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证》伪证考略（中）

　　(3）阎氏《疏证》根柢所在

　　《疏证》（第二十三）：“张守节《史记正义》论例曰：‘《史记》文与古文《尚书》同者，则取孔传注之；与伏生《书》同者，则用马、郑、王肃三家。’愚谓三家皆注真古文《书》，不特与今文不同，抑与今孔《书》互异。安得取三家以当伏生乎？守节唐代人，已不能致辨于此矣。”对于阎氏来说，张守节《史记正义·论注例》是一个很难回避的重要反证。他的反驳简短精悍，所谓巧辩。这里需要先搞清几个概念：（1）“伏生《书》”，（2）“孔传”，（3）“今孔《书》”，（4）“古文《尚书》”，（5）“真古文《书》”，（6）“《史记》引文与古文《尚书》同者”，（7）“《史记》引文与伏生《书》同者”，（8）“马、郑、王三家所注《尚书》”。

　　张守节所说“伏生《书》”指伏生二十九篇“今文《尚书》”，其传授包括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注本乃至《汉石经》；“古文《尚书》”指包括“孔传”的“今孔《书》”，也就是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这是张守节意义上的“真古文《书》”。他说“《史记》引文与古文《尚书》同者”，指《史记》引《书》接近孔传《古文尚书》的内容；他说“《史记》引文与伏生《书》同者”，指《史记》引《书》接近“今文《尚书》”的内容。张守节《史记正义》“杀青斯竟”在唐开元二十四年（736年）。他还可以看到汉魏《石经》拓本（至少是残本），所以他的话可靠且重要。由于当时今文“师说”已亡失，所以他“取三家以当伏生”。

　　 阎氏论证十分牵强：他说马郑王三家注本是“真古文《书》”。这个问题前面已经作过分析。可以用他自己的话进行反驳：如果说马郑王三家注本是“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那么三家注本只不过是伏生本的古文写本，则“取三家以当伏生”是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他说：“守节唐代人，已不能致辨于此”。依据同一逻辑方法进行判断：阎若璩是清代人，当然更加“不能致辨于此”。短短一段话，8个很容易界定的概念。这一条论述用的不是证据，而是混淆概念的诡辩技巧。

　　张守节的选择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认识线索。这表明：首先，《史记》引文兼用今古文。其次，贾马郑王注本比孔传本更加接近伏生本“今文《尚书》”。这个问题还关连到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唐代以前《史记》注家〔63〕对孔安国、皇甫谧以及贾马郑王注释的选用。这种情况恰恰可以支持本文前面对贾马郑王注本的推测：它的“形态”介于孔传本和伏生本之间。魏《三字石经》是贾马郑王注本，三字排序古文居首，次篆，次隶。另一方面，三字之中隶字笔划最粗，最为醒目。因此，贾马郑王注本既有“古文《尚书》”的属性，也有“今文《尚书》”的属性。但在具体的字词语句内容上，它在一定程度上“离开”孔传本而“接近”伏生本。

　　 关于贾马郑王注本的篇目和性质问题，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有篇幅较大的专题论述。他的结论是：“孔注之后，其书散逸，传注不行。以庸生、贾、马之等惟传孔学经文三十三篇，故郑与三家同，以为古文。而郑承其后，所注皆同贾逵、马融之学，题曰《古文尚书》，篇与夏侯等同，而经字多异。……然孔注之后，历及后汉之末，无人传说。至晋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散在民间，事虽久远，故得犹存。”

　　纪昀《四库提要·说文解字》有千余字案语专论此事（论据包括《隋书·经籍志》“非孔旧本”一条），其结论是：“林所传者乃古文字体，……是必刘向校正三家之时，随二十八篇传出。以字非隶古，世不行用。林偶得之以授逵，逵得之以授慎，故（许）慎称为孔氏本，而亦止二十八篇，非真见安国旧本也。”通观《四库提要》可知纪昀相信孔传《古文尚书》是“伪书”，他此辩本意是为“修正”《疏证》：“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牵于此句（慎称为孔氏本），遂误以马郑所注为孔氏原本，亦千虑之一失，故附考其源流于此。”纪昀结论与孔颖达十分接近。所不同者，他将杜林本源头直接追溯到“刘向校正三家之时”。这个问题已经很难证实。他对此下过一番功夫，关于贾马郑王注本篇幅（止二十八篇）和性质（非真见安国旧本）的见解比阎氏更加客观合理。

　　阎氏自谓《疏证》全书“根柢”是：“予之辨伪古文，吃紧在孔壁原有真古文，为《舜典》……等二十四篇，……孔安国以下，马郑以上，传习尽在于是。《大禹谟》……等二十五篇，则晚出魏晋间，假托安国之名者，此根柢也。得此根柢在手，然后以攻二十五篇，其文理之疏脱，依傍之分明，节节皆迎刃而解矣（第一百十三）。”由于纪昀“修正”对《疏证》“根柢”的杀伤力太大，故此后的《古文尚书》“证伪”者很少有人采纳他的意见，而是一路“误”到底：“以马郑所注为孔氏原本”。阎氏以后（至今为止）大部分研究者都认为贾马郑王注本就是“孔氏原本”，相关论述篇幅颇大，虽然依据极不充分，且相反证据又很多，居然渐成“定论”。

　　 在《尚书正义·尧典》中，孔颖达引郑玄《书赞》云：“我先师棘子下生安国，亦好此学，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则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孔颖达据此认为：“是郑意师祖孔学，传授胶东庸生、刘歆、贾逵、马融等学”。以往的《古文尚书》“证伪”者（包括阎若璩，见《疏证》第三），大多将此作为郑玄与孔安国之间存在师承关系的一个重要证据。细读这一条内容，“亦好此学”的意思是“也喜好这门学问”，而孔安国是“《尚书》古文学”的创立者，并非“亦好此学”的人。因此，孔颖达对此很可能有文义方面的理解错误，郑玄所说的这个“安国”很可能不是孔安国。

　　陆德明《尚书音义》选用孔传本为注释对象（《经典释文·序录》：“今以孔氏为正”）。《经典释文·序录》“条例”部分对此有所交待：“……伏生所诵是曰今文，阙谬处多，故不别记。马郑所有同异，今亦附之音后。”由此可知，陆德明在具体比较三个《尚书》版本后，才最终选择孔传本；由于“伏生所诵”今文《尚书》“阙谬处多”，所以被他舍弃不用（故不别记）。与此同时，他在《经典释文》中标注了贾马郑王注本的“所有同异”（附之音后）。这表明：孔传《古文尚书》具有十分明显的文献优势，今文《尚书》的版本质量最差，贾马郑王注本则介于二者之间。

　　这里有必要再次强调陆德明的文献条件：三个《尚书》版本他都可以看到。陆德明于陈、隋两朝为国子监助教，唐初李世民任命他为秦府文学馆学士，后授太学博士，贞观初拜国子博士。陆德明《经典释文》遍注群经音义，兼及《老》《庄》。版本比较是文字音义训注的基础功夫。他遍注群经音义在陈、隋、唐之间。由于他历仕三朝学官，《经典释文·序录》提到他撰写《经典释文》是于学官任上“职司其忧”的结果，所以《隋书·经籍志》所录隋唐皇家藏书都在他版本比较的视野之中。

　　 《四库提要》评论《经典释文》：“所采汉魏六朝音切，凡二百三十余家，又兼载诸儒之训诂，证各本之异同，后来得以考见古义者，注疏以外，惟赖此书之存。真所谓残膏剩馥，沾溉无穷者也。”与他相比，清代学术的文献条件管窥蠡测而已！所以，陆德明的比较和选择过程十分重要，绝对不可以忽视。今天的《尚书》学研究者不妨认真掂量一下陆德明关于今文《尚书》“阙谬处多”的学术分量，及其与刘歆“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联系起来作为证据的重要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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