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学人》的出版为标志，“学术史”研究渐成显学。近几年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被现当代中国历史湮没已久的不少著名学者，由于学术史研究探根溯源之功，纷纷从人们的记忆深处泛起，重新引起学术界、出版界乃至传媒的注意。国人与传统文化隔绝过久，加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日益发煌，于是，一般被视作“国粹”之精粹的国学地位日高，自然不难理解。在此大背景之下，上述这些“出土”学者的精神取向、学术师承、专业分野、治学方法等等方面，却未及得以仔细考辨，而被世人竞相一律冠以“国学大师”的称号了。
“国学大师”其逝矣，后来传承衣钵的托命之人何在？这就不能不成为人们极度关心的问题。近来，国内不少大学热衷于开办“文科基地班”、“国学班”甚至“大师班”，正是这种迫切心情的反映。这些“班”举办亦有年矣，其成效如何，实在难说。但我总相信，预其役者的心里应该是明白的。在我看来，即使不能说这类“班”都是失败的，那么，起码也是与开设这些“班”的初衷和理想值相距甚远。这个判断当然只是我个人的管见，若要反驳却也并不见得那么容易。
最近的说法似乎又有所改变。据一所名校的“国学院”主事者说，之所以要开设“国学班”，乃是为了满足一些大公司的急切需要。据说，很多大公司对“国学班”毕业生极感兴趣，热烈欢迎他们日后前往就职工云云。对这些不知所云、不明所谓的妙语，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所以，我只能这样回答屈尊前来采访我的记者：
国学的宽泛化，的确体现了现在的人们对历史、对祖先的关切，希望能领悟感受自己所属民族的文化之根和血脉。但对于“普及国学”、培养“国学大师”这些做法，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虽然也会面临传统和现代的冲突，但至少是连续的，而我们断裂得特别厉害。现在要说什么国学的“承前启后”、“发扬光大”是不可能的，我看只能“守先待后”。
这些话委实既不豪又不壮，必定会有不少“有志之士”不以为然。然而，我这么说，却也有我的理由。最要紧的还是应该真正地弄明白“国学大师”究竟是怎样培养出来的吧。这当然是个极大的课题，绝不是一篇短短的随笔就可以说清楚的。还是来看看两个例子吧。
一个例子是一个人，且并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古人——周一良先生（1913/1/19 —2001/10/23）。他的国学根底在学界无人不佩服。周先生在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主要是得自8岁起在名师执教的家塾就学十年的这段经历。当年的“一良日课”是这样的：
读生书：礼记、左传
温熟书：孝经、诗经、论语、孟子
讲 书：礼（每星期二次）
看 书：资治通鉴（每星期二四六点十页）；朱子小学（每星期一三五点五页）（同用红笔点句读如有不懂解处可问先生）
写 字：汉碑额十字（每日写）；说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须请先生略为讲音训；黄庭经（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纸景写二月
请问，今天还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读、温、讲、看”的区别？当时在周家执教的古文字学大家唐兰先生盛赞少年周先生“其人少年，学有根柢”。“根柢”实不同于今天泛泛而谈的“基础”，盖前者重纵深，后者重平面，正是中国传统世家式精英教育与现代普及式大众教育分野之所在。这种教育的功过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对于培养国学大师是切实有效的。著名历史学家田余庆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里非常平实地提到：“周先生还送过我几种古籍，其中《封氏闻见记》二册是他亲手校勘过的，从书尾所记干支看，是他二十出头所读。这样的读书方法跟今天的‘短平快’的读书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辈的人其国学根底的差异。”就是明证之一。刘成禹《世载堂杂忆》将教育模式分为“俗学”、“崛起”、“世家”三类，自有其深意。虽说也不是没有例外，虽说国学大师不必尽是世家出身，但是，世家的教育模式、文化氛围，更有益于培养真正的国学大师，却也是不争的事实。时至今日，世家或者世家式的教育早已灰飞烟灭。正可叹“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再一个例子是机构，就是鼎鼎大名的清华国学研究院，离我们也并不太远。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成功地在很短的时间里，“批量”培养出符合或者接近“国学大师”标准的人才的机构，这是惟一的一家。研究院本身已是一个热门的学术课题了，孙敦恒先生编著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堪称标准著作，有心人自可参看。别的不必说，从由吴宓、王国维等先生起草的《研究院章程》来看，它的宗旨简单明了：“研究高深学术，造成专门人才”；目的朴实明确：“目的专在养成左列两项人才：（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
《研究院章程》之六“研究方法”更是精义毕现：“本院略仿旧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度：研究之法，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其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为主，期使学员与教授关系异常密切”；“教授所担任指导之学科范围，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自由划分，不嫌重复；同一科目。尽可有教授数位并任指导，各为主张。”“教授学员当随时切磋问难，砥砺观摩，俾养成敦厚善良之学风，而收浸润熏陶之效。”而担任专任教授的“宏博精深、学有专长之学者”正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这已是久播于学人之口的了。
有斯院，有斯师，而有斯才，正此之谓。
发愿培养“国学大师”的主事者，是否也可以参考一下上面的两个例子呢？只要稍微熟悉一点现代学术史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例子是不在少数的。今天，大概在经费的充裕方面，或许和过去尚有可比，敢问其他呢？还有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