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３）《疏证》支蔓考

　　《疏证》（去标点）24.2万字，在当时是巨著。全书八卷（阙第三卷），每卷下分若干条，阙29条，实有99条。在每条之内又分若干条，第一条直书其文，此后依次冠以“按”，“又按”等。99条平均每条再分为8到9条，共有880条左右。《疏证》难读。其原因，一章法零碎，二废话太多。废话指与《疏证》主题（《古文尚书》“证伪”）毫无关系的内容。纪昀《四库提要》指出《疏证》编次“未归条理”，且“支蔓”太多，“衍及旁文，动盈卷帙”。他认为，阎氏担心所著《潜邱札记》失传，故将其内容加入《疏证》。阎氏只在两处（第八十二、第一百七）明确提到“载其（《潜邱札记》）说于此”的原因是“恐世不传”，其篇幅也只各有300余字；而《疏证》“支蔓”的实际篇幅（约445条，13.5万字）居然占全书篇幅百分之五十六。且不说它质量问题，至少是一块“注水肉”。水分之大，天下少有！

　　他当然知道此举是对阅读者很过分的戏弄；假如没有非如此不可的必要，不会出此下策。钱穆注意到“阎书议论与梅氏（鷟）同者极多，而多不明引。”〔19〕当时“学术规范”不如今天“健全”，大量剽窃毕竟丢人。毛氏《冤词》已对其剽窃梅鷟有所提示（20）。梅氏《尚书考异》条理清楚，没有废话，先总论，后分篇。若阎书也有较严整编次，很容易通过比照发现剽窃。他为此采用两个办法：一是有意识将章法搞得零碎，读者因此失去对专题内容作集中比照的条件；二是加入大量“支蔓”，进一步“遮挡”比照的视线。还有一些经毛奇龄等人反驳已被证明很不合理的内容，也可被“藏”在大量“支蔓”中。再者，任何人如果想要细读该书进行驳难，很快就会发现，你根本无法与之“正面作战”，他躲在“支蔓”的丛林里和你“打游击”。多有趣的“学问”！

　　 他布置“支蔓”的手段相当高明。一是在逻辑上下功夫，比如在围绕主题正面论述中提到了古代历法，于是在后面加上一段与主题无关议论历法的“支蔓”。“学学，学图画；图图，图书馆……”这是似是而非的把戏。这样加进的“支蔓”，短则几十字，最长一段超过四万字。二是在结构上下功夫，开篇废话少，越靠后越多，将近结尾又少了。我将《疏证》880条分为9个部分（100+100+100+100+100+100+100+100+80），每个部分对比“正文”和“支蔓”字数的比例。于是得到下面这个示意图（白色柱表示“正文”字数，灰色柱表示“支蔓”字数）。　　　　　　　　　　　　　　　　　　　　　　　　　　　　　　　　　　　　　　　　　　　　

　　九个部分之间的比例，步步都有考虑。不难看出，如果没有刻意作出的精心安排，决不会实现如此精致的效果。将如此多“支蔓”藏在篇幅如此狭小的“结构”之中，如果让数学家、心理学家运筹一番，似乎也不会找到更好的方案。有人向阎氏指出过《疏证》废话太多的毛病，所谓“言碎”。他在《疏证》（第七十九）中对此作出回应：“《晋书》张华问李密：‘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皋陶相与语，故得简。《大雅》、《诰》与凡人言，宜碎。孔明与言者无己敌，言教是以碎耳。’此与陈寿议并同。予著《疏证》，亦知有言碎之病。非卑视人，实置己未高耳。”什么意思？我连读两遍，有些明白。

　　纪昀对《疏证》倍加推崇，于“支蔓”过多，取宽容态度；于编次没有条理，曰：“盖犹草创之本”〔21〕。钱穆先生虽不屑其人品，毕竟赞同《疏证》结论，对他的考据评价甚高；认为“支蔓”过多是“矜多炫博”，是“草创之迹”〔22〕。至少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看走眼了。表面看，阎氏《疏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实则巧布玄机，章法森严。

　　行文至此，再细细品味上面图示的含义和阎氏关于“言碎”的表白，我们可以感受到双料的恶意戏弄。清代考据学顶尖大师给我们上了第一课：他要我们提防他。此人心术不正又过于精明，机变迭出，闪烁其词，一不留神就会掉进他早已挖好的坑里。坑里已经掉进多少人？三百年矣！顾颉刚说《疏证》：“固然是零碎和支蔓，被人认为著者体例不谨严；但若没有此附录，这正文是多么枯燥呵”。〔23〕顾先生是坑里人还是坑外人？是帮助挖坑的人还是掉进坑里却茫然无知的人？考据学能否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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