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证》伪证考略（中）

　　
（5）《史记》多古文说

　　前面提到，张守节说《史记》引文包含“与古文《尚书》同者”。班固则进一步指出，《史记》引文中“多古文说”。这是一个更加重要的反证。下面是阎氏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其不同于古文不特如前所列而已也。《汉书·儒林传》：‘安国……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余尝取迁书所载诸篇读之，虽文有增损，字有通假，义有补缀，及或随笔窜易以就成己一家言，而要班固曰‘多古文说’，则必出于古文，而非后托名古文者所可并也。余故备录之以俟好古者择焉。”（《疏证》第二十四）按紧接上文阎氏对《史记》相关引文作了相对完整的辑录。凡五千余字。

　　《汉书·儒林传》上述内容十分重要：（1）司马迁曾向孔安国请教过《尚书》问题。（2）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过程中，具体采用过孔安国“古文说”。上述《尧典》等五篇都是今古文《尚书》共有的篇章，因此班固所说“古文说”是指孔氏“《尚书》古文学”的“师说”、“家法”，也就是《孔传》内容。司马迁（约前145 ~ 约前87）大约死于武帝末。在他撰写《史记》期间，博士学官只有晁错传本（前面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由于晁错传本“师说”解读质量较差，因此司马迁为撰写《史记》求教于正在整理和注解“孔壁本”《古文尚书》的孔安国，并在《史记》中采用了一部分孔氏“古文说”。

　　严格说，阎氏此条只是提出问题和罗列材料，并没有进行分析，更不要说解决问题。他自己也说“备录之”是为“以俟好古者择焉”。因此，在未作具体分析之前，这部分材料并不具有证据的性质。阎氏所谓“则必出于古文，而非后托名古文者所可并也”，不过是毫无依据的虚张声势。

　　以往学人对班固“多古文说”多有议论，或语焉不详，或干脆“抹杀”。没有人将“古文说”与《孔传》联系起来加以考虑。在具体分析阎氏“备录”这部分材料之前，我有一个初步判断：（1）《尧典》《禹贡》等诸篇行文相对艰涩；（2）《史记》中的《尚书》引文相对平易；（3）从逻辑上说，假如的确存在班固所谓迁书载《尚书》诸篇“多古文说”的现象，这个现象应发生在原文的艰涩与引文的平易之间；换言之，孔氏“古文说”应当存在于原文与引文的过渡环节上。
基于上述判断，我着手在《尚书》原文、《孔传》注解和《史记》引文三者之间进行比较。先是在阎氏“备录”的五篇范围内，进而比较了《史记》引《尚书》的全部内容。比较的结果令人十分震惊：在《尚书》原文与《史记》引文的过渡环节上，司马迁大量采用了孔氏“古文说”也就是《孔传》的注解。

　　比如，《尚书》原文“宵中”→《孔传》注解“宵，夜也”→《史记》引文“夜中”。再如，《尚书》原文“允厘百工”→《孔传》注解“允，信。厘，治。工，官”→《史记》引文“信饬百官”。又如，《尚书》原文“庶绩咸熙”→《孔传》注解“绩，功。咸，皆”→《史记》引文“众功皆兴”。又如，《尚书》原文：“帝曰：畴咨若予采？”→《孔传》注解“采，事也。复求谁能顺我事者”→《史记》引文“尧又曰：谁可者？”。又如，《尚书》原文：“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孔传》注解“言共工自为谋言，起用行事而违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史记》引文“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

　　由上面的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在《尚书》原文与《史记》引文的过渡环节上，《孔传》的作用是由此及彼的“桥梁”。具体说，班固“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只是略说，司马迁撰写《史记》实际采用孔氏“古文说”的范围要更大一些：《尧典》（对比《史记·五帝本纪》引文）29条，《皋陶谟》（《史记·夏本纪》引文）10条，《益稷》（《史记·夏本纪》引文）15条，《禹贡》（《史记·夏本纪》引文）18条，《甘誓》（《史记·夏本纪》引文）1条，《汤誓》（《史记·殷本纪》引文）2条，《高宗肜日》（《史记·殷本纪》引文）1条，《西伯戡黎》（《史记·殷本纪》引文）1条，《微子》（《史记·宋微子世家》引文）4条，《牧誓》（《史记·周本纪》引文）5条，《洪范》（《史记·宋微子世家》引文）5条，《无逸》（《史记·鲁周公世家》引文）3条，《金縢》（《史记·鲁周公世家》引文）6条，《吕刑》（《史记·周本纪》引文）1条。凡100条。具体如下（按下面每条对比内容均由三个部分组成：《尚书》原文→《孔传》注解→《史记》引文）。

　　【《尧典》对比《史记·五帝本纪》】1.协和万邦→协，合→合和万国。2.钦若昊天→敬顺昊天→敬顺昊天。3.宅嵎夷→宅，居也→居郁夷。4.厥民析→厥，其也→其民析。5.宵中→宵，夜也→夜中。6.以殷仲秋→以正三秋→以正中秋。7.允厘百工→允，信。厘，治。工，官→信饬百官。8.庶绩咸熙→绩，功。咸，皆→众功皆兴。9.允厘百工，庶绩咸熙→信治百官，众功皆广→信饬百官，众功皆兴。10.帝曰：”畴咨若时登庸？”→畴，谁。庸，用也。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尧曰：“谁可顺此事？”。11.胤子朱启明→启，开也→嗣子丹朱开明。12.帝曰：“畴咨若予采？”→采，事也。复求谁能顺我事者→尧又曰：“谁可者？”13.共工方鸠僝功→叹共工能方方聚见其功→共工旁聚布功。14.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言共工自为谋言，起用行事而违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言不可用→尧曰：“共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15.下民其咨，有能俾乂→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忧愁，病水困苦，故问四岳，有能治者将使之→下民其忧，有能使治者。16.佥曰→佥，皆也→皆曰。17.方命圮族→圮，毁。族，类也。言鲧性很戾，好比方名，命而行事，辄毁败善类→负命毁族。18.试可乃已→唯鲧可试，无成乃退→试不可用而已。19.帝曰：“往，钦哉！”→敕鲧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尧知其性很戾圮族，未明其所能，而据众言可试，故遂用之→尧于是听岳用鲧。20.绩用弗成→功用不成→功用不成。21.明明扬侧陋→尧知子不肖，有禅位之志，故明举明人在侧陋者。广求贤也→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22.师锡帝曰→师，众。锡，与也→众皆言于尧曰。23.有鳏在下→在下民之中→有矜在民间。24.帝曰：“俞，予闻，如何？”→俞，然也。然其所举，言我亦闻之，其德行如何→尧曰：“然，朕闻之。其何如？”25.象傲→象，舜弟之字→弟傲。26.克谐以孝→谐，和。……言能以至孝和谐顽嚚昏傲→能和以孝。27.不格奸→不至於奸恶→不至奸。28.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女，妻。刑，法也。尧於是以二女妻舜，观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观治国→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29.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降，下。嫔，妇也。……使行妇道於虞氏→舜饬下二女于妫汭，如妇礼。

　　【《皋陶谟》对比《史记·夏本纪》】30.允迪厥德，谟明弼谐→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以辅谐其政→信其道德，谋明辅和。31.禹曰：“俞，如何？”→然其言，问所以行→禹曰：“然，如何？”32.慎厥身修，思永→慎修其身，思为长久之道→慎其身修，思长。33.知人则哲→哲，智也→知人则智。34.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佞人乱德）禹言有苗、欢兜之徒甚佞如此→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35.载采采→载，行。采，事也。称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为验→始事事。36.乱而敬→乱，治也→治而敬。37.刚而塞→刚断而实塞→刚而实。38.无旷庶官→位非其人为空官→非其人居其官。39.乃言厎可绩→用汝言，致可以立功→女言致可绩行。

　　【《益稷》对比《史记·夏本纪》】40.皋陶曰：“吁！如何？”→问所以孜孜之事→皋陶难禹曰：“何谓孳孳？”41.下民昏垫→言天下民昏瞀垫溺，皆困水灾→下民皆服于水。42.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所载者四，谓水乘舟，陆乘车，泥乘輴，山乘欙。随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开通道路以治水也→予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撵，行山栞木（《史记·夏本纪》）。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撵（同上）。陆行载车，水行载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桥（《史记·河渠书》）参照《淮南子·修务训》：“禹……乘四载，随山栞木”和刘秀（歆）《上山海经表》：“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可知“所载者四……乘舟……乘车”云云，并非经文，始出《孔传》注解。43.庶艰食→艰，难也。众难得食→众庶难得之食。44.懋迁有无化居→化，易也。居谓所宜居积者。勉劝天下，徙有之无，鱼盐徙山，林木徙川泽，交易其所居积→食少，调有余补不足，徙居。45.其弼直→其辅臣必用直人→辅德。46.惟动丕应→动则天下大应→天下大应。47.天其申命用休→天又重命用美→天其重命用休。48.帝不时，敷同日奏罔功→帝用臣不是，则远近布同而日进於无功，以贤愚并位，优劣共流故→帝即不时，布同善恶则毋功。49.用殄厥世→用是绝其世→用绝其世。50.弼成五服→五服，侯、甸、绥、要、荒服也。……治洪水辅成之→辅成五服。51.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言天下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帝曰：“道吾德，乃女功序之也。”52.祖考来格→祖考来至→祖考至。53.鸟兽跄跄→鸟兽化德，相率而舞→鸟兽翔舞。54.庶尹允谐→尹，正也。众正官之长，信皆和谐→百官信谐。

　　【《禹贡》对比《史记·夏本纪》】55.奠高山大川→奠，定也→定高山大川。56.覃怀厎绩，至于衡漳→从覃怀致功至横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57.是降丘宅土→大水去，民下丘，居平土→于是民得下邱居土。58.三江既入，震泽厎定→言三江已入，致定为震泽→三江既入，震泽致定。59.筿簜既敷→筿，竹箭。簜，大竹→竹箭既布。60.厥赋下上上错→赋第七，杂出第六→赋下上上杂。61.九江孔殷→江於此州界分为九道，甚得地势之中→九江甚中。62.沣水攸同→沣水所同→沣水所同。63.三苗丕叙→三苗之族大有次叙→三苗大序。64.四隩既宅→四方之宅巳可居→四奥既居。65.六府孔修→水、火、金、木、土、谷甚修治→六府甚修。66.庶土交正→众土俱得其正→众土交正。67.厎慎财赋→致所慎者，财货贡赋→致慎财赋。68.二百里男邦→男，任也，任王者事→二百里任国。69.五百里要服→绥服外之五百里，要束以文教→绥服外五百里要服。70.五百里荒服→要服外之五百里。言荒又简略→要服外五百里荒服。71.厥土白坟，海滨广斥→滨，涯也。言复其斥卤→其土白坟，海滨广泻，厥田斥卤。（按“斥卤”二字出于《孔传》）72.禹锡玄圭，告厥成功→禹功尽加於四海，故尧赐玄圭以彰显之。言天功成→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

　　【《甘誓》对比《史记·夏本纪》】73.御非其马之正→御以正马为政→御非其马之政。

　　【《汤誓》对比《史记·殷本纪》】74.非台小子，敢行称乱→称，举也→匪台小子敢行举乱。75.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正，政也。言夺民农功而为割剥之政→舍我啬事而割政。

　　【《高宗肜日》对比《史记·殷本纪》】76.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於肜日有雉异→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

　　【《西伯戡黎》对比《史记·殷本纪》】77.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挚，至也。民无不欲王之亡，言：天何不下罪诛之？有大命宜王者，何以不至→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

　　【《微子》对比《史记·宋微子世家》】78.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我，纣也……败乱汤德於後世→纣沈湎于酒，……乱败汤德于下。79.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六卿典士相师效，为非法度，皆有辜罪，无秉常得中者→卿士师师非度，皆有罪辜，乃无维获。80.父师→父师，太师→太师。81.乃罔畏畏，咈其耇长、旧有位人→言起沈湎，上不畏天灾，下不畏贤人。违戾耇老之长、致仕之贤，不用其教→乃毋畏畏，不用老长。

　　【《牧誓》对比《史记·周本纪》】82.时甲子昧爽→是克纣之月甲子之日，二月四日→二月甲子昧爽。83.曰：“逖矣，西土之人！”→逖，远也。远矣，西土之人。劳苦之→曰：“远矣西土之人！”84.不愆于六步七步→就敌不过六步七步→不过六步七步。85.夫子勖哉→夫子谓将士，勉励之→夫子勉哉。86.尔所弗勖→汝不勉→尔所不勉。

　　【《洪范》对比《史记·宋微子世家》】87.惟天阴骘下民→骘，定也→维天阴定下民。88.相协厥居→是助合其居→相和其居。89.而康而色→汝当安汝颜色→而安而色。90.彝伦攸叙→常道所以次叙→常伦所序。91.是训是行→顺是行之→是顺是行。

　　【《无逸》对比《史记·鲁周公世家》】92.《无逸》→成王即政，恐其逸豫，故以所戒名篇。→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毋逸》。93.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久居民间，劳是稼穑，与小人出入同事→久劳于外，为与小人。94.旧为小人→久为小人之行→久为小人于外。

　　【《金縢》对比《史记·鲁周公世家》】95.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召公、太公言王疾当敬卜吉凶→太公、召公乃缪卜。96.惟永终是图→惟长终是谋周之道→维长终是图。97.周公乃告二公曰→告召公、太公→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98.惟予冲人弗及知→言己童幼，不及知周公昔日忠勤→惟予幼人弗及知。99.惟朕小子其新逆→改过自新，遣使者迎之→惟朕小子其迎。

　　【《吕刑》对比《史记·周本纪》】100.五辞简孚→五辞简核，信有罪验→五辞简信。

　　按上述例证中有一部分（约三十余条）单字“读应《尔雅》”，其余大部分内容独出《孔传》。《汉书·艺文志》：“《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孔安国……悉得其书……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后汉书·贾逵传》提到：“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诂训相应。”贾逵所言《古文尚书》是杜林本，《汉志》所言《古文尚书》是孔壁本，前面已经讨论过二者间的派生关系。因此，上述例证中一部分内容“读应《尔雅》”，表明司马迁撰写《史记》时使用了孔壁本；其余大部分内容独出《孔传》，则证实了班固所说《史记》中《尚书》引文“多古文说”。

　　假如没有班固“多古文说”一语，“疑古者”会争辩说：不是《史记》抄《孔传》，而是反之。阎氏《疏证》此类“论证”很多，比如针对《经典释文》提到“王肃注今文，而解大与古文相类”的情况，阎氏争辩说：“王肃，魏人，孔《传》出于魏晋之间，后于王肃，《传》《注》相同者，乃孔窃王，非王窃孔也（《疏证》第十八）。” 阎氏后文用一“默证”对此加以“证实”，这是典型的“有罪推定”。所幸班固（32～92）有此一语，并且他也没有动机和义务配合百余年后（魏晋之间）那个“莫须有作伪者”制造谣言。
《疏证》（第二十四）后文提到，《汉书·地理志》“班固于县名下自注：某山，古文以为某；某泽，古文以为某，凡十条。古文者，《尚书》古文《禹贡》之辞。今取以对安国《书》，并合。虽‘汧’作‘岍’，‘敦’作‘惇’，‘倍’作‘陪’，‘傅’作‘敷’，字画少异，音读却同。”这十条证据是别人对阎氏的反驳。他在后面说：“不足据以为辩，仍附其说于此”。至于为什么“不足据以为辩”，他只字未提。班固可以见到《古文尚书》经文，因此这十一条证据十分重要；表明班固在撰写《汉书·地理志》时，曾经具体比较和兼顾了古文《尚书》地名和文字的异同情况。

　　将上述一百条证据与班固“多古文说”相参照，再结合班固撰《汉书·地理志》兼顾古文《尚书》地名和文字异同的情况，足以证实班固不仅读到过“孔壁本”《古文尚书》，而且读到过《孔传》“古文说”。他撰写《汉书》大量采用《史记》内容，因此有必要对《史记》引《书》内容可靠和准确程度进行文献方面的比照核实。没有人比班固更加了解西汉历史，“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应当有所依据，《史记》“多古文说”则必是上述比照核实的结论。也只有班固有条件和必要进行这项工作。再细察之，《汉书》中也有采用《孔传》“古文说”的内容。比如，《汉书·律历志》：“允厘百官，众功皆美”。

　　前面说，比较《尚书》、《孔传》和《史记》的结果令人“震惊”，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没有想到居然存在如此多《古文尚书》经传不伪的重要证据。其二，责怪阎氏之后清人《尚书》学研究“门户”、“家法”之偏狭鄙陋。在阎氏之后，清代考据家辑录两汉文献《尚书》引文及今古文经说可谓繁矣博矣，爬罗搜剔几无遗漏。唯独《史记》百条《孔传》“古文说”，虽赫然在目，却奇迹般被“忽略”过去。故曰：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究其原因，全在一个“佞”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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