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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节录)
                          
                         吴少珉等主编,张京华等撰著

                    第一章、第二节 传统学术中疑古辨伪思想的发展(节录)

  明清时代是我国辨伪学逐渐走向成熟的时期,学者们认真总结前人的疑辨成果,在实践中勇于探索、大胆创新,产生了不少的辨伪学家和辨伪著作。如明初宋濂的《诸子辨》是我国辨伪学史上考辨子书的第一部专著;晚明胡应麟的辨伪专著《四部正讹》的问世,则标志着我国辨伪学的诞生。尽管明代造伪的风气颇盛,一些学者既疑古又造伪,但是在宋代疑辨之风的影响下,明代的疑古仍似一股涓涓之水在不息地流淌着。其中,梅鷟是与古史辨派有一些学术渊源的辨伪学家,他在宋代吴棫、朱熹、元代吴澄等人考辨伪《古文尚书》的基础上,汲取经验成果、拓展思路方法,撰著了《尚书谱》和《尚书考异》。《尚书谱》足以“惊作伪者之魄”[51],《尚书考异》则堪称是一部承上启下、颇有识见的辨伪名著,它对二十九篇《今文尚书》、二十五篇《古文尚书》、孔安国的《书序》和孔安国传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考辨。梅鷟首先考察了《今文尚书》的来源和传授系统,指出:“先汉之古文,实为安国之家传,而东晋之古文,乃自皇甫谧而突出……后乎谧而上之者曰梅赜。”[52]即视孔安国和皇甫谧为《古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作者,虽然此结论不正确,但他已将孔安国家传的与东晋梅赜所献的《古文尚书》分辨开来,其辨伪之功不容抹煞。其次,梅鷟从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的大部分篇章中撷取一些语句,一一找出它剽窃古籍的出处,证明伪《古文尚书》是杂取先秦及后代文献中的语句而成。再次,他又从文章体例、句法特点、文字风格上揭示作伪痕迹,有力地揭露了伪《古文尚书》的造伪真相。总之,梅鷟以严谨科学的治史态度,多角度、多层面、深层次地广泛搜集证据,挖掘疑窦,把伪《古文尚书》的考辨推上一个新的高度,为清代阎若璩、惠栋的考证起了导夫先路的作用。因此胡适曾说道:“阎若璩的先锋是梅鷟。”梅鷟的“《古文尚书考异》,处处用证据来证明伪《古文尚书》的娘家。这个方法到了阎若璩的手里,运用更精熟了,搜罗也更丰富了,遂成为《尚书古文疏证》,遂定了伪古文的铁案”[53]。

  自东晋梅赜献上《古文尚书》,后被列于学官,置博士,到清康熙年间已经历时一千三百多年,流传久远,根深柢固。尤其是唐太宗时,孔颖达撰《五经正义》采用此书,遂成定本,得厕于“十三经”,成为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科书,其地位为世所公认。但在疑古思潮勃发的两宋之际,吴棫首发质疑,使后人对《古文尚书》的疑辨之河从微波涟漪进而风鼓浪击直至汹涌激荡,最终阎若璩(1636—1704)“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4]阎氏在充分肯定、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居建瓴之地,穷毕生之力,远稽近考,补偏救弊,撰成《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举出128条证据全面系统地考辨了伪《古文尚书》。既追根溯源地寻出伪《古文尚书》的来源,又探赜索隐地揭破作伪者抄袭古书而又抄错的地方,还明察秋毫地检举了伪书中与古代实际或古本《尚书》、汉代经师解释不合的篇数、篇名、编次、文字、文体、语言风格、典制、典籍、史实、历法、地理等内容,昭示了伪《古文尚书》的种种内在矛盾。如卷一第一“言两汉书载古文篇数与今异”[55],拿伪《古文尚书》的篇数与《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楚元王传》、《后汉书?杜林传》中所载有关《古文尚书》篇数的说法相对勘,知道伪《古文尚书》的篇数不合于《古文尚书》。卷二第二十三“言晚出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56],拿伪《古文尚书》与郑康成《尚书注》所引十六篇《古文尚书》及蔡邕熹平四年(175年)所刻《熹平石经》中的《尚书》相对勘,知道伪《古文尚书》与《古文尚书》和《今文尚书》不只是文字有异,而且史实亦有舛讹。阎若璩对前人考辨《古文尚书》的优劣得失非常了解,因此他在考辨的过程中,弃虚蹈实、繁征博引、反复厘剔、有条有据,吸收前人的成果,弥补他们论证的不足,作了更为严密、细致、多角度的论证,并有不少发明。他对伪《古文尚书》中最神圣的信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予以摧陷廓清,涤荡尘埃,终于推翻了这部千余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窃踞经典宝座的伪书,使这场积疑长达五六百年之久的疑辨至此已基本定案。黄宗羲评价说:“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皆足以祛后儒之敝”[57]。梁启超称赞《尚书古文疏证》“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58],“委实是不朽之作”,阎若璩“在清代学界委实是第一流”[59]。顾颉刚在20岁以前就读过《国朝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认为其疑辨思想“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60],对他整理史料、疑辨伪史的方法十分推崇:“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每篇正文之后有附录若干条,录其自己的札记及和他人的讨论,有时自行驳诘而不割弃以前的议论。固然是零碎和支蔓,被人认为著者体例不谨严;但若没有此附录,这正文是多么枯燥呵?现在他把这些结论的来源发表出来,我们正可就此寻出其论证的阶段而批评之,他的几十年研究的苦心就不致埋没,我们继续加功也易为力了。”[61]可见阎若璩的思想对顾氏的古史辨伪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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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第119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169页。
[52] 梅 鷟:《尚书考异》卷一,孔安国《尚书注》卷十三。
[53] 胡 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第94页。
[5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4页。
[55]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36-39页。
[56] 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一,第194-199页。
[57] 黄宗羲:《尚书古文疏证?序》,第3页。
[58]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86页。
[59]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第210页。
[60] 顾颉刚:《古今伪书考?序》,见《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第253页。
[61] 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自序》,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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