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戈

　　我收藏侵华日军军品，缘自对抗战史的浓厚兴趣。在近一百年里，屡遭列强蹂躏的中国人，第一次打败了欺负我们最狠的一个外国，抗战的胜利对于我们的民族和每个个人都有精神拯救的意义。像我这个年纪的男人，从小就被《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这类“打鬼子”的老电影所熏染，心灵里埋下了最初的“抗战情结”。

　　我爷爷辈的老人里，有不少是打过鬼子的老兵。作为凭借“小米加步枪”终于打赢了仗的人，他们常常跟我念叨鬼子装备的精良。这是老兵的思维。政治家关心大事，老兵更在意细节。尽管他们以窳劣的装备战胜了鬼子，但是他们就事论事地羡慕鬼子的“家伙式儿”，比如“三八大盖儿”、“小钢炮”、“王八盒子”等等，他们对这些东西爱不释手。可能因为自己也是一个兵，看抗战题材的图书时，我也比别人更在意这类细节：去年我崇敬的杨成武将军去世了，我在网上检索他老人家当年在黄土岭击毙日军“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故事，了解到，当时为了确认打死的就是阿部，杨成武让部队清点战利品，终于发现一件缀着两颗金星的黄呢子大衣，及一把军刀上有一枚推测是阿部家族的银制族徽。像陈赓、许世友将军，都曾把缴获的日本军刀收藏起来做纪念，许世友后来把它们交给了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在兵器馆二层西侧设了一个专柜。聂荣臻元帅在抗战时期曾缴获一本日本军官的像册，漆布封面上印着钢盔和稿纸组成的图案，寓意打了胜仗用稿纸写捷报。没想到此物成了聂司令员的战利品，他将此物收藏了将近五十年。摄影家徐肖冰回忆，当年朱德在八路军总部曾得到聂荣臻赠送的一匹从战场缴获的日本东洋马，朱总司令喜爱不已。而朱德、彭德怀、左权在抗战时期留下的照片里，很多都是穿着鬼子的黄呢子大衣，据说林彪就是因为穿着日军大衣才被阎锡山军的哨兵远远地开枪所误伤的。我军战史上特别提到，一一五师在平型关成功伏击了日军第五师团的辎重部队，缴获甚多，光是日军的黄呢子大衣就足够全师官兵每人一件，也许师长林彪穿的大衣正是这次战斗的战利品……这些事情发生在老兵的身上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成为老兵传奇不可或缺的内容。作为一个晚辈军人，我特别能理解他们这种心理：这些东西是战利品啊，有什么能比把玩战利品更能表达胜利的自豪与兴奋呢？

　　我基本上就是带着这样的情愫开始收集鬼子的军品的。我了解到，鬼子投降后被遣返时，按中国政府的要求，除了三十公斤个人物品，武器装备一律不准带走。据说当时驻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茨曾请求允许投降的军人把军刀带走，借口是日本刀乃日本传统文化的精粹，带到中国的数十万把军刀中，有不少掩藏在军刀外装下的古刀与名刀。这荒唐的要求自然被拒绝了。因此抗战胜利以后，无论是进入纪念馆、博物馆的，还是流落在民间的鬼子军品，都属于战利品的范畴。岁月流逝，转眼一个甲子即将过去，那些淹没在民间的鬼子军品进入了收藏市场，以大众所陌生的模样等待着我这样的人来辨认。儿时我常觉得没赶上抗战是我人生的一大遗憾，现在则庆幸自己赶上了重收藏的盛世，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感受先辈们创造的历史荣光。

　　收集鬼子军品关键要“识货”，为此我几乎把所有国内出版的抗战题材图片都建了档案；为了看明白国外收藏网站上日军军品的名称，我的英语单词量向军品类别畸形发展。但还是苦苦期盼着有一部收藏“宝典”或“大全”之类。有一天真的被我碰到了：在潘家园看到一本日文版的《大日本陆海军军服与装备》，是以彩色实物图片展示日军军品的一部难得的图书。因为奇货可居，摊主开出了一个天价，我和朋友“吊”了人几个月对方都一副无所谓的表情，沉不住气的是我们，怕夜长梦多赶紧拿下了。在几年里，这本书上的上千幅日军军品图片就算烂在了我的脑子里，每个周末都出没于潘家园、报国寺等收藏市场“按图索骥”，而收藏的全部乐趣，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展开。

　　日军有一种叫九二式隐显灯的夜战器材，既可用于照明，也能用来发信号，造型很别致，第一次读“宝典”我就记住了，但几年都没有碰上。忽然有一天在一个摊上看到了，摊主还并非经营此类的“熟脸儿”。开价自然令人惊喜，心跳得几乎没还价就揣起来了。最让人心跳的还不是这种收法儿——有时你会碰到一个陌生的物品，凭你对日本军品风格的了解你推断是鬼子的东西，你敢不敢冒风险拿下来？一次在摊上遭遇一只牛皮小包，盖上有一带黄色皮垫儿的红十字标志，这是卫生兵的急救包应该没问题，但是在“宝典”里没有出现过啊。我从外形和闭锁方式判断是日本的，就果断拿下了。回到家仔细打量，发现里面浸着厚厚几层血迹，稍微清洗了一下，终于在血迹中隐约分辨出 “大正十五年检定”字样的一个戳记，这是裕仁天皇他爹的年号，是1926年鬼子的老军品啊。夜里在台灯下看那些血迹，想，是谁让侵略者流了这么多血？眼前浮现出卢沟桥、平型关、台儿庄那些奋勇作战的八路军和“国军”将士，那一夜就没有睡塌实。

　　日本的从军记章系列就是一部刻在银牌铜板上日本侵华史，是日本侵略罪行最具说服力的“自供状”。从收到较常见“支那事变”从军记章开始，我就想把这个系列收齐。第一次惊喜是以极低的价格拿到了“明治二十七八年战役”从军记章，摊主根本不知道这个年号指的就是我们所说的1894年的“甲午战争”！居然这么容易就拿下了这个系列里的第二枚，我心里开始暗怀期待。终于，在一个雨天我战胜了犹豫又跋涉去了潘家园，在冷清的摊上遇到了一枚“大东亚战争”从军记章。要知道，制作这枚奖章时已经是 1944年6月，日本已呈现败绩，因此仅在大阪制造了一万枚。盟军占领日本后，命令将剩下的制造模具全部销毁了，所以这枚奖章现在存世数量很少。“大东亚战争”几个字让摊主开了一个较高的价，但是对惊喜的我来说已无心去侃价了。然后，我就盯上了“清国事变”从军记章，这是为纪念1900年日本参加八国联军侵华而设立的。那是一段“上穷碧落下黄泉”的日子，我几乎利用一切渠道在打听它。终于从一个玩章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个移民日本的上海人的名片，重要的是他也是个玩章的人，懂行。我以电子邮件与他开始了联系，委托他帮我在日本搜寻这枚章，为增进感情我买下了他推荐的很多“鸡肋”章，终于有一天他从一个日本老头手里发现了这枚章，给我开出了一个天价。到这时候，即便是砸锅卖铁也就是它了……如今，这个系列里我仅缺“明治七年”从军记章一枚，这是1874年日本为出兵台湾而设立的，因为日本当时仅出兵3000多人，因此这枚章存量甚少，在日本也是非常罕见的。我在期待着它，也许等不到；即便等到了也将是一场“浩劫”，但是我知道自己肯定会承受。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写这首诗的杜牧把玩折戟的一刻属于军品鉴赏者，他在“认前朝”中品味历史的沧桑，解读出的内涵肯定远远超出文化素养单薄如我者。但因为手里的物品直接沾染着历史的烟火和血迹，我也难免会因这份淫浸获得一点心灵的感悟。几乎在收集鬼子军品的同时，我也开始收集抗日军队的物品。然而遗憾的是所获甚少，除了几顶英式或德式钢盔和几支毛瑟枪刺刀，就再没有什么东西。八路军比“国军”留下的东西更少。这个原因几乎不用多想，因为当时中国跟日本工业水平差距太大，生产的军品种类既少又不耐用，所以很难流传到今天。一个国家的科技、工业水平，最集中的反映在其军队的装备水平上，这道理很浅近。但我还是没有想到在自己的国家收集到的东西竟大多数是敌人的，这让我对“落后”二字有了很具体的触摸。而鬼子的军品，则清晰地记载着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富国强兵”的奋斗痕迹，当时日本陆军以德国为楷模，海军以英国为样板，从装备、操典到教范都经历了由生吞活剥的模仿，最后终于造就出一支有其民族文化特点的现代化军队。

　　一个军队的现代化首先反映在其装备的专业化上，干什么有什么物件，并且不嫌烦琐。在我收集的鬼子军品中，仅是军用灯具就有九二式隐显灯、手摇充电式信号灯、自行车灯、怀灯等品种。设想在漆黑的夜晚，鬼子可以此看地图、进行联络、发信号，我还收集到其战术教材《步兵夜间教育》，就知道“夜老虎”并非是我军的专利。作为跻身现代化军队之列的日军，却保留着冷兵器时代的军刀，并真正用于战场砍杀，这是日本武士道传统在军队现代化上的投射，使其具有特别的野蛮性。日军装备军刀其实也走过弯路，早期追慕西方，其军刀为西洋礼仪刀剑的造型，刀柄有如字母“P”般的护手，仅能单手持握，纤细花哨。在1933年长城喜峰口一仗，遭中国抗日军队的“大刀片”以重创，29军37师大刀队在赵登禹旅长的率领下，乘雪夜迂回日军侧后，砍杀敌服部大佐以下700余人，中国大刀凛凛生威。据刚刚故去的“七七事变”见证人、原29军38师老兵付锡庆老人介绍，中国大刀虽然锻造工艺欠精，但分量厚重，需双手持握，且官兵个个刀术娴熟。白刃战时，中国大刀遇着端着刺刀的鬼子占绝对优势，与鬼子军刀对砍亦常处于上风。日军在发出：“自明治大帝造兵以来，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的哀叹后，于1935年、1938年分别改造定制了九五式士官军刀和九八式将校军刀，回到其传统的长柄武士刀样式。尤为值得一说的是以铜或铝材铸造握柄的九五式军刀，虽然不如九八式军刀锻造精良、装饰漂亮，被日人戏称为“铁棒”，但此刀装备给第一线冲锋陷阵的军曹、曹长，可以说是杀人最多的日本军刀。

　　从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起，乃至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场上长期地、有组织地、大规模地进行违反国际法的化学战的国家只有日本。并且，日本实施化学战的对象只有中国。中国几乎是“二战”中唯一的化学战受害国。日军对华化学战贯穿了八年抗战的始终，地域遍及18个省，有准确记载的战例达2000多次，造成中国军队伤亡8万多人，实际使用的次数和伤亡应多于此。实施化学战，自身的防护水平决定着攻击手段。日军毒气战勤务人员装备有各种防护设备，主要包括防毒面具、防毒衣（胶制衣裤）、防毒斗篷、防毒手套靴套，还装备有毒气侦检器材、气象观测器材和消毒器材。除此之外，师团以下部（分）队还带有可供补充的的防毒衣、防毒面具和消毒器材。日军最早的防毒面具是仿制英国同类产品的八七式（日本皇纪2587年定型），由民间企业生产。后来在德国专家协助下，又相继研制了九一式、九三式、九五式、九七式、九九式和海军二式。其九六式轻防毒具（包括衣、裤、手套、靴套），全重5公斤，能防液体毒气30分钟。总的来说，日军的防护器材对付刺激性毒剂有效，但只能在短时间或有限条件下防护糜烂性毒剂（如芥子气类），而防护全面中毒性毒剂和神经毒剂的能力很差。日军的自身防护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进行化学战的手段，否则其实施毒气战还会更加残酷。经过多方努力，笔者近年先后收集到日军九九式防毒面具、日军九六式轻型防毒具（全套）、有日本“陆军科学研究所型式御认可”标签的警防团用二号（乙型）防毒面具及军马用防毒具“被乙”的携行包。

　　士兵带太阳旗“出征”，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一个传统。并且在士兵所带的太阳旗中，总有一面上面有表达祈愿的签名和题字，日本人称之为“日之丸寄愿书”。旗子大小不一，材质有棉布的，也有丝织的。一般样式是，在右侧偏上位置以毛笔大字写着“祝某某君（事主姓名）出征”，太阳徽上方为横列“祈武运长久”几个大字，环绕太阳的空隙处则是其亲友、同事密密麻麻的签名，家里人或尊贵亲友的签名通常在事主名字下方。在太阳旗上，既有背负国家“期望”，又有亲友嘱托的含义，日本人相信此物可以保佑持有者平安，甚至有避弹之效。笔者曾收到一面特殊的签名太阳旗，是一位在日本研修的中国医生帮我在日本的旧物市场买下带回国的。旗子上的主题词是“赠吉田次一郎君”，环绕着太阳徽放射状地排列着一圈文字，记录着一支日军部队所攻陷的中国地名及昭和纪年与公元纪年的日期，外一圈是密密麻麻的日军官兵军衔及签名，按编制序列排列着；此外旗子两面四个角及一边还有“忠君报国”、“意气升天”、“坚忍持久”等大字标语。笔者从其出发地为日本久留米及所攻占中国地名及时间顺序，推断这支部队隶属日军第18师团。这个师团曾多次被征召到中国作战，于1944年被中国驻印军消灭于缅甸北部。这个太阳旗上记录的是其第一次“出征”的经历，大概是给“吉田次一郎”们带回去向乡人汇报“战功”的纪念物。本来旗子上的太阳徽里还有四个大字，推测是“皇国万岁”之类的口号，大概是战后怕被美国占领军看到惹麻烦，被其主人剜掉另补了几块补丁。另外昭和纪年的日期也被剜除，可能是当初回国检查时基于保密的原因为之。

　　需要解释的是，国人一般将这类太阳旗称为日本军旗，这是个误会。日本军旗是从太阳旗演化出来的有十六道光芒线的旭日旗，且陆军旗三个边带有紫色流苏，为日本天皇亲授，仅为建制联队（相当于团）一级才拥有，也称联队旗；海军的旭日旗平时在前部桅杆升起称为舰旗，海战时在后部桅杆升起称战斗旗。日军战斗条令规定，当判断战局有全军覆灭危险时，应烧掉军旗。抗战时期，1941年日军第13师团在宜昌作战中曾下令烧掉过军旗，1944年日军18师团、56师团曾在密支那、腾冲、松山三次“玉碎”作战中烧掉三面军旗；加上在太平洋战场烧毁、随运兵船沉没、战败后集体烧毁的军旗，目前仅在日本靖国神社“游就馆”保存着一面步兵321联队旗，是世间仅存的一面日本军旗。

　　网上有篇广为流传的文章，题为《从日本军用地图说开去》。作者是一位有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兵，他说，从抗日战争时期起，我军使用的作战地图多数都是从日寇手中缴获来的，甚至沿用到了建国后的60年代。1949年，有一位参加过长征的老将军曾对他说：“我军缴获的日本军用地图，范围之广，可以覆盖整个中国领土；数量之大，可以配备到每一个团甚至每一个营。”作者说自己数次接触到日本军用地图，“看到他们画得那样精密、详尽、准确、清晰，其惊心动魄、毛骨悚然的感觉，真是笔墨难以形容！”《三联生活周刊》军事专栏主笔蔡伟在2005年第4期撰文《军用地图：生死悠关的秘密》，也指出当年日军使用的军事地图非常精密，许多地图甚至连中国腹地人烟稀少的山区都被测绘清清楚楚，“令我们汗颜”。然而两位作者有所不知的是，自行测绘地图的工程量大到不可想象，日军使用的地图中只有极少量是自行测绘的，绝大多数是通过战场缴获和派间谍偷窃中华民国测绘的军事地图翻印的。其中，最著名的两个偷地图的贼，一为佐佐木到一，一为冈村宁次。1923年，佐佐木到一利用孙中山的信任，参与制定讨伐陈炯明叛军的作战计划。在此期间，佐佐木到一偷窃到200多张1/10万比例的广东、广西地图，秘密送往日本，受到当时参谋次长武藤信义中将的嘉奖。1925年，冈村宁次在给孙传芳当军事顾问期间，偷窃了这一整套华中中部地区1/5万比例的地图，受到日军参谋本部秘密奖金。这套地图在十余年后日本侵华战争爆发日军进攻武汉作战时发挥了大用，并且指挥进攻武汉作战的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正是冈村宁次本人。目前，笔者已经收到日军使用的1/5万、1/10万军用地图10余张，涉及地域为湖北、河南、河南、陕西等地，其中既有日军偷窃翻印的中国地图，也有数张黄河泛滥导致河南地形改变后日军通过航空拍摄临时测绘的地图。更珍贵的是，还有几张日军派间谍进行现地调查的兵要地志地图。如果说地形图还是“死地图”，标注上火炮道路、载重车道、桥梁、铁路、河川、汽船可航区、民船可航区、险要地形标志、道路随季节变化情况及生活用水、哪些地方可降落飞机等地志资料，就成了“活地图”，最具作战价值。这种地图就是兵要地志地图。每当我灯下仔细查看这些地图时，眼前总是浮现出鲜活的历史场景。

　　以中国传统的眼光看，对军队服制装具的研究顶多算是历史边缘题材，很难进入学术领域。然而西方国家的军事史学领域中，对于军品的研究可以说是另辟天地，并占有颇为重要的分量。我个人体会，研究军服与装备还是具有一定学术价值的。因为收集研究鬼子军品，使我对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的历史照片具有较强的考证能力，即从日军的穿着、装备的佩挂情况，就可以区分出照片主题是哪个时期，哪支部队，然后根据这一线索配合历史事件去推断照片可能的真实时间和地点。目下在国内的很多抗战纪念馆、博物馆里，不但存在大量来自手工作坊的仿制日本军刀，还有不少穿凿附会、任意注释的历史照片。这样做有失严肃到在其次，如给前来参观的日本游客以“虚假”、“编造”的印象，岂不是正遂了苦心积虑地否定历史罪恶的日本右翼的心愿，那就是学术界的羞耻了。要知道，日本人在这些细节问题上是从来不马虎的。经过几年努力，我将所收藏的数百种鬼子军品及相关的研究文字结集，以《抗日战争战利品图说》为题，在抗战胜利60周年之际推出，以期引起更多对这一题材有兴趣的朋友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