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证》伪证考略（上）
（2）孔安国蚤卒、家献
前引孔安国《书大序》提到，他作传既毕二次献书，遇巫蛊事未能立于学官。阎氏《疏证》的基本思路是：《书大序》、《孔传》和“二十五篇”都是魏晋间某人的伪作。如果《书大序》提到的情况属实，就意味着不存在伪作。这是一个“要害问题”，他必须提出证据给予驳难。他提出“蚤卒”、“家献”两个著名“证据”。
《史记·孔子世家》：“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至临淮太守，蚤卒。”《疏证》（第十七）：“司马迁亲与安国游，记其蚤卒，应不误。然考之《汉书》，又煞有可疑者。《倪宽传》：宽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案汤为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年乙卯。《楚元王传》：天汉后，孔安国献古文《书》，遭巫蛊之难，未施行。案巫蛊难在武帝征和元年己丑，二年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年。汉制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则为之师者，年又长于弟子。安国为博士时，年最少，如贾谊亦应二十余岁矣。以二十余岁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年始献《书》，即甫献《书》而即死，其年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为蚤卒乎？况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耳。四十、五十俱不谓之蚤卒，何独于安国而夭之乎？颇不可解。”
《疏证》后文提到（第十七）：“向云安国为博士，年二十余。则谏大夫时，年三十外，卒于郡太守，应亦不满四十，与孔氏他子孙异。故曰蚤卒。此安国之寿命也。”阎氏关于孔安国年岁的两个推算颇有心计，“五十七八”是尽量拉长，“不满四十”是尽量缩短；由此造成鲜明反差，再以“孔氏子孙都无高寿者，不过四十、五十……俱不谓之蚤卒”作为依据，进而确定缩短的年岁才符合“蚤卒”含义。实际上孔氏子孙在安国前连续四代都是五十七岁，“不过四十、五十”也有尽量缩短之嫌。
阎氏推算巧则巧矣，但并不能排除安国实际年岁在两个数字之间。汉武帝用人不拘，超迁之事历历可数：“卜式试于刍牧，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日磾出于降虏”〔33〕。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子为儒家宗师，安国为孔子嫡孙。因此，汉武帝超迁安国（18～20岁）为博士的可能性极高。《汉书·艺文志》：“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在上述情况下，由于当时《尚书》博士所学只有晁错传本及其质量较差的“师说”，又由于“孔壁本”出自孔子旧宅，是孔学之正宗，且其篇数多于前者，文字质量好于前者（后文具体说明），故汉武帝诏令安国“为五十九篇作传”尽在情理之中。
张汤为廷尉的下限在元狩二年（前121）。上推5年（前 126），安国19岁为博士，次年（前 125）教倪宽。一年后（前 124）倪宽通过考试补廷尉文学卒史（时张汤为廷尉），又过三年（前 121）武帝以张汤为御史大夫，这一年安国24岁。汉武帝征和元年（前92）巫蛊事起，安国“甫献《书》而即死”，大约54到55岁。阎氏在《疏证》另一处地方（第一百四）为说明相反问题引《庄子》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这里刚好拿来以其矛攻其盾：既然“下寿六十”，那么五十四五岁（甚至按照阎氏所说五十七八岁）为什么不能说“蚤卒”？〔34〕
再者，《史记》述事称汉武帝为“今皇帝”，仅见于上引《孔子世家》一处。《史记·孝武本纪》裴骃《集解》：“《太史公自序》曰：‘作《今上本纪》’，又其述事皆云‘今上’、‘今天子’，或有言‘孝武帝’者，悉后人所定也。”因此，《史记·孔子世家》安国“蚤卒”一条应是后人追记。从述事称谓“今皇帝”仅见一次（褚少孙也没有用过）的情况推测，追记的时间，很可能比宣元之间褚少孙补《史记》更晚一些。也就是说，安国“蚤卒”一条极有可能是后人误记。
《疏证》（第十七）：“予尝疑安国献《书》，遭巫蛊之难，计其年必高，与马迁所云蚤卒者不合。信《史记》蚤卒，则《汉书》之献《书》必非安国；信《汉书》献《书》，则《史记》之安国必非蚤卒。然马迁亲从安国游者也，记其生卒，必不误者也。窃意天汉后，安国死已久，或其家子孙献之，非必其身，而苦无明证。越数载，读荀悦《汉纪?成帝纪》云：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多十六篇。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于安国下增一‘家’字，足补《汉书》之漏。益自信此心此理之同。而《大序》所谓作《传》毕，会国有巫蛊。出于安国口中，其伪不待辩矣。”
《前汉纪·成帝纪》开篇615字（计标点）到《疏证》所引内容：“鲁恭王坏孔子宅，……武帝时，孔安国家献之，会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再向后1070字（计标点）。通计此一千七百余字范围内，除“孔安国家献之”一处，“家”字凡26见，除两处为人名（子家）外，其余24处“家”字含义均与学术有关；这是因为，这一大段文字专讲学术源流，即五经、诸子以学名家者的师承传授情况。比如，“孔子……后世诸子，各……成一家之说。……分为九家，有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又如，言五经师说，于《易》施、孟、梁丘之学曰“此三家者”，高氏、费氏曰“此二家者”，于《春秋》曰“公羊家”等。
《汉书·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后汉书?儒林传》：“孔安国传《古文尚书》，……为《尚书》古文学，未得立。”王国维《史记所谓古文说》：“盖《古文尚书》初出，其本与伏生所传颇有异同，而尚无章句训诂。安国因以今文定其章句，通其假借，读而传之。”〔35〕《汉书?儒林传》所谓“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指安国为《古文尚书》作章句训诂，也就是撰写《孔传》；所谓“因以起其家”，指“起”其孔氏“《尚书》古文学”的“师说”、“家法”。《前汉纪》“孔安国家献之”，指安国完成以学名家的训传之后的第二次献书。
针对阎若璩上述说法，毛奇龄《冤词》已经指出：孔安国第二次献书因“遭巫蛊，未立于学官”一事，并非安国《书大序》自家所云，而是《汉书》、《前汉纪》等史书多处提到的内容。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上引史料提到孔安国献书由于“遭巫蛊”而未能列于学官。《汉书》也提到别的经传家法未能列于学官的情况，如《艺文志》：“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间献王好之，未得立”；《儒林传》：“繇是《易》有高氏学。高、费皆未尝立于学官”。两种情况明显不同：后者只说“未得立”、“未尝立于学官”，而前者则强调了未立的原因。言外之意，如果没有“遭巫蛊事”将“孔壁本”列于学官本在拟议之中。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讲得更加明确：“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前面有决定“施行”，后面才能有“未及施行”。这些都是对安国《书大序》“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的史料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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