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疏证》伪证考略（下）

　　（2）孔注《论语》《尚书》比较
　　纪昀《四库提要·尚书正义》一共提到四条作伪证据。除上面已经讨论过的三条地理方面的证据外，第四条由阎氏提出：“若璩则攻其注《泰誓》‘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与所注《论语》相反。又安国传有《汤誓》，而注《论语》‘予小子履’一节，乃以为《墨子》所引《汤誓》之文。……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钱穆先生曾批评毛奇龄《古文尚书冤词》对《疏证》的驳难“非要点”：“此谓乘瑕蹈隙，避坚攻脆，乃兵家之诡谲，非辩难之正宗。”〔66〕为避免此类批评，我在本文主要选择《疏证》中最关键的问题，避脆攻坚，折其锋锷。阎氏这一条证据与上面已经讨论过的三条地理方面的证据一样，不仅被纪昀《四库提要》特别提出，而且至今为止一直是经常被人们提到的重要“铁证”之一。因此有必要作正面讨论。

　　《疏证》（第十九）：“汉传《论语》有三家：一鲁论，一齐论，一古论。古论出自孔子壁中，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马融、郑康成注皆本之。《艺文志》所云二十一篇，有两子张是也。魏何晏集解《论语》中有‘孔子曰’者，即安国之辞。余尝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之。如‘予小子履敢用玄牡’三句，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家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朕躬有罪，无以万方’四句，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二句，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所重民食丧祭’一句，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安国亲得古文二十五篇，中有《汤浩》《泰誓》《武成》，岂有注《论语》时遇引及此三篇者，而不曰出逸《书》某篇者乎？且‘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则曰：‘此《易·恒卦》之辞。’‘南容三复白圭’，孔则曰：‘《诗》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云云。凡《论语》所引《易》《诗》之文，无不明其来历，何独至古文遂匿之而不言乎？将安国竟未见古文乎？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剌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悬绝如是。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时，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安国于裨谌、子产、臧武仲、齐桓公凡事涉《左传》者，无不篽缕陈之于《注》，何独至古文《泰誓》而若为不识其书者乎？余是以知晚出古文《泰誓》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又断断也。”

　　《疏证》这一专题凡三千余字，上文是对主要问题的正面论述。其要点如下：（1）安国曾注《论语》。（2）阎氏“取孔注《论语》与孔传《尚书》相对校”，发现孔注《论语》“与今安国传《汤诰》《泰誓》《武成》语绝不类”。（3）因此“晚出古文”《汤诰》《泰誓》《武成》“必非当时安国壁中之所得”，换言之是后人伪造。这一条从证据到论证都十分精彩，具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是《疏证》中最炫人心智的论证之一。阎氏此条“灵感”来自《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中邢昺的两段说明。

　　 邢昺第一个说明是解释孔注《论语》为什么要说“《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的原因：“以其《尚书·汤誓》无此文，而《汤诰》有之，又与此小异，唯《墨子》引《汤誓》，其辞与此正同，故言之，所以证此为伐桀告天之文也。”邢昺是在作出比较后得出的结论，下面是他的三个比较对象：（1）《论语·尧曰》内容：“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2）《墨子·兼爱下》相关内容：“且不唯《禹誓》为然，虽《汤说》即亦犹是也。汤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当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简在帝心，万方有罪，即当朕身；朕身有罪，无及万方。’”（3）《尚书·汤诰》相关内容：“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请罪有夏。……尔有善，朕弗敢蔽，罪当朕躬，弗敢自赦。惟简在上帝之心。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

　　邢昺认为，相对来说三者间《论语》和《墨子》内容更加接近。事实也的确如此。所以他认为孔安国在作了相同比较之后，于孔注《论语》中得出“《墨子》引《汤誓》（《墨子》原文是《汤说》），其辞若此”的结论。邢昺的比较和分析并非没有道理。这里本来风平浪静，没有什么问题。天有不测风云，忽一日，过来一位叫做阎若璩的人，他的专长就是“旁搜曲引，吹毛索瘢”。他立刻“发现问题”。但是，他在正面陈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对“问题”出处，包括邢昺的比较过程，三个比较对象的异同关系，他绝口不提！而是反其道而行之：“据古文则‘予小子履’等语，正《汤诰》之文也。作《论语》者，亦引《汤诰》，而孔不曰‘此出《汤诰》’，或曰‘与《汤诰》小异’。而乃曰：‘《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何其自为乖剌至于如是其极乎？余是以知‘予小子履’一段必非真古文《汤诰》之文，盖断断也。”注意，《论语》和《墨子》都是“予小子履”，《汤诰》则是“肆台小子”，不是“予小子履”！这正是孔颖达所谓“鼓怒浪於平流，震惊飙於静树”，是明显的作弊。

　　邢昺第二个说明是解释孔注《论语》与《泰誓》不同的原因：“案《周书·泰誓》云：‘虽有周亲，不如仁人。’是武王往伐纣次于河朔誓众之辞也。孔传云：‘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此文与彼正同。而孔注与此异者，盖孔意以彼为伐纣誓众之辞，此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两通其义，故不同也。”阎氏在此的作弊手段，仍然是绝口不提邢昺的说明，并反其道而行之：“又从来训故家于两书之辞相同者，皆各为诠释。虽小有同异，不至悬绝。今安国于《论语》‘周亲仁人’之文则引管蔡、微箕以释之。而周之才不如商，于《尚书》‘周亲仁人’之文则释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少仁人。’而商之才，又不如周，其相悬绝如是。是岂一人之手笔乎？且安国纵善忘，注《论语》时，至此独不忆及《泰誓》中篇有此文，而其上下语势皆盛称周之才而无贬辞乎？”

　　孔安国先注《论语》，后注《尚书》，后注比前注更加准确。孔注《论语》（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一语中并不含有阎氏所谓“周之才不如商”的意思。因此，两个注语间不存在含义的“悬绝”关系。这种随文就注小有抵牾的现象不足为奇，前面提到《疏证》本身也存在遗忘疏漏问题。从逻辑上说，两个注语之间略有不同的现象与是否作伪没有关系。再者，何晏《论语集解·序》讲得很清楚：“今集诸家（孔安国、包咸、周氏、马融、郑玄、陈群、王肃、周生烈等）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也就是说，何晏集解《论语》并非对诸家注的原文照录，而是有所取舍。这个取舍和“颇为改易”过程的存在，进一步削弱了阎氏证据的证明力。

　　下面是《论语注疏》中何晏《论语集解》的内容：“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历数，谓列次也。）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包曰：允，信也。困，极也。永，长也。言为政信执其中则能穷极四海，天禄所以长终。）舜亦以命禹。（孔曰：舜亦以尧命己之辞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孔曰：履，殷汤名。此伐桀告天之文。殷豕尚白，未变夏礼，故用玄牡。皇，大。后，君也。大，大君。帝，谓天帝也。《墨子》引《汤誓》，其辞若此。）有罪不敢赦。（包曰：顺天奉法，有罪者不敢擅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言桀居帝臣之位，罪过不可隐蔽。以其简在天心故。）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孔曰：无以万方，万方不与也。万方有罪，我身之过。）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周，周家。赉，赐也。言周家受天大赐，富於善人，‘有乱臣十人’是也。）‘虽有周亲，不如仁人。（孔曰：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曰：权，秤也。量，斗斛。）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孔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孔曰：言政教公平则民说矣。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传以示後世）。”

　　 上面的正文是《论语》内容，括号中是何晏《集解》内容。阎氏故意忽略的部分是“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及其后面的注文。《尚书·武成》（古文）：“散鹿台之财，发鉅桥之粟。大赉于四海，而万姓悦服。”孔传注此句曰：“施舍已债，救乏周无，所谓‘周有大赉’，天下皆悦仁服德。”这正是孔安国先注《论语》，后传《尚书》的结果。《武成》后文“崇德报功”与“善人是富”相呼应，表明《论语》“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是在概述《武成》内容。《尚书正义·武成》孔颖达《疏》对此的解释是：“孔安国解《尧曰》之篇，有二帝三王之事，‘周有大赉’正指此事，故言‘所谓’也。”

　　再来比较下面的内容：孔注《论语》（所重民食丧祭）曰：“重民，国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丧，所以尽哀。重祭，所以致敬。”孔注《武成》（重民五教，惟食丧祭）曰：“所重在民及五常之教。民以食为命，丧礼笃亲爱，祭祀崇孝养，皆圣王所重。”二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呼应关系。怎么能说是“绝不类”呢？有必要强调指出，阎氏在三千余字的专题论述中，完整引录上面孔注《论语》内容，对于孔注《武成》内容则只字不提。也就是说，他在行文中“假装”作了完整比较，实际上他把对自己结论不利的内容“忽略”掉了，然后给出一个好像很合理实际上不能成立的结论。换言之，他在论证过程中剥夺了阅读者自行比较的条件。除非有人想去翻阅原文。这在当时不太方便。

　　在“周有大赉，善人是富”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之间，注曰：“周，周家。赉，赐也。言周家受天大赐，富於善人，‘有乱臣十人’是也”。这一条注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既注解了前文，又关照了后文。“有乱臣十人”是《泰誓》（古文）中的语句，“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也是。二者在《泰誓》原文中前后关联：“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由此可以基本确认，这一段文字的注释者读到过《古文尚书·泰誓》。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可以基本确认”这一段文字的注释者读到过《古文尚书·泰誓》的理由。《论语·泰伯》提到：“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但这句话的意思及其前后文与“周有大赉，善人是富”没有直接关系。在没有看到《古文尚书·泰誓》原文的情况下，注释者碰巧将其引到这里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但微乎其微。《左传》“乱臣十人”两见（襄28、昭24），但没有“虽有周亲，不如仁人”一语。因此，碰巧引过来的可能性更加微乎其微。

　　第二，这一段文字的注释者是谁。何晏《论语集解·序》：“今集诸家之善者，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后文提到具体的注释者共有五人（孙邕、郑冲、曹羲、荀顗、何晏）。刑昺《论语疏》：“此五人共上此《论语集解》也”。《晋书·郑冲传》：“冲与孙邕、曹羲、荀顗、何晏等共集《论语》诸家训注之善者，记其姓名，因从其义，有不安者，辄改易之，名曰：《论语集解》，正始中成，奏之魏朝，于今传焉。”《论语集解》汇集以往诸家注解，经过选择和改易编撰而成。由何晏主持编撰，郑冲等四人参加，共同完成于正始年间（241～249）。刑昺《论语疏》：“颇为改易者，言诸家之善则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颇多为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马曰，及诸家说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言、改易先儒者也。”

　　由此推测，上述一段注释的来历有两种可能。一是被改易的旧注。上面所引一整段《论语集解》中共有十二条注文，孔安国（孔曰）六条、包咸（包曰）三条、无名注三条。如果是被改易的旧注，是孔注的可能性很大。二是何晏等五人“自下已言”。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如果是第一种情况，说明《古文尚书·泰誓》在此前早已流传于世。如果是第二种情况，何晏等五人应读到过《古文尚书·泰誓》，其中包括郑冲。这就呼应了《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引《晋书》关于《古文尚书》传授情况的记载：“晋太保公郑冲以古文授扶风苏愉，愉字休预。预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谧之外弟也。季授城阳臧曹，字彦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为豫章内史，遂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

　　《论语集解》的开始编撰有可能略早于魏正始年间（241～249），《古文尚书》的开始流传也应略早于此。也就是说，这一条证据还可以为王肃（195～256）注《尚书》时见到孔传《古文尚书》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因此，这是一条有关《古文尚书》早期流传情况十分重要的间接证据。这条证据如果被“发现”，不仅《疏证》第十九条三千余字的全部论证会因此失去意义、他的“品质问题”会有所暴露，还会对《疏证》全书的合理性构成威胁。所以他绝口不提，讳莫如深。综上所述，阎若璩这一著名证据不但不像纪昀所说“皆证佐分明，更无疑义”，反而是一条经过一系列作弊步骤强行提出的伪证。其提出条件非常勉强，但炮制的水平相当高超。这个作弊过程恰可体现“旁搜曲引，吹毛索瘢，锻炼成狱”的准确含义，同时也体现了此人内心十分阴暗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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