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疏证》伪证考略（中）

　　(2）不古不今，非伏非孔

　　阎氏关于《古文尚书》“不古不今，非伏非孔”的论证是后人时常提到的重要证据。具体如下。《疏证》（第二十三）：“古文传自孔氏后，唯郑康成所注者得其真；今文传自伏生后，唯蔡邕石经所勒者得其正。今晚出孔《书》‘宅嵎夷’，郑曰‘宅嵎铁’；‘昧谷’，郑曰‘柳谷’；‘心腹贤肠’，郑曰‘忧肾阳’；‘劓刵劅剠’，郑曰‘膑宫劓割头庶剠’。其与真古文不同，有如此者。不同于古文，宜同于今文矣。而石经久失传，然残碑遗字犹颇收于宋洪适《隶释》中。《盘庚》百七十二字，《高宗肜日》十五字，……合五百四十七字。洪氏以今孔《书》校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叙三宗以年多少为先后，碑则以传序为次。碑又云‘高宗之飨国百年’，亦与‘五十有九年’异。其与今文不同，又有如此者。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呜呼，悠悠千年，学者如林，乃复曾无一人焉为之考辨及此。京山郝氏尝发愤叹息，谓千载少读书人。诚怪其言之太过，由今思之，抑岂可尽非也乎？”

　　上文可以分为6个部分：（1）先确定“唯郑康成所注”是孔氏“真古文”。（2）再确定“蔡邕石经所勒”是伏生今文“正”本。（3）将“晚出孔《书》”与“真古文”对比，二者文字有所不同。（4）再将“晚出孔《书》”与伏生今文“正”本（洪适《隶释》石经《尚书》残碑）对比，二者文字也有所不同。（5）结论：“余然后知此晚出于魏晋间之《书》盖不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6）自鸣得意。按在“不古不今，非伏非孔”一语中，“不古”即“非孔”，“不今”即“非伏”。故8个字中有4个字是废话。

　　东汉贾、马、郑以及三国时期王肃所注《尚书》是同一个本子，皆题曰“古文《尚书》”，《尚书正义·尧典》孔颖达《疏》认为它是“孔学经文三十三篇”，也就是孔壁本与伏生本相重合的部分。本文前面讨论过这个问题。它与孔氏古文本虽有渊源关系，但只是一个改头换面的“变种”。故《隋书·经籍志》说它“非孔旧本”。阎氏“真古文”的判断并没有充分依据。他在《疏证》另一个地方（第十八）有一个完全相反的见解。针对《旧唐书·经籍志》（古文《尚书》十卷，王肃注）和《新唐书·艺文志》（郑康成注，古文《尚书》九卷）的相关内容，他认为东汉贾、马、郑以及三国时期王肃所注“古文”是“伏生二十九篇以古文字写之者”。既然如此，它就是“真今文”而不是“真古文”。

　　这一条的核心证据是“晚出孔《书》”与孔氏“真古文”的不同。阎氏所列出的不同之处（“宅嵎夷”等四条）出自《孔疏》，具体指三家今文伏生本与贾马郑王注本之间的不同。这是非常明显的偷梁换柱。可能由于别人已经指出这个问题。阎氏在《疏证》后面有一段辩解（第二十三）：“按‘宅嵎夷’四条见《孔疏》，云：出夏侯等书。是今文也。”他对偷换概念的解释是：“而以孔《书》当之者，以与孔《书》合；但微异，‘劅剠’为‘黥’，然音义亦不相远云。”这个解释如同谎言被戳穿后毫无道理的狡辩。到此已经出现两个错误。第一，所谓“真古文”不是“真古文”；第二，他将“晚出孔《书》”与“真古文”的对比，实际上是将贾马郑本与三家今文伏生本的对比。这个对比与“晚出孔《书》”和“真古文”的异同毫无关系。因此，在删去废话的“非伏非孔”中，“非孔”属于刻意捏造的伪证。

　　《汉石经》源头是伏生本〔61〕。蔡邕《汉石经》是针对当时今文《尚书》多个传本间文字互异情况的校勘和规范本，这个本子与其源头伏生本已经有所不同（这是当今多数学者的看法）。《汉书·艺文志》记刘向以中古文（孔壁本）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伏生本），其间脱简、脱字以及文字互异者约有八九百字。也就是说，孔壁本与伏生本原本就存在文字的不同，这种不同并不具备判断二者真伪的证明意义。同理，蔡邕时今文《尚书》多个传本间以及《汉石经》与伏生原本间已经发生的文字互异情况，也不能拿来证明彼此的真伪。因此，第二条证据（蔡邕《汉石经》与“晚出孔《书》”文字有所不同）的“证明力”等于零。从逻辑上说，“晚出孔《书》”的确不是伏生本。但“非伏”又怎么了？能说明什么问题？故仅剩下的“非伏”二字连伪证都算不上，胡搅蛮缠而已！


　　 细读《隶释》载《尚书》残碑与今本《尚书》（孔传本，所谓“晚出孔《书》”）之间的异同，除去“借用者八字，鸿艾劮犹之类是也。通用者十一字，于戏毋女之类是也”之外，在“不同者五十五字”中，两个传本互有正误。比如，《盘庚中》今本“不其或稽”，残碑“稽”作“迪”，“稽”是正字；又如，《盘庚中》今本“自怒曷瘳”，残碑“怒”作“怨”，对照前后文，“怨”是正字。这种情况恰可说明两个传本间存在同源异流的关系，其共同源头是先秦《尚书》。故二者间的校勘可以取长补短。这是更加稳妥的结论。

　　 两传本间另一不同是《无逸》商三宗排序以及“高宗飨国”（孔传本作“享国”）年数。孔传本三宗排序是中宗，高宗，祖甲。残碑今文本是祖甲〔62〕，中宗，高宗。残碑“肆高宗之飨国百年”，孔传本作“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史记·鲁世家》引《无逸》三宗排序与孔传本同，作“飨国”，作“五十五年”。这表明，《史记》这部分内容兼用今古文，且略有不同。

　　 《中论·夭寿》引《无逸》这一部分内容（183字），商三宗排序、高宗年数均与孔传本同，“飨国”亦作“享国”。《中论》作者徐干（171～217）是建安七子之一，其书撰于汉末。此时距梅赜献书（大约318年）还有一百多年。也就是说，这种不同与“晚出孔《书》”作伪无关。《中论》引文来源，或是东汉贾马郑注“古文《尚书》”，或是孔传本《古文尚书》。若为前者，说明孔传本与贾马郑注“古文《尚书》”之间具有同源关系，进而说明“非孔”的不能成立。若为后者（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这是孔传《古文尚书》早在汉末已经流传于世的又一重要证据。

　　黄宗羲为《疏证》作序提到：“淮海阎百诗寄《尚书古文疏证》，方成四卷，属余序之。”《疏证》（第一百十九）：“黄太冲……晚而序余《疏证》两卷”。阎氏后文引黄《序》“人心道心本之《荀子》”云云，尽在黄氏“方成四卷”《序》中。采用阎氏“科学方法”进行研究：黄说“四卷”，阎说“两卷”，则“只此篇数之不合，伪可知矣”！阎说“黄太冲……晚而序余《疏证》两卷”，则黄为《疏证》作过两次《序》？今《疏证》黄《序》仅有一篇，前后连贯，内容完整。依黄氏自云，则作《序》一篇；依阎氏所说，则作《序》两篇。信《黄序》则《疏证》必非阎氏所作；信《疏证》则《黄序》必非黄宗羲所为。二人都是清初大儒，学术宗师，谁都不会说谎。这是作伪的又一个证据！《黄序》说：“梅赜作伪《书》”， 阎氏《疏证》（第一百十三）引《黄序》作：“梅赜上伪《书》”。“作伪《书》”和“上伪《书》”含义完全不同。阎氏大才，下笔极密，决不会出现这样的疏漏。由此可以证明，今本《疏证》是后人假托之伪书！其《序》非黄氏《序》，其《疏证》非阎氏《疏证》，非黄非阎，非《序》非《疏》，“而欲别为一家之学者也”！至于今本《疏证》乃何人作伪，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是考据学“科学方法”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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