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卫所制度的设置与管理

董耀会
　　

　　洪武、永乐时期，明廷为解除蒙古在北境的威胁，曾多次出兵漠北，先后击败了元朝后裔脱古思帖木儿、鞑靼部的本雅失里、阿鲁台和瓦勒马哈木的部队。虽然未能达到统一大漠南北的目的，但已极大地减轻了蒙古贵族对朝廷北方的压力。正统以后，明廷政治日趋腐败，军备逐渐废驰，瓦剌和鞑靼部又相继兴起。正统时的也先，景泰、天顺时的孛来、毛里孩、阿罗出，弘治、正德时的达延汗，嘉靖时的俺答汗，都经常率兵大举南下，劫掠内地。为防止蒙古骑兵内犯，保障中原地区安全，明朝始终重视北彊的军力布置，采取了不少有效的措施。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防线，大建都司卫所，置众兵防守，形成了有层次、有纵深的防御体系。
　　卫所的设置和组织
　　卫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创立的一项新的军事制度，它是以都司为地方最高军事领导机构，率领所属卫所隶于中央五军都督府，并听命于兵部。
　　朱元璋建国之后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对中央军政机构做了重大调整。当初，朱元璋建统军元帅府，不久改为大都督府，统领全国卫所军。洪武十三年（1380），分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全国卫所遂分隶于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掾属有经历司经历从五品；都事从七品。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掌军旅之事，各领其在京卫所及在外都司卫所，以达于兵部。“凡武职，世官流官，土官袭替，优养、优给，所属上之府，移兵部请选。既选移府以下之都司、卫所。首领官听吏部选授，给由亦如之。凡武官诰敕、俸粮、水陆步骑操练、官舍旗役并试、军情声息、军伍勾补、边腹地图、文册、屯种、器械、舟车、薪苇之事，并移所司综理之。”［1］　　
　　与都督府相配合的军事机关是兵部，设兵部尚书一人，正二品；左右侍郎一人，正三品。掾属有司务厅、司务二人，从九品。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郎中一人，正五品，员外郎一人，从五品，主事二人，正六品。兵部尚书主持兵部工作，侍郎辅佐。武选清吏司分掌武官升调、袭替、优给、诰敕、功赏之事。职方清吏司分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营操、武举、巡逻关津、征讨之事。车驾清吏司分掌卤薄、仪仗、侍卫驿传、厩牧之事。武库清吏司分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之事。洪武元年（1368）设置兵部时，它是中书省六个部的一个部，洪武十三年中书省及丞相制度被废除，兵部与其它五部一起升格，直属皇帝统制。
　　地方上朱元璋改行中书省为承宣布政使司，废除行省制度，改由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司），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分掌一省行政、司法、军事，并称“三司”。三司互不统属，各对中央负责。都司负责管理所辖区域内卫所，以及与军事有关的各项事务，是地方平时最高军事领导机构。各省都司之外，在边防要地则单设都司，实行军民合一的统治，如辽宁都司，治定辽中卫（今辽宁辽阳）；大宁都司，治定大宁卫（今内蒙古宁城），万全都司，治定宣府卫（今河北宣化）。还在边境海疆的北平、山西、福建等地设置行都指挥使司，在中都设置留守司，以补都司之不及。
　　都指挥使司设都指挥使一人，正二品；都指挥同知二人，从二品；都指挥佥事四人，正三品。经历司经历，正六品，都事，正七品；断事司断事，正六品，副断事，正七品，以上二属司各有吏目一人；司狱司司狱，从九品。经历司、断事司、司狱司三个职能机构分别负责处理来往公文及刑狱之事。地方若有重大军务，须三司合议，并列署名向朝廷汇报。此外还有仓库、草场大使、副使等掾属。都司内部的分工大体是，都指挥史及同知、佥事，以其中一人统领司事，称为掌印；一人负责练兵，一人负责屯田，称为佥书；有的则分管巡捕、军器、漕运、京操、备御等事务。经历、都事则典掌文书，断事处理军队刑狱。遇有战争，朝廷临时派将，并非都司指挥作战。
　　明朝自京都至府县，在军事上重要的地方设卫，次要的地方设所。卫设指挥使一人，正三品，指挥同知二人，从三品；属员有指挥佥事四人，正四品；镇抚司镇抚二人，从五品，经历司经历，从七品，知事，正八品，吏目，从九品，仓大使、副使各一人。京卫亲军直隶于五军都督府，京卫中管营造的卫隶于工部，此外还有屯戍陵寝的诸卫。外卫分隶于都司、行都司或留守司。各卫统领本卫及属所的军政，指挥使、指挥同知，指挥佥事的职掌分工，类似于都司，凡指挥使、同知、佥事负责管理卫事者，称为掌印、佥书。掌印主管全卫军士的调拨、增补、选拔以及军旅防御之事；佥书分理屯田、营操、验军、巡捕、漕运、备御等事；出征时，各卫率领共属所听从朝廷所派将领的调度。
　　每卫大抵5600人，下辖五个千户所，每千户设千户一人，正五品，副千户二人，从五品，镇抚二人，从六品。掾属有吏目一人。下辖十个百户所，每百户统兵112人，分为两个总旗，每总旗又分为五小旗。千户、副千户分管军务，一人掌印、一人佥书。所有的军政，由卫下达于千户所，千户督百户，百户下达总旗、小旗，“大小联比以成军”。［2］洪武二十六年(1393)，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15个都司，3个行都司，1个留守司，329个卫，65个守御千户所。及成祖在位二十多年，多所增改，其后措置不一，［3］其设置地点与组织系统情况如下表所列：（略）

　　卫所军丁的总数量是重要军事机密，绝对不许泄漏。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可知，洪武二十五年，军数超过一百二十万［4］。洪武二十六年后，军数为一百八十万以上。永乐以后约二百八十万左右。万历时军数一百十二万五十八人。
　　明卫所设置和组织系统具有如下特点：第一，集中军权。建明之初，兵部隶属于中书省，军队建设的大政方针，须通过丞相下达兵部实施，因而皇帝与兵部之间有丞相一级，皇帝不直接掌握军政大权，并且有可能发生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军权之争。同样大都督府统辖全国都司卫所，掌握全国武装力量，未免有军权旁落之忧。因此，在洪武十三年，朱元璋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制，升六部职权，使之直接奉行皇帝命令，于是兵部归皇帝所制，只对皇帝负责，从而加强了皇权，集中了军权。大都督府改归五军都督府后，每个都督府不设大都督，只设左、右都督，每个都督府只能分统部分都司卫所，其职权也比大都督府小，便于皇帝直接分而统之，有利于皇帝对军队的集中。因此兵部的升格和大都督府的分权，都是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制军事机构的组织措施。
　　第二、互相制约。兵部与五军都督府互相制约，五军府虽然统领各都司卫所兵马，但无权调遣军队；兵部在军队中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即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体现明初中央军事机构之间分掌军权，既互相协助又互相制约的原则。这种原则也适用于各五军府统领的都司卫所之间。如左军都督府下辖在京的留守左卫等若干卫，在外的浙江都司、辽东都司、山东都司，右军都督府下辖在京的虎贲卫等若干卫，在外的陕西、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都司，于是各都督府所辖在京各卫和在外各都司犬牙交错，互相牵制。
　　第三、居重驭轻。明王朝认为“居重驭轻，立国之至计”［5］，并按照这一原则，布重兵于京师。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师的武装力量有：（一）京营。这是明朝军队的主力，是全国最精锐的武装，明初京营共有官军30—40万人。（二）班军。为增强京师的军事力量，由河南、山东、大宁、中都等地调官军，每年春秋两季轮番赴京上操，叫班军，共16万人。（三）畿内各府有50多个卫所，约共官军20多万人。总上各项，明初京畿地住兵力共有70—80万，约占全国总兵额的1/4至1/3。以后尽管全国总兵额时有增减，但保持京畿的军事优势始终不变。
　　第四，严守北疆。为了巩固北部边防，防止蒙古族势力南下，明朝在北部边地要冲之处，布设了许多卫所。据《明史•兵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北部边疆的都司有6个，辖92卫8所，约52万兵力。这些驻守沿边的部队，随时迎击进犯之敌，正统之后在此基础上，又新建了万全都司和陕西行都司，辖116卫64所，约72万兵力。后来卫所破坏，到嘉靖年间形成了三总督下辖九边重镇，兵力增加至86万余，占当时明朝总兵力的一半以上。这些边镇以边墙、关隘、塞堡为第一线，以边墙内的城镇为第二线，以参将负责一定面的防御，以守备负责点的防御，以游击将军往来策应，形成点线面结合，既分镇防守，又互相联结，各负其责的防御体制。
　　卫所的防御部署和战时指挥
　　明代的长城东起鸭绿江，西迄嘉峪关，沿线分布着大大小小具有统属关系的屯兵城，为了进行有效的指挥，明廷将绵亘万里的长城防线，划分为若干防区，建立相应的都司卫所机构，加强防卫。
　　辽东防区　明辽东防区主要在辽宁省境，东至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如同一条巨大的臂膀，横亘在北京左侧，构成一道拱卫关内的军事屏障。洪武四年（1371）二月，元辽阳行省参政刘益献辽东州县地图，奉表归降。接着明廷便“置辽东卫得利赢城（今辽宁复县境）”，以刘益为榜样同知［6］，这是明朝接替元统治，在辽东地区设置权力机构的开始。同年七月设置辽东都卫于辽阳城（今辽宁辽阳），任命马云、叶旺为都指挥使，镇守辽东地方，领辖辽东诸卫军［7］。马云、叶旺至辽东后，即修建城郭，缮甲兵，置军卫，建屯田，开始大建辽东边防，从这时起，辽东地区就形成一个长城最东端的军事防区。
　　洪武八年（1375）明军大败哈出部于辽南，给辽东的残元势力以决定性的一击。同时，随着全国“都卫”改为“都司”，于是明廷于同年十月，便改定辽东都卫为辽东都司。辽东都司统领辽左、右、中、前、后等二十五卫及自在、安乐等州［8］。二十六年（1393）辽王朱植入广宁就藩，遂操纵辽东防区的军权。辽东都司是辽东地区最高军政机关。辽东地区不设府州县，专以都司领卫所，实际上是明朝对辽东地区采取军事统治。那么明朝对辽东地区为什么采取这样措施，其原因和目的是什么？郭造卿《辽镇通海议》说：“辽防为难者，北于属夷，东于高丽，而又渡海归内地，故不设州县，编民一以卫所制之者，万户管千，千户管百，节制易明，逃跑可稽也，故不加有司，设巡检，恃其卫所以束伍耳。”［9］王之诰也说：“我国家混一函夏，奄有万方，穷陬遐壤，咸置长吏，星分棋列，遍于寰宇，乃辽独刬去州邑，并建卫所而辖之都司，何哉？边鄙瓯脱之俗，华夷杂糅之民，迫近胡俗，易动难安，非可以内地之治治之也”。［10］周宏祖《辽东论》说：“辽东为燕京左臂，三面濒夷，一面阻海，山海关限隔内外，亦形胜之区也。历代郡县其地，明朝尽改置卫，而独于辽阳，开元设安乐、自在二州，以处内附夷人。”［11］他们认为根据辽东重要的地理位置及民族分布特点，明朝采取特殊的统治方式，即都司卫所制的设置，这标志着明初统一东北过程中，已建立了较为稳固的基地，使东北各地少数民族势力相继归附，无疑对明朝对辽东的统治，对维护明朝封建政权是有重要意义的。
　　北京防区　北京地处华北平原的北端，西部与北部被太行山和燕山环绕，东北有盘山，其西北的南口和东北的古北口，是南北交通要道，地势十分险要。自古就是北方军事重镇。洪武元年（1368），明廷将元大都改称北平府，建立大兴左、右卫，燕山左、右卫，永清左、右卫等6卫，守卫北平及其附近地区。翌年，开设山都卫、北平行省，从此成为北方军事基地。八年，都卫改为北平都司，除统领的卫增至16个外，还增加了居庸关千户所。［12］十三年，燕王朱棣就藩，以北平为藩邸，负责抵御长城以北北元的进犯。随着北边军情不时告急，燕王朱棣渐渐拥重兵十万屡入塞北，大败北元军。其后不久，明太祖宣布：其山西属卫将校听晋王节制，北平属卫将校听燕王节制，凡军中机务，一奏朝廷，一启王知，永著为令。洪武二十年，即在平定辽东纳哈出后不久，明廷在大宁卫治地建立大宁都司，次年改北平行都司，统领大宁左、右、中、前、后等十卫［13］。二十六年宁王朱权就藩，北平行都司统领的所有军事力量受其节制。
　　这一系列军事机构的建立、调整与发展，对这一北方战略要地的建设极为有利。如洪武六年（1373），华云龙任北平守御、负责北平行省的防务时，疏请沿燕山、太行山布置防御。自永平西至灰冷2000里，修隘口121个，王平口至官坐岭500里，修隘口9个，在紫荆关和芦花岭筑守御所。［14］他还曾跟随常遇春北出燕山，袭取上都（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设置开平卫，这是明长城外的第一个重要据点。十四年，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万五千一百人，依山阻海，修筑了永平界岭等32处关口及长城［15］，并督修山海关关城，先后建成翼城、罗城、瓮城和烽火台等，加大防御纵深，设山海卫，领十千户所守御。［16］十五年，北平都司上奏朝廷，建议在长城的一片石、黄土岭，至石塘口、金水口等200处隘口，修筑烽火台，派兵驻守，朝廷采纳了这一建议。［17］
　　靖难之役后，明成祖迁都北京，以京师置于国防前线，时为全国的军事中心，并定制立京军三大营，一曰五军营、一曰三千营、一曰神机营。五军营以其主要部分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个军命名，还编有一个大营和执行各种专门任务的十二营、围子守营、幼官舍人营、殚忠效义营等4个二级营。其中幼官舍人营和殚忠效义营又各分两个三级营。五军营的主要任务是管操练在京卫所、中都留守司，以及山东、河南、大宁都司所及各卫轮班来京驻军的操练。三千营以边外降丁三千人组成，分为五个司：一司掌执大驾龙旗、宝纛、勇字旗、负御宝及兵仗局什物上直官军；一司管左右20队勇字旗、大驾旗纛、金鼓等件上直官军；一司管传令营令旗令牌、御用监盔甲、尚冠、尚衣、尚履什物等件上直官军；一司管执大驾勇字旗，五年红盔贴直官军上直官军；一司管杀虎手、马轿及前哨马营上直明甲官军、随侍营随侍东宫官舍、辽东备御回还官军。神机营下辖中军、左掖、右掖、左哨、右哨五军。专管操演神枪、神炮等火器，后来又得到都督谭广进马五千匹，编为五千下营。专管操演火器及随驾护卫马队官军。［18］
　　京军三大营在平时，五军习营阵，三千习巡哨，神机习火器。皇帝亲征时，大营居中，五军分驻，步内骑外，骑外为神机，神机外有长围，周长20里。［19］由于三大营具有较强的战斗力，所以朱棣几次亲征漠北时都命三大营随同出征。
　　北平都司、北平行都司的建立，以及京营的扩大，使京北防区形成了都司卫所防守和京营机动作战相结合的防守局面，其防卫能力比过去更加坚固，保证了京师的安全。
　　宣、大防区　宣、大防区位于北京西北，东接居庸，西连黄河，“敌犯山西，必自大同，入紫荆，必自宣府”[20]，是蒙古贵族率兵窥北京的咽喉，宣、大与北平正可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尺寸进退，安危所系，可见其战略地位之重要。明朝对宣府和大同防区的边防建设非常重视。洪武元年（1368）八月，明军在克取大都之后挥戈西征。冯胜率偏军由怀庆府（今河南沁阳）越太行山，攻占泽、路等州；徐达指挥主力进军太原，夜袭元军。二年正月，常遇春乘胜攻取大同，傅友德攻取宣德府（今河北宣化）。十二月置太原都卫。洪武四年置大同都卫，同时废宣德府。这时期，以王保保为首的残元势力频繁南下，袭扰宣、大北部长城防线，明廷遂派大将镇守大同、宣府，同时命大同守将金朝兴攻占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留兵驻守，随后又控制了阴山地区。洪武五年（1372）正月，明军三路北征。徐达率主力出大同，进军和林；李文忠率东路军自宣府取道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北）袭应昌；冯胜领西路军出兰州攻甘肃。三月，中路军受挫于土剌河，东路军也先胜后败。三路大军相继在冬季撤回。这次失败使明太祖变得谨慎起来，其军事战略由进取转向保守。战略思想的转变，使大同、宣府成为纯粹的军事防区。洪武六年徐达、李文忠、冯胜、邓愈、汤和等明廷主要将领，率领诸将校前往宣、大边地发动蔚、忻、山东之地军民协力修整长城，“缮修城池，训练士卒”[21]以为守备。
　　洪武八年十月，将山西都卫和大同都卫分别改为山西都司（治今太原）和山西行都司（治今大同）。山西都司统领太原左、右、前等7个卫和5个千户所。山西行都司统领宣府左、右、怀安，大同前、后、中、左、右，东胜左、右等21个卫和5个千户所。[22]十二年，晋王朱棡入太原就藩，二十四年谷王朱橞入宣府（今河北宣化）就藩，二十五年，代王朱桂入大同就藩，分别调诸卫防守。到了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朱棣欲迁都北京，更加重视京师外围的防务。先后命郑亨、王玉、王礼、谭广等将领镇守宣府。十二年改变徙山后民的政策，在宣府地区重开行政机构，设置隆庆州、永宁县、保安州，并将罪犯流放到此定居。十四年再迁山东、山西、湖广等省民于保安州。[23]及至宣德五年（1430）明廷又增设万全都司，治宣府城，下辖宣府左、右、前、万全左、右、延庆左、右、怀安、怀来、开平、龙门、保安、保安右、永宁、蔚州15卫和2个千户所。宣、大巡抚也始置于这时。明朝在宣府和大同一带建立卫所，修缮关隘，驻守备兵，建成了北京西北方的军事屏障，并与北平行都司、辽东都司联成一体，巩固了长城沿边的防御。
　　西北防区　西北防区主要是指陕、甘、宁三省区北部。从地域上讲，宁夏居中，东向可以顾榆林，西向可以顾甘肃，三面联络，互为犄角，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防御蒙古族势力袭扰的战略要地。因此，明军在北取大都之后，即于洪武二年（1369），由大将军徐达率军出陕西，次第夺占。在征战过程中还建立了相应的行政和军事机构，进行巩固边防的各项建设。二年四月，先建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治今陕西西安），后改设置西安都卫（治今陕西西安）。五月明军攻克延安路，遂改置延安府，辖三州六县，又立延安卫，绥德卫。三年四月，明军再次西征，右副将军汤和攻取宁夏路，追元残兵到察罕脑儿。同年，明改宁夏路为宁夏府，隶于陕西行省，并留重兵驻守宁夏。洪武四年正月，明太祖指示：今日天寒尤甚，……朕念守边将士甚艰苦，尔中书其以府库所储布帛制棉袄，运赴蓟、宁夏等处，给军士。当时，甘肃行省未克复，宁夏乃明军的前哨阵地，因此，明太祖十分重视该地的防御地位。五年（1372）五月，征西将军冯胜率师出兰州，进攻甘肃行省。明军先后攻占西凉州路、永昌路、甘州路、肃州路、亦集乃路、沙州路，平定甘肃行省全境。同年十一月，开设甘肃卫、庄浪卫、永昌卫、威虏卫、碾北卫等军政合一的机构。八年正月，明廷遣卫国公邓愈、河南侯陆聚等率军前往陕西戍守。[24]十月，改西安都卫为陕西都司，辖洮州、岷州、宁夏、宁夏前、后、中、宁夏左屯、右屯、靖虏、西安、延安、汉中、平凉、绥德、巩昌、临洮、宁羌、兰州、秦州、固原、榆林等21卫和4个千户所。九年正月，朱元璋命中山侯汤和、颖川侯傅友德、佥都督蓝玉、王弼、中书右丞丁玉率师往延安防边。[25]行前，朱元璋阐述了备边延安的意图，指出：延安地控西北，与北元势力相近，若边防不严，必遭其侵扰。如果在他们入境骚扰时再兴兵驱逐，则边民必遭其害。因此要求各将领到达边地以后，必须严修战备，“常有戒心，虽不见敌，常若临敌”[26]，只有这样，才不致有失。诸将奉命前往，加强沿边地区的防御。洪武十二年，秦王朱樉就藩西安，逐渐接统陕西的边防。二十六年庆王朱（左木中方右丹）就藩韦州（今宁夏同心），逐渐接统宁夏的军务。
　　洪武十二年（1379）明廷派大将镇守甘肃。明廷又增设陕西行都司，辖甘州左、右、中、前、后、肃州、山丹、永昌、凉州、镇番、庄浪、西宁12卫和3个千户。洪武二十六年，明廷将陕西行都司由庄浪城迁到甘州五卫城，二十八年肃王朱楧就藩甘州（今甘肃张掖），负责统领甘肃防区卫所。这样，兵役组织、防御组织渐趋完善。西北防区陕、甘、宁军事基地的建立和边防要地的建设，不但加强了西北到嘉峪关的边防，屏蔽了腹里地区的安全，而且还为开通西域的影响，起了重要作用。
　　除此之外，明朝还在长城外围设置了兀良哈三卫（朵颜、泰宁、福余）和关西七卫（安定、阿端、曲先、罕东、罕东左、沙州、赤斤蒙古）及哈密卫等羁縻卫所，在东北和西北长城外构成两道屏藩。
　　明朝在长城沿线和京师外围设置的辽东、北平、大宁、万全、山西、陕西都司和山西、陕西行都司等军事机构，既有各自的防区，又互相衔接，往来第应，攻守结合，对保卫中央集权的国家安全和百姓的和平劳动起了积极作用，这些都司卫所主要承担以下任务：第一，护守城池。长城卫所所在地都是军事要冲，并都建有城池，如正统时陕西都司指挥曹敏等奏称：“所属卫所，路当冲要”[27]。由于卫所多为险要城池，所以防边与守城二者是合一的。第二，保卫北边。防御蒙古等游牧民族入边掠扰是长城卫所的中心任务。如固原设有西固城守御千户所，该所“一意备番，他无所防”[28]，卫所城与长城的距离或远或近，一般不超过10里，遇警军队可迅速登上长城，取得战争的主动权。第三，维持治安。长城卫所与内地卫所一样，以一部分士兵守城，也设有专职将校分理防守，“缉捕盗贼。”[29]第四，屯田生产。即长城沿线以卫所为单位，立屯堡、开垦屯种，由官方购买农具、耕牛等。如北平都司卫所所置屯田，“以五十亩为一分，七分屯种，三分守城”[30]而“边军皆屯田，且耕且守。”[31]耕种收获，做为军饷，储备和卫所官员的薪俸。明朝相当长的时期卫所的军饷主要来自屯田的收获。第五，修筑长城。明长城修筑工程，除少数被征调的民夫外，大多数是由长城沿线卫所中的军士们承担的。这在历史文献中多有记载。如《永平府志》有“春正月辛亥，大将军徐达，发燕山等卫屯兵一万五千一百人修永平、界岭三十二关”［32］又如《北虏事迹》有明嘉靖九年（1530）：八月王琼令镇守固原署都督佥事刘文，统领官兵八千四百余员名……挑挖响石沟至下马房旧堑长三十里……又修理下马房西接平虏、镇戎，红古城、海剌都西安州、五堡坍塌边墙一百二十五里……至九月初三日次第修完。”［33］这些军士常年转战在边塞险地，修长城建墩台，帮城砌垛，伐木烧窑“餐冰雪而寝暑雨”［34］生活非常艰苦。
　　在明代，国家一旦遇有战争，由兵部秉承皇帝旨意，委派都督府官或侯伯出任总兵官，事后还任。“凡各省，各镇镇守总兵官、副总兵，并以三等真、署都督及公、侯、伯充之，有大征讨，则挂诸号将军或大将军、前将军、副将军印总兵出，既事，纳之。其各府之掌印及佥书，皆公、侯、伯”。[35]战时军队的调动极其严格。据洪武四年（1371）规定，各都司卫所军队的调动，须凭朝廷所造的用宝金牌和走马符牌。用宝金牌为小金牌二，中书省、大都督府各藏其一，“有诏发兵，省府以牌入，内府出宝用之”[36]。走马符牌，铁牌金字（后改用金符），“藏之内府。有急务调发，使者佩以行”[37]。在长城防线，由于用兵频繁，实行敕书制，即将领凭皇帝所发的敕书调兵。永乐十年（1419），“上以边戍调遣，止凭敕书，虑或有诈，”于是以“勇、敢、锋、锐”等十六字编为勘合，“有事调发，比对相合，方准发兵”[38]。
　　明初，地方军队领导体制平时和战时不同。平时的军队训练、守御、屯田等都由都指挥、指挥使、千户、百户等层层负责。都指挥是一地区的最高长官。战时由朝廷派出的总兵官，指挥临时调集的某几个卫所或某几个卫所的部分官兵，进行作战。战争结束后，军队各回本卫所。总兵是由中央派出的，官爵较高，职权较专。如宣府镇，永乐时总兵官的职掌为：“整饬兵备，申严号令，练抚士卒，振作军威。务要衣甲整齐，器械锋利。城堡墩台坍塌以时修治坚完，官军骑操马匹责令饲养膘壮。仍督屯田粮草，并一应钱粮不许侵欺。遇有贼寇，相机战守”。[39]这就是说练兵作战，筹饷由总兵负责。正统以后，明朝由盛转衰，内忧外患加重。在这种情况下长城防线时时处于戒备状态，被朝廷派遣来的总兵官渐渐变成总领一方军事的固定官职，都指挥使是地方性军事长官，渐渐就成为总兵的下属了。这时期的总兵官被称为镇守。镇守以下，独守一路的称为分守。防守一城一堡的称为守备，与主将同守一城者为协守，总兵又分正、副。下设参将、游击将军等。除此以外又有提督、提调、巡视、备御、领班等名。如镇守蓟州总兵官一人，旧设。隆庆二年改为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驻三屯营，协守副总兵三人，统领南兵游击将军三人，领班游击将军七人，坐管官八人，守备八人，把总一人，提调官二十六人。
　　总兵官变成镇守地方的军队统帅后，再有战事时，朝廷又派中央大臣到地方巡抚，事毕复命。久之，巡抚也成为固定的官职，长驻地方。巡抚多以都御史或副佥都御史充任，其基本职能是监察地方，考核官吏，督理税粮，抚安百姓，控扼险要，固守城池等。以后偏重于军事，整饬边备，提督关隘，赞理军务者越来越多。如成化八年（1472）巡抚余子俊于榆林镇督修长城1770余里。明朝规定巡抚兼军务者加提督军务，有总兵地方加赞理、管粮饷者加总督兼理等名义。各地巡抚实际上已经掌握一方的民事和军务大权，总兵官、都、布、政三司使都时为巡抚的下属，听其指挥。后来长城防线局势日趋紧张，战争此起彼伏。当时修筑长城，或调兵遣将多涉及几个镇，为调节、辖制各镇，以利统一作战，朝廷又添设总督军务或总制或总理，派重臣出任，有的成了长设之官。如弘治十年（1497）在长城防线设置延绥、甘肃、宁夏三边总制（总督），并明确诏令总督文武，自总兵、巡抚而下皆听节制。总督具有了广泛的综合权力，出则为一方军政之首，入则为朝廷显官，巡抚、总兵，地方之司俱听节制，举凡行政、军政、司法、监察之权，无不过问。明末，为阻后金军入关，朝廷又将兵部尚书外出经略，后来又派大学士出来督师，权力又在总督之上。
　　明初地方最高军事长官为都指挥，一变而为总兵官，再变而为巡抚，三变而为总督，最后变为督师。这种转变基本是沿着两个方向进行的：一是将平时体制转变为平战结合的体制，二是文官参与军队的管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平战结合的这种体制，平时训练军队的将领就是战时指挥作战的军官。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平时这些将领就要认真操练部队，比卫所军的将领责任心更强；战时将领熟悉所属部队士兵的情况，士兵能较好地体会将领的意图。这对夺取战争的胜利是十分重要的。文官参与军队管理这种政策却有两面性。一方面有利于部队的稳定和贯彻朝廷的意图，使部队真正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另一方面使有军事才干的将领受到文官的制约，积极性受到压抑，甚至导致战争的失败。[40]
　　三、卫所的管理措施
　　兵源　明初卫所军的来源主要有四种途径：一是从征，二是归附，三是谪发，四是垛集。从征是指朱元璋起义时亲自统领的数万精兵。主要成分是元末起义的农民，以及参加起义的盐徒、灶匠等贫苦百姓。至正十三年（1353）春，朱元璋回乡招募的700兵员，便是从征的典型代表。这些人随朱元璋南征北战，建立了明朝，成为明军的基本武装力量。归附是指在统一过程中，部分元军及其它各路起义军，受朱元璋招降纳顺政策影响归附朱军，或战败被俘后参加朱军。朱元璋收编这些军队后，或将他们补充各部军伍，或将他们分编于各卫所，这是朱元璋扩充兵员的一个重要方法。谪发则系罪人充军，名为恩军，亦称长生军。由于明初法律纷繁，判刑严酷，因“罪”充军者为数不少。如永乐初屠杀建文诸臣，一人得罪，诛边九族，甚至外亲姻连都充军役，其大多数被发往长城等边远地区。据《明史•兵志三》中称，明太祖朱元璋在沿边所设卫所，军士大多由土著民以及谪发者充任，其世代隶军籍服兵役。
　　除以上三类兵源外，第四类垛集军，这是卫所军的最大来源。据《明史》记载：“明初垛集令行，民出一丁为军，卫所无缺伍，且有羡丁……成祖即位，遣给事等官分阅天下军，重定垛集军更代法。初，三丁已上，垛正军一，别有贴户，正军死，贴户丁补。至是，令正军、贴户更代，贴户单丁者免，当军家蠲其一丁徭。”[41]平民只要被佥发充军，世代子孙便都入军籍，不许变易。民籍和军籍的区分是极为严格的。军籍属于都督府，民籍属于户部，匠籍属于工部。卫所军士不受普通行政官吏的管辖，在身分、法律和经济地位上都与民不同，军和民截然分开。民户有一丁被垛为军，他的一家便永远充军，住在被指定的卫所，并优免他的原籍老家的一丁差徭，以为弥补。军士赴所时，宗族为其治装，名为封椿钱。在卫军士除本身为正军外，其子弟称为余丁或军余，将校的子弟称为舍人。壮丁死之或老病，便由次丁或余丁替代。如果卫所军士一家已全部死亡，那就必须到原籍另招其族人顶丁。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规定除在营余丁一丁差役，令其供给军士盘缠。边丁似乎较受优待，如辽东旧制，每一军士佐以三余丁。[42]内地的余丁亦称帮丁，专供操守卒往来费用。日常生活则由政府从屯粮中支给，按月发米，称为月粮，其多少以地位高下分等级。洪武时，在京在外各马军可支月米二石，步军总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军一石。守城者如数给，屯田者半之。据《明史》记载：景泰二年言，“军以有妻者为家，月纳一石。无妻者减其四。即有父母兄弟而无妻，概以无家论，非义，当一体增给。”[43]明政府规定恩家军四口以上月纳一石，三口以下六斗，无家口者四斗。月盐有家口者二斤，无者一斤。[44]衣服则岁给冬衣棉布棉花夏衣夏布，在出征时则例给胖袄鞋裤。
　　明中叶后，还采用抽选、招募的办法来扩充兵员。正如佥都御史赵伸所说“正军不足，必欲抽选，抽选不足，必欲招募”[45]。由于明代军士的妻子不在老家而在卫所，形成了这种局面：“军士以卫所为家，父兄子弟在焉，以州县为老家，族姓在焉”。[46]在正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明朝常抽选余舍和余丁参加卫所的防守和操练。明中后期募兵的比例逐渐增加，“正统二年，始募所在军余、民壮愿自效者，陕西得四千二百人”[47]。嘉靖年间，随着军备废驰，军事斗争激烈，募兵在长城卫所普遍地推行开来，成为弥补卫所军不足的不可缺的手段。如在大同，从嘉靖十五年至四十五年间，一共募兵44812名[48]。在延绥，自嘉靖二十五年后短短几年间就招募了11788名[49]。
　　选将　明代武官分为六品，有世官，有流官。世官分为九等：指挥使及同知、佥事、卫、所镇抚，正、副千户、百户、实授之或百户。流官分八等：都督及同知、佥事、都指挥使，同知、佥事，正副留守。世官的来源有袭职（死亡）和替职（老病）两种；流官多以世官升授，“后以武举兼用……”[50]不许世袭。除袭替、武举外，明代武官入仕途径还有传奉、恩荫、纳级等。其中袭替所占比例较大。这些流官与世官属都司卫所体系，一般称武职官。此外明代长城卫所中还有总、副、参、游、守等镇戍将领系统，该系统盛行于明代中后期。明代镇戍将领皆无品级、无定员，往往带都司卫所有品阶的武官头衔。如戚继光就曾任总理练兵事务，兼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地方总兵官，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正一品武官）；他的副将孙朝梁官衔则是协守蓟州东路，分理练兵事务副总兵官，都指挥佥事（正三品）。
　　明代武将之除授由兵部武选司掌管。高级将领经会推产生。总兵、副总兵有缺，会推二人，皇帝从中选定一人[51]。其下参、游、守等官的最终任用权都在皇帝手中。地位低于守备的操守有时由巡抚、总兵从卫所官员中选委。对于防守千总，分守参政也有权任命。把总的任命与千总差不多，在明中叶，各镇把总官的任命“听于兵备”。兵备是巡抚之下的统兵文臣，地位与副总兵相当，但由于重文轻武，兵备的实际地位更高些。如《永平府志》所载：“永平等处一带地方，切邻边境，当专设兵备官，分路经理庶几事……。管理燕河营、石门寨二路。监督副、参等官，驻扎永平府。分管该府所属卢龙、迁安、抚宁、昌黎、滦州、乐亭；永平、卢龙、抚宁、东胜左、山海、兴州右屯卫。专一抚赴夷情，听理词讼，修茸城池，操练人马”。全国武官五年一次考察，称为军政。考察办法是：各地总兵官自陈功过，由皇帝裁定；都司卫所官由抚、按造册（评语册）缴兵部；副、参以下，千户以上，都、布、按三司考察后上报巡抚，然后“咨部考举题奏”[52]，可见“军政”由兵部职方司主持，在地方由抚、按、三司负责［53］。
　　在选将标准上，明廷不是泛泛地讲智、信、仁、勇、严，而是具体地指出将领应该正心术，立志向、做好人，要有忠君、卫国、保民、爱军、恶敌、光明正大、宽宏大量、廉洁奉公、实心任事、不妒贤能、不刚愎自用的品质及作风；要精通兵法、熟悉韬略、具备善于节制、长于指挥的才干；要有广博的学识和明辨是非的能力；要有高超的军事艺术，熟悉各种兵器的使用并精通一二件。这些具体而实用的标准，既能使有志为将者磨练自己，也能使选将者在选拔任用将才时有所依循。
　　在培养训练将领上，明廷提出了既要读书又要实践的主张。读书要求既要读品德修养方面的书籍，又要读战争和广博学识的书籍。读书要心体神会，融会贯通，师其意不泥其迹。在读书的基础上还要“履夫亲境”，置诸桴鼓实用之间［54］。以便望意已情敌情和山川之形，学习运用兵法，增长才干；通过“实境”考察将领时根据德、才、识、艺的不同，委以相应的职务。
　　在选拔任用将领上，按照统一的标准选择，不以远而遗，不以贱而弃，不以仇而疏，不以罪而废。［55］不论门弟、不求全责备，反对用世将，用私人；运调审之要严，用之要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不监兵不中制，使其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56]。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这些选拔任用将领的规定很少能被严格执行的。朝廷派太监监军甚至成为了定例。
　　练兵　明朝很重视军队的训练。太祖刚即位就命元勋宿将分道练兵。为增强军队素质，从根本上能解决天下平定之后，中外将卒習于安逸［57］的问题，洪武六年，朱元璋命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六部等高级官员，定议《教练军士律》。该律规定：“骑卒必善驰射及枪刀，步兵必善弓弩及枪。
　　凡射，十二箭内六箭，远可到，近可中者为试中。远可到，将士以一百六十步，军士以一百二十步；近可中，以五十步。
　　凡射弩，每用十二箭内五箭，远可到：蹶张（弩）以八十步；划车（弩）以一百五十步；近可中：蹶张（弩）四十步，划车（弩）六十步。
　　凡用枪，以进退习熟为试中。
　　凡在京卫所，每一卫以五千人为则。内取一千人，令所管指挥、千百户、总小旗、领赴御前试验，余以次轮班。在外都司卫所，每卫于五千内取一千人，令千百户、总小旗，领赴京师一体验试，余以次轮班。其所试军士，如骑卒骑射便熟、善枪刀，步军善弓弩及枪者，所管指挥、千百户、总小旗，各以其能受赏，不中者降罚。军士中者受赏，不中者亦给钱六百文为道里费。
　　指挥所管军士一千人内，三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四个月；四百至五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五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十个月；六百人至七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七百人以上不中者，指挥使降同知，同知降佥事，佥事降千户。
　　千户所管军士一千人内，二百人至四百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百人至六百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百人以上不中者，降百户。
　　百户所管军士一百人内，二十人至四十人不中者，住俸半年，四十人至六十人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十人以上不中者，降充总旗。
　　总旗所管五十人内二十五人以上不中、小旗所管十人内五人以上不中者，皆降为军。在京卫所发广西南宁、枊州守御；在外卫所、北方者发极南烟瘴地方，南方者发以北极边卫分守御。
　　各都指挥使司所试军士四分以上不中者，住俸一年，六分以上不中者，都指挥罢职。”[58]
　　此律制定后即颁发各卫所遵照执行。
　　洪武十六年（1383），明廷令全国卫所选取十分之一善射者，于农隙分番赴京校阅，边军于本卫校射，按照优劣给以赏罚。[59]二十二年又下诏五军都督府，规定武臣子弟袭职，试骑步射不中程，令其还卫署事，给半俸，二年后再试还不合格，则降为军士。[60]
　　明成祖即位后，亦经常亲自校阅部队。他命秦、晋、周、肃诸王，各选护卫军五千，赴真定操练。又命陕西、甘肃、宁夏、大同、辽东诸守将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卫，遣将统马步军分驻真定、德州操练，届时赴京阅试。
　　严格的射阅试制度，一整套的奖罚规定，促使卫所官兵认真校阅训练，军队素质不断增强。因此，永乐，宣德时六次出兵漠北攻打北元残余势力，多能取胜而回。
　　景泰初，给事中邓林进献轩辕图（即古八阵法），用以教练军士。景泰、成化间立团营练兵，每月会操二次。弘治年间又采用洪武永乐操法，每五日中有二日走阵下营，其余三日演武。武学练兵，常自执金鼓督教，然只重形式，不求实用。嘉靖时规定，下营布阵只用三垒阵及四门方营。又令每营选枪刀箭牌铣手各一二为教师，转向教习，更营制后，分兵三十枝，设将三十员，各统三千人训练，择精锐者名为选锋。由总督大臣率领，每月令操四次，其余时间由营将分领练兵，并派协理大臣及巡视给事、御史随意入营，校阅赏罚，以此选择选锋。内营也按期操练。隆庆时，虽然又制定了一系列奖罚制度，然将士偷惰成习，操练徒为具文。当时练兵最著名的是戚继光。据《明史》记载：“继光至浙，则卫所兵不习战，而金华、义乌俗称慓悍，请召募三千人，教以击刺法，长短兵迭用，由是继光一军特精”[61]，于是戚家军名闻天下。明穆宗依给事中呈来时的建议，命戚继光以训练戚家军的经验去蓟门练兵。戚继光的练兵原则是：首先注重选兵，要选乡野老实之人，不用城市油滑之徒；要勇、力、捷、技具备，尤其注重胆色精神。其次是强调合理的编制体制。为提高部队战斗力，要求军队编制要与战斗队形的变化相一致。他认为一切陈法（战术）“只在伍法中变化”［62］；军队要体统相维，大小相承；兵将相识，士兵要强弱一力，巧拙一心，生死一令，进展有度，虽退亦治，成为有节制之师。再次是强调训练。主张兵不贵多，惟贵精练。练兵要分强弱，因能别队，量材分等，随材异技；既要练耳、目、手、足，更要练胆练心。练兵时从难从严，要练实战真本领，禁绝“花法”，注重平时养成“莫闲居坐睡嬉戏亦操也”[63]。戚继光根据自己练兵作战的实践经验，总结撰写了《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后代练兵大多遵用这两部兵书中所述的练兵法。
　　清勾　明太祖时长城卫所军士主要是土著人或有罪谪戍的刑徒。遇有警报，则调其他卫的军士往戍，称为客兵。成祖永乐年间，开始令内地军队轮番戍边，称为边班或班军。但实际往往至期不得番代。其后卫军被卫官私家役使，习以为常，甚至被朝中权要逼迫为其种田。沿边军民终年守障，辛苦万状。虽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余有赏赐而不得给。卫军苦于被虐待、折磨及残酷的剥削，以及迫于思恋家乡，故不得不相继逃亡，造成沿边军额锐减。据《明史》、《明实录》等记载，辽东，永乐时驻军9万多，隆庆时只有7.2万。蓟镇，原驻军9万多，嘉靖时仅剩5.7万老弱，隆庆时不满3万。宣府，国初驻军13.5万，崇祯初年仅为7.5万。陕西四镇原驻军分别为：延绥6.6万，宁夏4.4万，甘肃4.5万，固原7.9万；嘉靖末年，兵额分别减为：延绥5万，宁夏2.8万，甘肃3.5万，固原1.1万。军额减少最多的是固原，减少了85%以上。按《明穆宗实录》所记：“祖宗边军百万，今存六十万”，全国边军军额减少了40%[64]。卫所军士的不断逃亡，使统治阶级非常恐慌。为了挽救这种对他们非常不利的局面，以期足军，保证军队的战斗力，明廷制订了追捕逃军的法令，并且规定得很严密。“小旗逃所隶三人，降为军。上至总旗、百户、千户，皆视逃军多寡，夺俸降革。其从征在外者，罚尤严。”[65]洪武十三年又规定：“凡一千户所逃至百人者，千户月减俸一石，二百人者减二石。一百户所逃及十人者百户月减俸一石，二十人者，减二石”[66]这种夺俸降革的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逃军有增无减。于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太祖命五军都督府檄外卫所，速逮缺伍士卒，名为勾军。特派给事中潘庸等分行清理，名为清军。洪武二十一年诏令卫所核实军伍，有匿已子以养子氏者，不许。同年秋，太祖命卫所著军士姓名、乡贯为籍，具载丁口以便取补。又置军籍勘合，分给内外诸军，军士遇点阅以为验。军籍的名册有三种：卫所存有死亡和逃亡军士的勾清册，兵部有向军士原籍勾补缺额军士的收军册，各郡县存有军士原籍家属的户口册。卫所的军额是一定的，卫军规定必须有妻，不许独身不婚，以保证兵源，父死子继。如有逃亡缺伍或死绝，必须设法补足。补额的方法是到原籍勾取本人或其亲属。勾军与清军在宣德以后有合一的趋势，至少在个别地区勾军已并入清军之中，如在河间府，起初士兵“凡老疾逃亡”各卫差“旗军勾取”，宣德间“敕差御史一员责委各府州县官专行清解，各卫每年造册送部，类发御史，下之府州县清理，自是遂免勾军之扰”[67]。
　　实际上这两种制度，不但不能足军，反而扰害百姓。明廷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军士差役过重之现状，清、勾制度又颇多漏洞，有司行事更贿赂公行，使得清、勾流弊横生。到宣德时清勾之弊更加严重，富者往往匿其籍，或诬攘良民充伍。因此宣宗于宣德三年（1428年）定清军条例十一条，榜示天下。第二年增为二十二条，以期矫正清军之弊，但因积重难返，实际已无济于事。官吏照例营私舞弊，使奉命勾军的官旗也成逃军。由于年久日深，军籍散失，无法勾取的现象很多。嘉靖时，军伍更缺，捕之令愈苛，有株累数十家，勾摄经数十年者，丁口已尽，犹移覆纷纭不已。［68］卫所制度已近完全崩溃。
　　注释：
　　［1］《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6，第1856—1857页。
　　［2］《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0，第2193页。
　　［3］《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0，第2196页。
　　［4］《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223，第3270页。
　　［5］《昭代经济言》，1936年版，刻本，卷9，第25页。
　　［6］《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61，第1191－1192页。
　　［7］《明史•叶旺、马云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34，第3899页。
　　［8］《明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1，第937页。
　　［9］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清道光年间刻本重修，卷115，第27页。
　　［10］李辅：《全辽志•叙》，辽海丛书，辽沈书社1985年版影印本，第496页。
　　［11］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清道光年间刻本重修，卷115，第1页。
　　［12］《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0，第2203页。
　　［13］《明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0，第905页。
　　［14］《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81，第1466页。
　　［15］《临榆县志》，清光绪四年版，卷9，第1页。
　　［16］《山海关志》，康熙九年版，卷2，第6页。
　　［17］《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48，第2339—2342页。
　　［18］、［19］《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9，第2177页。
　　［20］《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第2241页。
　　［21］《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67，第1254页。
　　［22］《明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41，第957—958页。
　　［23］《明史•成祖本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第96页。
　　［24］《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96，第1654页。
　　［25］、［26］《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03，第1739页。
　　［27］《明经世文编》，陈子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28，第203页。
　　［28］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据清道光年间刻本重修，卷58，第24页。
　　［29］《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6，第1874页。
　　［30］《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7，第1884页。
　　［31］《畿辅人物考》，1990年江苏广陵刻印社影印，卷1，第3页。
　　［32］《永平府志》，载《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版，卷1，第16页。
　　［33］《北虏事迹》，载《金声玉振集》，北京中国书店1959年版影印本，第11册，第40—41页。
　　［34］《熊襄愍公集》，清同治三年刻本，卷4，第30页。
　　［35］《明史•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6，第1857页。
　　［36］、［37］《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0，第2194页。
　　［38］《明会要•兵三》，清光绪十三年刻本，卷60，第9页。
　　［39］嘉靖《宣府镇志》，载《中国方志丛书》，据明嘉靖四十年刻本影印，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卷2，第20页。
　　［40］范中义：《论明朝兵制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41］《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2，第2255—2256页。
　　［42］《明史•潘埙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03，第5368页。
　　［43］《明史•李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77，第4711页。
　　［44］《明史•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82，第2004页。
　　［45］《明经世文编》，陈子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234，第2460页。
　　［46］《明经世文编》，陈子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277，第2927页。
　　［47］《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第2249页。
　　［48］王士琦：《三云筹俎考》，北平图书馆善本丛书第一集本，上海商务印书馆据明万历刻本影印本，卷4，第1页。
　　［49］《明经世文编》，陈子龙选辑，中华书局1962年版影印本，1997年重印，卷199，第2068页。
　　［50］《大明会典》，明万历十五年刻本，卷118，第1页。
　　［51］《明史•选举志三》，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71，第17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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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肖辉：《明代边兵与外卫兵制初探》，《天津大学学报•社科版》，1998年第2期。
　　［54］《纪效新书》（十四卷本），永怀堂明刻本，卷14，第17页。
　　［55］丘浚：《大学衍义补》，琼州海口海南书局印行，中华民国二十年重版，卷129，第3页。
　　［56］范中义：《明代军事思想简论》，《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
　　［57］《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78，第427页。
　　［58］《大明会典》，明万历十五年刻本，卷134，第15页。
　　［59］、［60］《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2，第2259页。
　　［61］《明史•戚继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12，第5611页。
　　［62］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四卷本），中国文学书局原版影印永怀堂明刻本，卷1，第1页。
　　［63］戚继光：《纪效新书》（十八卷本），中国文学书局原版影印永怀堂明刻本，卷首《纪效或问》，第15页。
　　［64］陈表义、谭式玖：《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暨南学报•哲社版》，199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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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明太祖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131，第2089页。
　　［67］嘉靖《河间府志》，载《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书店1992年版，第3册，卷6，第179页。
　　［68］《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2，第2257页。
　　（原载2001年8月中国长城学会《明长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