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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思想通史》(五) 第二节 十八世纪汉学的前驱者(节录)
                          
                            侯外庐

  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清初学者虽然也有考证训诂之学,如顾炎武和黄宗义在音韵学、“易”学上有他们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以为烦琐自此已有其历史阶段。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隐形式的以至为清朝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汉学。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黄宗义戒万斯同北上语)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当时学者也有到了京师的,但也正如章炳麟所说的“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检论”卷四“清儒”)。这时的学者中也有如毛奇龄以博学于禄的,又有如阎若璩、胡渭被皇帝赐坐称“先生”,或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而视为殊宠的,但这些人多为史家所讥,他们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民性的。因此,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四年)、胡渭(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讲起,而将黄宗义、顾炎武列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皮锡瑞非之,则多见其曲解误会。皮氏说:

  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经学历史”)

  实在讲来,江藩并没有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阎氏“考证之学,未之或先”(经部“书”类二),是为的评。清儒多把顾阎并称。如章学诚论考据之学,就有“宁人百诗之风”(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篇”)的话。章炳麟论清儒先进,也说:
始崐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检论”卷四“清儒”)

  梁启超更以顾阎同列一章,尊阎尊顾,同等视之。这都不是史家的正确论断。阮元虽辨顾炎武以经学名家,然他不能不婉转说出顾氏所以异于所谓汉学家的所在。他说: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揅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阎若璩字百诗,他是顾、黄的后进,是真正进入考据狭路中的人。他的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后来戴震亦采“疏证”二字名其孟子研究),把宋以来致疑于“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说,有条有据地证实,并证明“孔传”亦伪。他说“孔傅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戴震说:

  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这种善读书的方法,正是乾嘉汉学家“读书”(仅于读书)的传统,章炳麟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检论”卷四“清儒”)者是。阎若璩又有“四书释地”一书,谓“孟子谓读书当论其世,余则谓并当论其地”(“河,河内”条),棱正了前儒关于古地名傅会的错误,这也是乾嘉学者舍世而论地的传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论世之著作)。他对于宋儒的冥求义理,虽没有批评,但敢于证朱熹读书之误:

  又尝举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误,如季文子始专鲁政不待武子,子纠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孙,武丁至纣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阳败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处见“说苑”非“家语”,农家者流见“汉书”非史迁,去鲁司寇则适卫而非适齐,……颛臾近也非远人之谓,鲁有少施氏则孟施当亦有氏,不当以施为语声。闻者叹其精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阎先生若璩传”)这种方法正为后来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的命题所本(如他说,不研究小学、地理、算学等学问,不敢治六经),更后演进而至阮元的历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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