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孤岛的投枪
3-1 加入"民先"
1935年的北平，局势是一日比一日紧张了。"九·一八"事变时佩戴的黑纱仿佛还在眼前，又传来了国民政府与日本签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的消息。悠闲、热闹、自在的大街忽然不再属于你，而不得不避在路边，看荷枪实弹的日兵、耀武扬威的坦克开过，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中国人眼睛里都要冒出火来。一个民族被剥夺的空间越多，就越能在有限的自由中攒积起向外的反抗力来。此时的中国，国事和家事的命运紧紧相连，而直觉的耻辱亦可以椎击一个少年的心灵，让他迅速地长大成人。
十二月九日，即便坐在家中，也能感受到北平城大街上成千上万的学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阵阵声浪。父亲有一天忽然对姐姐们说："你们的同学都在外面，你们为什么在这里，你们要回到你们学生队伍里去！"于是马上叫了一部汽车，将姐姐们送出城去。父亲是个十分爱国的人，家中早已禁止用日货，他常在孩子面前咒骂日本侵华的军国主义者昭和、荒木、本庄繁。说"昭和、招火、招祸！荒木、荒胆、荒国！本庄、本盗、本恶！......。"甚至他最疼的小女儿将香蕉送到他嘴边也不吃，因为他觉得长香蕉是日本来的。
街头所见种种不平事和家中父亲的抗日情绪都深深影响了王元化。12月16日，当北平学生市民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时，他中跑到学生临时组织起来的非常自治会，主动要求参加，从此投入到血与火的抗日洪流中去。当时他在育英中学读高一，再开学时就被推选主编校刊《课外选课专页》，平生第一次发表了文章，一篇是谈意大利侵犯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另一篇是谈日货走私。虽是从报上看看剪剪采编的东西，却显示出他观察社会、分析现实的眼光。可笑的是一些蓝衣党学生捕风捉影，竟以为那时王元化与共产党有关联，报告校长撤去了崐他的职务。然而向往民主自由的青年是不会停止他们的求索的，1936年，王元化与李克（查先进）、夏淳（查恒禄）等人一起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一次在聚会中，查先进宣读了他激于时愤而写下的自挽--"羡君早归去，免多尝甜酸苦辣；笑我尚浮沉，空勘破富贵荣华！"在这样热切的讨论中，王元化自感幼稚，而最初模糊的国难现实状况下的人生理想却日呈清晰，从此亲体力行，再无反顾。
回忆起意气风发的青少年时代，王元化说："当你做孩子时，你就能看到当时社会上以强凌弱，以大压小，极其不公正。正是这反日的情绪使我走向了共产党。"
3-2 《南行轮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8日日军开进北平。
驻城军要撤走了，北平一片混乱，到处是准备逃难的人群。王元化家也要走了。听说日军要抓知识分子，书籍和钢笔只得扔下，甚至眼镜也不敢戴，可是元化实在不舍得那一幅自己画的鲁迅像和两册《海上述林》，就瞒着家人塞入箱中。剩下的书籍呢？总想着很快就会回来的，就把它们埋入一口大缸中，等抗战胜利了再让它们重见天日。哪里想到，仗一打就是八年，那些书早已在炮火声中化成了碎片，黯然消散在苦难的城墟中了吧？
才凌晨一点多，天还下着小雨。街上没有人，这座即将被敌军占领的古城万籁俱寂，而火车站却人声鼎沸、一片嘈杂。怀着难以平抑的凄楚，尚未痊愈的元化被家人扶上了火车，前往天津。平时到天津只需两、三个小时，那天却走了一整天。下车后，只见日本兵和便衣排成两行长列守在出口，中间仅可容单人经过，发现形迹可疑者就将人带去，那种被侮辱、被鞭打的感受，立时占据了元化的身心。短短几天，他由一个天真负气的学生，一个过惯优裕生活的公子，变而为一个知耻、慷慨的热血青年。在天津租界住了一个多月才购得去青岛的船票，甲板上到处是人，是混乱，是恐惧，是哀伤和愤懑。辗转到上海后，第一篇小说《南行轮上》，写的正是平津沦陷后在一条驶向上海的轮船上流亡人群的景象，发表在当时上海学联主办的一本特刊上。
十一月，国军西撤，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如同千万个不甘坐视的有血性的青年人一样，正是在这里，元化开始了他以笔代枪的文学革命生涯。
3-3 入党
初到上海，王元化就参加了平津流亡同学会，做一些联系文艺界的工作。父母希望他读理工科，以便将来出国深造，但是当时的大学秩序混乱，也没有好的专业供选择，于是暂时考入了大夏大学攻读经济专业。看重中学传统与西学先进的父母亲又为他延请了任铭善先生与周班侯先生，一个授他国学，精讲了《说文解字》、《庄子》、《世说新语》等；一个则引导他读了大量丁尼生、柯勒律治所著英文版诗文。
尽管这样的学习大增了他的文化功底与英文水平，但是时事艰难，心中常被包围孤岛的凶猛战火困惑着、鼓动着，很难集中心力于学问，于是就尝试起文艺写作来，以泄心中不平。1937年，第一篇作品《雨夜》问世，发表在《文汇报》副刊《文会》上，这之后陆续用笔名洛蚀文、佐思、方典、函雨等发表习作，其中主要是文艺理论，偶尔也写点创作。从此无暇再去顾及什么经济专业，而在文艺道路上摸索扣问救国之路，并于1938年初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隶属江苏省委的文委领导下工作。
党内的工作是繁忙的。最初是在上海戏剧交谊社工作，与扬帆、郑山尊等在同一党小组，1939年初被组织派遣，随上海各界救亡联合会组织的慰问团赴皖南新四军进行慰问，回沪后撰报告文学《出征》。然后调至文学党小组，在文艺通迅运动中负责组织工作。1941年三月，上海地下党文艺总支由黄明任书记，他任总支委员，分管《奔流》文艺丛刊，这是孤岛时期直接受地下党领导的唯一刊物，停刊后续出《奔流新集》。七八月份，上海成立文艺工作委员会，他又任文委委员，负责联系原文艺总支，并根据党的政策联系礼拜六派作家，著名作家包天笑在晚年的回忆录里回忆起孤岛时期有个很能说话的青年作家，叫佐思，其实就是元化的化名。到十一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时期结束，抗日活动便转入了地下，充分尝到在敌人刺刀下丧失家园之苦。
整个孤岛时期的生活重心便是工作、工作、再工作，眼底收进的是冰冷现实，笔下流出的是热血文字。几十年后再回忆起来，四年辗转，连成一片，不经意浮现起的却是赴皖南时所见的一幅美妙图景：
从温州到金华，由于公路被破坏，乘民船在瓯江溯江而上。船抵青田过夜。青田是一座临江的小山城，建在半山腰，下船要爬上一段长长的石阶通道，半途还要经过一座用石块垒成的门洞。到了门洞上面，有个平台，坐在那里便可以眺望四周的风景。这座不满百户人家的小山城，被气势宏伟的崇山峻岭所环抱，瓯江的清丽江水在下面平静舒缓地流着。太阳落山后，天空的晚霞渐渐转暗，巍峨的群山笼罩在一片绛紫色的暮霭中。青田的美丽令人陶醉。
3-4《文艺漫谈》
走出宁静如世外的清华校园，走出热闹散漫自在的北京街市，再走进思想多色、华洋杂处、万象纷纭变化的孤岛上海，王元化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惟其身处变化，才会异常敏锐地感触到生活的刺激，才会以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年纪就自觉将自己思想的刀锋磨尖磨利，随时警惕着那些心灵不能忍受的虚妄与污杂、琐屑与平庸、暧昧与冷漠！那荆蛮的血性、北京少年的冲动、新文艺青年的热忱与唯理倾向，与孤岛的众相碰撞着。思想与风格，在其文章文论中，一点点地逐步深入、成熟。
还在18岁时，他就撰写了《论抗战文艺的新启蒙意义》，认为"新启蒙运动所以提出理性这口号，实是它必须抑制无谓的感情冲动，反对任何笼统的幻想，才能达到认识现实的道路"。那时他在江苏文委领导下工作，孙冶方是文委书记，顾准是文委副书记。这两个人，后来一个是中国自由经济思想之父，一个是中国现代民主思想之先知，影响中国八、九十年代的思想与历史、功莫大焉！经后来表彰孙冶方、重新发现顾准，那是后话。元化在党小组会议上常提意见，有的人认为他不应该反对组织的决定。顾准就说元化谈自己的看法不错呀，说明对工作负责。王元化至今记得顾准第一次参加他们的小组会，拎了几包糖果走进来时的样子。大家都觉得这个人有人情味。只可惜，孙冶方倒是文革后有几次晤谈，而顾准自1939年分手后两人再也没见过。1990年元化为顾准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作序，深深赞赏他在多舛命运中，坚持独立思考、疾虚妄求真知的自由精神。也许在70年前这位长兄的言行对元化的思想就有所启示和鼓舞吧！
1940年，元化又在《戏剧与文学》上发表长篇论文《现实主义论》，他的理论见解与读书心得实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比如《金批水浒传辨证》中极力推崇金圣叹对待禁书的胸襟意态："知不可相禁"，而"脱然授之于手"，──这是有感于当时进步书籍受禁锢的现实。第二年王元化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抗建文学论"与敌伪的"和平文学论"写了反驳文章《民族的健康与文学的病态》，引起他们的大恐，千方百计没收了《奔流》丛刊，然而"欲禁汝不见，亦岂可得"？不久以后《奔流新集》便又问世了。
这一段时间元化读了《海上述林》介绍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初步认识到藏原惟人从苏联拉普派所传来的所谓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二元论的偏颇。当时苏联文艺界正是暂以卢卡契潮流派居主导地位的时候，所以有这种批判拉普派的观点。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元化对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想法有疑义，在党内学习会上谈了自己的看法。无论是在当时还是以后的文学研究生涯中，他都不会因为外在的原因而放弃自己所确认的，这或许又是他那承自父系的楚蛮血统在"作怪"吧！
这些孤岛时期有影响力的篇章，大多收在王元化的第一本论文集《文艺漫谈》中（1947年由上海通惠印书馆出版，后编入《民国丛书》第一编影印刊行），书店为其代拟了书名及笔名何典。虽然多年后在他的回忆中这些文章不过只是苏联理论模式的抄袭而已，并不值得珍视之，但它们毕竟是他文艺之路上的第一块碑石，碑石刻字虽未见力道，却也是腥风血雨之中思想磨砺的见证，以及抗战文艺的历史痕迹。
写的文章一多，慢慢地社会上也有些知名度了。那时年轻，偶尔也会有些沾沾自喜呢。党文学小组组长戴平方、林谈秋就找元化谈话，希望他改变一些机械论的东西，引文不要太多。元化不服气，仍是那样写了投稿，他们就不给他发表了，屡投屡不中，弄得他苦闷极了，终于下决心过语言关。一二年之后，朋友们再见到他的文章，就说："哎呦，脱胎换骨了吗！"至今回忆起来，元化仍然感激那些善意的批评与帮助。
3-5 林淡秋
说到孤岛时期的朋友，元化就不能不怀念一位兄长，那就是林淡秋。
抗战前，林淡秋是左联的三个常委之一，也比元化大许多。但也许是因为对文学的共同爱好，元化和他在小组中很接近。元化常常跑到他家，那是一个小小的亭子间，一个打气的小煤油热腾腾烧着，元化就"不识相"地时不时去揩油。"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初沸火初红"，说的可是这样一种虽然平淡无奇却又日月悠长的情义？
解放以后，林淡秋在《解放日报》做了个普通的编辑，后来调到北京做《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林淡秋一直生活简朴，最没有官气。元化去看他，总是由衷敬服他从未改变的朴素作风。55年后元化被关禁闭时，他也冒着危险写信给元化寄予同情。林淡秋后来命运也不好。他到京工作原是胡乔木调去的，但是反右时，胡乔木将本该由自己负责的账全算在林淡秋头上，要不是邓拓，林就难逃危险了。后来林淡秋因此被贬到杭大去当校长。阔别二十多年，再一次在杭州相见时，两位老友抵足而眠，不胜唏嘘。以后元化每到杭州都去看他，最后去的那次，因为急匆匆要赶回上海，就只打了电崐话过去，他妻子说淡秋送进医院了，没事的，你已买了火车票就先回去吧。没想到此次错过竟是永别，回到上海就接到了他去世的噩耗！
然而，在元化的心中，将永远保留着一个位置，当孤岛时期的往事不期而至时，心里似乎总有那小小炉火暖暖地生着，一如他对老友的老而弥深的温厚友情。
3-6 楼梯上的大皮鞋声
埋头苦读，伏案疾书，然而常常是在精神上愉快之时，肚子却不合时宜地感到饥饿来。确实，自出生以来，元化还从未经历过口腹如此难以满足的艰难日子。
父亲在清华任教时，月薪是几百块钱，因为清华是用庚子赔款所建，经费绝对保证。那时几块钱就可以维持一个人个把月的简单生活，父亲的工资自然可以使全家过上比较优裕的生活，并且从他小时起就逐月为他存钱作为将来出国留学的费用。
人间沧桑，世事难料。刚开始是母亲在北平西城小麻钱胡同租到了一处宽大住宅（原荣禄府的一部分），用了不少钱加以修葺。还未结束，芦沟桥事变就将全家匆匆忙忙赶到了上海，一路辗转又费去许多。上海成为孤岛后，父亲带着大姐、二姐去了内地，元化因地下党工作的关系，和母亲、三姐、妹妹留了下来。生活既已日益窘迫，而元化又违背了父母要他读理工科的愿望，那笔预备留学用的存款自然就花销开来，全家靠它勉强度日。
再则，元化从事抗日活动，本来就是自愿竭脑力、献财力而不求有所回报，党的活动经费那么紧张，怎么会存个心思赖它生活呢？相反，如果有必要就要献出自己的所有！在他分管《奔流》文艺丛刊时，已是一九四一年孤岛的末期，许多同志离开孤岛奔赴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为了维持刊物，大家你拿十元，我出五元，集腋成裘、自筹资金、义务劳作、不付稿酬，才促进了《奔流新集》的出版。元化接受了要强国必先穷己的现实。
但是战时生活日益露出它的狰狞面目。1941年11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孤岛时期结束，上海顿时陷入黑暗。日军到处搜刮军粮，奸商囤积居奇，钱币一再贬值，常常昨夜还能买一只鸡，今天就连一粒米也买不起了。很多平民百姓能以碎米、杂粮充饥已是万幸，更多的人吃了上顿没下顿，不知哪一天就倒在路边再无力爬起了。
生活早已失去了正常秩序，常常停电、封锁、戒严，铁丝网将上海的天空装扮得森严、窒息。只要一听见楼梯上传来大皮鞋声，母亲就误以为是来抓自己的儿子了，心就紧张着，直待一切寂静，她却再也不能睡好。
只有当过年、圣诞时，母亲能将平时省下的菜用来改善伙食，有时孩子们还可得到意外的礼物。只是纸币贬值太厉害，刚到上海时，母亲也想将钱换成金子、外币，但是元化坚决反对，觉得这是不爱国的行为。这样仅剩的那些钱也就等于没钱了。为了生存，元化姐妹三人四处工作。母亲为元化弄了一部脚踏车，于是每天他一早骑着去教书，教完学校的再教私人的，一天两顿，不饿死算好的了，连吃花生米也成了一种奢望。后来抗战胜利，总算可以歇一口气，元化怀着孩子般兴奋去买了一副久违的大饼油条，吃得比任何时候都有滋有味。
3-7 储能中学
"门前寺庙常敲磬，院后电车紧打铃。活动困难无隙地，玩球只有小天庭。"（《春春无愧·革命种子渐发芽》）。
牛庄路770弄3号，高大的拱形门楣上横悬一匾，上书四个大字--"储能中学"。1942年下半年，为了养家糊口，二十岁才出头的王元化来到这里教国文和文学概论。
在清凉寺的诵经声与钟磬声中正要走进大门，却被工友阿龙拦住了："同学，迟到了，要登记！"元化看看自己，──穿短裤，骑单车，一副学生模样，自己也忍不住要笑出声来。他一边往里走，一边大声回头说："我是教师！""教师？"阿龙的声音里显然有不少疑惑！
小小的天井中摆了两张桌子，课间十分钟学生们纷纷来这里打乒乓。元化边走边和熟人打招呼，他和楼适夷、周建人、段力佩、郑效询、娄立斋、满涛等都是因冯宾符的介绍来这里教书的。储能中学原是宁波效实中学的上海分校，本来就有严谨、民主的学风，这些新老师大多是党员、进步人士，他们的到来无疑给学校注入了新的活力。
上课了，元化走上讲台，拿出自编的讲义。学生们静静地等待着，不知道老师今天是导读中国古代民族抗争的篇章，还是剖析论当前形势的杂文，或者是游览世界文学的殿堂？元化环视学生，能够理解在思想受严格控制、色情文化泛滥的日伪时期，他们的眼里有多少求知求真求善美的渴望，之所以自编讲义，选入象王秀楚《扬州十日》、文天祥《指南录》及一些外国文学家如雨果、果戈理、陀斯妥耶夫崐斯基、契诃夫等的大作，就是希望在这茫茫暗夜中点起一盏心灵之灯，启发这些懵懂迷惑孩子们的慧心、悟性与爱国的热情。他翻开书："今天我们一起分析鲁迅的《聪明人·傻子和奴才》......"
在学生们的朗朗书声与热烈讨论中，元化不由想起了自己中学时在阎润之先生指导下第一次读鲁迅作品《故乡》时的心情。鲁迅针贬时弊的现实主义风格和他对国民哀怒交织的深沉感情使他崇仰不已，从此再没丢开。36年患眼疾时他阅读了大量鲁迅作品，37年逃难时冒着危险带上了鲁迅画像，39年在《新中国文艺丛刊》第三辑《鲁迅逝世纪念特辑》上发表长篇论文《鲁迅与尼采》。丛刊编者戴平万在编后记中写道："《鲁迅与尼采》的作者，还是一位二十岁左右的青年。他以这样的年龄，而能有这么严正的精神来治学，真是可敬。虽然在这篇论文中，对尼采的个性解放，在某一阶段的革命性，估计尚不充分，多少有点机械味儿，但对于鲁迅先生的思想分析，却非常正确。"
现在，因着这形势，仅管感到正确把握并阐释鲁迅杂文多少还存在困难，他还是决定把这作为教学生辨别大是非的首选材料，他要让学生们认清生活中有着怎么样的"聪明人"、"奴才"还有"傻子"......四十年后，在储能中学校友会所编的《青春无愧》中当年的学生曹玫玖回忆到："这一堂课大大激发起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和求知欲望，课后，我们对鲁迅作品和革命理论书籍发生了浓厚兴趣。"
也许，很多说不清道不明而又确确实实存在的东西，那些属于一个民族内部才可感知的情愫，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才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脉中渗化开来。不仅在课堂上，在课后的交谊聚会中，元化也热情、诚恳地和学生探讨流行文学诸如张爱玲小说的局限性，帮助他们成立"星火"社，大量阅读诸如《大众哲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西行漫记》这样的进步书刊。学生冯月珍在《回忆"一六"学会》中说："自一九四二年起至抗战胜利前，储能一六学会会员与同学共五十人，分批赴苏北、浙东、苏南、淮南等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其中出自王元化担任班主任的初三班则有二十人。平时他十分关心同学的成长，在潜移默化中给同学很大的影响。"
正如楼适夷诗所言： "四十年前忆储能，弥天大夜一孤灯。荧荧散射光和热，终化严冬百丈冰。"四十年后，正是因为这一段剌刀下教书育人的青春，王元化终于应过去学生之请，提笔写下"青春无愧"四个大字。
3-8 《约翰·克得斯朵夫》
八年的抗日战争，八年的秘密斗争，就意味着两千八百多个日夜身体与精神上的煎熬、民族自尊的隐忍！回顾往事，元化很难想象，如果不是因为内心对真诚、对正义、对人生的坚定信仰，带有楚蛮血统的他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样一种长期的必须默默等待时机的，并且是笔战的方式进行反攻！
也许正因为此，当他听到罗曼·罗兰逝世的消息时，他不禁黯然了。1945年的11月，这个法国伟大作家逝世的消息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然而却让一个青年文学工作者感到这个胜利的冬天多少有些悲凉，因为，在颠倒是非的年代，再高尚的人也需要信仰的旁而有力的不断支撑。罗曼·罗兰的书、他的处贫而不求达、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和不屈服于虚伪的意志，及时地给了他多少生活的勇气啊！他怀着无限哀悼的心情撰写了《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四年前，第一次读到这本书时的情景马上又浮现在了眼前：一早就起来躲在阴暗的小楼里读着这本英雄的传记，窗外可以看见低沉的灰色云块，天气是寒冷的，但是他忘记了手脚已经冻得麻木，在他眼前展开了一个清明的、温暖的世界......元化感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不是为了成功，而是为了信仰才去战斗！看着看着，就不能不为他的不幸崐遭遇流下同情的眼泪......这本书的第二册是太平洋战争后商务出版的，那时太穷，元化卖了衣服才购得一册。另一本最爱的书便是茨威格的《罗曼·罗兰传》，他用白纸作封面，上面切割一个方框，里面嵌上罗曼·罗兰的照片。想到这里，元化继续写道："我相信，克利斯朵夫不但给予了我一个人对于生活的信心，别的青年人得到他那巨人似的手臂的援助，才不致沉沦下去的一定还有许多。凡读了这本书的人就永远不能把克利斯朵夫的影子从心里抹去。当你在真诚和虚伪之间动摇的时候，当你对人生、对艺术的信仰的火焰快要熄灭的时候，当你四面碰壁、心灰意懒、崐备向世俗的谎言妥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克利斯朵夫，他的影子在你的心里也就显得更光辉、更清楚、更生动......"
《约翰·克利斯朵夫》对他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引起了他对少年时一段友谊的温馨回忆。读初中时，高年级学生包文霁就象奥多对待克利斯朵夫一样宽厚、细心地照顾他，记得有一次坐火车两个人吵架了，元化一个人站着，默默地看着窗外，忽然从后面递过来一个大苹果，他回头一看--两个人相视而笑了......一本好书就是这样，一旦你在其中发现了生活的影子，它在你的心中就将永远占有重要一席。
然而令人难以预料的是，这样一篇不涉政治，纯粹怀着诚挚与哀悼心情写就的文章，会在日后给他带来几乎是毁灭性的灾难！这就将是另一番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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