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向着真实》与《文心雕龙》
4-1 满涛其人
抗战胜利了。
不过，就大多数普通老百姓而言，生活并没有太多改变，&127;照样有天灾人祸、生老病死，有苛捐杂税和官逼民反，照样需要有默默背起沉重十字架的历史代言人……。
王元化虽然没有被安排工作，但也依旧在文艺战线上担负着一份个人责任，最初，是与满涛在《时代日报》合编《热风》周刊，停刊后，又在《联合晚报》与楼适夷、满涛合编文学周刊，并沿袭了《奔流》的刊名。
满涛原名张逸侯，是元化妻子张可的哥哥。早年赴日本学经济，后由日赴美攻读化学，欧洲战争爆发，方辗转返回家园。1937年元化初到上海，就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在蒲石路（即今永嘉路）一位燕大同学家，有个小花园，尽可由一帮喜爱文艺的朋友占用。他们成立了一个类似业余剧团的组织，名叫"戏剧交谊社"。元化因组织工作的关系，常来这里和年青朋友们联络联络，也就在这认识张可，不久又结识了满涛，而因为共同爱好的缘故，他们成为最好的朋友。他对满涛十分佩服，日、俄、英文都说得那么好。那时他就从俄文译出了契诃夫的《樱桃园》，译笔漂亮流畅，一些北京俗语的妙用更使全书神采奕奕。不久这本书在巴金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它成为元化接触契珂夫剧本的启蒙读物。那时他和满涛常在张可家──美术馆对面的裕和坊四弄二号聚会聊天，谈论当时在西方名噪一时的《尤利西斯》，探讨契诃夫与莎士比亚的艺术特色，还争辨托尔斯泰与陀斯妥耶夫斯基优劣等问题……。这之后地下工作又使两人的生活联系更加紧密，41年元化分管《奔流》丛刊时，编辑部就设在满涛家。一对文友，在紧张复杂的地下工作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现在抗在胜利了，两个人自然而然又走到了同一岗位上，编辑的，可不还是《奔流》吗?"逝者如斯夫!"光阴奔流而过，几十年前都好像还在眼前：满涛还没少给他惹麻烦呢，在北平教书时为《时代日报》撰写的《论香粉铺之类》偏给满涛拿去发表在《横眉小辑》上，还作为该丛刊刊名。但一位领导人认为该刊批评文艺界现象不符合党的政策，勒令停办，而元化居然成了丛刊的发起者，虽经他本人和当事者辨白亦无效。……王元化那时与满涛都醉心于鲁迅。谈说鲁迅成为他们之间最为相知相契的精神受用。他们喜欢鲁迅小说沉郁悲凉的深情天地，更欣赏鲁迅杂文的泼辣犀利。因为鲁迅的格调，恰是他们那时看不起"积满油垢的艺术界、盲目庸俗的小市民"，向黑暗的世间和麻木的人心投去轰然一炬的共同思想导师。满涛后来翻译了别林斯基的不少重要作品，成为中国知识界接受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影响的重要媒介人物。
4-2 问学于汪公岩
1946年，当王元化在主编《联合晚报》副刊《夕拾》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他听报馆记者说上海地方法院在审一案时，通译官许少勇竟对证人以言语相胁，颇感不平，逐撰《谈丑》。谁知竟被许少勇控告。这时上海局势日紧，经组织同意，乃离沪北上。
从这一年起直到1948年被召回上海，王元化一直是国立北平铁道管理学院(&127;今北方交通大学)的一名讲师，教授大一、大二基础国文。&127;乍从风起云涌的上海文坛来到这在战火中国还残存几分书生文气的学院中来，这其中的滋味，恰似峰回路转，也许正是这气氛勾起了他生命内质中有别于文坛纷争中理论批评家身份的另一种东西--那种自小在清华园中熏染而又经家庭刻意培养的求学问的精神，又加之客观上教授国文的需要，王元化在这两年里，竟将醉心于文学批评的精力转而沉思潜心于《文心雕龙》创作论的研究上来。当然他对《文心》的喜爱，最初也是受了鲁迅的启发，尤其是《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提到刘勰对《楚辞》后学者的评价："才高者苑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鲁迅指出，这些后学者，皆蓄意外形，崐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这些话，对于孜孜以求生命学问之真的人来说，敢未有戚戚于心焉?故元化虽素有古典文学的修养，&127;但初涉对这样一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著作的系统研究，亦是兢兢业业，力求客观上把握总结与主观上的引申发挥有所兼容，而他后来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文心雕龙创作论》中的某些观点最早即萌生于这一时期的讲课之中。
为求深研，王元化更向汪鸾翔先生问学。汪鸾翔，字公岩，广西人，&127;曾是广雅书院高材生，朱一新弟子。后来出入张之洞幕府。二十年代时，汪老先生是他父亲的同事，为清华中文系的教授。
公岩先生的学问真好。朱一新的那本《无邪堂答问》里头有问答，汪问最多，占了整整一卷。张之洞《劝学篇》是公岩先生参加起草的。他也教过自然科学。
公岩先生在抗战结束后，蒿目时艰，亦多感慨。元化至今珍藏有他一首七律，诗云：
胜境宁辞过往频，况当花木正逢春。几番履 来今雨，难得衣冠是旧人。一世竟为争地战，众葩亦学捧心颦。残年至计唯收弃，笑拾飞鸿傍水滨。
公岩先生教元化读《文心》《文赋》。讲"文之为德也大矣"一句，"德"字讲法与众注家不同。讲"离方遁圆，穷形尽相"，为离"方"去说"方"，离"圆"去说"圆"，乃能尽相，亦与《文选》旧注不同。讲《离骚》，全读古音，不看书，背诵如流。
元化当然不会忘记47年的春天，他随父偕公岩先生游宣武门外崇效寺的情景：正是初春时节，藤萝花开满一架，而幽香更将静谧点深化浓……。将一杯清茶细细地慢慢地饮，尘嚣皆去。又看了寺中所藏《青松红杏图》，乃一明末武将国破后出家时所画，图中绘一僧一童，一苍松，一红杏，以寄抗清忠奸不两立之志。卷未附有清一代名家题跋，见曾国藩所题七律，反用红杏满枝来颂清，感慨之下，元化作七绝剌之："青松红杏两相持，公意渊深耐细思。权贵不解孤臣恨，千秋宝卷染瑕疵。"到如今，寺中那株明时植下黑牡丹依旧年复一年地开了又落，落了又开，而那些王朝的兴替、臣子的遗恨也还在史书中代代相传。只是《青松杏图》已不知流落何处。
4-3 与子相悦
48年3月。上海慕尔堂。在母亲的主持下，元化与张可，用基督教的仪式成婚。
"死生契阔，与子相悦。"不论婚礼用何种方式完成，不论是以月下老人还是以上帝为证人，幸福的婚姻总是建立在心灵的相契、平凡细微的互相扶持之上。
张可的家庭，乃苏州世家，也是颇富传奇的一种。其伯祖父张一 ，字仲仁，为清末特科进士。民国时历任袁世凯大总统府秘书长，政事机要局局长，因反对袁氏帝制自为，改任教育总长，终辞职出京。章太炎将其与蔡锷、梁启超并提，同为导致洪宪帝制失败的三个关键人物。日后张一 为国事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深得社会敬重。43年逝世后黄炎培、梁漱溟、郭沫若等均撰文纪念，汪懋祖《追念江左耆英张仲仁先生》道："先生貌清癯，自奉甚寒俭，初见之类一村儒，及把谈稍久，其清刚之气每使人悦服，益其素修极深，内充而外弗露。又遇事肯负责而不居其功，对于已往政治变故不愿多述，其出处进退之际毫无遗憾，爱国之忱老而弥笃。"由此可想见其人风神。
仲仁先生课弟一鹏至严。一鹏张可祖父，曾得官费赴日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被任为京师地方检察厅厅长。后云南起义，一鹏先生得蔡锷任为秘书，其后张家兄弟的政治生涯可谓与之息息相关，许是官场多变，世事沧桑，多乱人心，到了张可父亲张伟如，便未从政，美国学化学之后，在商检局做了一个工程师。
祖父辈的叱咤风云似乎并未在张可身上留下影子。当元化认识她的时候，她正在济南大学外语系攻读英国文学，在元化的记忆里，年轻时的张可总是一身淡蓝竹布袍子，脚上一双普通皮鞋，简单、素净。在剧社相识之后元化就注意到她发表的一些散文，心下爱慕，便约公园见面，──就如同千万个爱情故事的开头一样，但毕竟区别于鸳鸯蝴蝶派笔下的时髦爱情，常常是他们俩，加上满涛，在张可家，谈文说艺，相知日深。
那时元化正受满涛所译《樱桃园》影响，大量阅读了契诃夫的作品，继而迷恋上了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所显示的那种质朴无华的沉郁崐境界，他动心于契诃夫描写平凡的日常生活时所流露出来的淡淡哀愁，或者勿宁说是那种柔和、含蓄的哀愁中所蕴含的人性与人道。
这里要插说的是，由于对契诃夫艺术持久的喜爱，元化先后在50年及54年写了《契诃夫与艺术剧院》以及《纪念契诃夫》以表达崇敬，没有想到在反胡风时会遭到一位翻译契诃夫知名译者的批判。日后元化以沉重之笔写道：
憗
这些文章蒙受着批判者投掷给它们的污泥，伴随着我经历了二十多个寒暑，一直埋葬在尘封中，直到今天这些勇敢的批判者并没有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愧疚，表示过任何歉意。好像他们以带着杀机的笔锋，把这几篇稚气文字上纲上到反革命的高度，只是逢场作戏，对于在过去那些思想批判的政治运动中为了保全自己的批判者我不想多加指摘，虽然去痛打一个不能还手的人，比《圣经》中所写的向娼妓投掷石块的群众似乎更的为卑劣，但他们的行径毕竟要归咎于气侯的影响。
读过这两篇给元化带来大辱的文章后，就不难理解一向虽然刚直却不善讥讽的他会在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后，写下这样几乎从未有过的重语。因为他对契诃夫的敬仰，也就是对真实人生的信念。这里头有他青春的理想，有他纯真的艺术感受，以及善良的追求，甚至有他的爱。他是无论如何，无论如何也不能明白它会成为反革命呀!
那时，他亦读过梁实秋译的《哈姆莱特》，但是在"传奇性"与"散文性"之间，他自然是偏爱着契诃夫笔下的平凡人生。不过，张可并不赞同他对莎士比亚的意见。"她不善于言谈，也不善于争辩，只是微笑着摇着头，说莎翁不比契诃夫逊色。"她在学校时先后受过孙大雨、方光焘、李健吾、陈麟瑞等先生的教诲，18岁时，即翻译美国戏剧家奥尼尔的崐《早点前》，署名范方，38年出版后马上在上海法租界的法国总会礼堂演出，当时的《戏剧杂志》上有如下剧评：
一个演员演戏成绩之好坏，对于她了解剧本与否是很有关切的，现在以译者来充任主角，当然她对于这个剧本的理解是不用说的了。……范方小姐把低声、高声、满腹狐疑、半耳语地，激怒地，神经质地、轻蔑地，愤愤地，洋洋自得地，讽剌地，辛酸地，黯然，静静地，郁郁，干哭，满意地，所有各种地方都很深刻地表现出来，使观众看了忘记这是个独脚戏，和其他戏的热闹场面一样提起了兴趣。
除此外，张可还排演过外国剧《锁着的箱子》，曹禺的《家》、于伶的《女子公寓》、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以及张骏祥的《小城故事》，后来也一直从事戏剧工作。她启发了元化对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与喜爱。
60年代初元化的《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近十万字都是由张可用娟秀的毛笔小楷誊抄在朵云轩纸笺上，再用磁青纸作封面，线装成一册。可惜毁于文革初的恐慌之中。然而妻子字里行间流注的情谊、默默一旁全力相助的理解，都并不曾在元化心中消失……。
那些年青过的日子啊，那时不也曾窃喜于她对自己《呼啸山庄》封面设计的欣赏(仅管不过是借用了电影主角奥波朗的肖像)!那时也曾像坠入深渊不能自拔一样，偷偷将她的名字画满纸上(一不小被她发现了)!但是真正的确定都还在八年之后，姑娘大大方方地对众多追求者说："王元化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我喜欢王元化。"
于是就有了这一场盛大的婚礼。上帝作证，他们的心灵相通，他们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维系在一起了。而多年以后的命运证明，他们也正是这么做的……
4-4 "哇"的一声哭了
在接下来几年里，因工作的需要，王元化进行了几次调动，先是1948年秋天被召回上海后在诚明文学院又教了一学期的书，然后被派往黄炎培任社长的《展望》杂志社任主编，直到《展望》被查封，转而负责编辑《地下文萃》。49年解放后，又负责《时代》的编辑，同时经郭绍虞先生推荐在复旦大学兼课。
细味起来，元化与那位作风僵硬的领导所产生的多年的瓜葛总留给他一丝苦涩记忆。他写的《舒同书法集书后》的字里行间正隐隐透露出当时消息："上海刚解放，我被姜椿芳同志找去编《时代》杂志。但我的组织关系被一位领导我的同志扣住不转过来。后来崐姚溱同志告诉我，舒同同志由于看到了我在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问及我情况而表示关切，才由上海市委组织部出面解决了我的组织关系问题。"1951年，元化刚调进华东局宣传部就又遇到了生平很难过关的事来，这就是让他这样一个长期从事文化工作的知识分子头一次面临了整风审干运动。当他看到平时一起说说笑笑的同志忽然全都绷紧了脸，他感到别扭极了。会上的气氛总是那样紧张沉闷，而他又不得不去批评那位他并不认为有问题的怀疑对象。他实在不知说什么，他不懂为什么一定要采取无情打击的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同志呢？在当时的压抑气氛下，他无法说出一字，只有──哇一声哭了出来。这时的泪水，那个时候泪水，如果用历史的试纸来量，它会是什么颜色?这个场面的收局是一位同情他的同志泛泛批评了他受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影响太深，划不清人道主义思想界限。还能用什么言语分辩呢?他接受了批评，并且还得由衷感谢，因为这一股如龙卷风般越卷越巨大的左倾之风将席卷神圣的真理、正义、良心而去，……比起解放前艰苦的抗敌生涯以及接下来二十年他所受的心灵摧残，这一段时间的"考验"真的不算什么。只是他在这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中所表现出的种种格格不入的姿态，却已暗示："后来恐怕就不可能这样轻松过关了"。
1952年，论文集《向着真实》由就上海文艺出版就出版，署名方典。
4-5《向着真实》
如果一定要找到什么字眼来概括王元化平生中最重要的生活原则、主导思想的话，也许莫过于这四个字──"向着真实!"自从40年代接触到现实主义的理论，向着真实努力的观念便在他生来耿直的心性土壤中驻扎生根，成为不可摧毁的人生信仰。
但什么是真实?譬如眼前桃花在春天中烂漫一片，这是真实，但说它一定会凋零成实，这是不是真实?无情风过，落实缤纷，瓣瓣桃花所引起黛玉心中的伤感在另一些人看来不过是儿女矫情，这又是不是真实?《红楼梦》千古绝唱，却自命"假是真来真作假"，这还是真实吗?……生活及写作中遇到的种种促使了元化对"真实"命题形式上的思考，他感到，"真实不仅是发生过的，而且包括可能发生的；是现实，而不仅是存在。可以用写实的手法表现，也可以用象征以至荒诞的手法表现。真实不仅仅存在于物质世界，而且，还包括精神世界的种种现象。它并不把人们头脑中出现的想像、幻想以至看来似乎只荒诞不经的意象和意念摒弃在外。真实既是审美客体的属性，也是审美主体的属性。后者就是许多作家一再说到的作家的真诚、说真话等等。这也就是说作家应当写自己的真情实感，写自己真切感受到的和体会到的东西，而不能在任何情况下去作违心之论，去撒谎。"
这段话，尤其是后半段，使人不难理解贯串《向着真实》十几篇文章的一个共同倾向：元化对写作人自身心灵素质的高度重视。他以为，只有内心存在着光明和纯洁，才能写出感人的篇章，即使是暴露文学，使人认识的也不仅仅是黑暗，而且有黑暗中包藏的火种。元化深深服膺于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序文中的宣言："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这是他近十年后重读《约翰·克利斯朵夫》后再一次确认的作家人格力量的证明。但他没料到，在即将到来的反胡风斗争中，在他"站在被告地位又被剥夺答辩的情状下"，这样两篇纯粹表达对自己喜爱作家的景仰之情的文字会惨遭笔伐。王元化在震惊之余似乎看到了个人恩怨背后的东西："由于长期以来学术和权力的结合，丧失独崐立人格的依附地位所形成的卑怯，使得我们中国知识分子永远像恶梦般地被窒息生机的极左思潮所缠绕。"
即便是元化自己，又何曾完全逃脱得了这一股极左思潮的浸淫呢?当51年5月全国掀起对《武训传》的批判时，他也撰写了三篇文章，收入《向着真实》中。但是你能说这是对真实的背叛吗?当大多数人被政治热情所蛊感时，要保持自己在艺术上的人格和对真假的分辨能力是多么难啊!三十年后，仅管在再版时删去了这三篇文章，元化仍不惮于在后记中记上一笔!"不管它们出现在怎样特定的历崐史条件下，我都不应掩饰自己的责任。"毕竟，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也会有不少的陷井，而激情世界的真实到头来往往是虚妄不实的。
当思想的自由受到限制时，生命的负荷变得如此沉重，因为小而微的事情也可能被放大成滔大之罪，人的活法也只能选择小心翼翼了。当元化编集子时，本想收入《论倾向性·世界观·人格力量》一文，但一位对他怀有善意担任领导工作的朋友刘雪苇劝他不要收入，因为它和当时正在大力宣传的作家必须先改造世界观的指导思想相悖。元化接受了他的意见，幸亏如此，使他在接踵而来的文艺整风运动中稍减惊扰。
但幸运毕竟只是一时的，虽然此书出版未久即印行三版已说明了它具有的影响力，但1955年，此书被禁。当写真实成为受攻击的目标时厄运就在元化前头等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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