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序一

龚鹏程（北京大学文化资源研究中心）

 

　　文献一词，始见于孔子说夏商之史文献已不足征。故文献也者，概指文章典册而言。厥后马端临《文献通考》，四库列入政书类，犹存其意。盖足以见一代之典章制度者，才可以称为文献。

　　但秦火以后，汉人拾遗补阙、搜罗散佚，整齐文献之意义就扩及于一切旧图籍、旧资料。针对这些旧籍，为之编目订疑、刊谬录异，乃有了文献之学。从事者，初尚仅恃辑录之劳，渐次而讲整理纂述之术，备典故于昭代，拾坠绪于微茫，彬彬称盛，累代不绝。

　　迨及近世，既承清儒考校之后，复援西人科学方法之技，整理国故，考信贡疑，文献之学，益大昌楙。兼以地下文物出土日多，文献一词，遂亦超出文字典籍数据之含意，总指一切史料。文献学也几乎统包了目录、版本、校勘、辑佚、辨伪、考古等学问或方法，甚至于电子文件、数据库之制作等等，也都可涵摄其中。

　　文献一词的意指不断扩大，也显示了文献学不仅只是材料的学问，也同时就是方法。就材料言之，文献学主要在提供学人翔实可信的数据，为人作嫁，服务的性质多些。但就方法而言，文献学又发挥着足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那整理文献的方法，本身亦表现着一种观点，显示了对古代学术文化的看法。试看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或刘歆的七略、班固的九流十家之分，就可明白这个道理。文献学从来就不是纯客观中性的学问，因为它本身就是方法与主张。正因如此，故观察每个时代的文献学，也就可以看见那个时代的学风。

　　台湾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在清朝统治时期并不明显。当时汉人士绅阶层，以朱子学为主，辅以诗文吟会，虽以海滨邹鲁自矜，而与大陆地区之朴学风气，颇异祈向。日本占据后，在台设立帝国大学，亦有若干汉学名家来台任教，但汉人得入大学者原即甚少，日本汉学家穷治文献之风，遂尔邈焉弗闻。待光复后，才渐与大陆地区的古典文献学研究传统合流。

　　但历经清代数百年之文教蕴蓄，以及日本人在台之经营，文献搜积，亦不可小觑。曾任北大、中央大学等校教授的 徐子明 先生，于一九四八年渡海来到台大任职时，就觉得此地：「草木 葱 青，山水清幽，颇堪怡悦。而图书蕴藏之富，尤内地所难方。苟志在进修，则东西典籍大都皆备。不尔，则历朝笔记饶衍盈阁，往往为书肆所罕见，亦足以资陶写」。台静农先生也提到一九四六年他抵台大后，发现：「原藏中文图书甚多，是早年买自福州乌石山房龚家的。这些记载，均可见台湾业已文献可观，其后当然愈发彬蔚可喜。

　　这，一方面是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学人大批蹈海而来，学术传承在此具体开展；一方面则是文物图籍也有一大批转移来台。除了一般人所熟知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等珍贵文献外，许多迁台之公私机关学校，亦携有不少档案图书。甚至像我就读的台湾师范大学，乃是在台建立的新学校，但也有东北大学托管的大批古籍。就是私家藏书，数量也不在少，珍閟精椠，往往而有。待时局稍定，辑比整理，或景刊传布，自然也是顺理成章之事，文献之学以是渐盛。

　　这里面，有公家机关的整理，如故宫、中研院、中央图书馆所做的大量工作。也有出版社结合民间资源推动的文献事业，如广文书局编《书目丛刊》；学生书局编《书目季刊》、《近代史料丛刊》、《明代方志选辑》；文海出版社编《近代史料丛编》；新文丰刊印《道藏》、《佛藏》，编《丛书集成》；艺文印书馆编《百部丛刊》，以及世界、鼎文、明文等无数出版业对文献工作之投入，其热情均是可惊的，辑刊、校补、景印、汇考之古籍不知凡几。甚至比大陆还早印行《四库全书》，编出《敦煌宝藏》、《中华续道藏》等等，总体成绩，不在大陆古籍整理事业之下。此外就是学校教育体系对文献学的教育与研究了。

　　台湾并未推动文字简化运动，中文教育体系又未受文革之冲击，因此仍有浓厚绍续早期大陆学风之色彩。或上溯清儒诂经考订之法，或继接五四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之绪，以文字声韵为入学之始基，以征文考献为治学之本业。版本、校勘、辑佚、辨伪，咸有专家。师弟相承，配合故宫、中研院、中央图书馆之研究人员，形成了稳定的文献学研究传统。五十余年来，政局虽颇有变化，但这个领域相对稳定，且因新科技（如计算机数据库）、新数据（如出土文书简帛）不断发展，文献学之研究亦迭有新猷。潘美月、杜洁祥两位先生主编的这套《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就是注意到台湾文献学教育体系的发展及研究成果，才发愿编此丛书的。

　　台湾这五十年来，以古典文献为主题的博硕士论文，几达八百部，数量不可谓不伙，其中披沙拣金，往往见宝。因此二先生将之分为廿九类，筛选辑并，汇为巨编，其嘉惠士林，是不待说的了。台湾文献学教育之方向与成果，也不难由兹而见。适值初编问世，略弁数言，以志钦敬。其余编辑旨趣，具详 杜先生的出版说明，就不再赘言了。

序二

潘美月（ 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

 

　　文献是泛指所有的图书数据。因为时代的不同，而有古典文献、现代文献、当代文献。若以学科领域来区分，又有人文科学文献、社会科学文献及科技文献。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以中国古代的文献数据为研究的对象，如文献的形态、文献的整理、文献的鉴别、文献的分类与编目、文献的收藏、文献的鉴别、文献的检索等。研究的目的，是希望能全面认识各种文献，学会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以最短的时间，检索到学术研究所需要之文献数据。因此，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范围是包罗万象的。它涉及到古代学科的各个领域，如文献的载体、文献的版本、文献的校勘、文献的整理、文献的目录、文献的聚散、文献的辑佚与辨伪、类书与丛书、地方志与家谱等。进而藏书史、图书馆史、印刷史、出版史、四部文献、佛教、道教及出土文献，最后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文献资源典藏的现况，均在我们研究的范围内。

　　在台湾，最早从事古典文献学的教学与研究，有三位大师： 蒋复璁 先生是图书馆界的大老，一生从事文献的搜集、分类与编目； 屈万里 先生被誉为经学大师，但他在文献的整理、文献的鉴别，功不可没； 王叔岷 先生学问渊博，众所皆知，他在文献的校勘、辨伪、辑佚方面，贡献最大。我有幸能躬逢其盛，学生时代从慰堂师学目录学，从王师学校雠学，从翼鹏师学古籍整理、版本鉴别，并撰写学位论文，从此奠定了日后从事古典文献学研究与教学的基础。

　　1967 年起，我执教于母校“国立”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虽然前十五年所教的都是普通课程，但从未放弃对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其间所遭遇的种种挫折，实不足为外人道也，却一直抱持着“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态度，一路走来，始终不变。在这时期，我遇到一位良师兼益友──昌彼得先生。他是继三位大师之后，对古典文献学具有重大贡献的学者。我与陈捷先、陈仕华二位教授合撰〈昌瑞卿先生在古典文献学上的贡献〉（收入《昌彼得教授八秩晋五寿庆论文集》），此不赘述。瑞卿师在古典文献学研究的过程中，给我最大的鼓励与协助。他服务中央图书馆与故宫博物院期间，对文献的整理与古籍版本的鉴定，提供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在这么良好的环境中，我从事古典文献学的研究，慢慢扩展到教学。从台大中文系到图资系、到淡江中文系和教资系、师大社教系、东海中研所、中央中研所、佛光教资所和文学所，讲授「目录学」、「版本学」、「中国印刷史」、「古籍版本鉴别研究」、「中国图书发展史」及「古典文献学专题研究」等课程。在这期间，也发现了一些学生，他们不畏艰难，想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于是我又担负起指导论文的工作。 先后指导的论文有：

　　一、藏书家与藏书楼研究：如《宋代藏书家尤袤研究》、《范氏天一阁研究》、《祁承 邺 及澹生堂藏书研究》、《钱谦益藏书研究》、《清初藏书家钱曾研究》、《黄丕烈及其百宋一廛赋注研究》、《清代藏书家张金吾研究》、《晚清藏书家缪荃孙研究》、《聊城杨氏海源阁藏书研究》、《叶德辉观古堂藏书研究》、《傅增湘藏书研究》、《莫伯骥五十万卷楼藏书研究》等。

　　二、古代印刷出版研究：如《南宋出版家陈起研究》、《宋代杭州地区图书出版事业研究》、《宋代福建书坊及私家刻书研究》、《明代苏常地区出版事业之研究》、《徐 乾 学及其藏书刻书》、《阮元辑书刻书考》、《中韩两国铜活字印刷之研究》等。

　　三、丛书之研究：如《郡邑丛书之研究》、《张海鹏汇刊丛书的成就》、《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之研究》、《黎庶昌、杨守敬〈古逸丛书〉研究》等。

　　四、图书目录及分类之研究：如《胡应麟及其图书目录学研究》、《焦竑及其《国史经籍志》、《唐代佛书分类与现代佛学图书分类之比较研究》、《〈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分类之研究》等。

　　此外，我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 刘兆佑 教授及 吴哲夫 教授，他们在古典文献学方面的研究教学以及指导相关论文，亦得到学术界的肯定。

　　我们常说：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因此从事研究者，必须有学术交流的活动。 1984 年的冬天，在 昌彼得 先生的主持下，第一次举办了古典文献学的会议──“古籍鉴定与维护研习会”。该会邀请国内外学者专题演讲，有来自美国的 钱存训 教授、 汤乃文 教授，日本的尾崎 康 教授、金子 和正 教授，以及韩国的 柳铎一 教授，他们都是国际知名的文献学家。国内外学者相聚一堂，交换研究心得，是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很遗憾地，在那个年代开一次国际会议似乎非常困难，因此这样的会议没有继续进行。一直到 1988 年 8 月，我 和昌 先生 应钱存训 教授之邀，远赴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分校参加「第五届国际中国科技史会议」，其中有一组讨论「纸与印刷」。在这次的会议中，我认识了来自北京大学的 郑如斯 教授。她对中国图书史的研究，颇有心得。 1990 年以后，两岸的学术交流逐渐频繁。台湾的汉学研究中心及北京的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双方的合作之下， 1996 年 4 月在台北举办了第一次「两岸古籍整理学术研讨会」； 1998 年在北京举办第二次； 2001 年又在台北举办第三次的研讨会。古典文献学的研究，就这样持续的开展。淡江大学中文系在吴哲夫、周彦文、陈仕 华三位 教授的策划下，先后举办了四次古典文献学的学术研讨会。此外，国立台湾大学于 2002 年成立了东亚文明研究中心，其中东亚文献研究室推动之研究计划如「出土文献研究方法」、「东亚文献资源论集」，主办之研讨会如「上博简与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台日韩东亚文献资源与研究主题」等国际学术研讨会，以及学术讲论会如「从东亚文献的保存谈中国大陆汉籍的收藏、整理与利用」、「谈东亚的汉籍资源」、「哈佛燕京图书馆藏《四库总目》、《续四库总目》未收经著述略」等，均与古典文献相关。显然，此一领域之研究已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将来的发展亦无可限量。

　　2003 年夏天，我从台大退休，应龚鹏程校长之邀，任教于佛光人文社会学院，有缘认识杜洁祥教授，两人一见如故；深谈之后，知杜教授对古典文献学之兴趣浓厚，且造诣甚高。平日搜集文献资料，不遗余力。他根据教育部博硕士论文网站资料，编成〈当代台湾古典文献研究博硕士论文类目初稿〉，邀我与他合编《古典文献研究辑刊》。我赞许他编辑出版的理念，因此欣然同意。此辑刊之出版，一方面给予过去研究古典文献学之博硕士生的肯定，同时也可以鼓励以后的年轻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最后，当然希望这些文献资源，能够提供相关学者参考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