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史》（五） 第二节 十八世纪汉学的前驱者（节录）
　　　　　　　　　　　　　　　　　　　　　　　　　　
　　　　　　　　　　　　　　　　　　　　　　　　　　　　侯外庐

　　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清初学者虽然也有考证训诂之学，如顾炎武和黄宗义在音韵学、“易”学上有他们的贡献，但是我们不能因此便以为烦琐自此已有其历史阶段。顾黄之学的支配内容是新世界的启蒙运动，绝非退隐形式的以至为清朝统治阶级所利用的汉学。在当时的民族压迫之下，清初学者都不接受清廷博学鸿词的笼羁，以“上太平策”（黄宗义戒万斯同北上语）为戒，而保持着个性发展的研究精神。当时学者也有到了京师的，但也正如章炳麟所说的“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检论”卷四“清儒”）。这时的学者中也有如毛奇龄以博学于禄的，又有如阎若璩、胡渭被皇帝赐坐称“先生”，或被赐以“耆年笃学”题字而视为殊宠的，但这些人多为史家所讥，他们在民族气节方面和学术精神方面是缺乏人民性的。因此，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首卷由阎若璩（公元一六三六——一七○四年）、胡渭（公元一六三三——一七一四年）讲起，而将黄宗义、顾炎武列之于附录，这是深合于历史真实的编辑。皮锡瑞非之，则多见其曲解误会。皮氏说：

　　江藩作“汉学师承记”，以为梨洲亭林两家之学，皆深入宋儒之室，但以汉学为不可废，多骑墙之见、依违之言，岂真知灼见者，乃以黄顾二公附于册后，窃谓……“师承记”首列阎若璩，江氏必以阎为真知灼见，……江刻于黄顾，而宽于阎，是并阎氏之书未之考也！（“经学历史”）

　　实在讲来，江藩并没有错。“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阎氏“考证之学，未之或先”（经部“书”类二），是为的评。清儒多把顾阎并称。如章学诚论考据之学，就有“宁人百诗之风”（见“文史通义”内篇二“朱陆篇”）的话。章炳麟论清儒先进，也说：
始崐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太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检论”卷四“清儒”）

　　梁启超更以顾阎同列一章，尊阎尊顾，同等视之。这都不是史家的正确论断。阮元虽辨顾炎武以经学名家，然他不能不婉转说出顾氏所以异于所谓汉学家的所在。他说：

　　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习科条而无学术，守章句而无经世之具者，皆未足与于此也。（“揅经室三集”卷四“顾亭林先生肇域志跋”）

　　阎若璩字百诗，他是顾、黄的后进，是真正进入考据狭路中的人。他的名著“古文尚书疏证”（后来戴震亦采“疏证”二字名其孟子研究），把宋以来致疑于“古文尚书”为伪作之说，有条有据地证实，并证明“孔传”亦伪。他说“孔傅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古文尚书疏证”卷二）。戴震说：

　　阎百诗善读书。百诗读一句书，能识其正面背面。（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这种善读书的方法，正是乾嘉汉学家“读书”（仅于读书）的传统，章炳麟所谓“综形名，任裁断”（“检论”卷四“清儒”）者是。阎若璩又有“四书释地”一书，谓“孟子谓读书当论其世，余则谓并当论其地”（“河，河内”条），棱正了前儒关于古地名傅会的错误，这也是乾嘉学者舍世而论地的传统（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都是论世之著作）。他对于宋儒的冥求义理，虽没有批评，但敢于证朱熹读书之误：

　　又尝举朱子“论语”、“孟子集注”之误，如季文子始专鲁政不待武子，子纠兄而非弟，曾西子而非孙，武丁至纣凡九世而非七世，昭阳败魏取八邑而非七邑，不衣冠而处见“说苑”非“家语”，农家者流见“汉书”非史迁，去鲁司寇则适卫而非适齐，……颛臾近也非远人之谓，鲁有少施氏则孟施当亦有氏，不当以施为语声。闻者叹其精确。（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八“阎先生若璩传”）这种方法正为后来戴震由字以通辞、由辞以明道的命题所本（如他说，不研究小学、地理、算学等学问，不敢治六经），更后演进而至阮元的历史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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