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证》伪证考略（上）

（3）东汉杜林本《古文尚书》

　　两汉今古文《尚书》源流“最纠纷难辨”，由“杜林本”入手比较直接：它是东汉“遂显于世”的《古文尚书》源头。《后汉书?儒林传》：“中兴，北海牟融习《大夏侯尚书》，东海王良习《小夏侯尚书》，沛国桓荣习《欧阳尚书》。荣世习相传授，东京最盛。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林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注解，由是《古文尚书》遂显于世。”贾逵（30～101）、马融（79～166）、郑玄（127～200）所注《古文尚书》都是“杜林本”。按王肃（195～256）所注亦此本。阎氏《疏证》认为：“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36〕。两汉之间《古文尚书》传递过程的关键问题有二：一是西汉今古文《尚书》之争；二是贾、马、郑、王四家所注“杜林本”《古文尚书》的由来和性质。二者间存在因果关系。

　　欧阳、大小夏侯立于学官之所以能够轻易取代晁错的传授，因为三家师说的解读质量都要好于后者。在“欧阳氏学”立于学官后，大小夏侯之学得以再立的主要原因，是三家同属一系（伏生本）且彼此同门（《汉书?儒林传》：“欧阳、大小夏侯氏学皆出于（倪）宽”）。由此构成三家之间同门、同系、彼此支持的鼎足之势。所谓肥水不流外家田。汉哀帝时刘歆欲将《古文尚书》等“列于学官”〔37〕，“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38〕，受到“诸博士”断然抵制。于是他“移书太常博士”〔39〕予以责备。三家竭力排斥孔氏《古文尚书》立于学官的原因是后者的文献优势和政治威胁。

　　文献优势指：（1）孔氏《古文尚书》在经文篇数上包容且多于伏生本；（2）在经文的文字质量上优于伏生本〔40〕；（3）“孔氏传”在解经质量上至少不差于三家师说且很可能更好。夏侯胜（大夏侯）与夏侯建（小夏侯）是叔侄关系，《汉书?两夏侯传》记二者间一段对话耐人寻味。胜指责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夏侯建所谓“敌”不是政敌，而是“为学”方面的敌人，当指《古文尚书》经传的文献优势。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所谓“挟恐见破之私意”。大小夏侯这段对话在刘歆争立古文经之前，诸儒博士“讲五经同异于石渠”之后，这提示今古文《尚书》之争并非肇端于刘歆争立。

　　 政治威胁指西汉太常博士学官一直是“读书做官”之阶梯，是谋取利禄的重要资源〔41〕。夏侯胜（大夏侯学创始者）经常教导其弟子：“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假如只有《古文尚书》经传的文献，则立与不立并不构成政治威胁，关键还有传人，还有“取青紫”的异己势力。《古文尚书》传人是汉成帝（约在河平三年后十余年间）“传问民间”被找到的“胶东庸生之遗学”的传学者，这门“遗学”的师说当即“孔氏传”。

　　一俟孔氏《古文尚书》得立，在文献方面足以取代三家《今文尚书》，在政治方面将直接威胁一个势力极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存在。今文博士排斥《古文尚书》的道理自然不能明说，他们只能提出一个毫无道理的道理：“以《尚书》为备”。由此可以更准确理解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对今文博士的指责：“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左氏春秋》、《逸礼》及《古文尚书》）。……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以往学者大多认为，刘歆争立的主要文献是《左传》；其实此次争端最敏感者是《古文尚书》。

　　 由于反对势力极大，刘歆争立虽得哀帝支持仍告失败，并“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他畏惧报复，自请外放“补吏”，辗转数年“历三郡守”。大约十年后（约在平帝元始四年），虽有公孙禄等激烈反对，刘歆争立古文经（《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终于成功。这是双方势力对比发生变化（王莽专汉政，刘歆为羲和官）的结果。不久，新莽改制失败，引发绿林、赤眉起义，继而王莽被杀，刘秀称帝。东汉初期废除莽时所立古文经，五经博士恢复到刘歆争立前的情况。只有《左传》立于学官，由于今文家极力反对，不久即废。

　　此后，终东汉古文经未能再立学官。“以《尚书》为备”虽毫无道理，但其中包含一个重要原则，即《尚书》的“合法”篇目已经够数（备），其训传亦限制在三家二十九篇今文《尚书》学之内，任何篇数和训传的改变断然不可，一概封杀。今古文《尚书》不同有三：字异，篇异，训传异。今文博士的“底线”在篇数和“训传”。杜林所传《古文尚书》的情况恰可说明这个问题。

　　 《隋书·经籍志》：“后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玄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余绝无师说。”《隋书?经籍志》成书于唐太宗、高宗之间（641～656），当时马、郑、王三家所注“杜林本”尚存〔42〕；《尚书》汉魏《石经》在唐贞观初虽已“十不存一”，但“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43〕上引《隋书?经籍志》关于贾、马、郑注“杜林本”的记载并非得自传闻或猜测，而是对尚存文献进行具体比照的结论。因此，这是一条十分可靠和重要的史料。历陈、隋、唐的“三朝大儒”陆德明（约550～630）撰《经典释文》要早于《隋书?经籍志》的成书，因此他的文献考察结论更加可靠：“今马郑所注并伏生所诵非古文也”。

　　这里有必要对伏生本、杜林本和孔壁本的篇目及篇数作一简要说明。《史记》、《汉书》皆云伏生本为“二十九篇”，其篇目大约是“后得《泰誓》”加上二十八篇：《尧典》（包括《舜典》）《皋陶谟》（包括《益稷》）《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包括《康王之诰》）《吕刑》《文侯之命》《费誓》《秦誓》。关于“杜林本”三十三篇，《尚书正义·书序》孔《疏》认为是：“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盘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诰》凡五篇为三十三篇”。孔壁本多出的二十五篇是：《大禹谟》《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上中下）《咸有一德》《说命》（上中下）《泰誓》（上中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冏命》。按还有一些不同说法。无关宏旨。

　　杜林（？～47）“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从考知〔44〕。孔颖达《尚书正义·尧典》引郑玄《书赞》云：“自世祖兴后汉，卫、贾、马二三君子之业是也，所得传者三十三篇古经，亦无其五十八篇，及传说绝无传者。”从贾、马、郑、王注本的情况看，第一，“杜林本”与孔传《古文尚书》有渊源关系（所得传者三十三篇古经）；第二，贾、马、郑注“杜林本”在“遂显于世”以后，其原有情况已发生改变：（1）没有《孔传》（及传说绝无传者），（2）篇数与今文《尚书》相同（亦无其五十八篇），（3）《书序》“总为一卷”篇次也不同于孔传本〔45〕。（4）经文中“又杂以今文”。故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它“非古文”，《隋书·经籍志》说它“非孔旧本”。

　　这个本子的形成与上述今文博士“底线”有直接关系，是今、古文家两股势力彼此挤压、磨合的结果，今文家占有压倒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奇迹发生了，《古文尚书》居然得以流行于世。与此同时，一个适应性变化也随之完成──它已经“非孔旧本”，只是孔氏原本为适应“底线”的一个“变种”。东汉太常博士用以教学课试和录用官吏的正式教材，一直是三家今文《尚书》学。与这个版本形成有直接关系的杜林、卫宏、徐巡、贾逵等人都是小学家〔46〕，这个版本得以存在的主要功能在小学（文字训注）方面，它可以弥补今文《尚书》版本质量的不足。

　　汉末卢植（郑玄同时人）上书提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厌抑流俗，降在小学（《后汉书·卢植传》）”。“厌抑流俗”是今文博士对古文经的排斥；“降在小学”是“杜林本”的功能。这说明今文博士对孔氏原本及其传人的排挤于东汉一世从未松懈。《尚书》古文经虽在秘府，但束之高阁。建初四年（79）白虎观会议由太常机构主持，今古文问题不在议程中，所论“《五经》同异”只限于今文诸家经说的同异（由班固撰《白虎通义》）。贾逵“数为帝言”并逐渐流行于世的贾马郑注《古文尚书》（包括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说《书孔氏》）都只是这个“变种”版本，曹魏正始《三字石经》也是它。

　　刘歆以下汉代经学有两个主要弊端，一是谶纬之风，二是今文博士对孔氏原本及其传人的长期排斥。这是由于伏生本的版本质量远不如孔壁本，导致今文博士的“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版本质量也是孔壁本最终取代伏生本的唯一原因。当利禄、权势与学术纠缠在一起，永远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今文博士持续百余年“专已守残”的“学术行为”，只能用两个字来描述：邪恶。

　　 阎氏《疏证》以大量篇幅（不少于5000字）说明“马、郑、王三家本系真古文”。其意图在于：如果三家本是“真古文”，由于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篇章之离合，名目之存亡，绝与两汉（贾马郑注本）不合”〔47〕，自然就是“伪古文”。阎氏《疏证》号称“博极群书”，于《隋书·经籍志》中有关《尚书》部分的内容多有引证，唯独关于贾马郑注“杜林本”的一条关键性史料只字不提。对于《经典释文》内容的引与不引也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因为在“有罪推定”的思路中，无罪的证据必须忽略或推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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