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证》伪证考略（下）

　　（5）虞廷十六字

　　“虞廷十六字”（《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被宋儒奉为历圣相传的心法、道统，成为宋明理学中最重要的理论根据。因此，阎氏对此“辨伪”的影响颇大。至今时常有人提到。《疏证》（第三十一）：“二十五篇之《书》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其精密绝伦者，在虞廷十六字。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而不能灭虞廷十六字为乌有，犹未足服信古文者之心也。余曰：此盖纯袭用《荀子》，而世举未之察也。《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唯明君子而后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语，遂隐括为四字，复续以《论语》‘允执厥中’以成十六字。伪古文盖如此。或曰：‘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邪？’余曰：合《荀子》前后篇读之，引‘无有作好’四句则冠以‘《书》曰’，引‘维齐非齐’一句则冠以‘《书》曰’，以及他所引书者十，皆然。甚至引‘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则明’，冠以《康诰》。引‘独夫纣’则明冠以《泰誓》，以及《仲虺之诰》亦然。岂独引《大禹谟》而辄改，目为《道经》邪？予是以知‘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必真出古《道经》，而伪古文盖袭用，初非其能造语精密至此极也。”

　　前面说过，“太甲稽首于伊尹”一节已被阎氏自行删掉。留在此处亦属虚张声势。很明显，这一条也是经过驳难后的调整。其主要内容是：（1）指出“十六字”是抄袭《荀子》。（2）有人对此提出驳难：“安知非《荀子》引用《大禹谟》之文”。（3）阎氏的反驳。反驳理由是：《荀子》引《书》均冠以“《书》曰”或篇名，“独引《大禹谟》”改为《道经》，所以是“伪古文”抄袭《荀子》所引《道经》。从逻辑上说，阎氏这一反驳是否成立的关键在于是否存在第二个类似情况（例外）——凡《荀子》引《书》均交待了（正确的）出处，唯独引《大禹谟》“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却说出自《道经》——只要有第二个例外（反证），其结论就不能成立。由驳难者提出的两个相反证据极有分量，却被他排除在正面论述之外。他在此使用的伎俩仍然是将相反证据（例外）“藏”在后面的按语中。

　　《疏证》后文提到驳难者提出的相反证据：“按《荀子》引今文、古文《书》者十六，惟‘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作‘《传》曰’。‘《传》’疑‘《书》’字之讹。然《孟子》‘于《传》有之’亦指《书》言也。”（第三十一）这分明就是第二个例外（反证1）。首先，“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出自《尚书》今文篇章《吕刑》。其次，《荀子》此处虽然交待了出处，但却是一个错误的出处。阎氏对此的第一个辩解是指出《荀子》误《书》为《传》是讹误的结果。依据同一个判断规则，《荀子》误《大禹谟》为《道经》同样可能是讹误的结果！第二个辩解是指出“《孟子》‘于《传》有之’亦指《书》言也”，《传》和《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孟子》此处实为《荀子》之外的另一个例外。故阎氏两个辩解都属于毫无道理的狡辩。

　　《荀子·王制》：“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曰：‘何独不来也！’东征而西国怨，曰：‘何独后我也！’”上文是《荀子》中又一个例外（反证2）。《孟子·梁惠王下》：“孟子对（齐宣王）曰：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书》曰：‘徯我后，后来其苏。’”比较《孟子》内容可知，《荀子》上文是引《尚书》内容（实为古文篇章《仲虺之诰》），但没有交待出处，且叙事有误（张冠李戴：误商汤为周公）引文也与原文颇有出入（《尚书·仲虺之诰》：“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徯予后，后来其苏。’”）。由于两个相反证据的存在，不能排除《荀子》搞错了引文出处（包括引文内容的不准确）。因此，阎氏这一条的“证据”没有“证明力”，论证过程存在明显作弊行为，结论完全不能成立。

　　《疏证》后文（第三十二）又提出另外一组“证据”：“‘人心’、‘道心’本出《荀子》，以窜入《大禹谟》，遂尊为经，久而忘其所自来矣。窃以古今若此类者颇多，如‘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之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列子》引《黄帝书》也。今见《老子》上篇‘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战国策》引《周书》也，亦见《老子》上篇，今孰不以为此老子语与？‘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出《淮南子·主术训》，而诸葛武侯引以戒其子，今遂为武侯语。‘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亦出《淮南子·主术训》，而孙思邈引之，而程子称之，今遂为孙思邈语。不独此也，《文子》引老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物而动，性之害也’云云，河间献王作《乐记》采之，今且为经。是即以子为经之证也。《荀子》有《礼论篇》，今自“三年之丧，何也”？至‘古今之所，一也’一段，载入《礼记》，名曰《三年问》。是又即以《荀子》为经之证也。而必以‘人心’、‘道心’为无本焉，亦过矣。”

　　说“古今若此类者颇多”的前提条件，需要先完成“‘人心’、‘道心’本出《荀子》”的确证过程。且不论阎氏上述几个引文、原文关系是否全都可靠。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一个人（甲）是贼的情况下，别人（乙、丙、丁……）的盗窃行为是否可以证明此人（甲）也是贼呢？如果已经证明“‘人心’、‘道心’本出《荀子》”，则这一条纯属废话。实际上根本没有可靠的证明过程，则“古今若此类者颇多”不过是诬陷的借口。阎氏这两条（第三十一、三十二）论证相当拙劣，按道理应当删掉。但前面他已经删掉三条（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再这样删下去最后恐怕只剩下“支蔓”。删还是不删对他来说是一个问题。

　　有人建议他删——“或问余：人之论议先后容有互异，子书尚未成，何不举前说之误者而悉削之，而必以示后人乎？”（《疏证》第三十二）他错了也不删居然还有道理——“余曰：此以著学问之无穷而人之不可以自是也（同上）”。因他人正确的批评而修改己说在他看来是一种不正确的行为——“近见世之君子矜其长而覆其短，一闻有商略者，辄同仇敌（同上）”。只要你批评我，你就是我的“仇敌”。这个逻辑十分可怕。由于错了也不删（实际上他私下里删了不少）他屡遭物议：“余用是数困于世（同上）”。

　　 这种情况令他非常恼怒。于是他说出下面一段十分朦胧的话：“昔王荆公（王安石）注《周礼》‘赞牛耳’云：取其顺听。有人引一牛来，与荆公辩牛之听不以耳盖以鼻，荆公遂易前《注》。以荆公之执拗文过，古人中无两，犹不能不屈服于引牛者之言，吾不知世之君子，自视于荆公何如也（同上）。”此事出自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四。王氏讲述这个荒唐故事的动机已经搞不太清楚，阎若璩复述这个故事的目的则是为了骂人。他的骂人风格富于变化，“刳心著地，与数斤肉相似”（第七十五）走阳刚一路，前面提到“孔明言碎”则阴柔婉转。“牛以鼻听”更加婉约刻毒，飘忽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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