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论争综述（一）
由于国学在20世纪20、3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初，分别出现过研究热潮，很值得认真分析和对待。所以拟从头说起，先行综述关于国学的词源、国学内涵的论说。
“国学”原义是很清楚的，就是国家设立的学校及制度。教育内容为礼、乐、射、御、书、数，合称“六艺”。《周礼·春官宗伯·乐师》：“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北齐称国子寺，隋代称国子监，唐宋时则以国子监总管国子、太学、四门等学，元代设国子学，也叫国子监，明、清两代仅设国子监，至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开始设学部，国子监遂废止。
正是在清朝末年，“国学”这个概念转化为引申义：国学是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但是在不同人的使用中，它却含有着国故学、国粹学、国家固有文化学的三重意义。何炳松：《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和汪震、王正己合编《国学大纲》（北平人文书店，1933年）则是较早提出“国学”一词源于外国的。
据我国学术界的考证，国学这一概念引申义的最初使用情况是：
1902年秋天，梁启超在日本谋划创办《国学报》，遂写信与黄遵宪商量，希望他们俩和马鸣，三人合力此事。梁启超写道：“近顷悲观者流，见新学小生之吐弃国学，惧国学之从此而消灭，吾不此之惧也。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但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则当转输之任者，必邃于国学，然后能收其效。以严氏与其它留学欧美之学童相比较，其明效大验矣。此吾所以汲汲欲以国学为我青年劝也。”（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第22号，1902年12月14日）梁启超打算办的《国学报》，其目的在于批判地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要振兴“国学”。梁启超在信中所用的国学一词，其主要指向应该是“国家固有的学术文化”，即“国故”。黄遵宪不赞成当时就办《国学报》，主张略迟数年再说，认为中国学界须先大开门户，容纳新学，“俟新学盛行，以中国固有之学，互相比较，互相竞争，而旧学之真精神乃愈出，真道理乃益明，届时而发挥之，彼新学者或弃或取，或招或拒，或调和或并行，固在我不在人也”。（转引自《梁启超年谱长编》）这可能是目前所知近代最早使用“国学”一词者之一。
1902年，罗振玉在日本撰写的《扶桑二月记》中，使用 “国学”概念，也是在“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
这时候一些以“国学”命名的学术性组织，也是在“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的意义上使用的国学这个词语的。如出版过《三十三年落花梦》的“国学社”，在1903年就成立了。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宋雪琴等人在上海创立“国学扶轮社”。其出版活动则多在1905年以后。
这样看来，其出现的历史背景就再清楚不过了：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师夷长技”而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承认西学的先进，进而对中学产生动摇，成为旧有学问的代名词。这一变化在知识界激发了文化危机感，遂成为倡导国学的动因。为抵御西学的冲击，反对清廷取法欧美、列强推行其教育制度、青年中的西化倾向。“国学”概念就在这种情形下转化引申成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包含着国故、国粹、国学的三重内容。清朝统治者中，如张之洞等也主张保存国粹，倡议在各省设存古学堂及古学院，还有奏请设立国学专门学堂的。（赵炳麟：《谏院奏事录·请立国学专门疏》，《赵柏岩集》卷一，第30-31页）曾国藩也曾对国学书局的创建有所期望。（《国学书局本末》，《江苏省立图书馆第三年刊》，南京国学图书馆1930年）
清末民初倡导国学者的言论，非常重视顾炎武的“亡国”与“亡天下”的辨别，并发挥为“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１年第７期）
为抵御西学冲击、捍卫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思潮，促使这一时期的民间国学研习组织，更是遍地林立。章太炎在东京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东京国学讲习会宣称：“真新学者，未有不能与国学相挈合者也。”（《国学讲习会序》，《民报》第７号）章太炎在1906年提倡“以国粹激动种性”，其在1908年的《规新世纪》一文中，就是将国粹、国学、国故三词作为互换同义词并用的。
章太炎的弟子马裕藻等发起北京、杭州国学会；
谢无量、廖平、刘师培、宋育仁等创建的成都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
唐文治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
1908年，北京吴仲、沈宗畸等人创办的《国学萃编》；
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罗振玉、王国维创办的《国学丛刊》。1911年2月，王国维为《国学丛刊》做《序》，他对西方政治伦理乃至科学论是有保留的，对“光绪中叶，新说渐胜，逮辛亥之变，而中国之政治学术，几全为新说所统一矣”，也表示不满。但同时他在吸收康德、尼采、叔本华的思想时明显倾向西学，“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所异者广狭疏密耳。”“中国今日实无学之患，而非中学西学偏重之患”，“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推动。且居今日之世，讲今日之学，未有西学不兴而中学能兴者，亦未有中学不兴而西学能兴者”，“虑二者之不能并立者，真不知世间有学问事者矣。”（王国维：《〈国学丛刊〉序》，《观堂集林·别集》）王国维是我国较早提出学问学科分类的学问家。
1914年在东京、北京由陈尔锡、吕学沅等人创办的国学扶危社及《国学》杂志；
1915年在上海，倪羲抱等人创建的国学昌明社与《国学杂志》；
南社姚光等人创办的《国学丛选》等。
这些组织的建立，足以表明国学一词已经为学界所认同，只是对其内涵的理解尚不完全相同。
1919年 3月由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的《国故月刊》，刘师培在为此刊《发刊词》中公开声明该刊“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此后，刘师培撰写《国学发微》出版，“国学”一词成为国人对中国传统学术的通称。邓实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7号，1906年8月9日）
章太炎在上海讲授国学的记录稿，由曹聚仁整理成书。系统介绍了传统经学、哲学（诸子学）、文学的流变、对各时期学术发展的特点、代表人物、著作，都有精湛、独到的评价。1922年出版的《国学概论》中说：“国学的名称起于近代，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为了区别于西学，于是称中国本有的学术为国学。清代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为义理为学，二为考据之学，三为词章之学。”（章太炎：《国学概论》1922年）《国学概论》可视为论述国学专著之始。
1922年1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吴宓、汤用彤等创办《学衡》杂志。
1923年 1月，北京大学胡适等创办《国学季刊》杂志，胡适任编委会主任。他在《发刊宣言》中指出：这份刊物正是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的重要组成部分。
胡适总结毛子水、张煊、傅斯年等人1919年曾在《新潮》杂志上论说的“国故”与“科学”观念，进一步明确提出：“‘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要扩充国学的领域，包括上下三四千年的过去文化，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统一切。” 1924年1月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演讲时强调：“‘国故’这两个字，是章太炎先生提出，比从前用的‘国粹’好多了；其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胡适提出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谈“整理国故”，胡适的《新思潮的意义》，一开始便将全文的四大纲要标举出来，即“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胡适提出要从三方面来推进国学研究：“第一，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第二，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第三，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他还说：“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中国的过去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国学的目的是要做成中国文化史。”（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亚东图书馆，1924年，卷一）
胡适说：“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第一，方法上，西洋学者研究古学的方法早已影响日本的学术界了，而我们还在冥行索途的时期。我们此时正应该虚心采用他们的科学的方法，补救我们没有条理系统的习惯。第二，材料上，欧美日本学术界有无数的成绩可以供我们的参考，比较，可以给我们开无数新法门，可以给我们添无数借鉴的镜子。学术的大仇敌是孤陋寡闻；孤陋寡闻的唯一良药是博采参考比较的材料。”
1918年底，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指出：“研究也者，非徒输入欧化，而必於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 1921年底，在北大开学典礼上，他说：“我们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输入，一方面也应该注意将我国固有文明输出。”1922年，在北大成立25周年纪念会上，蔡元培总结北大宗旨，他说：“课程一方面，也是谋贯通中西，如西洋发明的科学，固然用西洋方法来试验；中国的材料，就是中国固有的学问，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整理他。”
此时，欧洲汉学研究对中国的影响并不显著，尽管19世纪起，德、法、英、荷兰等国都设立了汉学研究机构。倒是俄、英、德国、法、瑞典、美等来华进行考古发掘，发现敦煌文书、西域简牍等大批文献器物和遗址，中国学令全世界学界刮目相看。看到中国固有文化的国际价值，更感国内必须扭转国学研究的困境。
国学保存会刊登文章说，准备开设的国粹学堂，学制三年，学习科目为：经学、文字学、伦理学、心性学、哲学、宗教学、政法学、实业学、社会学、史学、典制学、考古学、地舆学、历数学、博物学、文章学、音乐、图画、书法、翻译、武事等。（《国粹学报》第3年第1期）。
国内一些学校受此影响，也纷纷开设“国学概论”的课程，钱穆的《国学概论》，就是他1926年至1928年在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苏州（江苏省立苏州中学）的“国学概论”课程讲稿整理所成。钱穆认为：“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钱穆：《国学概论·弁言》，1926年）钱穆指出：“一、当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为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之历史应略有所知；二、所谓对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随附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发展之希望。”
20世纪的20、30年代，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期。胡适等人提倡的“整理国故”，使国学研究成为时尚，表现为：教育和研究机构竞相设立、青年后学踊跃投考、社会各界广泛关注、杂志和丛书纷纷出版、报刊上开辟国学专栏等等，发表大量国学研究论说。京、沪之外，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香港。
自 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国学门之后，清华、厦门、燕京、齐鲁和东南大学等校相继组建国学研究所或国学院，辅仁、东北、西北、大夏、中国、齐鲁、正风等院校成立国学系或国学专修科。
192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议上，甘肃教育厅提出《融合并发扬中华民族文化案》，要求从融合五族文化入手，巩固共和。其八项办法中的两条，一是大学院设立国学研究所，以整理国故；一是全国各大学均设国学专科（中华民国大学院编：《全国教育会议报告》，第182-184页）
傅斯年说过：“国故本来即是国粹，不过说来客气一点儿；而所谓国学院也恐怕是一个改良的存古学堂”。（傅斯年:《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附识》,《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1日）后来，傅斯年在1940年时说:“‘国学'一词，本与国医同其不通。清季有所谓存古学堂，本是呫哔咿唔之化身，不待论矣。以后章太炎谈国故，似胜于前矣。然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大无谓也。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自国学专修馆之势力膨胀，此名词更通行，然此馆者，私塾之放大也。”（ 傅斯年致朱家骅 (1940年7月8日)，存台北中研院史语所）。表明他始终认为国学就是国故。
陈独秀认为：“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 《寸铁·国学》，1923年7月1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16—517页）
郑伯奇认为：“本来‘国学’二字是很笼统的名辞，而国学运动云云更令人不易理解。是一种劝人研究古籍的运动呢?还是劝人研究一切中国的-----不论古今新陈，只要是中国的----文化、思想、学术、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乃至中国的国民性、各地方的风俗习惯的一种运动呢?前者顶好不过劝人用新眼光读古书罢了。”（郑伯奇:《国民文学论(下)》,《创造周报》35号，1924年1月6日。）朱自清也认为：“我想‘国学’这个名字，实在太含混，绝不便于实际的应用。”（《现代生活的学术价值》1926年4月11日）
吴宓是清华大学研究院主要设计者和开办前期的主持者， 他明确宣布，“本校研究院在中国实属创举，他校如北京大学亦设国学研究所，然组织办法颇有不同”。吴氏更具体指出，清华的国学“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374-375页。）则是要求以西方学术观点来研究和整理中国的经籍、典章。
成仿吾认为从事国学运动的人，有三类：“1、学者名人而所学有限，乃不得不据国学为孤城者；2、老儒宿学及除国学外别无能事乃乘机倡和者；3、盲从派，这是一切运动所必需之物。这三种人性质虽稍不同，然而他们纯袭古人的非科学的旧法，思用以显耀一时，却是一样的。要想取科学的方法为真切的研究，他们都缺少科学的素养。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碰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无益的考据。”（成仿吾：《国学运动的我见》,《创造周报》第28号，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成了创造社的主力。
曹聚仁认为：“科学之研究，最忌含糊与武断，而国学二字，即为含糊与武断之象征”。“各科学之命名，当合论理之规范。如天文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天文；地质学，吾知其研究之对象为地质”。“国学定名之初，非经长期之考虑，但见陈吾前者为隆然之遗产，漫名之曰'国学'而已(夸大狂白热时，则名之曰国粹，以傲四夷) ”。“但有一名足矣，实之存否不计也”。“不但不足代表其对象，且使人因名而生误会”。曹聚仁提出“轰国学”以安顿“国故学”，“人莫解国学之实质，而皆以国学鸣其高。势之所趋，国学将为国故学之致命伤。国学一日不去，国故学一日不安”。“以整理国故'一事而论”，就有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三者皆“以'国学'为帜”。惟三者“虽同标一帜”，其实“必不能并立”。故“国学之为物，名虽为一，实则为三”，北大的是“赛先生之国学”，无锡的是“冬烘先生之国学”，而上海的则是“神怪先生之国学”，三者“决无合作之余地”。（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1925年12月)
梁实秋则可以接受“国学”这一名词。他在论“国学的性质”中说：“国学便是一国独自形成的学问，国学便是所以别于舶来的学问的一个名词。”这样的“国学，”实际就是晚清人所说的“中学”。梁实秋也认为：“学问这个东西，是不分国界的”。“中国在未开海禁以前，所有经天纬地的圣经贤传、祸国殃民的邪说异端，大半是些本国的土产”。现在虽然“杜威、罗素的影响也似乎不在孔孟以下，然而我们暂且撇开古今中外的学问的是非善恶的问题不论，为命名清晰起见，把本国土产的学问叫做国学，这却没有什么不可以的。”（梁实秋:《灰色的书目》,《晨报副刊》）
1923年，顾实为东大《国学丛刊》写《发刊辞》。《发刊辞》中是以小学、经学、史学、诸子、佛典六类“统名曰国学”；在《计划书》中则说：“国学之范围，造端于周季六艺、百家”，今日则不仅是国内的“用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凡他邦人如近则日本朝鲜、远则欧美诸国，有中国语言文字记录之书，亦当在整理之列”。（顾实：《发刊辞》,《国学丛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到1926年4月，丁福保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国学研究会”，并出版《国学辑林》学刊，顾实再撰《发刊词》时，他自称这是接续自己前为东大《国学丛刊》所写《发刊辞》的继续，前者仅为一校而撰，今则意义更为广泛。顾实最早地提出了国学的整理范围世界化的问题。
蔡尚思将国学界定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其在中国，就叫做中国的学术。既然叫做中国的学术，那就无所不包了。既然无所不包，那就无所偏畸了。乃今之学者，或以国学为单指中华民族之结晶思想(如曹聚仁)，或以国学为中国语言文字学(如吴文祺)，还有以史学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如章学诚、章太炎等)，以及误认国学为单指国文(其人甚多不易枚举)与中国文学的(海上一般大学多以中国文学系为国学系)。这些人皆仅得其一体，而尚未得其大全。在吾却始终以为，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蔡尚思：《中国学术大纲》第5页，上海启智书局，1931年)
张东荪在1934年时强调指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整理国故不能望之于只了解旧学的人，因为我们必须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标准来估量一切，当然要属望于新学有根本的了”；“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完全见不及此，他们把国故当作欧洲学者研究埃及文字与巴比伦宗教一样看待。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已亡了数千年的骨董来看，所谓国学直是考古学”。“我愿说一句过激的话：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谓国故，不然全是骨董。”（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原载《正风半月刊》）
依据本文所引用的20世纪20、30年代，诸学者所论说的关于国学词源和引申义内涵，可总结为如下要点：
一、国学，原是我国固有的一个词语，早在周朝就使用了，是用来表示国家学校和教育制度的专用名词。
二、当我国国门被西方列强闯开，西学东渐，相对之下，我国固有的学术文化思想被称为中学，始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国学开始转化为中学的代称，国学就成了和国故学、国粹学很难分清关系的一门学问。
三、随着对国学的研究，在西学的影响下，必然提出学科分类的问题，提出对国学研究方法论问题，也就必然出现守旧派和西化派的分化。守旧派视国学如珍宝，必欲弘扬光大；西化派则视之如垃圾，誓要全盘西化。这场思想论争必然要在思想界和学术界持久地开展下去。
本综述主要引用资料：
许啸天 编：《国故学讨论集》群学社1927年。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版。
张岱年：《国学丛书·序》（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1年12月第一版）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
楼宇烈：《中国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学语文教学资源网，2005年）
卢 毅 ：《“国学”、“国故”、“国故学”——试析三词在清季民初的语义变迁和相互关联》，《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