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少年北京
2-1孔德与育英
1927年，国民党派罗家伦接管了清华。罗家伦入主清华，请来了一大批有名的教授，同时，也在清华园实行党化教育。也不知为了什么事情，维周老先生与罗家伦发生抵牾，甚而一气之下辞职，去了东北大学任教。元化家搬出清华园，住东城报房胡同。元化寄居清华园西院六姨母家，不到一年，回到北平城里父母家中，父亲这时给他买来石印本七十回《金批水浒传》，这是他第一次阅读中国古典小说。
在北平城里，元化先后读过两所很不一样的小学：孔德和育英。这两所学校都十分有名。1920年，作家冰心参加"募捐活动"，曾有关于孔德学校的一段生动记录：
我们又到了孔德学校，我们是第四五次的募捐集资到他们那里的，那天又是他们放假的日子。只为第二天他们开展览会，还有少数的学员，在校里预备陈设，十几个孩子捐的却实在不少。当我们站着和他们谈话的时候，有一个女校役，提着茶壶走过，谁也没有注意她和对她说什么劝捐的话，她忽然自己站住了，往里投了一个铜子，"大家都是苦人呵！"她说着叹了一口气自己走了。我们连忙追上她恭恭敬敬地送她一个纪念章，我注目看着她半天。（《旱灾纪念日募捐记事》）
从冰心的实录里，可以想见孔德那样一种有情有义的性格。在孔德，王元化的成绩好，常得第一名；但是在育英，他却总是读得很糟。原因，据他自己回忆说，是两所学校的师生关系大不一样。在孔德，教师年轻、热情，常常让学生到他们的房间，有说有笑，气氛融洽。元化跟大家在一起，就像跟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在一起一样。然而父亲说学法文不好，适应面小，应改读英文，于是就到了育英。离家倒是近了，可是元化不喜欢育英。校长叫李如松，也算是美国回来的，可并没有多少真实学问。而学校里学生与教师的关系对立极了，同学与同学也不好。有一回，王元化上学很早，看见墙上有一张表格，一时好奇心发，就大声地念了起来。谁知教室隔壁竟冲出一位教英文的教师，常失眠，被吵醒了，恼怒极，就用一根大藤条，使劲抽打元化。元化伤心极了。这件事给他留下很久的心理阴影。在育英，学生给教师取了不少难听的绰号。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完全没有互助、友爱的感情可言。到晚年，王元化常常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教育好，学生与老师，常有思想感情的交流，不是通过教科书和制度机械地学习。
2-2北平的日子
北平城里的日子，完全不一样了。在一个敏感活跃的少年人眼中，一切都是新鲜的、刺激的。清华又古旧、又洋派。水木清华的园子，处处假山小溪，花木葱茏，就像一座幽美的大园林，一座古旧人家的书香大宅子。而位于其中的图书馆、化学馆、体育馆，皆是相当现代化的美式建筑。里面的学生们，多圆眼镜、多分头，屋子里穿单褂，出门套皮大氅。――王元化一直这样住下去，或许，也会很自然地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然而他却接触了鲜活、真实、充满现实人生实感的北京城。军阀混战，元化只朦胧记得严师傅烧书时慌慌的眼神。他印象最深的，则是城里的风沙大，街上过往的许多年青妇女，脸上都蒙着一块纱，灰朦朦一片。要不是大人拉着手，一阵大风刮来，不能不向后退几步。风卷尘沙扑面，嘴里也时时有细砂在牙间沙拉沙拉作响。冬夜，睡不着觉时，户外北风怒吼，火炉的铅皮烟筒，纸的窗户，都在乒乒乓乓地相碰着，人如在深夜大海中一叶破舟。然而天气晴朗，风和日丽的时候，北京又是那边塞的杨柳青青，空气中洋溢着清新、生气勃勃的气息。冬天，在幽静的小巷里，常常有老头叫卖花生的悠扬声音，"空壳儿――多给"。元化和姐妹们跑出巷子去玩耍，胡同口子那一带，清晨卖"豆汁儿"的，下午卖切糕的，冬天卖烤白薯的，夏天叫"萝卜赛过梨"的，热闹得很。再往大街跑远一点，一天到晚有着看不够的东西：牵骆驼的，赶大车的，各种江湖艺人的玩耍，耍猴的，耍叉的，以及"出大差"的，──一辆马拉的大车，囚犯身上捆绑着，摇摇晃晃而来，他身后跟着一大群叫"好"的闲人，他要酒，就有路人倒一大碗递上去；他要吃的，旁边就有人送上吃的。......北京城就是一个五光十色的大戏台子，印象最深的恐怕要数那驯鹰的，──"鹰是猛禽，性悍，不易驯。驯鹰人使用的办法叫'熬鹰'：不给吃，不给喝，不给睡，用自己的眼睛盯着鹰的眼睛，鹰一闭眼睛就把它捅醒，这样熬着，直熬到鹰驯服为止。"──有意思的是，后来在1975年，王元化写作《韩非论稿》时，这一段少年北京的见闻，竟被他用来生动阐释韩非的"君主驭臣之术"！
2-3"锯碗"的
一个来自宁静的书香清华园，身上又带着楚蛮血性的少年，简直觉得北京城的世界让人目不暇接。走出大门，走出胡同，那换"取灯儿"的老头还在，就给他一些破破烂烂，可换得一盒洋火、一张烟盒，或几个角子，再去买一串挂拉枣儿、山里红，挂在胸前。北京好玩的地方真多。父亲常带着他的去逛厂甸、游庙会，看琉璃厂；可以骑小毛驴，可以"砸老道"（扔钱去敲响白云观桥洞下的铜铃），可以在"伦池斋"（父亲熟人的古书画铺子）去翻看书看画。再跑得远些，西山的夕阳晚景，长城的霜天残垣，颐和园的长廊总连着残荷水塘，北海的水鸥掠过船舷钻进芦苇丛子中去。太庙里那三五人不足以环抱的大树，总有许多灰鹤停在上面，而浓荫之下的几张茶桌，奕棋的、喝茶的、读书的，总是表现着北京古城的悠然似太古，日长如小年。连到家里来修暖气管的年青工人，说着"那年张大辫子兵进城时，雪才下得真大哩！"口气里都透出皇城气派。虽然，那时北京大学的疑古玄同和胡博士，正号召人们把线装书扔到毛厕里去，然而北京城里的老百姓，依然保守得可爱。前门五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改建成钢骨水泥的了，他们却不开心，说那原来的楠木，檀香木，比现在的值钱多了。而旗人依然见面相互拱手请安，饭馆的堂倌，依然对那饭座儿说："您来了，楼上看座儿！"......王元化对儿时家门口那"锯碗"师傅，印象十分深刻：一只摔成两半的细瓷碗，居然能用钉子缝合，破碗重生，盛一碗清水，分毫不漏！
2-4国文老师
然而，王元化毕竟是教会学校出身。虽然可以常常去琉璃厂的伦池斋，他毕竟没有生活在捧线装书长声吟哦的年代，更没有尝过私塾先生的板子。教国语的先生，带着厚厚的眼镜，平头，声音响亮，叫阎润之。他教元化他们读鲁迅，还有一些翻译文章，元化觉得别的课都机械无趣，唯阎先生的语文，让他沉迷。鲁迅的那篇《故乡》，讲闰土小时候还跟鲁迅像兄弟一样玩得开心，长大了就生分了。王元化的作文居然能理解这里头的情感，阎先生十分惊喜，给了他很好的分数。阎先生讲一篇叫《流星》的外国作品，讲那里面的作者站在窗前，看着茫茫夜空，一线流星，划破长夜，而作者已是老人。这幅图景，也不知为什么，元化越到老来，越发记忆分明。另外一位教国文的老夫子喜韩文，一篇《祭十二郎文》，朗诵得回肠崐荡气。可是，元化少年时的读书生活，恐怕还是害眼病的那一年，听人念书最为充实愉快，收获甚大。屠格涅夫的森林、河流、书生、才女；契诃夫的车夫、老马、厨娘、变色龙，以及鲁迅的孔乙已、祥林嫂、阿Q、狂人，就是这时走进王元化的文学天地。当然也念一些通俗新文艺作品，黄姨妈在屋子里，一听见念到诸如"他妈的"这类口语，她就皱眉头，对元化母亲说："弟弟读的什么书哩，你不能让他读这些不好的东西呀！"这一情景，王元化也是印象深切。后来他渐渐懂得，黄姨妈虽然没有文化，却是个干干净净的人，喜欢干干净净的东西，而且像中国旧时许多没有文化的老百姓一样，认为书本、文字是神圣的所在，是不能嬉戏、轻慢、苟且地对待的。
2-5清华与北大
清华园是静中之动，有力量，有规矩，有功夫；而北京城是动中之静，有文化的涵蓄，活力的沉潜，传统的厚重。1998年，78岁高龄的王元化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明代陶瓷展，一边看，一边感慨地回忆起儿时京城初见这批器皿的感受。岁月如流，而少年北京的悠悠古风，毕竟氤氲积贮，久久存留在他的潜意识深处，成为一种文化心灵的记忆。
也许是后来生活经历的动荡不宁，使他远远脱离了故都乔木和水木清华的书香世界，而原先的那个记忆，时时召唤他回返原初起点，时时诱惑他亲近那书香世家的本然，也许后来的动荡、脱离，在他，仅仅只是非常态、偶然，可是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却无可避免地将非常态变成了常态，将偶然变成了必然。于是，真正的生命常态，永远地成为一种不可弥补的缺憾。所以，王元化回忆儿时生活时，有这样一番比较：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我对清华和北大有不同的印象。我觉得清华那里都是井然有序的，都很用功读书，大家没有那种嚣张、杂乱、争斗的事情，没有的。清华比较洋化。像大草坪中有一棵大树，插着一面旗子，学生们跑到那边去。爬上去，谁夺旗谁胜利。是美国式的一种锻炼。但那是种非常正当的竞争。还有游泳啦，棒球啦，但读书都是很安静的，学校里从来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到了图书馆，大家就很用功地在那里看书。我对大学的观念就是在清华形成的。正是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北大校庆，邀我们去表演。我们非常当作一回事，北大是全国很有名的一所大学，要看我们的表演，我们大家很认真很仔细地排，不知道排了多久，到了那一天，我们排着队，老师领着，一进北大，觉得破破烂烂的，是北大三院，人声噪杂得很，跟我在清华感受到的完全不同。进了会堂，乱极了，有个主席台。我们正坐在底下，一下子吵起来，我们都吓得不得了，觉得这么大的人，怎么这样的凶，打仗一样，骂来骂去。一开始老师还叫我们不要动不要作声，到后来越吵越厉害了，连板凳都要拣起来扔了，吓得老师连忙掩护我们撤退。所以我对北大的印象一直不好，后来大了多少知道北大一些事，才改变了最初印象。王瑶也跟我讲了，他在北大做教授，说："我认为我是清华学派不是北大学派。"
然而，这毕竟是过来人的追思纪念，后来的生活历程，却完全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了。......
2-6人不可以成神
北京生活还有一个经常去处，就是每周都要去附近一座小小的礼拜堂，参加英国圣公会教士开的"主日学"。圣公会的传教士，多半是些英国老姑娘，生活简朴，为人和善，喜与人接近。她们常常来元化家里作客、谈天，有时也拉着元化，到礼拜堂去玩。元化从小与姐妹、姨母亲亲近惯了，于是跟这些女传教士也相处得好。这时元化和姐姐先后得了一种很厉害的眼病，眼底出血。找了协和医院的教授看，也没有把握，只有躺在床上静养，几乎就这样卧一年。母亲急得不得了，这时女传教士常常来家里陪母亲说话，还带来了盲文课本，教士与他们家的关系就是这样亲密。元化家里，大家吃饭前总要一起背诵公祷文。一直到初中，这种仪式才不坚持了。三姨母去世时，四姨母在她门口写了一个大大的"爱"字，元化和所有的表姐弟们，一个个进去和她告别。三姨母对元化很好，这个大大的"爱"字，连同三姨母温和的神情，一直留在他的记忆里。后来他回忆三姨母以及童年家庭基督教影响时，说过这样一番话：
三姨母正是一个很能体现基督教仁爱的人。我觉得基督教家庭对我的影响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人人都是有缺点的，莎士比亚也说过类似的话，虽然他不是基督教而是异教，但他的话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他说，"上帝造人，为什么要他先有了缺点，才成为人？"基督教有原罪说，每个人身上都有与生俱来的罪，所以人不可以成为一个神。恰恰因为如此，对人身上的缺点，可以采取一种谅解、宽恕的态度，而不是非得嫉恶如仇。其次，基督教给我们的好处，是人可以比较谦虚，不觉得人可以和神一样，所以我年轻时对领袖没有什么崇拜，对鲁迅我是有一些崇拜的，但没有到偶像的地步。二次文代会，我到北京第一次见到毛泽东，许多人都怀着虔诚膜拜的神情拥过去，我觉得自己没有这个情绪，只有我这样站着，内心不免有些惶恐。这大概就跟基督教有点关系，因为在神的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
这段自述，对于了解王元化的思想发展、学术路径，以及独特的性情，都是十分重要的。可以想象的是，当他带着这样的家世背景，投身革命，改造灵魂，会遭到多少意想不到的麻烦！
|
web@guoxu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