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证》伪证考略（下）

　　（4）太甲稽首，伊尹称字

　　《疏证》（第六十一）：“君前臣名，礼也。虽周公以亲则叔父，尊则师保，亦自名于王前，曰‘予旦’，召公亦名之，为‘旦曰’；断未有敢自称其字者。或君于臣，字而不名，所以示敬。如‘王若曰父义和’之类，亦未多见。何晚出《书》所载太甲既稽首于伊尹矣，伊尹又屡自称其字于太甲，岂不君臣交相失乎？君之失，缘误仿《洛诰》；臣之失，则缘误仿《缁衣》。何者？《缁衣》两引《咸有一德》，一曰‘惟尹躬及汤，咸有壹德’，一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夏，自周有终，相亦惟终’。此篇郑康成《序》书在《汤诰》后，咎单作《明居》前。马迁亦亲受逸《书》者，即系于成汤《纪》内，是必于太甲无涉矣。康成注《书序》于《咸有一德》下云：‘伊陟臣扈曰’，此颇不可晓。要王肃《注》云：‘言君臣皆有一德’，是必当时臣工赞美汤君臣之辞，故君则号，臣则字，不必作于汤前。伪作者止见《书序》为‘伊尹作《咸有一德》’，遂将《缁衣》所引尽窜入于其口，又撰其辞于前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师’，喋喋称字不已，不大可嗤乎？或曰：然则伊尹宜曷称？曰称‘朕’，《孟子》‘朕载自亳’是也；称‘予’，‘予不狎于不顺’是也；称‘臣’，若召公‘予小臣’是也；称挚，若周公‘予旦’是也。至于称字，乌乎敢？”

　　这一条先提到两种制度：“君前臣名”和“君于臣，字而不名”。然后指出《古文尚书》内容（证据一：“太甲稽首于伊尹”在《太甲中》，证据二：“伊尹自称其字于太甲”在《咸有一德》和《太甲上》）与这两种制度不符，不符的原因是伪造时“误仿”《洛诰》和《缁衣》。“父前子名，君前臣名（《礼记·曲礼上》）”的制度与“幼名冠字（《礼记·檀弓上》）”之礼相表里。《礼记·檀弓上》明确提到“幼名冠字”是周代礼制（周道也）。也就是说，在商代初期，这种礼制很可能还没有出现。“君于臣，字而不名”出自《说苑·臣术》伊尹与商汤一段对话。这样的小故事战国中晚期编了不少，禹涝汤旱、伊庖吕屠一类，《说苑》搜集最多。讲故事可以，当真事殊为不妥。如此“学问”清代也不多见。

　　阎氏指控“伊尹称字”的“灵感”来自《尚书正义·太甲上》孔《疏》下述内容：“《孙武兵书》及《吕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挚，则‘尹’非名也。今自称‘尹’者，盖汤得之，使尹正天下，故号曰‘伊尹’；人既呼之为‘尹’，故亦以‘尹’自称。礼法君前臣名，不称名者，古人质直，不可以後代之礼约之。”这里本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孔颖达拘于君臣尊卑之礼提出问题并作了解释。这位盛世鸿儒怎么也不会想到，如此寥寥数语，会在一千年后给一位叫做阎若璩的考据大师提供了“整材料”的“重磅炸弹”。这是孔颖达十分反感的事情，他所谓“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所谓“鼓怒浪於平流，震惊飙於静树”。说白了就是无事生非。

　　 称伊尹为“伊挚”，见于《墨子·尚贤中》《孙子兵法·用间》《楚辞·天问》等书。这些文献出现较晚，不足为据。除《史记·殷本纪》“伊尹名阿衡”外，先秦文献并没有明确提到伊尹何名何字。因此，不存在“尹”是伊尹之字的可靠证据。郑玄注《书序》于《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出自《尚书·君奭》（今文）周公对君奭的训词：“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伊陟是伊尹的儿子。伊尹何名何字与此无关。

　　《疏证》（第三十一）：“二十五篇之《书》其最背理者，在太甲稽首于伊尹”，后文提到：“今既证太甲稽首之不然”，说明《疏证》此前已论证过这个问题。考《疏证》全书并无相关论证。而在此条（第三十一）之前，有三条阙文（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所谓“今既证”云云，是刚作过论证的意思。《疏证》目录第二十八条的题目是：“言太甲不得稽首于伊尹为误仿《洛诰》”。故阎氏“证太甲稽首之不然”当在第二十八条。按《洛诰》（今文）中有周成王对周公“拜手稽首”之事。即使深文周纳，也是为了取信于人。阎氏主动删掉这部分内容是因为“误仿”之说过于牵强。这是佞人笔墨的锻炼过程。

　　成王之于周公，太甲之于伊尹，二者情况十分接近；周公和伊尹都是长辈，都是主持国政的重臣；伊尹相成汤灭夏立商，辅佐四代五王，其地位之尊，身份之重，要超过周公。殷墟卜辞记伊尹与成汤并祀（《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可见其地位之重要。也就是说，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君而稽首于臣”（太甲稽首于伊尹和成王稽首于周公）合情合理，不足为怪。由于“太甲稽首于伊尹”和“伊尹称字于太甲”两条指控都不能成立，不能构成有效的“作伪”证据，也就不存在“误仿”问题。换句话说，指控不能成立，“误仿”作为“作伪”事实也就失去依据。阎氏反过来用“误仿”作为指控的依据，已属典型的“循环论证”。

　　上面说过，阎氏此条“灵感”来自《尚书正义》。我曾奇怪，《尚书正义》本有“言君臣皆有纯一之德”注语，他为什么不用？细看恍然而悟。原来这是《孔传》内容。这是他立此一说捉襟见肘之处，注语眼前就有，但不能用。不用又不能实现“震惊飙於静树”的效果。我于是查找阎氏所引“王肃《注》”的出处，《尚书正义》没有，《三国志》本传没有，最后在《史记·殷本纪》“书缝中”找到，是裴骃《集解》所引。前面引文“然则伊尹宜曷称”以下，没有任何证明意义。亦见翻检之功。《疏证》类似内容很多，这是拿“学问”当手电筒晃人眼睛。钱穆先生所谓“自炫博辨”。

　　阎氏“博极群书”，他当然知道“君前臣名”与“幼名冠字”的表里关系，《礼记·檀弓上》“周道也”亦在其视野之中，这些都不能影响他的工作热情。用《说苑》证殷商制度，纯属无赖行径。前面已经删掉“拜手稽首”的无根之论，仍留下一句在这一条中虚张声势。为什么？因为他心雄万夫，屡试不中，只此一途，志在必得。于是苦心孤诣，敷衍造说。在故纸堆中翻云覆雨，字里行间纵横短长。于“无字处精思独得”，“证据出入无方”。其学诚博，其智诚狡。如此这般，一代大师横空出世。《疏证》提到朋友当面夸奖（第六十八）：“顷与子游，觉考核之学，今亦有密于古人处。”自谓“予笑而不敢答”。其炫耀自喜之态有些可笑，但让人实在笑不出来。这是因为中国文明为此人名满天下而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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