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4、5月间,86岁高龄的郭沫若在病危之中对夫人于立群和
身边的几个子女郑重交代后事安排:“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
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6月12日,这位文坛泰斗走完了86个春秋的
人生历程。在举行了高规格的追悼大会之后,郭沫若的骨灰于6月下旬
撒到大寨的层层梯田之中。从此,虎头山上耸立起一座“郭沫若同志
纪念碑”。5年之后,陈永贵在北京病逝。陈永贵作出魂归故里的后事
安排是不难理解的。于是,虎头山上出现了一道奇特的人文景观:文
坛泰斗的纪念碑与农业劳模的墓碑并峙相映。
郭沫若出生于四川乐山沙湾镇,虽邻近农村,但一生行状甚少与
农村和农民相涉。他之选择大寨作为自己的归宿,确出乎人意料。不
保留骨灰,有周恩来的榜样在前,郭沫若是乐于追随这位先去的故友
的。而将骨灰撒到大寨,似乎也不能完全从趋时的角度来看待。
亲访过大寨的郭沫若确有某种情愫。
1964年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并
配发社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这年年底,周恩来总理
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在谈到“我们这几年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是坚决执行自力更生方针的结果”时,分别列举大寨大
队、大庆油田和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作为大会执行主席之
一的郭沫若,对周恩来的褒扬留下很深的印象。
首次出现大寨的诗篇,是郭沫若1965年春节前十天所作《题傅抱
石〈延安画卷〉八首》“其七”:
传统作风雪里梅,大寨精神从此来。
已见黄河清澈底,要教宇宙共春回。
在诗人的心目中,大寨精神是延安精神的承传,是改造大自然的
伟力的象征。这年11月下旬,郭沫若以73岁高龄,冒着朔方的严寒,
赴山西运城地区参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慰问由中国科学院组成
的与当地农民实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工作队。12月初,返程途中,在
太原参观大寨展览馆,在题写馆名之后以七律一首咏怀:
大寨人人是愚公,神州争效此雄风。
百年基业防涝旱,千米山头待柏松。
勤奋力将全国学,虚心赢得普天同。
为防自满寻差距,绝不因循步自封。
在当时,这个展览所突出的是反映大寨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以
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壮志及见贤思齐不断进取的精神风貌。郭沫若的即
兴题诗虽说不上有多少诗意,但以“大寨人人是愚公”开篇,以“绝
不因循步自封”结尾来歌咏和揄扬,还是能见出诗人的着眼点。
在太原参观之后,郭沫若对大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同时激发起
实地参观的兴致。第二天清晨,郭沫若一行居然在七时由阳泉而至昔
阳而到大寨。此时的北国自然已不复春华秋实的景象了,但经由大寨
人发扬愚公精神,连续奋斗12年所营造的一块块人造小平原层层展现
在郭沫若眼前时,诗人的心灵震撼了。当听到大寨人在大灾三年“三
不要”(不要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和“三不减”(不
减向国家的销售粮、不减集体的公积粮、不减社员的分配粮)的事迹
介绍之后,诗人由衷钦敬这群肤色黑、衣着简朴,手掌满是老茧的
庄稼人有着何等轩昂的气宇和博大的胸襟。临别之际,郭沫若题五言
古体一首以示敬意:
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
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
诗人对此诗似颇自赏,屡屡书为条幅以应友人求索。山西之行,
本意是“参观农村社教工作”,而对大寨的实地参观考察则留下了深
刻印象。诗人将此行所作18首旧体诗冠以《大寨行》之名,刊登于
1966年元旦的《光明日报》上,算是回报大寨人的一支“迎春曲”吧。
接踵而来的是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众所周知,文革中的
“学大寨”已归结为“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的“路线斗争”
了。放到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这自然不能归咎于大寨人。在这10年
中,郭沫若写过不少应景之作,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但值得注意的
是,诗人的笔端未再出现大寨。是对大寨“新经验”的保留,抑或缺
乏颂大寨的机缘?也许是两者兼而有之罢。
“文革”刚刚结束,1976年12月下旬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
会议,虽然重申了周恩来生前总结的“三原则”(即政治挂帅、思想
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
风格),同时又夹杂着不少“新经验”。次年2月,郭沫若作《望海潮
·农业学大寨》:
四凶粉碎,春回大地,凯歌声入云端。天样红旗,迎风招展,虎
头山上蹁跹。谈笑拓田园,使昆仑俯首,渤海生烟。大寨之花,神州
各县,遍地燃。
农业衣食攸关,轻工业原料,多赖支援。积累资金,繁荣经济,
重工基础牢坚。基础愈牢坚,主导愈开展,无限螺旋。正幸东风力饱,
快马再加鞭。
诗意当然说不上,但值得注意的是,诗人描绘的是“谈笑拓田园”,
议论的是“农业衣食攸关”,这与当时仍然流行的“堵不住资本主义
的路,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已是相去甚远了。这年年底,正在病疗
中的郭沫若为老友关良所画鲁智深勉力题诗一首:
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它!打破山门后,提杖走天涯。见佛我就
打,见神我就骂。骂倒十万八千神和佛,打成一片稀泥巴,看来禅杖
用处大,可以促进现代化,开遍大寨花。
此诗结句颇出人意外,就字面看,至少可以表明,在郭沫若的心
目中,学大寨始终是和发展生产力联系在一起的。按于立群编写的
《东风第一枝》对此诗末三句的解释是:指泥巴可以肥田利农。一年
后,郭沫若交代身后以自己的骨灰为大寨肥田,恐非纯然的巧合罢。
以今天的眼光看,郭沫若是否值得将自己的骨灰撒到大寨固然是
个问题。然而,“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郭沫若作出此后事安
排,除了历史局限所致外,更毋宁理解为诗人对“大寨人人是愚公”
的愚公精神的礼赞,对“乐以天下乐”的先忧后乐的古仁人之风的礼
赞,对“谈笑拓田园”的创造精神的礼赞,对千百万胼手胝足的劳动
农民的礼赞。1921年4月,早已以一曲《凤凰涅》名满文坛的郭沫若,
赴杭州游览,在雷峰塔下见一锄地的老农,在描绘了“他那慈和的眼
光”、“健康的黄脸”、“斑白的须髯”之后,出人意料地以这样的
诗句作结:
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
叫他一声:“我的爹!”
把他脚上的黄泥舔个干净。
有人会要说这是诗人的矫情,但联系到1957年后撒手人寰时的后
事安排,不也可以从中察见诗人心灵深处的某种情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