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1）为什么选择阎若璩

　　阎若璩（1636～1704）在“疑古派”学术传统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孔传《古文尚书》是历来“证伪”对象中最重要的儒家经典，经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定案”为“伪书”。这是“疑古派”传统中头等大事，是最成功的“证伪案例”。他被公认为清代考据学主要奠基人之一。

　　黄宗羲评价《疏证》：“余读之终卷，见其取材富，折衷当”，“皆足以祛后儒之敝，如此方可谓之穷经。……仁人之言，有功于后世大矣。”〔1〕。纪昀说他“博极群书，又精于考证，百年以来，自顾炎武以外，罕能与之抗衡者。”〔2〕“反复厘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证之学则固未之或先矣。”〔3〕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将其列为清代汉学家第一。梁启超说《疏证》“委实是不朽之作”〔4〕，说他对《古文尚书》的“证伪”是“毅然悍然辞而辟之，非天下之大勇，固不能矣”〔5〕。“不能不认为近三百年学术解放之第一功臣”〔6〕。胡适说《疏证》“遂定了伪古文《尚书》的铁案”〔7〕。顾颉刚认为阎氏的辨伪精神“注定了我毕生的治学的命运”〔8〕。

　　如果让内行人举出新旧“疑古派”两个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十有八九会说：阎若璩，顾颉刚。在“疑古成果”中，《疏证》打下半壁江山。因此，“走出疑古”绕不开他，绕开了走不出去。《疏证》将此前（从朱熹到梅鷟）与之相关的主要论述囊括其中，被认为是“《尚书》学史上集辨伪之大成的著作”。此后（从惠栋到崔述）的相关著述，至少十有七八是对该书论证的变相重复。所以对《疏证》的分析实际上就是对宋元明清四代学人《古文尚书》“定案”依据和方法的正面考察，同时也是对清代考据学是否存在问题以及存在多大问题的一次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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