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九边驿站设置与管理

董耀会
　　

　　在明长城防御体系中，作为封建交通系统的驿站，对九边军事局势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影响，故明朝诸帝在加强边防建设的同时对此无不给予特别的重视。明代在延袤万里的长城防线，设立了多条驿道、众多驿站，可以说是星罗棋布，纵横交织。这些驿道和驿站，串缀在长城千百座雄关险隘之间，构成了使明王朝朝廷与边塞之间血脉畅通的驿传系统。　　　　　
　　驿站的建置与作用
　　明王朝为了维护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主义制度，十分重视对各种信息的摄取、报传和加工。故太祖于洪武元年（1368），立刻颁令在全国建立驿传网［1］，使驿站和由其相联贯的驿道遍布全国。当时，在南京通向各方面的水马驿道，共长14.5864万里以上，在沿道上设置驿站超过了2018处。形成以南京为中心，通向各方面八个边陲军事要地的驿道。由于军事战争的需要, 明长城沿线建镇设卫的同时,也大量增加了驿站的设置。到了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朱棣迁都北京。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形成了以北京为中枢的驿递网。这一时期, 政治局面逐渐安定,全国驿站的数量也随之减少,共有1289处。
　　南京和北京两大驿传中枢形成以后，便利了皇帝的诏令、朝廷的军令、政令及时下达，各级政府和官员的奏章、报告的及时上呈，朝廷和各级军政机构对军情及时办理。很大程度上加强了朝廷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明政府除了在内地发展驿站外，在长城九边地区也广泛建置驿站。明初，朱元璋推行固边自守、相机向外延伸的边防战略。重点是巩固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延袤万余里的北方防线,并逐渐向西延伸,其目的是要建立巩固的防御阵地,阻止北元势力的南下,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基于北方连年争战、土地荒芜，由南向北调运军响困难等情况,指示徐达, 如果元兵北逃,不必发兵穷追,只要“固守疆圉,防其侵扰”〔2〕便可。随着军队战争胜利的一边进行，常遇春等攻克开平后，沿长城沿线建卫设驿。共建有八驿：其东有凉亭、沈河、赛峰、黄崖四驿，路接大宁、古北口；西有桓州、威虏、明安、隰宁四驿，路接独石口。并谕令诸部开筑道路，各广十丈，准古法，以六十里为一驿。由于这一措施在九边地区的实施，因此在长城各主要沿线建成了畅通无阻的驿传系统，能向全国的通都大邑，较快地传达边境的军情和朝廷的军令、政令，以促进军队的指挥和国家的治理。
　　驿递系统作为明代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与社会各个领域都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动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其畅通与否，不仅仅关系战争的胜败,也关系到明王朝的盛衰存亡。长城九边地区驿站的设置，对长城区域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各方面，都起着较重要的积极作用。
　　“置邮者，国家之血脉，所以流通贯彻，使无壅阏之患也,凡期会簿书,闾阎疾苦,公使往还,边徼警急,莫不资焉”。［3］ “一驿之兴废,其有关于政治者固非细也……宣上德,达下情,防奸宄,诛暴乱,驭边疆等机宜,不过旬月之间遍及天下, 可以立待无或后期者,实于驿传是赖”。［4］可见, 史料记载精辟地概括了驿传系统在国家统治方面,作为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重要工具,在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另一角度可以看出,明王朝十分重视对边疆的统治,驿站在长城区域的建置, 成为明朝对该地区进行有效治理的主要手段。
　　“驿传所以使命而达四方之政,故虽殊方绝域不可无也”［5］, 为了加强对长城九边区域的有效治理,明王朝大力拓展九边驿递。如洪武二十年(1387),命左军都督府自山海卫至辽东卫置马驿一十四。洪武二十七年(1394)六月,“命兵部遣官至北平布政使司,议置驿传。自大宁至广宁,东路四百八十五里,置十驿;中路北平开平,七百六十五里,置十四驿;西路,至开平六百三十里,置十三驿;土木至宣府,一百里, 置二驿”［6］。遐陬僻壤,罔不置驿。在置驿过程中,对驿站机构制定了相关规定,据“应合给驿有制,应付脚力有制,填给勘合有制”［7］的原则，对人夫马骡车辆什物，给驿条例都制定了严格规定，以确保长城九边公文、信息传递的时效、准确、安全。如，凡铺兵递送公文，“昼夜须行三百里，稽留三刻笞二十，每三刻加一等，罪止笞五十”，“若损公文一角笞四十，每二角加一等，罪止杖八十”。［8］于是，皇帝的诏令，指顾而行万里，九边的情形，顷刻而达朝廷，大大加强了对长城区域的统治。
　　洪武五年（1372），明军三路远征漠北失利，朱元璋鉴于短期内不能歼灭北元势力的状况，便转而采取以尺进寸取之策，经营和拓展九边沿线的驿递系统，并向辽东和青海两方延伸，以切断北元同左右两翼的联系。驿站在这一时期，在军事方面的作用明显显现。
　　明王朝的各种军事活动都必须依赖驿递系统。驿递系统的畅通，一方面使军情及时上达，保证决策的正确，另一方面使前线所需的粮饷辎重，能及时足量运送到所需之处。因此,洪武十六年(1383),朝廷委派大臣赴各地修路建驿,“缮城池,立屯堡,置邮传,安辑人民”［9］。可见,北部边防的建设,是关系明朝兴盛衰亡的重大战略问题。明制:京朝官封事自会极门由内臣收进,其余奏章皆从通政司进入，唯有各边镇总兵官、都指挥、指挥等官所差奏报军情人员,由鸿胪寺连本带人直接引进。此外,又规定：隐匿不速奏闻,因而失误军机者;承调遣不依期策应, 告报军期违限因而失误军情文书,故不遣使给驿因而失误军机者,皆处死罪。
　　驿递,军中之耳目也。因此,明初严格限制长城九边驿站的范围,惟军机重务, 以符验给驿,余并禁止。若系军国重事而不给驿则处以严刑,如“凡朝廷调遣军马及报警急军务至边将,若边将及各衙门飞报军情,诣朝廷文书,故不遣使给驿者,杖一百。因而失误军机者,斩”。［10］此外,军队在作战后报奏军功准确与否, 也关系到军队战斗士气的高低和军心的稳固。因此加强对军功战绩报奏的监督,因此诸将稍知警畏,不敢避贼玩寇。此不防欺蔽,亦隐寓伺察催督之法。
　　驿递系统在长城九边地区设置主要目的是为军政服务的。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长城内外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传播、交流。
　　明代长城区域的驿递,自始自终是由国家推行,国家运转的。明统治者对此十分重视,作为许多慎重而周密的部署,采取了不少有效措施,注重修路架桥、拓宽驿道, 并时时加强维修,客观上促进了九边地区与内地交通的发展。长城内的汉族与长城外的少数民族,主要是蒙古族和女真族与内地进行贸易,输入当地缺乏的茶叶、布帛、铁器和耕牛,中原地区输入所需的牛、羊、貂皮和人参等。这些商品的输进输出都离不开畅通的驿递系统,驿道为贸易交换提供了方便。
　　驰驿之人,不是尊官大人,就是奉上命强有力者。这些人往往凭借自已的特权,利用驿递进行贸易。如洪武年间,驸马督尉欧阳伦私役驿递,多次运私茶出境。宣德年间, 甘州操备与下番官军,以取讨衣装置买马驴为名,擅乘各驿站马驴往来于陕西各边市贸易,又威逼递送所用车载送甘州贸易。蒙古、女真各卫,利用朝贡之际, 购入大量货物,迁延旬月不回。明朝中叶,商业空前发展,长城九边空前繁荣, 主要各大关口由政府建立固定的官市,与蒙古各部进行贸易。仅大同镇就有新平堡、宁口堡、得胜堡、杀虎堡等处市场。后因官市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农牧民和各地商人的经济要求,又增开了民市、小市等。无论是直接利用驿递系统进行贸易,还是使用驿递提供的交通工具。人力附载商品贷物,都会加重驿卒的负担,影响驿递系统的正常运行,违背了明朝统治者设置驿递只是为军政服务的目的,受到明朝政府的严厉禁止。然而, 客观而言却有利于商品的流通。明中后期,手工业产品日益增多, 大量产品需要广阔的市场。但是,交通要道税卡林立,行走一日,纳税多达五六次,商业运输税昂贵。利用驿递系统运输商品,进行贸易,则降低了运输的成本,对商品的流通有促进作用。
　　最后,明代驿递制度日夜不停运转地同时,也在不自觉地传播着各种社会文化。驿站机构在九边地区,不仅仅只接送往来官员,也为平民提供行旅食宿。官吏的调迁,商旅的往来等,都可以在驿站停留。人是社会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因此,随着驿递系统的不断深入,中原文化不同程度的传到了游牧民族地区。反之,文化是彼此影响的,因此许多游牧民族文化也传入中原。
　　由于长城九边驿递系统的影响,中原的牛耕技术,施肥技术，铁器打造等都随驿道方向延伸,越来越多地传到蒙古。女真民族的生活方式，蒙古和女真善长的骑射、狩猎也颇受汉族人喜爱。此外,受明代驿递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出现了大量以对递为主体的各种著述，有对驿路沿途的风俗民情、物产等做详尽介绍,也有通过描写各驿景色,抒发旅思愁肠的，这里略而言之。
　　综上所述,明代驿递系统在长城九边地区的栉比蔓延,驿道的星布其间，为巩固封建专制主义政权,加强明朝对长城区域的有效治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驿递系统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特别显著。与此同时,明代驿递系统客观上又促进了长城区域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所以,它又兼具经济意义和文化意义。
　　驿递系统的管理及问题
　　长城九边补充主要由马驿、递运所和急递铺三大机构组成,皆节制于在京的会同馆。站、递 、铺三者紧密结合，互相补充, 成为九边驿传系统正常运转的基础。
　　会同馆是高级馆舍,有天下首驿之称。如蒙古有重要使客来京,经九边沿线各驿站接待后,使往会同馆,由馆舍官员安置。其馆役设大使1人(正九品),副使2人(从九品), 共同管理馆中事物。下设馆夫若干,为使客服务。
　　马驿是长城区域驿传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遍及边腹郡邑和要会处所。洪武元年(1368)正月,明王朝同时“置各处水马驿及递运所、急递铺”。［11］大致每60里或80里设置一个,各驿站设有驿丞,各有多少不一。每站因地制宜,配有足够的马驴和人夫, 大致配马80至30匹,非冲要处20至5匹;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各悬带马上,飞骑传送。 前方驿站听到铃声,随即供应。
　　递运所负责向九边地区输运粮食和物品,运递到驿道可通之处, 所设有大使和副使各1人.递运所备有运输车辆:大车1辆,编车夫3人,载米10石,配牛3头;小车1辆,编车夫1人,载米3石,配牛1头。
　　急递铺专职向朝廷递送公文,大致每10里设有1铺,设铺司1人,管理铺事；要路每铺编铺兵10人,僻路编5人。每铺备有12时日晷1个以验时刻。此外还有其它物品备用。其目的是要将驿、铺、递分立而又相联,以减轻相互干扰。
　　马驿与递运所、急递铺在长城九边地区,日夜不停地为长城区域政治、军事和经济各方面服务的同时，各驿站机构也必须按照朝廷规定的制度,为过往使客和传递公文的人员提供食宿等便利条件。同时也规定检查通行证件,以防诈伪。
　　九边驿递并不是与内地分而治之,必须受朝廷的统一管理。中央的管理机构,为兵部车驾清吏司［12］。在地方上受省和府、州、县依级管理。省,由布政司与按察司分别命官监理［13］。府,由知府总领而稽核之［14］。每个驿站机构的官员，由各州县于额设司吏内选之。
　　洪武时期，九边各驿站凡需调动军队、传递军情、命将出征等情况，都必须严格遵守勘合、符验制度。命将出征和调动军队采用宝金牌和调发走马符牌。如洪武四年（1371），只能国家制造用宝金牌和调发走马符牌。用宝金牌是两块小金牌，只有中书省和大都督能持牌入内府，请用“皇帝信宝”。走马符牌是用铁制造的，共有40块，上镌金字、银字，各占一半，也都藏之内府。如九边地区军务紧急，需要调动军队，朝廷派使臣携带走马符牌，前往被调动的军队，符验无误后，按令调发。按当时规定，凡是军机文书，除中书省和都督府长官外，他人不许擅自奏理。［15］此外，因军情重务和奉特旨出差者，均须办理勘合、符验手续。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因军情重务奉旨出差者，则所过驿站须提供车马等交通工具和食宿条件。同时，由兵部填写勘合字据，奉命出差的人员持字据赴内府关领符验［16］，并按规定使用驿传工具。符验和勘合除内府掌握外，各都司、布政司和有关的卫，也都按一定的数量发给，用完后再移文另行印给。［17］公差人员在完成任务后，将关领的符验和勘合缴销。［18］
　　为了及时了解各地发生的紧急军情，兵部还在长城九边沿线各督镇巡衙门，颁发火牌，“专备飞报声息、爪探贼情”［19］之用。兵部闻报后火速入奏，不得迟滞。为了加强长城区域各关口军情声息的传递，仍沿用烽燧制度。洪武二十六年（1393）规定，在沿边要地都要设立烟墩，派遣堠夫看守。守备部队要广积秆草，昼夜轮流值班，遇有紧急军情，“昼则举烟，夜则举火”［20］，接递通报。烟墩及其设备必须妥善维护，不能因受损坏而贻误军机。
　　明代九边马驿、递运所的功能比前代有所增多。除了迎送过往使客、飞报紧急军情和转运军需物资等传统功能外,还有安置充军人员和储备军粮两大新功能。如洪武年间,辽东卫各驿出现以谪戍军士充邮卒,令邮卒屯田自给。这个现象与明代“南囚北谪,北囚南戍”的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兼有安置充军人员的驿站,主要分布在长城沿线等边疆地区。用来储备军粮,以备军需物资的驿站,主要以递运所为主。
　　急递铺与马驿、递运所比较,由于职责的专一性,专职公文递送。因此管理体制特别严格。在急递铺之内,洪武时命每铺设铺长1人,职在专一巡点所辖铺分，督令各铺司兵如法走递。亲临府州县提调官,常加检点。铺长失于整点,随即问罪。每月置立簿,当该提调官署押写递过分文时刻一角数,以凭稽考。为加强急递铺传送能力, 正统三年(1438)奏准:“专一赍送旨意公文,如有稽迟,依律问罪”［21］。
　　对于转递过程,也做了种种严格规定。洪武元年(1368)令:
　　(一)前铺闻铃,铺司须先出铺交接,随即于封皮格眼内填写时刻,该递铺兵姓名。速令铺兵用袱及夹板裹紧,持小回历一本,急递至前铺交收,于回历上附写到铺时刻,毋致迷失停滞。若公文不即递送,因而失误事机及拆动损坏者,罪如律。
　　(二)无印信文字,不许入递。［22］
　　洪武二十五年又申明:
　　(一)急递铺接送公文,须辨认果是前铺铺兵,方许交领。但有诈冒,押解赴京。
　　(二)凡在外衙门有应递公文,令铺兵当官交领。其差使人员,遇有公文亦须经由所在官司辨验,方许入递。
　　(三)凡有于中途铺分投下公文,不系知识者,许本铺司兵拿解赴京。
　　(四)凡有司官吏、铺长、司兵,有公文不行明白辨验,轻易接递,致令别生事端者治罪。
　　(五)其各衙门,但有人递公文,须要坚厚好纸封裹转递各铺,明白附历上开写并无破损,并不曾拆动原封。但有磨擦破坏,及折动原封者,就将来文封皮上写记原递铺兵姓名递发,及将递来铺兵拘捉解官,有司即为追究。
　　正统七年议准:各铺递送簿历,该官司每月一次巡视刷勘,有将公文毁坏、增改、沉匿者,问拟明白,发边外充军。
　　总而言之,铺兵必须随时待命,在任何时侯都要做到安全、快速;凡递送公文, 照依古法,一昼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铺,昼夜须行三百里。可见,急递铺的最大特点,就在于“急”、“快”。“急者急速也”。“所谓铺之云者,急递公移”。［23］公文到铺,不论件数多少,不管白天黑夜、严寒酷署、刮风下雨,都必须随即递运,不得滞留。否则就会大难临头。
　　九边驿站的驿官,因各地区不同而条件差异很大。沈世昌曰:“驿官俱吏员杂缺, 独皇华什九以待差。顾中间钱粮多寡不等,生活苦乐,于是有上缺、中缺、下缺之别”。陕西如京兆、猾棍、牌子,夫马难讨,渭水冲甚，独岐阳一缺为上。若河西、三川、政平等驿,皆边方苦缺也。山西诸驿,率中等。因为边境地区情况特殊, 所以驿官的选派与内地不同,如居庸关外抵宣府,驿递官皆百户为之。陕西环县以北抵宁夏亦然。
　　九边驿夫的征发,采用就近佥派,其主体是下等民户。一般由附近民有丁力,田粮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驿夫的年龄与身体条件都有特殊要求,尤其急递铺的铺兵。洪武元年（1368）正月规定:“铺兵,必少壮正身”［24］。所谓“正身”,就是必须有户籍,没有犯罪前科,诚实可靠。无籍之徒不容混入。“少壮”,就是年青体壮,善于行走。驿夫的工食钱银的数额各地不一。如地势冲要之处,每名铺兵每年给银七两二钱;非冲要之处,每年给银六两［25］。但也有的地方,不分地段一律平等:各铺司兵,每名给工食钱七两二钱,但遇闰月不给工食银。
　　在论及明代长城九边驿递系统的进步性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其局限性。 明初, 统治者为政较为宽恤。役夫“先尽各驿附近去处佥点。如果不敷,许于相邻府县佥点”［26］。且“必以丁粮多者充之”［27］官给口粮,“皆细计而优储之”［28］。洪武五年(1372) 明太祖诏令中书省对驿传“务加存恤”［29］。八年(1375)定驿夫免粮则例:“自京会同馆至十三驿,租全免;自荥阳至陕西、山西、北平驿百二十一,免三分之一”［30］。 二十七年(1394)增加递运驿夫粮额［31］。这些措施减轻了驿夫的负担,保护了驿夫积极性。与此同时,明政府还采取严厉措施,禁止私人在长城九边地区滥用驿递。于是在国初,长城区域出现驿栉蔓延,恒处有余的局面。但是,驿递制度日久弊生。驿站夫役应支丁粮没有定例,有司任意派征,弊端因此丛生。到明朝中期,九边驿站的驿夫,工食钱银发放缺乏管理,任意压缩费用。违例用驿者愈来愈多,“法当入驿者,十无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32］。“自京官而及司道州县官, 无不驰驿之人矣”［33］。达官显贵对驿站的索取愈来愈奢,“不仁贪宦,马动以六七十匹,夫动以二三百名”。［34］不法差役,无穷之需索,无情之凌辱,亦屡禁不止。于是九边驿站负担愈来愈重,“力不支则卒逃,再不支则吏逃,再不支官亦逃矣”。［35］嘉靖时,曾裁革驿站,试图缓和矛盾,但奏效不大。此外,驿夫的居住条件困难。有的铺陈置传或舍,一宿以去, 才有铺舍。但是,有的地方虽有屋数楹,其实极弊,不可以居。有的因年久失修,竟成败垣荒草,仅存遗址,铺兵往往僦居旁舍。因所领工食有限,而凭价踊贵,不免星寄僻巷。每次邮件到驿,呼召良久,始得给发,以致影响急递。［36］
　　除此之外,驿夫必须承受来自顶头上司的压迫。有司不问事情的轻重缓急, 发给使客支用双马乃至三四马的符验,造成驿站负担过重。使客除乘马之外, 还要占用看马两匹,造成虚张声势,浪费极大。有的过往使客要求铺陈华丽,并例外求索, 又纵容下人向驿站夫勒取钱物。此外,有的驿丞、大使等,往往滥用驿站夫驿, 用于为其私家办事。如驸马欧阳伦因数遣私人贩茶出边境，科民车辆至数十辆，骚扰驿递，捶辱司吏。弘治十三年(1500)奏准,“各铺司兵, 若有无籍之徒不容正身应当用强包揽多取工钱,致公文稽迟沉匿等项问罪,旗军发边卫。民并军工人等发附近,俱提调官。该吏铺长,各治以罪”［37］。明中叶以后,随着赋税日增,徭役日重, 土地兼并之风盛行,豪强势要大量转嫁赋役,小土地占有者,乃至中产之人,多沦落破产。铺兵时,大批仰赖邮驿维生者突然无所得食,皆从贼。
　　到了明中后期,驿禁松弛,泛滥给驿越来越严重,驿递系统难以正常运转,导致羽檄交加,兵符更调,军兴之征解,器械之弛递,行至二驿,袖手缩武而不能前,严重败坏公事耽误军机。嘉靖年间,因九边边储告急,扣解驿传银两，致使十夫九逃, 十马九缺。明后期,各地变乱接连不断,他们扼关自守,毁坏驿站, 致使朝廷不能及时了解战况,延误作战。如天启六年(1626)五月,山西道御史杨方盛言:“日者鲁钦溃之,沅抚告变,督抚诸臣经几旬余,寂无一疏相继,岂贼势重困之下, 仍复水陆不通也”。驿递系统相塞,对九边地区各种军事行动产生致命的影响。
　　长城九边驿递制度比之以往历朝全面而又严密。其目的是使他的军队有源源不断的兵员和充足的粮饷,训练有素,联络畅通,又要减轻长城地区百姓的安定,生产力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些制度最大的弊病是使军士受到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剥削,承受着比普通百姓更多的徭役,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低下,所以难以为久, 九边驿政渐趋腐败,四方驿递疲弊,小民困苦至极。驿夫纷纷逃亡,甚至铤而走险。万历、崇祯两次裁驿,均无起色。明末驿政腐败,一发不可收拾,最后导致夫役逃亡,驿站倒闭,驿递制度遂与明王朝一起归于灭亡。
　　驿站的分布情况
　　辽宁省长城区域驿站的分布：
　　三万卫驿：明属于辽海卫。位于开原三万卫城的南门外西。
　　银州驿：明属于铁岭卫。位于今辽宁省铁岭市东关。
　　懿路驿：明属于铁岭卫。旧址位于铁岭卫驿站城南关，永乐五年（1407）保定侯设。
　　蒲河驿：明属于沈阳卫。位于今辽宁省虎石台东北土城子。
　　在城驿：明属于沈阳卫。位于沈阳卫驿城西南隅。
　　虎皮驿：明属于辽东都司定辽前卫。位于今长大铁路线沈阳南土城子洪武二十一年（1388）设。
　　辽阳在城驿：明属于辽东都司东宁卫。位于今辽宁省辽阳市。
　　鞍山驿：明属于辽东都司定辽前卫。位于今辽宁省鞍山市西南，洪武二十年（1387）设，万历六年（1578）建成。
　　海州卫在城驿：明属于海州卫。位于今辽宁省海城县城内。
　　牛庄驿：明属于海州卫。位于今辽宁省海城县牛庄公社，天命八年（后金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年号，八年即1623）重建。
　　沙岭驿：明属于海州卫。位于今辽宁省盘山县沙岭社。
　　高平驿：明属于广宁卫。位于今辽宁省盘山县高平公社。
　　盘山驿：明属于广宁卫。位于今辽宁省盘山县城内。
　　板桥驿：明属于广宁卫。位于广宁卫内泰安门西北街。
　　牵马岭驿：明属于义州卫。位于今辽宁省义县东大榆树堡公社。
　　十三山驿：明属于广宁卫。位于今辽宁省锦县石山公社西。
　　小凌河驿：明属于广宁中屯卫。位于今辽宁省锦县双羊公社紫荆山西、锦州市城东。
　　杏山驿：明属于广宁中屯卫。位于今辽宁省锦县杏山公社所在地。
　　连山驿：明属于宁远卫。位于今辽宁省锦西县所在地。
　　曹庄驿：明属于宁远卫。位于今辽宁省兴城县西南曹庄公社所在地。
　　东关驿：明属于广宁前屯卫。位于今辽宁省兴城县东辛庄公社北东关大队所在地。
　　沙河驿：明属于广宁前屯卫。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西沙河站公社所在地。
　　高岭驿：明属于广宁前屯卫。位于今辽宁省绥中县高岭公社所在地。
　　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长城区域驿站的分布：
　　山海关驿：明属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设，位于今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
　　榆关驿:明属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设,位于今河北省抚宁县东榆关。
　　卢峰口驿:明属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设,旧址位于今河北省抚宁县西卢峰口,后又移于今抚宁县城内。
　　滦河驿:明属于永平府。位于今天河北省卢龙县南。
　　迁安驿:明属于永平府。洪武十四年(1381)设,旧址位于今河北省迁安县。永乐初，移于今河北省秦皇岛市。
　　七家岭驿:明属于永平府迁安县。位于今河北省迁安县西南七家岭，后移于县西南的沙河驿。
　　滦阳驿：明属于永平府迁安县。旧址位于今河北迁西县北滦阳，后移于今迁西县西北三屯营。
　　义丰驿：明属于顺天府蓟州丰润县。位于今河北省丰润县西北的龙坨。
　　遵化驿：明属于顺天府蓟州遵化县。位于今河北省遵化县城内。
　　阳樊驿：明属于顺天府蓟州玉田县。旧址位于今河北省玉田县西大安，嘉靖二年（1523）迁于县西关。
　　渔阳驿：明属于顺天府蓟州。旧址位于今天津市蓟县南，天启二年（1623）移于县东南上仓附近。
　　三河驿：明属于三河县。正德七年（1512）改公乐、夏店二驿设，位于今河北省三河县城南。
　　潞河驿：明属于顺天府通州。永乐中置，位于今北京市通县东关外。
　　涿鹿驿：明属于顺天府涿州。位于今河北省涿县县城内。
　　汾水驿：明属于保定府新城县。位于今河北省新城县东南新城镇。
　　上阵驿：明属于保定府易州。洪武七年（1374）设，位于今河北省易县西上阵驿。嘉靖三十六年（1557）迁到今易县西北紫荆关城内。
　　金台驿：明属于保定府。洪武七年（1374）设，位于今河北省保定市。
　　泾阳驿：明属于保定府。嘉靖元年（1522）添设。位于今河北省满城县南泾阳驿。
　　永定驿：明属于真定府定州。位于今河北省定县城内。
　　陉山驿：明属于真定府井陉县。位于今河北省井陉县城关镇。
　　倒马关驿：明属大同府蔚州。洪武十五年（1382）设，位于今河北省唐县西北倒马关。
　　密云驿：明属于顺天府昌平州密云县。洪武十二年（1379）设，位于今北京市密云县城内。
　　顺义驿：明属于顺天府昌平州顺义县。位于今北京市顺义县城内。
　　榆河驿：明属于顺天府昌平州。旧址位于今北京市昌平县南榆河店，嘉靖三十四年（1555）迁于至今北京市昌平县城内。
　　榆林驿：明属于延庆卫。明成化二年（1466）设，位于今北京市延庆县西。 　　　　　　　　　　　　　　　　　　　　　　　　　
　　土木驿：明属于怀来卫。位于今张家口市怀来县土木乡。 　　　　　　　　　　　　　　　　　　　　　　　　鸡鸣驿：明属于宣府镇。旧址位于宣府镇保安新城西鸡鸣驿乡。
　　宣府驿：明属于宣府镇。洪武四年（1374）设，位于今张家口市宣化县城内。
　　万全左卫驿：明属于万全都司万全左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位于今张家口市西万全县万全镇。
　　东门驿：明属于万全都司怀安卫。洪武二十六年（1393）设，位于今张家口市西怀安县境。
　　山西省长城区域驿站的分布：
　　聚乐驿：明属于大同府聚乐堡。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县聚乐堡。
　　雍城驿：明属于大同府大同县。洪武初设，位于今山西省大同县西南雍城口。
　　西安驿：明属于大同府怀仁县。洪武八年（1375）设，旧址位于今山西省怀仁县东安堡，万历中迁于今县城内。
　　安银驿：明属于大同府应州。洪武八年（1375）设，位于今山西省应县县城内。
　　山阴驿：明属于大同府应州山阴县。景泰中设，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东南。万历中，改设今山阴县东南山阴县东南山阴城。
　　城东驿：明属于大同府朔州。洪武初设，位于今山西省朔县城东门外，洪武十年（1377）改设于城内。
　　广式驿：明属于大同府朔马邑县。洪武七年（1374）设，位于今山西省山阴县南，旧名广武。
　　雁门驿：明属于太原府代州。洪武五年（1372）设。位于今山西省 代 县 西 。　　　　　　　　　　　　　　　　　　　　　　　　 　砂涧驿：明属于太原府代州繁峙县。洪武六年（1373）设，位于今山西繁峙县东砂河。
　　原平驿：明属于太原府代州崞县。洪武二年（1369）设，在今山西省原平县东原平。
　　上盘铺驿：明属于大同府浑源州。洪武初设，位于今山西省浑源县城内。
　　王庄驿：明属于大同府浑源州。洪武间设，位于今山西省浑源县东南王庄堡。
　　香山驿：明属于大同府蔚州广昌县。洪武六年（1372）设，位于今山西省涞源县城内。
　　陕西省长城区域驿站的分布：
　　榆林驿：明属于延安府。天顺八年（1464）设，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县城内。
　　鱼河驿：明属于延安府。位于今陕西省榆林县南鱼河堡。
　　银川驿：明属于延安府绥德州米脂县。洪武初设，位于今陕西省米脂县城内。
　　青阳驿：明属于延安府绥德州。洪武初设，位于今陕西省绥德县城北。
　　义合驿：明属于延安府绥德州。正统中设，位于今陕西省绥德县东义合。
　　石嘴岔驿：明属于延安府清涧县。洪武初置，位于今陕西清涧县城北石嘴驿。
　　奢延驿：明属于延安府清涧县。洪武中改清涧驿设，位于今陕西省清涧县城东南。
　　文安驿：明属于延安府延川县。正统中置，嘉靖中筑堡，位于今陕西延川县西文安明驿。
　　干谷驿：明属于延安府延长县。洪武中置，天顺中筑城，位于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北甘谷驿。
　　金明驿：明属于延安府。弘治中迁设，位于今陕西省延安市。
　　抚安驿：明属于延安府甘泉县。洪武初设，位于今陕西省甘泉县城内。
　　鄜城驿：明属于延安府鄜州。洪武初设，位于今陕西省富县城内，弘治中迁于今富县北。
　　宁夏、甘肃省长城区域驿站的分布：
　　大沙井驿：明属于宁夏卫。位于今宁夏灵武，县南大沙井堡。嘉靖九年（1530）巡按御史王仪奏革驿丞，领之以军官。
　　邵庄驿：明属于庆阳府合水县，位于今甘肃省合水县东北太白。
　　弘化驿：明属于庆阳府。明初设，位于今甘肃庆阳县城内。
　　曲子驿：明属于庆阳府环县。永乐元年（1403）征西将军何福设，位于今甘肃环县东南曲子。
　　灵武驿：明属于庆阳府环县。位于今甘肃环县城内。
　　郭城驿：明属于鞏昌府会宁县。位于今甘肃会宁县北郭城。
　　干沟驿：明属于鞏昌府会宁县。位于今甘肃省会宁县北甘沟。
　　兰泉驿：明属于临洮县府兰州。洪武九年（1371）设，位于今甘肃省兰州市。
　　定远驿：明属于临洮府兰州金县。位于今甘肃省榆中县西北定远。
　　沙井儿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安宁区沙井驿。
　　苦水湾驿：又名苦水驿，明属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永登县南苦水。
　　红城子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永登县南红城。
　　大通山驿：又名大通山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永登县城内。
　　在城驿：又名庄浪驿，明属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兰州市西北红古区海石湾。
　　大通河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南河桥。
　　武胜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永登县西北武胜驿。
　　岔口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东南岔口驿。
　　镇羌驿：明属于庄浪卫。位于今甘肃省天祝藏族自治县东南暗门附近。
　　黑松林驿：明属于西宁卫军民指挥使司古浪守御千户所。位于今甘肃省古浪县南龙沟。
　　靖边驿：又名静边驿，明属于凉州卫。位于今甘肃省古浪县北，在胡家湾附近。
　　大河驿：明属于凉州卫。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县东南大河。
　　武威驿：明属于凉州卫。明初名为凉州驿，后改今名，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县城内。
　　怀安驿：又名怀远驿，明属于凉州卫。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县西槐安（即驿城 ）。
　　柔远驿：明属于凉州卫。位于今甘肃省武威县西北，在丰乐附近。
　　真景驿：明属于永昌卫。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东工东寨。
　　水泉儿驿：明属于永昌卫。位于今甘肃省永昌县西北水泉子。
　　石峡口驿：明属于山丹卫。位于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峡口。
　　新河驿：明属于山丹卫。位于今甘肃省山丹县东南新河。
　　山丹驿：明属于山丹卫。位于今甘肃省山丹县城内。
　　仁寿驿：明属于甘州前卫。位于今甘肃省张掖县东南架子（左土右冬）附近。
　　在城驿：明属于甘州左卫。位于今甘肃省张掖县城内。
　　高台驿：明属于甘州后卫。洪武二十七年设，位于今甘肃省高台县城南关。
　　黑泉驿：明属于甘州后卫。位于今甘肃省高台县黑泉镇附近。
　　镇远驿：明属于西宁卫。军民指挥使司镇夷守御千户所。位于今甘肃省高台县东北罗城附近。
　　盐池驿：明属于甘州后卫。在镇夷城西四十里，位于今甘肃省高台县盐池附近。
　　酒泉驿：明属于肃州卫。在城东关，西至嘉峪关七十里，位于今甘肃省酒泉市内。
　　

注释：
　　［1］《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9，第500页。
　　［2］《明太祖实录》，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卷32，洪武元年六月庚子。
　　［3］《襄阳府志》，明万历十二年（1584）刻本，卷17，第696页。
　　［4］《中国邮驿史料》，北京航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108页。
　　［5］《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66，第2549页。
　　［6］《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33，第3404页。
　　［7］《皇明经世实用编》，台北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7页。
　　［8］《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67，第857页。
　　［9］《明通鉴》，光绪二十三季湖北官书处重校刊，卷8，第5页。
　　［10］《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67，第858页。
　　［11］《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卷166，第2500页
　　［12］《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2，第1753页。
　　［13］《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5，第1839－1840页。
　　［14］《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5，第1849页。
　　［15］《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0，第2195页。
　　［16］《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4，第1805页。
　　［17］《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49，第9页。
　　［18］《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49，第1页。
　　［19］《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49，第765页。
　　［20］《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32，第675页。
　　［21］、［37］《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49，第10页。
　　［22］《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9，第502页。
　　［23］《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5，第32页。
　　［24］《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9，第502页。
　　［25］《嘉兴县志》，清康熙二十四年刻本，卷13，第2页。
　　［26］《明会典》，中华书局1989年版，卷145，第1页。
　　［27］［29］、［30］《明会要》，永怀堂，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卷75，第14页。
　　［28］《噩梦》，上海太平洋书店，民国二十四年版，一卷，第27页。
　　［31］《明会要》，永怀堂，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卷75，第15页。
　　［32］《明代社会经济史料选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9页。
　　［33］《愿学编》，鸟鼠山房，明代，二卷，第71页。
　　［34］《西园闻见录》哈佛燕京学社，民国二十九年铅印本，卷72，第5页。
　　［35］《愿学编》，鸟鼠山房，明代，二卷，第72页。
　　［36］《宛署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卷5，第32页。
　　（原载2001年8月中国长城学会《明长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