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自古文章穷而后工
6-1 文革来了
一九六六年，为期十年的文革爆发了。
每一个曾经走过这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忘却！那风雨如晦的年代，混乱交织着狂热掩盖了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乏，也淹没了清明的理性和正常的人性。这浪潮汹涌而来，足以使原先的坚定都变为重重狐疑，将本来的常识也变成一大堆荒唐话，不被波及的少有其人。而谬误和谎言被一千次地重复之后，也变成了堂而皇之的真理。整整一代的知识分子在被改造之中放弃独立思考，魔与人性双方的力量是如此悬殊，以至于世间路都似乎都是如履薄冰，每说一句话都必须显得谨小慎微，更难以忍受的还有内心里真正的思想的死寂与冰冻。这期间，许多人被逼迫至死，许多人在颠倒中疯了，还有一些人虽然幸存下来，这一段回忆却永远成了记忆中不可磨灭的疤痕，每一触及，都有着撕心裂肺的痛和悲哀……
王元化是存者中的一个，但这一段历史该如何反省？单纯的揭露或者控诉解构不了历史的复杂，而理性也解释不了情感。在走过那段蹉跎岁月之后，王元化总不时想到这样一幕情景：伽利略被迫跪下认罪后，带着屈辱说：地球仍然是动的啊。不想说明什么，只是觉得有一种锐感，似乎从那时一直到此刻，直到心里。而他想讲述的只是一个个人的故事。
6-2 问君更得几时还
在王元化的个人生命记忆中，文革的开始，是以他的眼病好转为标志的。就在那时，他被打成历史、现行反革命。一双明亮的眼睛，本是为了寻找光明，现在看到的却是盈目的黑暗。这一切，王元化觉得象一个愁惨的寓言，但它却偏偏于眼前活生生地发生着。
六七年夏，王元化的岳母汪毓秀去世。汪毓秀女士天性温蔼，一直善视他和张可，在困难的日子里，对他们从不吝惜自己的关怀和慈爱。王元化从她那里获得过许多温暖，把她视为自己的第二个母亲。人伦哀恻，无时或消，王元化时曾赋五言古体诗的志哀，开头几句是：龙华落葬日，阴雨昼如晦。踽踽道路上，老少衔同悲。人生悲哀，无过生离死别，眼着曾经是无比熟悉亲切的亲人从此在人世间消失，再豁达的人也难以漠然置之，何况春雨弥蒙，虽昼犹晦呢？但是，就是这样一首诗，被造反派认为是影射当时的政治环境暗无天日，王元化因此被批判。"无罪无辜，谗口嚣嚣"，这样的时世，当真是要逼得人"侧目而视，裹足而立"了。然而，想想历史上，放言不禁的时代之气魄宏毅，嵌口扼舌的时代之器局偏狭，王元化几乎无比亦无暇为自己叹息！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王元化并没有被上一次诗文带来的厄运吓得就此不再敢提笔为文。文革前，他曾作过一首七律送别朋友彭柏山。彭柏山是少数几个一直与他保持友情和来往的朋友之一。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王元化受批判的时候，也一直得他的鼓励和关怀。文革间，彭柏山也受波及，被发配青海。前途坎坷，道路修长，谁也预料不到此后的情形，离情别愁之外，更有理不清道不明的家国忧思，王元化于是作《送柏山上路》一首，曰：边城风雪锁春寒，千里荒漠万重山。墨翟有感哭歧路，老聃无意出函关。豪情都作断肠梦，岁月渐催鬓发斑。心事茫茫堪谁诉，问君更得几时还？──阮籍哭于穷途，墨翟哭于歧路，往何方去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迷惘，心事苍茫尽在于此矣。老聃当年出函谷关，骑青牛涉流沙万里，人言仙去，如今，西去者但有黯然愁肠，两鬓华发，梦里豪情而已。王元化此诗，其情其事，实是包含了自己的命运感慨在里面。只是，他没有想到末一句诗崐"问君更得几时还"竟成谶语，而彭柏山就在文革初含冤去世了。王元化日后追忆道："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我曾写了一首七律送给一位和我共遭磨难如今已故的友人，借以抒吐当时的抑悒情怀。我从来没有做过诗，今后大概也不会再做了……"。沉痛之情，溢于言表。而打击与磨难，这仅仅还是开始。
6-3 张可
事隔十余年，王元化于七零年至七二年期间，第二次被隔离审查。审查而加以隔离，这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政治用语。颇似严重的传梁病人被送至医院，加以隔离一样。在那一段年月里，像王元化这样的人，无疑也是被当作"脱离了广大的革命群众"，而患有顽固的"思想病"的"病人"，病情"严重"且能"传染"，故须加以特殊的对待。王元化在五十余年的生命历程中，追求真理，沉浸学术，从没想到过有朝一日自己会被看得如此"重要"，牛顿看自己不过是个在海滩边偶尔拾到一两颗贝壳的孩子。在追求真理的途中，思想本来只不过是自家生命中事，而世间某些不相干的过于看重实在是兴师动众得惹人发笑。可惜偏有许多人惯于"从小见大"。而这一切只不过因为他不幸而生于这样的时世，尤其是不幸在这样的时代又生为一个以思想为生的知识分子。
之后，王元化被遣至上海郊区奉贤农场加以劳动改造。这期间，王元化第二次发作了心因性精神病。一次批斗会上，王元化忽然感到脸上身上有无数的小虫子在爬，疼痒难禁，他禁不住全身扭动着。这次批斗会以他为重点，这副古怪的样子自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一位因去过苏联也被批判过的女同志，对此大为生气，以为他是在装假。于是恶声叱骂起来，眼里闪动着憎恶和仇恨的光芒。王元化日后没有多提这件事，也无揣测那位女同志当时的心理，只是，对当时人与人之间因此琐事无端产生的厌恶与仇恨，王元化感到了极度的痛心。
以前，被批判了，总还有个温暖的小家可供休养生息，父母妻子的抚慰足以让人重新拥有勇气和信心。这一次，再被隔离审查，再一次发作心因性精神病，似乎一切又重来了一遍，但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覆巢之下，再无完卵。因为王元化的缘故，张可也受到了株连，上海戏剧学院所在系里的两个参加造反的头头将她非法隔离，甚至因高血压昏厥也不准看病。正是在这期间，张可落下了严重的病根。七九年六月，张可因这时落下的病根突然中风，昏迷七日不醒。王元化在医院里像一个小孩子那样嚎陶大哭，后经抢救脱崐离了危险，但留下严重的后遗症，不能用脑，读写俱废。此后家务安排多由王元化承担。后来，王元化在提到妻子张可的时候，深情的说道：
张可心里似乎从来不懂得恨。虽然她在关键时刻显示了女性少有的坚强。我没有一次看见她用疾言厉色的态度对人，也没有一次听见她用强烈的字眼说话。她总是那样温良、谦和、宽厚。从反胡风到她得病前的二十三年漫长岁月里，我的坎坷命运给她带来了无穷的伤害，她都默默地忍受了。我那时因遭到屈辱是敏感的，对于任何一个不易察觉的埋怨眼神，一种稍稍表示不满的脸色，都会感应到。但她始终没有使我会受到刺激的任何情绪的流露。这不是许多因丈夫牵连而遭受磨难的妻子都能做到的。因为她们无法依靠思想或意志的力量来遏制自然迸发的感情，只有仁慈天性的指引，才能臻于这种超凡绝尘之境。
在这丧失自由、倍尝屈辱的年头，丈夫和妻子谁都没有那几个词：抱歉、对不起、感谢。患难中，他们相濡以沫，默默地替对方承担起对方的那一份痛苦，又默默地传递着自己的关怀和理解，劝慰与同情，通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在寒瑟中绽开的小小的微笑。那个年月，有多少对夫妇因为个人的利益或者相互间的不理解而分开了，甚至包括父子、兄弟，多少人因为这雪上加霜的行为而心淌着血，暗流干泪！利剑出自烈火，雪莲生于高山，唯于艰难中磨炼的真情最为感动人，也崐最能指引人。许许多多个夹杂着寒风冷雨的日子就在这真情中熬过去了。
6-4 父亲之死
父亲的死是承一系列苦难而来的对王元化最大的打击。虽然维周先生是九十余年的高龄，可是还是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他将会永远地睡去，从此再不醒来，总觉得那一天还早呢。是啊，十余本父亲为自己口述而笔录的手稿还在面前，墨迹仍然清晰，仿佛还是那些个父子灯下治学的夜晚，父亲的笑尽管已显苍老，却仍透着爽朗和豪迈。怎么可能就这样去了？那教姊弟们作文、吟诗的温和的声音，那又宽爱又严肃的面容，偶而因自己的顽皮而显暴烈、严厉的眼神……是什么模糊了双眼，也同时模糊了记忆！几十年来，无言的关爱、督促、男儿间的心照肝胆，从散落的记忆中又串聚起来，拼成一幅无比熟悉却又隔得无限遥远的图象。
有时禁不住想，父亲在这个时刻闭上了眼睛，是不是觉得已看够这漫天浓雾中的丑恶与愚昧，而又嫌对光明的等待太过漫长？有什么比一个宁静、安祥的睡眠更好呢？但王元化还是感到深入骨髓的悲悼。"哀哀父母，生我劬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欲极之德，昊天罔极！"人子的哀痛原是如此深重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一生偃寒，竟连这一愿望也达不到！
一九七五年，王维周先生逝世。独坐灯下，王元化陷入深的沉思中去。长夜正漫漫，何由而旦，又定在何时呢？
6-5 韩非与阴森森的社会
一段又一段的坎坷路途都在超于常人的坚忍之下走过去了，父亲的逝世反而更激起了王元化对命运的抗争。他从没忘记身上流动着楚蛮的血液，也从不以为人世的艰辛可以磨平人思想中不屈的棱角。楚国山川秀美，土地丰饶。《楚辞》更以其不朽的诗篇热情地歌唱了这一方土地所有的品物风流。然而，长留于楚人记忆中的，更多的也许正是那楚先民怎样在荆棘和乱流中赤手开垦的景象。"南蛮"，这是中原文化予以他们的蔑称。而当他们踩着先辈和自己的鲜血终于开辟出了千里沃野，处处山河的时候，"楚蛮"这一称呼成了他们内心最深处的骄傲，象征着强悍和不屈，进取和拼搏。
从一九七五年起，王元化开始作长篇论文《韩非论稿》。终在七六年八月撰成。当时的通行论点是，韩非是集法家之大成的人物。对此，王元化是有疑问的。而在那个"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年代，在那个由"人民大众"来"改造知识分子"的年代，个人敢于有自己的想法不仅需要有绝大的勇气，更需具备的还有一个学者所必具的"独立之精神，自由思想"。王国维当年于《国学丛刊序》中提出：学术无新旧，无中西，无有用无用。王元化在深信学术的价值必然比一时之政治为巨，他的研究韩非，只是因为一个学者的心灵不愿意在从于时势之下，而力求做到"根底无易其固，裁断必出于己"，庶几不愧于"学者"二字。
王元化区别了韩非与早期法家。韩非思想以"术"为主，承之于申不害，而兼容法势。"术"，主要指一种极端诡密的权术运用，而"法"则是成文的法律。韩非自言："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司马迁作《史记》，称韩非"喜刑名法术之学"，有意将申、韩合传，而在《李斯列传》中称："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明显地把申、韩之"术"与商君之"法"区分开来。这是韩非与法家相别者一。其二，先秦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大抵是法治主义者，其进步意义在于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以法为统治。所以，商鞅辱太子，刑公子虔，虽明知后必为祸，仍不屈法求容。而韩非主张的并非法治，而是正好相反的君主个人极权统治，所谓"君主本位主义"。凡事断于君主，非是决于法律，君王的意志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见，韩非以君主的意志作为法令，并不能说是集法家之大成。在这一点上，他比崐早期法家来，只能是后退了。
韩非站在君王的立场上，主张以"术"治民。其书关于"术"谈得特别多，大略言之，首先在"疑"，不信人。其法又有着"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等种种。如《内储说上》中的一个故事"挟知而问"，说韩昭侯握紧手，假装失去了一截指甲，故意寻找。左右把自己的指甲割下来，假装找到献给昭侯。因此，韩昭侯知道了左右的不诚信。韩非言人，"猾民愈众，奸邪满侧"，把人说得极为可怕，因之劝君主也以作伪的手段去试探别人。但又仅靠君主的人力显然不够，其次提倡"告奸"。但怎样能相信告奸的人呢？韩非自己解答道："此其所以然者，匿罪之罚重而告奸之赏厚也。"也即利用人的恶劣情欲。
韩非是一个性恶论者，认为人人都是坏蛋，并且一直坏到底，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并约束人的恶劣情欲，而执行这双重任务的就是法、术、势。《外储法左上》："（人）皆挟自为心。"这就是说人人都藏着为自己的私心。而这恰好可供君主奴役臣干。韩非对这点也有明确的说明，提出"质"、"镇"、"固"三术，把官吏的妻子亲戚作为人质，以备其变，是谓"质"。用尊厚的爵以压官吏之心，是谓"镇"；参伍之验，以 官吏之言，所以因其实，是有"固"。如果三术都不足以制之，唯"杀"一途。"杀"有明杀，暗杀或于饮食中下毒，或假装仇杀等。而这种法子，对于一断于法的商君，正是不屑为的。凭着君主个人的独断，尽管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依据，但只要看着碍眼，就不择手段的进地暗杀，这崐哪里正谈得上什么"法治"？
王元化研究到这里，也可断定韩非与法家的不同，发现韩非凭其法术、势建立的"太平盛世"，是一个阴森森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人民甚至不得相互往来，否则就有朋比为奸犯上作乱的嫌疑。人们也不得随便讲话，争辨是非，因为君主的话就是法令，除了重复法令的话之外，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让王元化感到惊讶的是，这个社会虽然只是数千年前的古人所设想的，然而许多地方却令他觉得似乎如此熟悉……所有的历史均可让后世以为镜鉴，与"广大劳动人民"相脱离的似乎"空言无用"的学术却又可能时掺入到现实社会政治中来。当初选择治韩非究属有心、无心？"愚者不敢言，智者不须言"，禁千口易，禁一心难。沉默中，文章终于完成了。
当时，文章不敢也不能公开发丧，王元化只把原稿给满涛、裘柱常等有限几人看过，在小小的共求真知的朋友圈子里共享心灵的欢悦。一九八七年，始收入《文学沉思录》结集出版。
6-6 送别满涛
大地似乎还是冬雪弥漫，地面下却已有千千万万的春草蓬蓬勃勃地绿了起来，渐渐发了芽，破了土。一九七六年的十月并不象往年那么寒冷，相反，到处都显示出生机和活力。兴奋的议论和放声的大笑，这一切都召示着神州大地上发生的良好变化。"九州生气恃风雷"，粉碎四人帮，滚滚风雷一下子荡清长久以来笼罩着人们的黑雾妖氛，虽未至于马上晴空万里，毕竟又现出那朗朗乾坤。一天，当姜椿芳特来告知这个消息时，王远化觉得自己象从一场梦中猛然醒来，简直不敢相信所见所闻的全是真实。一阵狂喜一阵激动，他迫切需要找一个和他分享这份心情。他一口气跑到了满涛住的顶楼上，又把这个喜讯告诉了他。他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想说话却只是说不出来，末了，俩人只是相对着默默崐地流泪。设想过千百种迎接黎明的方式，从没想到会是这个似傻如狂，似痴却真的场面！
千万个惋惜和遗憾，父亲竟没能亲眼看到这令人血脉贲张的日子。王元化再没料到，和自己守在一起度过这日子的挚友满涛，竟也在此后三年间，撒手人寰。年近六旬，王元化已见惯了人世生死，仍自难以承受这猝然的悲痛。自少时相识，纵谈学问，结伴出游，乃至患难相扶，满涛都是那无时或缺的人。此后，更有谁与自己一起分享喜悦与悲伤，得意和失意？还有谁是能对着说不敢说的话，抒深埋心底的忧，嬉笑谑骂毫不着意，在他的面前最真诚、最坦率的？当满涛的遗体送入太平间时，王元化紧握住他的手，似乎仍能感到死者身上的体温。只是，再也醒不来了……数十年往事于面前一幕幕地掠过，王元化忽然感到悲痛无法自抑。回想近十余年来，双鬓渐华，亲友半逝，知交零落，一年年在磨难中挣扎着，岁月就这样从自己身边悄悄地溜走了，不着痕迹地先后带走了岳母、父亲、朋友……
6-7 谈龚自珍
七十年代末的几年，是王元化学术丰收的时期。也许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四人帮的粉碎给了人新的动力；也许是此数十年的悲惯早都结成了力量，而于此刻喷发出来，也许只是因为他从末屈服于暗夜之中，始终坚挺自励，所有耕种下的种子经过辛勤的培育，总会生长、抽枝，终于开了花，并且结了果……这时期，王元化写出了大量的有创见、高质量的论文。
七七年六月，王元化撰成长篇论文《龚自珍思想笔谈》。这篇文章所以写出的因缘是由于在文革后期的评法批儒运动中，龚自珍被尊为法家。为了现实政治斗争的私利而厚诬古人，或强以己意凌加其上，这种做法并不鲜见，作为一个学者，王元化所要做的正好相反，是要把后来历史的尘沙全从历史人物的身上清除开去，还其本来面目。政治是权术诡术的斗争，而学术却只承认真实，王元化不能容忍的是政治强加于学术的虚伪。而另一方面，龚自珍恰是一个"歌泣无端字字真"的率情率性之人，从不懂得曲学阿世，相隔两百年，王元化仍自从他身上感到一种让人震颤而且感动的力量，因为，那也正是他所持有的。于是，有了这样的一个本来的龚自珍。
鸦片战争前的清代社会，朝廷腐败，士气衰颓，上下只是一片萎靡风气，龚自珍诗"万马齐喑究可哀"正是指的这种局面。世风反映到学术界，便是"文格渐卑庸福近"，所谓"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无非苟且之徒而已。然而，物至极必反，在这向近代社会转型的时期，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性格坚强、才气横溢的思想家。他们留下的著作不仅反映了自己的时代，而且也开导了后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先河。龚自珍即为其中杰出代表。他和他的友党都是有胆识有魄力的人。鸦片战争前，他在京师曾与林则徐、魏渊、黄爵滋等交往唱和。于厉行禁烟抗侵略问题上，他们都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砥砺磋商，安危与共。龚自珍并曾想随林则徐南下，为禁烟效力。未果。
龚自珍的交游极广，非只是"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当时人绘其肖像：广额
颐，戟髯炬目，故衣残履。他做人不懂世故，说话不知顾虑，交游不问身份，常和社会底层的人来往。他的一位友人记载他"曾乘驴车独游丰台，于芍药深处籍地坐，拎一短衣人共饮。"时读书人穿长衫，卒夫着短衣，他居然与一个平民走卒贩夫之徒共饮，可见出他的纵情和任性，放荡不羁。他常自觉得这些小人物纯朴率真，他们的高尚品质远远胜过上流社会的达官贵人和追名逐利的名流学士，说他们"愧杀读书人"。但他的这种思想行径自然多引起人们的误解，大多目他为言行怪诞的狂士。时称"龚呆子"。便连友人也不理解，知交魏源写信劝告他："吾与足下相爱，不啻骨肉，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一世人尽多非难，龚自珍也经历了几度彷徨，但从未放弃过冲决封建罗网的大声疾呼，要求个性解放。
思想反映到文学上来，龚自珍的文学主张可以"达"、"诚"、"情"来概括。"达"，指除以词达意外，还需完整地表达个性。"诚"，指真实性，抒发真情实感，不作无病呻吟。"情"为根本。在龚自珍，"情"非指"持人情性"之类，而就是反封建束缚要求个性解放的"自我"。他曾著《宵情》篇专论"情"之为物。正是由于这一个"情"字，龚自珍不能如外祖段至裁所劝诫的"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不能"著书都为稻梁谋"，不能谨言慎行，一世为"乡愿"，以及于在被漠视被曲解中度过了一生。一生与贫相伴，家里时有索逋者上门，几乎日闻剥啄声。最终在寂寞中悒悒以殁。
龚自珍的文章约分两类，一为经世致用之学，一是批判性的讽刺文，以后者价值最大。他的经世致用之学的更法主张，以"变"为纲，因此文革间有人把他编入法家队伍。实则，龚自珍从未推重过商鞅，更未提到过《商君书》，对王安石则有褒有贬。龚自珍的思想来源极杂，均采儒释，也从未反过儒家。他只是在许多思想、许多道路中寻找最适合经世的一种。但都无成效。反是他的讽刺寓言极大地冲击了当时的统治。一旦领会了隐寓在其诗文中的深意，就会使人感到他的讽刺象利刃般的犀利，象烈酒般的辛辣。而他自己也充分地认识到他的寓言的价值，言"经济磨白昼，幽光狂慧复中宵"。梁启超写《南海先生传》时曾提及世有"生时人物"与"应时人物"，龚自珍其"先时人物"欤？
王元化写成此文时，尚未平反，书籍未启封，手边缺乏资料，文中有二、三处地方失实，后来得一位历史所的樊克政同志写来恳切的信，一一指出，才得以纠正了资料上的错误。文章发表后，被译成日文，收入日本学者冈村繁所编的论文集《中国诗人论》。
6-8 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三度通读黑格尔哲学，这种纯思维的训练使得王元化在生命的困顿时期因为沉浸内心忽视外物而安然地渡了过去。从七七年到七九年，他写了一系列的哲学论文。
七八年十月，撰《<黑格尔人类学>札记三则》，题目分别是《审美主客关系》、《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与部分》，《情况--情境--情节》。一九八八年十月略作修订后发表。后收入《传统与反传统》、《清园论学集》两部集子。
一九七八年，撰《应区别两种不同的表象》、《由一般到个别和由个别到一般》、《特殊性和普遍性寓于个别性中》等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短论；后又于一九七九年撰《艺术表现方法不应划在形象思维之外》、《感情和理性》，一九八一年撰《形象思维和理论思维》、《要保持生活的现象形态》，后来集合诸文，合题为《形象思维杂记集录》，收入《文学沉思录》。
七九年撰《关于"由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文，后收入《清园论学集》。王元化在《我读黑格尔的思想历程》中说："我隔离结束回家后，利用长期等候做结论的空暇，重读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评导言》。这篇不长的文字中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我们学术界长期争论未决的问题。一般认为这个说法很难纳入认识是由感性到理性的共同规律，于是援用《资本论》的第二版跋所提出的"研究方法"和"说明方法"来加以解释，以为"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指"说明方法"。对于这一点说法我一直未惬于心。当我根据《小逻辑》中有关知性的论述再去思考这个问题时，渐渐从暧昧中透出一线光亮。越思考下去，问题就越变得明朗。就马克思在《导言》中对这问题的说明来看，我认为马克思也是运用了感性──知性──理性三段要求。如果这样去理解他对"由抽象上升到具体"所作的说崐明，问题就变得明白易晓了。马克思在《导言》中仔细地阐释了这个方法的全部过程。我们可以把他说明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开始"（即指感性）──第二阶段"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即知性）──第三阶段"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而达到多样性的统一"（即指理性）。问题太明显了，这三个阶段不是阐明感性──知性──理性又是什么呢？这一发现不禁使我欣喜万分。
农夫因为丰收而喜悦，画家因作了一幅美妙的画而欣悦，诗人因灵感得了诗句而得意，学者则以心灵的劳动有了成果为最大的愉快。永远只有这个时候，生命充满了光辉，为精神的伟大而照亮。忘却了嚣嚣的人间，也忘却了世俗烦恼。此中乐，不足为外人道也。
6-9 《文心雕龙创作论》
在王元化的学术生涯中，有一部分稿是几乎伴随了他半生时光的，这就是关于《文心雕龙》的写作。七九年十月，积王元化多年心血的《文心雕龙创作论》终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稿子开始写于1961年，至1966年初稿基本完成。在文革期间原稿曾被抄走，文革后幸被找回。从开始写作那天起，王元化就以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最后一段话作为鞭策自己的良箴：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诗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去说话！
最初开始构思并着手撰写这部书的时候，王元化的旨趣主要是通过《文心雕龙》这部古代文论去揭示文学的一般规律。在1983年6月出版的第二版《文心雕龙创作论》的跋中，王元化写道：在六十年代的头一、二年开始酝酿并写作此书时，正是学术界自由探讨的空气比较活跃的时候。报刊上出现一些有关科研方法的文章，比如"抽象上升到具体"等有关科学规律的理论、边缘科学、科学杂文、文献与文物结合等，这种活跃的学术空气带来的清新气息，不仅给人鼓舞，也使人的头脑从僵滞狭窄的状态变得开豁起来。它打开我的思路，使我想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上作引起新的尝试，首先想到的是三个结合，即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
除了当时学术氛围的影响，使王元化有心探讨文学的一般规律外，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其时，王元化正耽迷于黑格尔的思辨魅力。日后，当他对黑格尔哲学进行反思并作认真清理时，七九年《文心雕龙创作论》初版在论述规律方面存在着一些偏差，直到第三版时才被删除。至于又有新的增添等，都是以后的事了。
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总论刘勰的身世，前后期思想变化及文学理论的梗概，下篇专论《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共八题。书稿体例以释义为正文，释义小引中说："《释义》企图从《文心雕龙》中选出那些至今尚有现实意义的有关艺术规律和艺术方法方面的问题来加以剖析，而这方面的问题几乎全部包括在创作论里面，这就是《释义》以创作论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原因。"正文之后有附释，或专题研讨，或提供理论资料。之所以如此，是参照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修订时不更动原来文字而只加附录的体例。书出版后，得到了郭绍虞、季羡林、王力、钱仲联、王瑶、朱寨诸先生的赞誉。此外，见诸文字的品评或引论，包括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新文艺大系理论二集导言》在内的专论、专著数十种。这些品评不仅仅限于古代文论范围，而且也伸展到其他领域。在全国首届（1979-1989）比较文学图书评奖活动中，《文心雕龙创作论》与《管锥编》、《谈艺录》、《七缀集》、《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等，同获荣誉奖。"十年辛苦不寻常"，对自己的著述能够取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及回应，王元化无疑感觉欣慰。
其时，文革虽已结束，王元化仍未得到平反。十一月九日，王元化作为特邀代表出席第四次文代会。此期间，得上海代表团团长陈沂转告平反通知。作为一个"胡风反革命分子"，历经二十三年，王元化此一冤案终得洗刷清白。此中的滋味亦无暇细细咀嚼。他有好多文章要一一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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