。与六十年代的《创作论》更多关注中西文艺思想的普遍性、共同原理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他更多关注中国文艺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特性；与八十年代他更多关注中国传统思想的落后、弊端相较而言，九十年代他在批判传统压抑个性一面的同时，又较多忧虑优秀民族思想传统在现代的打断、缺失、以及文化精神的超越性与继承性问题。
　　他晚年尽捐故艺，小说不看了，诗歌散文也早不读，唯一让他不改初衷，不倦玩索的艺术，竟是儿时耳濡目染的京剧。据《学术年表》：
　　1992年7月。撰《京剧札记》，文中说："在京剧老生中，我尤喜爱余派。"
　　1995年10月。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京剧与文化传统丛谈》（原名《关于京剧与传统文化答问》）的长篇连载，连载的小标题分别是："大传统与小传统"、"京剧与传统伦理"、"摹仿说与经兴说"、"演员、角色、观众"、"心物交融"、"善出善入"、"发展与承传"、"假象会意自由时空"、"失败的例子"、"鲁崐迅谈梅剧"、"以神传真"、"成功的例子"、"振兴与戏改"，后据此修订，自制五十本特藏本，赠送友人与图书馆，全文于1996年春季发表于《中国文化》第十二期。
　　王元化从世界戏剧史的文化比较背景中，谈京剧的民族艺术意味。他更多注意到中西方美学趣味的差异特质，肯定中国传统艺术思想有着不低于西方的卓越成就。有个叫弗朗索瓦·于连的法国汉学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出中国很晚才出现有关"想象"的观念，王元化不同意这个说法，曾在一篇与海外友人的论学书中据理反驳。胡适认为京戏缺乏西方的戏剧三一律，因而不值一顾。在这篇文章中，他也驳斥了这种西方中心论的偏见。
　　王元化更加注意京剧背后所体现的传统思想的价值。他说："虽然我喜爱京戏，但我研究京戏并不完全出于兴趣，主要在对于传统文化的考虑，我认为京戏在文化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说，在谈到传统伦理道德时，必须注意将其根本精神或理念，与其由政治经济及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派生条件严格地区别开来。他说："岳飞、文天祥的事迹，今天仍会使我们感动，可是他们的社会意识是充满忠君色彩的。我们对于皇帝再也不会产生神圣的感情了，为什么还会被这些充满忠君感情的人物所打动呢？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也像他们一样，对皇帝抱着一种神圣感情，而是从他们的忠君意识中领会到另一种崇高精神。我们是被它所打动的。这种崇高精神固然蕴涵在他们的忠君意识之中，可是我们却把两者分离开来了。"
　　其实，早在两年前，他为《杜亚泉文集》作的长篇序言，就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认为陈寅恪所说的"超越时间地域"之"文化理念"，梁启超所说的"思想的根本精神"等，都有学理上的根据，是可以"排除时代所赋予的特定条件之后的精神实质或思想实质"。而1995年1月，&127;他参加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文明冲突与文化中国"国际研讨会，与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在旅馆相聚，曾就传统道德中的三纲五常关系问题，谈至深夜时分。……这都是反思中的思想轨迹。

              8-8 反思"五四"

　　从五四时期一直延续到八0年代的"文化批判热"，&127;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在中国思想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1949年以后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从思想特征来说，是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以"狠斗私字一闪念"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毁灭人的生命尊严感，粗暴践踏人权、人性为归宿。王元化的后半生，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饱受各种激烈斗争的磨难，生活经历促使他透过思想史表面现象，去思索可以连贯史实的深层原因。激进思想实际上有两种表现型态，一是以"人民"的名义，"神圣"的崇尚，去取消、压制个人的真实声音；一是以"进步"的名义，"求新"的崇尚，去破坏摧毁优秀文化传统的存在，同时也去取消其他被他们认为不进步不理性不新潮的声音。二者无论如何不同，自以为真理在握，要强迫别人服从自己，要改造和控御他人的思想，要越来越采取激烈的手段来达到目的，则是十分一致的。中国现代思想传统的起点是五四，因而，王元化方方面面的反思，最终会从不同的问题点辐集到五四这一现代思想发源地的核心问题上，反过来也可以说，他始终不离对五四的重新思考，而思考的心影又不断辐射到诸如文化传统问题、政治哲学问题、中西思想比较问题以及近现代思想人物评价问题等等。五四是反思过程中的一个充满思想张力的核心。
　　自1996年起，王元化先后在南京大学、上海师大、杭州大学、华东师大、上海戏剧学院、复旦大学、中国美术学院，以及台北联合报系"跨世纪文化反省与展望系列论坛"等，作同一主题的讲演，题目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再认识再估价》。他反复指出，五四除了个性解放，人的觉醒，值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书特书之外，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也是五四精神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后者更是值得中国知识人承传的现代精神遗产。五四是否凸显了真正的民主思想，值得探讨。很大程度上，五四只是凸显了高调的民主，即大革命的民主，而低调的民主，即经验主义的民主，五四思想是相当不够的，这必然形成中国现代思想的先天不足。
　　在连续几年读书、讲演、不断反思的过程中，王元化经反复思考，逐渐得出一些初步结论。他慎重提出五四时期流行的四种观念，今天有必要对它的作清醒的再认识再估价：一是庸俗进化观点，这种观点断言凡是新的必定胜过旧的。二是激进主义，这是指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的倾向，它成了后来极左思潮的根源。三是功利主义，即学术失去其自身独立的目的，而将它作为自身以外目的服务的一种手段。四是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真理是非问题的考虑放在首位。
　　1997年12月，王元化撰《清园近思录后记》又说："在二十世纪中，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股最具影响力的思潮，其覆盖面之广，持续时间之长，是这时期其他思潮不能比拟的。直到今天它仍在支配着许多人的思想，甚至对一些和五四精神并不一致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值得认真探究的是，这些人虽然已脱离了五四的思想轨道，"他们用群体意识来代替个性解放，用集中来代替民主，用暴力来代替人道。可是在思想方式和思维模式方面，他们和五四时期所盛行的意图伦理、激进情绪、功利主义、庸俗进化观，却是完全一致的。"

            8-9 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

    1999年4 月，王元化与《人民日报》李辉作了一次谈话录，将他对于五四的思考又进一步深化。下面是其中一段对话：
问：你曾说到在你们那一代知识分子中间，往往根据一种政治信念，在民主理论上只取一家之言，形成偏识的现象。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
答：当然不是少数人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因为它是从一种政治信念引发出来的。这种政治信念又产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思维模式。意识形态化往往基于一种意图伦理。意图伦理在我国有悠久的传统。许多观念改变了，但这一传统未变。五四时期反传统反得很厉害，但意图伦理的传统却一脉相承下来。我那篇为杜亚泉文集做的长序，曾谈到一九一九年东西方文化论战时，蒋廷黼和杜亚泉曾就思想和态度问题进行了争论。杜批评蒋以感情和意志作为思想的原动力说："先定了我喜欢什么，我要什么，然后道理来说明所以喜欢以及要的缘故。"这就是意图伦理。近数十年来此种思维模式大盛。我曾询问一些友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提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要义可否用一句话回答，朋友多答不出。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屁股（后改为立足点）移过来。"这意思是说：在认识真理、辨别是非之前，首先需要端正态度、站稳立场。也就是说：你在认识真理以前首先要解决"爱什么，恨什么，拥护什么，反对什么"的问题，以达到"凡是敌人赞成的我们必须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必须赞成"。但是这样一来，你认识的真理，已经带有既定意图的浓厚色彩了。我觉得这是思想领域的一个重大问题。此外，思想领域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问题。我认为，今天仍须继承五四的启蒙任务；但是五四以来（不是五四时才有）的启蒙心态，则需要克服。我所说的启蒙心态是指对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的过分信赖。人的觉醒，人的尊严，人的力量，使人类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但是一旦把人的力量和理性的能力视为万能，以为可以无坚不摧，不会受到任何局限，而将它绝对化起来，那就会产生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我生于一九二零年，从小就受到五四思潮的洗礼。我的科学信仰以及接下来的政治信仰，使我亲身体验过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化的启蒙心态。这和我所读过的那时被奉为经典的书籍有关。它们使我相信人的知识可以达到全知全能，从而认定英国经验主义启蒙思想家是不能和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家相比的，因为前者往往是不可知论者，有着怀疑主义倾向。所以，休谟、洛克比不上卢梭，而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间，康德又比不上黑格尔。因为前者多了一份怀疑，少了一份信念。这就是你所说的偏识。`……往往自以为真理在握，必不许反对意见有反驳的余地，接下来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思想定罪，以至改造人性，发行思想，不都是这样发生的么？……我认为这对于继承五四是不利的，但其影响不但至今未绝，且有变本加厉之势，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8-10 八十岁的老人与八十岁的五四

    王元化常说自己是"五四的儿子"。五四已经过了八十周年，按中国传统的算法，王元化也是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了。一个现代文化精神传统，已经有了她八十岁的生长岁月。他们一起长大，共同经历了时代与人生的沧桑岁月。因而王元化讲起五四，那样一种切身的存在感受，后辈小生们似乎很难用那一套训练有素的语言去取代。然而人的生命毕竟短暂有限，而一种文化生命的精神传统，应该从长计议，用更大的时间尺度来考量。王元化多次用佛教入华来作比较，称五四为第三次中西文化接触期。中国文化花了八百年的时间，来消化佛教文明，那么，五四才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片段而已。用一位学人的话来讲，"佛教这顿大餐，中国人整整吃了一千年。"那么，五四开始的这顿"大套餐"，中国人才刚刚开了一个头！
五四以前的中国社会，接受西化毕竟已有六十年，始而造兵、继而练军，再继而变法，最后知道教育、文化、思想观念的重要，于是结晶一个"五四"。这是"五四"的来之不易，值得爱护珍惜之处。五四之后的中国，由一个小农社会、宗法社会，上下翻转为一个初具现代理念、现代组织的工商社会，科学为本、教育为本，无论如何，已成社会主流共识；民主观念、理性精神、权利意识，多多少少，正在慢慢浸入中国人的真实生活，而不再是空洞虚渺的天方夜谭。八十年过去，谁不承认五四带来的新空气，与中国发生的变化息息相关？谁会否认我们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已经那样深地接受了五四的厚赐？王元化一生尊理性、重人文，崇个性，反专制，他岂不知这些都是五四的光彩所在？他之所以特为强调"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为五四最为重要的思想遗产，恰恰是五四在崇个性、反专制方面的任务还远未完成，最为吊诡的是：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恰恰又是因为五四传统中一些深层思想模式所造成的。这也正是霍克海默/阿多尔诺所谓"启蒙的辩证法"。爱之深而责之切。他毕竟是五四之子。

              8-11 重返清华园
　　
    1997年3月，一个春雨蒙蒙的清晨，清华园。
　　王元化清华大学友人的陪同下，重访清华园。
　　他终于寻找到了南院十四号故居，童年生活情景，一一回到眼前。他兴致勃勃谈到那时的一些生活细节与人事。陪同者惊异于这位老人有极好的记忆，竟然对七十多年的事情如数家珍。王元化说，他也很觉得奇怪，最近的人事，反而越忘得快；而过去多年的一些旧事，这几年反而在记忆中渐渐清晰，渐渐浮现出来。
　　清华园世纪初的建筑楼宇，当时是相当洋气，极富现代风格的，现在却已经有了更现代、更新式的楼群，体现着时代的变迁。然而古老的楼宇还是那样自信、那样好看，并不因为新的出现而显得过时。古老的楼宇与新式的建筑相互映衬着，在春天的雾霭之中，都是好看的样子。
　　王国维的纪念碑，非常朴素、简单，地点也十分幽静。碑文为陈寅恪所撰，七十年过去，不仅不曾被人忘记，"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还不断被人说起，成为九十年代最有魅力的思想主题。纪念碑不仅是清华园神圣的所在，而且是中国现代思想神圣的灵魂。
　　七十年过去了，王元化从这里走出，终究又回归了认同了这里的精神价值。"沪上清园"，是他的书房名称；《清园论学集》，是他的自编选集的书名。清园的背后，潜藏着一个有意味的结构：以思想为生的中国现代知识人，一个世纪艰难跋涉的开端与归宿、展开与局促，丰富与困涩，幸福与苦痛……。黑格尔老人说得真好：
　　精神生活在其素朴的本能阶段，表现为无邪的天真和淳朴的信赖。但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种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即在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的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但这种分裂境地，同样也须加以扬弃，而精神总是要通过自力以返回它原来的统一，而导致返回这种统一的根本动力，即在于思维本身。（《小逻辑》"逻辑学概念的初步规定"）
　　老人讲的那些宗教真理，虽然小孩子也会讲，可是对于老人来说，这些宗教真理包含着他全部生活的意义。……构成理念的内容和意义的、乃是整个展开的过程。（《小逻辑》第三篇，概念论）
　　那天晚间２３点５０分的《读书时间》，王元化通过电视节目，对全国读书爱好者们讲述他的思想求索经历，谈他的《思辨随笔》的写作甘苦，也谈到了清华园里陈寅恪先生为王国维先生所撰写的碑铭。……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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