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疏证》伪证考略（上）

（1）晁错传本与承诏作传

　　《诗》、《书》等典籍及百家语在秦火之余丧失几尽，汉初废挟书令，“广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众书往往颇出”。其中《尚书》大约有三个本子，伏生本、孔壁本和河间献王本。伏生本是秦博士伏生保存到汉代〔26〕的二十九篇今文（秦汉文字）《尚书》（《泰誓》后得），汉文帝时立为太常博士学官。《汉书·儒林传》：“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诏太常，使掌故朝（晁）错往受之。”孔壁本是出自孔壁〔27〕并由孔子十二世孙孔安国整理的古文（先秦文字）《尚书》〔28〕。河间献王本是河间献王得自民间的古文《尚书》传本〔29〕。

　　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采纳董仲舒主张，罢黜百家，专立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博士。其中，《书》即晁错就学于伏生的今文《尚书》。大约在汉武帝即位后十余年之间，由于“书缺简脱，礼坏乐崩”，于是“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30〕孔壁本成为皇家“秘府”藏书（所谓“中秘本”），与此有直接关系。这是孔安国《书大序》提到的第一次献书：“悉上送官，藏之书府”，第二次在“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后：“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后代。”

　　阎氏《疏证》（第十七）对两次献书提出质疑：“是献《书》者一时，作《传》毕而欲献者又一时也。作《传》毕而欲献，会国有巫蛊，则初献《书》时未有巫蛊，何不即立于学官，而乃云以巫蛊遂不及施行邪？”他由此得出结论：“盖伪作此《书》者知两汉秘府有古文，而无训传。今又并出训传，不得不迁就傅会其说，以售其欺耳。”按阎氏《疏证》的前提是魏晋间某人对《古文尚书》“二十五篇”乃至“孔传”的作伪，上文“伪作此《书》者”指的是魏晋间那个莫须有的作伪者。这里需要搞清两个问题：即《今文尚书》立于学官的过程以及立于学官需要具备的条件。

　　《史记·晁错传》张守节“正义”引卫宏《诏定古文尚书序》云：“征之，（伏生）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馀，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引文与此大同小异）。”伏生撰有《尚书大传》，据后人辑本观之，其格制内容与《韩诗外传》有些相似，讲了一些不一定可靠的小故事，并非章句类教材。也就是说，伏生传授原本只有《尚书大传》而没有成文的章句类教材。所以晁错奉诏“往读”以及伏生“使其女传言教错”者，实为草就一部“属读”章句的教材。“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是说晁错传本“师说”解读质量较差。因此，在今文《尚书》立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博士之后，晁错的传授就此被取代。

　　立五经博士的前提条件之一，是要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文解读“辅助教材”，所谓“训传”、“师说”、“家法”。由《汉书?艺文志》可知，“欧阳氏学”的“辅助教材”是《欧阳章句》和《欧阳说义》，“大小夏侯之学”是“大小《夏侯章句》”和“大小《夏侯解故》”。由于孔安国二次献书未果，所以《汉书·艺文志》只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七篇）”。又如《春秋》邹氏未立学官是因为“无师”，夹氏则“未有书”。《今文尚书》晁错传本虽然解读质量较差，毕竟有书和“师说”，这是立于学官的起码条件。按《史记·儒林列传》提到“张生亦为博士，而伏生孙以治《尚书》征，不能明也。”张生是伏生弟子，但他和伏生的孙子并未改观晁错传授的解读质量。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欧阳生后人（欧阳高）才有必要另行撰写《欧阳章句》。

　　《汉书·艺文志》提到，欧阳生（武帝时人）的曾孙欧阳高始为博士，始有“欧阳氏学”〔31〕。“曾孙”是欧阳生后第三代，时间最早也在武帝末昭帝初，武帝末数年间正值巫蛊事起，治狱极酷，杀人数万，朝野震动，不太可能有立博士之事，故当在昭帝时。立大小夏侯更晚些（在宣帝甘露三年）〔32〕。也就是说，终武帝世太常博士《今文尚书》只有晁错传本及其质量较差的“师说”。

　　 上述情况从多个方面呼应了孔安国《书大序》的内容：第一，他只知有晁错传本（不知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指出其解读质量不高（口以传授）。按孔氏初为五经博士所学即此。第二，孔氏献书共有两次，前次只有经文，后次有经有传。第三，由于拥有“师说”是立博士的前提条件，所以“承诏作传”与当时具体历史情况完全吻合，同时也是“二次献书”唯一合理的原因。第四，从“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到第二次献书“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孔氏“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前后用了大约二十年时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孔传解《书》质量之所以不逊色于马、郑诸儒的原因。

　　阎氏质疑的关键是：“初献《书》时……何不即立于学官”。上面讨论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由于初献《书》时没有“师说”，故未能立于学官。不仅如此，上面引证史料还提供了孔安国作传的原因，也是《孔传》不伪的依据。因此阎氏质疑毫无道理，不能作为魏晋间某人“伪作此《书》”的证据。他由此得出的结论也是捕风捉影。这是从没有问题的地方去找问题，是“有罪推定”寻找“罪证”的典型体现。关于卫宏（东汉初人）《诏定古文尚书序》的内容，阎氏在《疏证》中多次给予否定，但并未提出相对可靠的否定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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