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证》伪证考略（上）

（5）唐人义疏文献条件和学术能力

　　汉末董卓之乱后，《五经》博士失官守近30年。此后历三国、两晋，战乱频繁、社会动荡，政权割据、王朝更迭，太学博士的传人和传授随之分合、断续。把持学官的今文家势力逐渐削弱，今文经因此失去垄断地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孔传《古文尚书》开始流传。其流传的源头，很可能直接出自孔门“世传”之学。《后汉书·儒林传》：“孔僖字仲和，……自安国以下，世传《古文尚书》、《毛诗》。”

　　《尚书》今古文经由此发生一个双向转换，一则由盛而衰，一则由隐而显。其原因仍然在政治和文献两个方面。当“以《尚书》为备”的原则失去稳定的权力依托，孔传《古文尚书》文献优势开始发挥作用。终于在两晋之间立于学官。这个转换过程于东晋后仍在持续，先是三家今文经说被替换，然后是南北朝时期孔传《古文尚书》与贾马郑王注本的南北并峙，隋初孔本对郑本的优势已成定局〔52〕。“唐人义疏”的文本选择是其结果。

　　阎氏“证伪”第一对手是唐人义疏的文本选择。《疏证》（第四）：“唐贞观中诏诸臣撰《五经义训》，而一时诸臣不加详考，猥以晚晋梅氏之《书》为正。”唐太宗命孔颖达主持撰写《五经正义》，是对南北朝以来义疏之学的规范和统一，是李氏盛唐国策中一件大事。完全不存在“一时不加详考”的问题。陆德明（约550～630）于隋、唐间撰《经典释文》，确认了孔传《古文尚书》的文献优势。贞观四年（630），唐太宗命颜师古（581～645）考订《五经》文字，已经初步确定唐代官定本《五经》中《尚书》文本的选择（孔传《古文尚书》）。

　　孔颖达（574～648）少有才名，学识渊博。贞观盛世英才济济，罕有出其右者（若有，则颜师古是也）。贞观八年，他与诸儒共议历法明堂事宜，皆从其说。后与魏征同撰《隋史》（按《隋史》是唐初所修诸史中质量较好者）。十一年，他与朝臣共修《新礼》百卷，遇有疑难，都向他咨询决定。他在奉诏与颜师古等人撰写《五经正义》〔53〕过程中，最终在陆德明和颜师古的基础上选择孔氏“古文经”和《孔传》。下面是他在《尚书正义序》中对孔传《古文尚书》文献优势的评价：“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这一选择过程有三个问题需要讲清楚，一是他的治学动机，二是知识背景，三是文献条件。

在政治上他与李世民之间是贤明之君，忠谏之臣，李对他十分欣赏信用。在仕途上他直到年老致仕并无凶险坎坷，晚年且有“图形于凌烟阁”的殊荣。在地位上他是国子祭酒、东宫侍讲，是时人仰慕的学术泰斗。在学问上他多才多艺，贯通经史，尤其对汉儒服虔所注《春秋传》、郑玄所注《尚书》、《诗经》、《礼记》以及王弼所注《周易》都有很深的造诣〔54〕。也就是说，他奉诏主持撰写《五经正义》时没有任何学问之外的压力和动机。他只想把事情做好，也有能力和条件做好。

　　他脑子足够用，通晓《尚书》学，尤其精通《郑氏尚书》。他舍郑注用孔传，舍郑氏注本用孔氏“古文经”，是文献比较的结果，是择善而从。实际上《尚书正义》中仍保留了不少贾马郑王的注释内容乃至一些郑氏注本的异字。《隋书·经籍志》是他主持撰写《五经正义》资料库的清单，他的文献条件与清人治学不可同年而语。他可以直接看到《汉石经》和《魏石经》拓本〔55〕，贾马郑王注本尽在眼底〔56〕。孔颖达“检古本并石经（《尚书正义?尧典》）”一语直接表明他的文献条件以及他在编撰《尚书正义》时具体使用了这些文献。在文献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作出“真古文”、“伪古文”的分辨并不困难。这不是一个需要明察秋毫才能解决的问题，即使需要他也有这个能力。

　　孔颖达治学倾向于谨慎和保守，博洽而持重，对于“穿凿孔穴，诡其新见，异彼前儒，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57〕的学风十分反感。他主持撰写《尚书正义》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文献条件：“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此亦非敢臆说，必据旧闻。”〔58〕《五经正义》是中国古代文献学的丰碑，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汉语传统语法学等方面有着集大成开新风的巨大成就和深远影响。如果搞错“真古文”、“伪古文”，其性质十分幼稚，如同一个各方面都正常的成年人拿泥土当饭吃还眉飞色舞津津有味。这可能吗？

　　由于这是一项极浩繁的工作，故《五经正义》成书后又有博士马嘉运对其错谬处加以驳正。唐太宗下诏“更令详定”。尚未完成，孔颖达已经病故。五年后（653年）“覆更详审”的修改才最终完成。这个过程十分慎重，前后历时二十余年。在这种情况下，孔颖达有可能由于“一时不加详考”出现一个十分低级的错误吗？《尚书正义》并非成于一人之手，写成后又经过严格的“覆审”和“刊定”；参与者俱是英才通儒，代表唐初学术最高水平。即使陆德明、颜师古和孔颖达出现这样的错误，与他们同时乃至稍后的唐代学者全都看不出来？

　　魏征（580～643）曾经主持搜集过汉魏《石经》残石。《隋书·经籍志》：“贞观初，秘书监臣魏征，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当时汉魏《石经》残石虽“十不存一”，毕竟远多于后世。他摘录《群书治要》，于《尚书》部分选择孔传《古文尚书》为底本。作为搜集《石经》残石一事的主持者，他对其内容应当比较熟悉。因此，他的文本选择也应存在具体的文献比较背景。也就是说，魏征也是“真古文”、“伪古文”问题的重要甄别者之一。如果大家都搞错了，就意味着贞观之际李世民身边没有一个明白人。这可能吗？

　　 难道非要等到一千多年后，汉魏《石经》拓本以及贾马郑王注本几乎散失殆尽之后，由清代学者来解决这个问题？果真唐人之愚不见舆薪，清人之智明察秋毫？两个时代学者的学术能力真的一愚一智如此悬殊？人类的学术发展固然有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的一般规律，但这个规律的主要发生场合是现代科学的萌芽、形成与发展过程，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传统经学史；我们不是一个自主形成现代科学的国度，传统学术在许多方面长期停滞；有些学术史现象看似热闹，实际上只是横向运动，进一步退半步的情况也不少见。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要针对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分析。

　　阎氏《疏证》许多证据出自《五经正义》，包括其中保留有关《尚书》流传史料和贾马郑王注本的异字和注解内容〔59〕，还包括三家今文本的一些异字。阎氏之后又有三百年了。这么多代考据学家在《五经正义》的“字缝”里“抠”作伪“证据”的时候，在汉、魏《石经》残碑断字的拼排辨认过程中，难道没有一个人有一点点反省精神？想一想他与唐代学者之间文献条件的天壤之别，想一想他是否过于自作聪明！清代学术之愚妄，正在其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贞观盛世泱泱大国中正平和的学术气派，于旃裘治下荡然无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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