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书，也是古代世界著名的历史典籍之一。古人“尚”与“上”通用，“书”原来就是史，上古时，史为记事之官，书为史官所记之史，由于这部书所记载的是上古的史事，所以叫做《尚书》。《尚书》也就是上古史的意思，“尚书者，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故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篇》）

　　 《尚书》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件汇编，它的“典”、“谟”、“训”、“诰”、“誓”、“命”六体，有的是讲演辞，有的是命令、宣言，有的是谈话记录。《尚书》记事的内容，上起原始社会末期的唐尧，下至春秋时的秦穆公。《尚书》按时代先后，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共100篇。

　　 《尚书》是由谁编纂的呢？历来有不同的说法，但司马迁和班固都肯定它是孔子编纂的。孔子是中国古代文化承上启下的集大成者，他生活的年代是礼、乐废，《诗》、《书》缺的春秋末期。所以他周游列国之后回到鲁国，把晚年的精力都花在编订《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上面，还为《尚书》写了序。司马迁说，孔子“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史记?孔子世家》）因此，《尚书》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

　　 孔子收徒讲学时，还选用了这些典籍作为教材。他认为这六种教材，可以使人“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 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礼记?经解》）这说明了“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把《尚书》列为禁书，规定民间所藏的《尚书》均需烧毁。此后，引起了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争论。秦焚书时，济南有个名叫胜的博士伏生，他秘密地把《尚书》藏在宅中的墙壁间。汉初局势稳定之后，他从壁中取出藏书时，书已散乱不堪，只得28篇。伏生用这28篇的不全《尚书》，讲学于齐鲁之间。由于这些篇章是用当时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为今文《尚书》。这部书被汉朝政府列于学官，据多数学者的考证，认为它是真的。

　　 汉武帝时，鲁恭王刘余为了扩大自己的宫殿范围，拆毁了孔子的旧宅，并从孔宅墙壁中发现了许多用蝌蚪文字（汉以前的大篆或籀文）写成的竹简，为古文《尚书》。当时的学者孔安国（孔子的后代），把它和通行的今文《尚书》互相校读了一遍，多出了16篇。这部古文《尚书》一直没有被汉朝所重视，也没有列于学官，又没有人传授。到王莽时才把这部古文《尚书》列于学官。到东汉时，才逐渐盛行，当时的大学者马融、郑玄等人并为它作注释，于是才盛行于世。但它与今文《尚书》相比较，还是不如今文《尚书》被人重视。

　　 后来，它就逐渐散失了。

　　 东晋元帝（司马睿）时，豫章内史梅赜曾经向朝廷献上25篇的古文《尚书》（它与汉代的古文《尚书》也不同），还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东晋政府把它列于学官，影响较大，在社会上流传了很长的时间。到唐朝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命令修撰群经正义，孔颖达作《尚书正义》和陆德明写《经典释文》时，都是根据梅蹟所献的这个本子。于是它便成了官府的标准本，以后又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

　　 到了南宋初年，朱熹等学者开始怀疑梅赜这部书，认为从文字看，不像周秦时的文词。到明清时，有更多的学者继续指责梅蹟这部书。明梅鷟作《尚书考异》，清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清惠栋作《古文尚书考》，都认为梅赜的《尚书》为伪书。这一来，梅赜的古文《尚书》其真伪，便成定论。

　　 由于汉朝时从孔府壁中取出的蝌蚪文《尚书》早已散失，东晋梅蹟的古文《尚书》虽被认为是伪书，但它们被收入《十三经注疏》中，广为流行，也就弄假成真了。我们今天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即今文《尚书》与梅氏所献的古文《尚书》的合编本，共58篇，即《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二篇。

　　 《尚书》为我们研究我国原始社会末期和夏商周奴隶社会历史，留下了珍贵的资料。如《尧典》记载着尧、舜、禹的“禅让”故事，反映了原始公社制度权位继承情况。《禹贡》是我国最早的历史地理文献。《盘庚》记述商朝迁都情况。

　　 《尚书》是难读的。司马迁写《史记》时，采用了《尚书》的材料，或录全文，或取部分文字，但他运用了“以训诂代经文”的原则，把《尚书》的原文翻译了一遍，使先秦的古书，变成为汉代通行的语言文字。例如《尚书?尧典》中有“钦若昊天”的话，《史记?五帝本纪》便写为“敬顺昊天”。又如《尧典》中的“瞽子”，《五帝本纪》中改作“盲者”。所以我们可以把《尚书》和《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等对照来读。

　　 历代研究、注释《尚书》的著作很多，最通行的是《十三经注疏》本的《尚书正义》，由于它是今文《尚书》和古文《尚书》的合编，其中真伪参半，我们必须予以分辨。即使是伪造的那一部分，也是出于魏晋人之手，对于研究《尚书》来说，也是有参考价值的。清代学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是比较好的注本，它吸收了清代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

　　 近人曾运乾的《尚书正读》和牟庭的《同文尚书》等，也可供我们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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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影响中国的100本书》，张秀平、王晓明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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