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杨善群



　　摘要：古文《尚书》学术界历来定为“伪书”，其中一条重要论据，说古文《尚书》是搜集旧籍引语而编造出来的。通过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的比较研究，得出六条反证，说明古文《尚书》决非编自旧籍引语，而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因而对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键词：比较研究；真古文献；学术价值；重新认识

　　罗织古文《尚书》是“伪书”的证据，一条最严重的罪名，说它是搜罗群书引文而编造出来的。元吴澄曰：“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比张霸伪书辽绝矣!” [ 1] (卷首《目录》)清李巨来称古文二十五篇是“搜集群书征引《尚书》原文，特以己意联属其间”[ 2](《古文尚书辨伪》卷二《书古文尚书冤词后》)，伪造而成的。现代也有学者说：古文《尚书》是“自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编造了二十五篇” [ 3],(P608，《<尚书>及其整理研究情况》)。经笔者反复稽考查核，发现事实完全不是如此。现提出以下六条证据，予以澄清。

　　第一，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正确、合理。

　　例1：《孟子·滕文公下》引《太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则取于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4]按古文《泰誓中》作：“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5]《孟子》引文“则取于残”，文理不通；“杀伐用张”，杀气腾腾，不合武王救天下民的宗旨。古文“取彼凶残”，显示出武王的正气，文理也通畅；“我伐用张”，显示征伐的威武，而没有杀气腾腾的感觉。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孟子》则记忆不清，错引两处。

　　例2：《墨子·非命上》引《太誓》曰：“纣夷处，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无廖排漏。’”[6]按此《太誓》文在《天志中》《非命中》均有称引，因大同小异，故这里从略。与上述《墨子》所引相对应，古文《泰誓上》作：“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5]《墨子》引文“不肯事上帝鬼神，祸厥先神禔不祀”，两个“神”字重复，“祸”字用法不当；“吾民有命，无廖排漏”，文理不通，无法释读。古文“弗事上帝神祇，遗厥先宗庙弗祀”，文从字顺，无重复“神”字；“吾有民有命，罔惩其侮”，可见纣恃“有民有命”，还在胡作非为。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因三派学生所记，难免错漏白出，不能通读。

　　例3：《墨子·非命下》又引《太誓》曰：“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谓人有命，谓敬不可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按古文《泰誓中》作：“惟受罪浮于桀……谓己有天命，谓敬不足行；谓祭无益，谓暴无伤。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墨子》引文“为鉴不远，在彼殷王”，文理不通：武王伐纣时正是殷朝，何能说殷“不远”？殷王没有推翻，还在横行作恶，怎能“为鉴”？古文“厥监惟不远，在彼夏王”，正指出殷纣的下场将与“彼夏王”桀一样。又，“谓人有命”亦不若“谓己有天命”之词意清楚。这里的比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墨子》则记忆不清，甚至把“夏王”误成“殷王”。

　　例4：《荀子·臣道》篇引《书》曰：“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为上则明，为下则逊。”杨倞注：“《书》，《伊训》也。” [7]按古文《伊训》作：“从谏弗咈，先民时若。居上克明，为下克忠。” [5]此处《荀子》既然是引《伊训》之文，而《伊训》是伊尹训王的话，他怎么会教王“从命而不拂，微谏而不倦”呢？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而古文“从谏弗咈，先民时若(顺)”，正符合伊尹训王的语气和道理。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则篡改《书》意，为其所用。

　　例5：《荀子·尧问》记楚庄王引“中蘬(当作‘仲虺’)之言”曰：“诸侯自为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为谋而莫己若者亡。[7]《吕氏春秋·骄态》亦记楚庄王引“仲虺有言”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6]按古文《仲虺之诰》作：“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己若者亡。[6]众所周知，仲虺是商汤的大臣，他作“诰”的目的是要汤以德怀民，永保天命，不会谈到“诸侯之德”的问题，故引文所述“诸侯”和“诸侯之德”肯定是荀子、吕氏或楚庄王捏造出来的。再说“得师者王、得友者霸”的“王霸”之论，是春秋战国间儒家的专利品，怎能按到商朝仲虺的头上？可见三者相较，又是古文正确、合理；而《荀子》《吕览》根据当时的情势篡改《书》意，昭然若揭。

　　由上五条例证可见，旧籍所引《书》文往往错漏，篡改之处甚多；而古文则显得正确、合理。这表明古文《尚书》是真实的古文献，决不是旧籍引文的凑合。

　　第二，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为完整、全面。

　　例1：《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5]按古文《大禹谟》记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于世。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5]《左传》引文没头没尾，无上下联系，不知如何引起这句话；古文则论述帝德“好生”的宗旨，并及其它许多赏罚的原则。两相比较，显然古文为完整、全面，中心明确，内容丰富；而《左传》所引，突兀一句，难明其背景和用意。

　　例2：《墨子·非乐上》引《汤之官刑》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乃言曰……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顺，降之百殃，其家必坏丧。”[6]按古文《伊训》作：“先王……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5]比较上述二者，显然是古文完整全面，论列“三风十愆”，其刑也严厉、明确，当是真古文献；而《墨子》所引，仅列“巫风”，其刑含糊，文句不通，可能记忆不清，又不核对，故成如此。

　　例3：《墨子·非命上》引《仲虺之告》曰：“我闻于夏人矫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恶，龚丧厥师。”《非命中》《非命下》所引略同。按古文《仲虺之诰》作：“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值得注意的是，墨子为了论证其“非命”(没有天命)的思想，竟然篡改《书》之原文，将《仲虺之诰》中“式商受命”一句略去(《非命》三篇皆然)；而“商受命”是当时一句流行语，在商朝的文告中俯拾即是。篡改《书》意为其立论作证，本是先秦诸子的一贯手法。墨子这条引文，略去对其立论不利的一句，幸真古文《仲虺之诰》尚在，戳穿了墨子删节原文的伎俩。两相比较，显然是古文完整、真实；而《墨子》为了避免对其立论的不利，竟在引文中做手脚，删去“式商受命”一句，真是用心良苦!

　　例4：《礼记·大学》引《太甲》曰：“顾提天之明命。”[5]按古文《太甲上》作：“先王顾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 [5]观《大学》所引，没有主语，也无目的，不知所云；古文则前有主语，后有目的，明确是伊尹开导太甲之语。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完整，叙事清楚；而《大学》所引，不明上下之文，使人茫然。

　　例5：《礼记·学记》引《兑命》曰：“念终始典于学。”[5]按古文《说命下》作：“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5]观《学记》所引半句，只知道人要始终念学，不知其好处和效果如何；读古文全句，才知人始终念学，其道德修养便会在不知不觉中增进成长，于是前后贯通，意思豁然开朗。这是傅说开导商王武丁的话。两者相较，《学记》所引，简单片面；而古文所述，意思完整，讲理明白。

　　由以上五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叙事完整，说理全面，情意真切，含义深刻；而旧籍所引，有的删节，有的片面，有的错漏，有的掐头去尾。这分明是旧籍在摘引古文《尚书》，而非古文《尚书》“搜集文句编造”。

　　第三，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比较，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

　　例1：《墨子·兼爱下》引《禹誓》曰：“济济有众，咸听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以征有苗。”[6]按古文《大禹谟》作：“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5]观《墨子》所引，“蠢兹有苗，用天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封诸群”云云，文理不通，用词不当。两者相较，显然是古文连贯流畅，自然贴切；而《墨子》引文，可能记忆不清，或弟子记录有差，造成如此错乱。

　　例2：《礼记·缁衣》引《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厥度，则释。”[5]按古文《太甲上》作：“无越厥命以自覆。慎乃俭德，惟怀永图。若虞机张，往省括于度，则释”[5]观《礼记》所引，“自覆”和“则释”两句，前后不连贯；而古文中间有“慎乃俭德，惟怀永图”一句，此伊尹告诫太甲如何修德思谋，然后再接“若虞机张”，便流畅自然。胸有成竹，“则释”便中。两者相较，《礼记》引文因中间脱句而不通；古文则有告诫，有比喻，情真意切，催人猛醒。

　　例3：《礼记·缁衣》引《兑命》曰：“爵无及恶德，民立而正，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事烦则乱，事神则难。”按古文《说命中》作：“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恶德，惟其贤……黩于祭祀，时谓弗钦；礼烦则乱，事神则难。”这是傅说进谏商王的话。观《礼记》所引，很不通顺：“事纯而祭祀，是为不敬”，不可理解；“事烦则乱，事神则难”，两个“事”重复，难明其意。而古文则陈述清楚，语意明白。显然，“事纯而祭祀”乃“黩于祭祀”之误；祭祀是一种礼仪，“事烦则乱”乃“礼烦则乱”之误。由此可见，《礼记》引文凭记忆写来，不免错乱脱漏；幸有古文《尚书》存在，乃得纠正。

　　由以上三条例证可见，古文《尚书》大都通顺流畅，情真意切；而旧籍引文，往往错漏，词语不当。通顺流畅的古文，不可能“搜集”自错漏百出的引文，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

　　第四，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同之处很多，说明它们各有来历。

　　例1：《史记·殷本纪》引《汤诰》与古文《汤诰》完全不同，可能《汤诰》有许多篇，《殷本纪》引了甲篇，而古文保存了乙篇。

　　例2：《史记·周本纪》引《太誓》亦与古文《泰誓》大相径庭。可能因记者不同，《太誓》存在许多版本。《周本纪》所引与古文《泰誓》因版本不同，故有差异。

　　例3：《汉书·律历志》引《伊训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诞资有牧方明。”[8]而古文《伊训》作：“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8]同书引《武成篇》亦与古文《武成》有许多差异。这里可能有脱简、引文错漏、版本不同等多种原因，未可一概而论。

　　例4：《左传·昭公六年》引《书》曰：“圣作则。”按此句在整部《尚书》中找不到，惟古文《说命上》作：“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这是群臣对商王的谏言。《左传》所引与古文之所以相异，也可能有版本不同、引文记错、传抄改动等原因。
按理说，如果古文《尚书》是“搜集”引语“伪造”的话，总要尽量保存原有文句，以使大家信以为真，避免人们“作伪”的怀疑；但现在古文《尚书》的情况正好相反：绝大部分与引语相异，甚至《史记》所引大篇古文也不去抄录，而出现了一篇与之同名而内容迥异的古文。这不能不使人得出结论：古文《尚书》必然别有来历，而非“搜集”引语而编成。

　　其实，今文《尚书》也有与旧籍引语大相径庭甚至迥然不同的问题。《国语·周语上》引《汤誓》曰：“余一人有罪，无以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9]查今文《汤誓》，根本没有此语。韦昭注：“《汤誓》，《商书》伐桀之誓也。今《汤誓》无此言，则散亡矣。”但《吕氏春秋·顺民》篇记：“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清宋翔凤《过庭录·尚书谱》因言：此知《周语》之《汤誓》，“乃因旱祷天之誓，非伐桀之誓，韦昭说非。”[10]实际上，《汤誓》有两篇：今文为甲篇，《周语》所引为乙篇，两篇都非伪作。再如《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引《康诰》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同书昭公二十年又引《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这些话，今文《康诰》都没有，其原因有版本、记忆、传抄等问题，但决非伪作。由此推断，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不合，同样不能判其为伪。

　　第五，许多旧籍引语，古文《尚书》中没有，说明古文并非“搜集”而成。

　　现略举数例于下：
　　1.《左传·昭公十四年》引《夏书》曰：“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2.《墨子·七患》引《夏书》曰：“禹七年水。”
　　3.《庄子·天道》篇引《书》曰：“有形有名”；《盗跖》篇又引《书》曰：“孰恶孰美，成者为首，不成者为尾。”[11]
　　4.《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引《书》曰：“绅之束之”，“既雕既琢，还归其朴。”[12]
　　5.《吕氏春秋·孝行览》引《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6]
　　6.贾谊《新书·君道》篇引《书》曰：“大道亶亶，其去身不远，人皆有之，舜独以之。”[13]
　　7.《史记·河渠书》引《夏书》曰：“禹抑洪水十三年，过家不入门。”《商君传》又引《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蔡泽传》并引《书》曰：“成功之下，不可久处。”[14]
　　8.《汉书·律历志上》引《书》曰：“先其算命。”
　　9.《白虎通·号》篇引《尚书》曰：“不施予一人。”同书《社稷》篇又引《尚书》曰：“太社唯松，东社唯柏，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15]

　　以上先秦至两汉的古籍称引《书》或《夏书》《商书》《尚书》如此多的文字，古文《尚书》一概未收。由此可见，所谓“梅赜二十五篇之书出，则凡传记所引《书》语，诸家指为‘逸书’者，收拾无遗”云云，乃是一种不考查事实、极不负责任的断语。

　　第六，旧籍引文在古文《尚书》中所占比例甚小，依靠零星引句要编造长篇大论的古文，实不可能。

　　 崔述之弟崔迈曾作《读伪古文<尚书>粘签标记》，把古文中的“剿袭”字句统统“签出”，载于崔述《古文尚书辨伪》卷二。崔迈的用功不可谓不勤，但有些篇签出的剿袭字句仍少得可怜。如古文《咸有一德》只签出“天难堪，命靡常”一句，谓上半句来自《诗·大明》，下半句来自《诗·文王》。再如《说命中》仅签出“有备无患’，和“启宠纳侮”两个短语，谓前语出自《左传·襄公十一年》，后语出自《左传·定公元年》。试想，仅凭一二个“剿袭”的短语，怎么能写成主题明确、议论丰富而情真意切的长篇古文？

　　 通过上述对古文《尚书》与旧籍引语作详细的比较研究后所得出的六条证据、二十六个实例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作这样的结论：古文《尚书》决不可能是“搜集”引语“编造”出来的，而肯定是别有来源的真古文献；对于古文《尚书》的真伪及其学术价值，应当重新认识和评价。

　　关于古文《尚书》非伪的意见，自清代以来有不少学者提出。毛奇龄曾撰《古文尚书冤词》，与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相辩难。上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提出：在所谓“伪古文”中，“有真实材料之存在。”[16] (上册，P81《尚书编次考》)上述意见，由于论据没有充分展开或论证方法不当，因而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至八十年代，李学勤先生因西汉墓中出土与《孔子家语》相似的竹简，而提出“我们对今本《家语》的认识应当重新考虑”。由对《孔子家语》《孔丛子》等“久成定论”的“伪书”的平反，而连类论及古文《尚书》的问题，指出：“晋代古文《尚书》的传授是很清楚的”，“从郑冲到梅赜都实有其人，有事迹可考”；今传古文《尚书》有着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的过程。”[17]这些意见，由于不是正面提出，论据亦未充分展开，因而也没有引起学术界的重视。笔者经过缜密考查，从多方面进行研究，得出了与上述学者一致的结论。

参考文献：
[1].吴澄：书纂言[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2].崔述：崔东壁遗书[M].上海：亚东图书馆，1936。
[3].刘起釪：古史续辨[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十三经注疏[M].北京：光绪丁亥脉望仙馆石印本，1887。
[6].诸子集成[M].上海：世界书局，1936。
[7].王先谦：荀子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
[8].王先谦：汉书补注[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9].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0].宋翔凤：过庭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王先谦：庄子集解[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12].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13].贾谊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
[14].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5].班固：白虎通[M].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
[16].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17].李学勤：竹简家语与汉魏孔氏家学[J].孔子研究，1987,（2）。

责任编辑：李观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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