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城修建历史背景研究

董耀会
　　

　　史学界认为，中国的统一，总是北方统一南方。三国由晋统一，南北朝由隋统一，五代十国由宋统一，宋金对峙由元统一。由此可见，中国由分裂到统一，通常是由北方某一集团的势力来完成，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所以在中原统治者的心目中，总是感到来自北方的压力，从而长城作为军事防御的目的，一直被认为是防止北方民族南下的军事屏障。
　　中国首次完成南方统一北方，是由明太祖朱元璋完成的。朱元璋起于江淮之间，并没有急于北上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元朝，而是先消灭了与之并存的几支起义军，然后分路北伐，进兵元都，很快就推翻了早已腐朽的蒙元统治。明王朝是在推翻蒙元帝国后建立起来的，这就决定了相互敌对的关系。正象前人所指出的那样：“元人北归，屡谋兴复。”［1］为防止北元卷土重来，明代前后大规模修建长城50余次之多，峻垣深壕，筑垒建隘，历时200余年，役夫不计其数，使长城防御体系日趋完善，尽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古各部贵族与明王朝双方处于对立冲突之中，但其间更多的是蒙古游牧文化流入中原，中原物资输往塞外，相对一线双方民族把臂言欢的和平景象，从某种意义上讲明长城既是一条蒙古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分界线、隔离线，又是冲突融合以至友好往来的汇聚线。
　　明初长城是控制北元势力的需要
　　明朝前期对长城的修建，始于洪武元年（1368），止于宣德十年（1435），历时67年。这一阶段重点以反击蒙古族为主，同时也进行防御工事的构筑，主要是在北魏、北齐、隋长城的基础上，增建烟墩、城堡、壕堑，局部地段将土垣改为石墙。修缮重点是北京西至大同的外长城和山海关至居庸关的沿边关隘。
　　元至正二十八年即明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的军队很顺利地攻克元大都（今北京），元顺帝被迫退回“塞北”。元王朝虽被推翻，但其军事实力仍然很强。元顺帝仍把握着完整的政治机构和较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占有东至呼伦贝尔湖，西至天山，北抵额尔齐斯河及叶尼塞河上游，南至现在长城一线的广阔的领土。在陕西、甘肃则有河南王扩廓帖木尔的十八万人马。在辽东方面有右尉纳哈出指挥下的二十万军队。在云南则有元宗室梁王的一支力
　　量。元顺帝以辽东和陕甘为左、右翼，居中调度，时刻都在想收复失地，重主中原，所以在明朝初年，明中央政权同北元还打了几次激烈的大战。洪武三年（1370），元顺帝死，其子爱猷识理达腊即位，是为昭宗，仍称大元皇帝。这时明王朝的部队击破了扩廓帖木儿在陕、甘地区的部队，扩廓帖木尔率残部逃至和林。[2]
　　明王朝为消灭掉对中原威胁最大的，盘据在和林的扩廓帖木儿部队，于洪武五年（1372）春正月，出动十五万大军分三路进击漠北。大将军徐达为中路，出雁门关趋和林；左副将军李文忠为东路出居庸关至应昌；征西将军冯胜出金兰取甘肃。这次出击，中路徐达部在杭爱岭北被扩廓帖木尔的部队打得大败。东路李文忠部因不知中路已败退，孤军深入漠北，遭到蒙古军强大袭击后，奋战而回。[3]仅西路冯胜部从金兰（今兰州）西进，打通了河西走廊，设置了甘州、庄浪诸卫，明王朝由此时起，弃敦煌划嘉峪关为界，开始经营河西防务。这次大举进攻漠北，全面来说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使明廷认识到，就当时的力量是不可能彻底消灭蒙古族军事力量的。虽然以后又有多次对蒙古族的征战，但也是以攻为守，并没有改变战略上的防御局面。
　　中原地区，由于元王朝残酷的统治制度和镇压农民起义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华北、东北、西北人口大减，土地荒芜；而南方，元代时在权贵们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之下，生产力也遭受了空前的破坏。明王朝要想巩固住自己的统治地位，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缓和社会矛盾，恢复生产。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明王朝无力彻底解决蒙古族在塞北的压力。所以朱元璋于洪武六年（1373）命大将军徐达等备山西、北平边。并批准了淮安侯华云龙提出的“自永平、蓟州、密云迤西二千余里，关隘百二十有九，皆置戍守的奏议”。[4]修筑了从北京东北和西北部燕山山脉，到军都山山脉上的关塞隘口。明王朝在巩固边防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促进了明初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缓和了阶级矛盾。明初经营边务，修建巨大边地防御工程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力量，对蒙古贵族发起强大的攻势。
　　洪武四年（1371）以后，连年经略辽东。辽东当时属山东布政司，只有军事建制，而无行政建制。在定辽都卫（后改辽东都司）下增设了许多的卫所。在辽东今长春、农安一带尚有蒙古勇将纳哈出所指挥的几十万人，不断伺机进攻边地。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五年（1372）十一月，曾攻陷牛家庄，此役“烧仓粮十万余石，军士陷没者五千余人”。[5]
　　经过十五年对辽东边务的经营，明廷于洪武二十年（1387）二月，派大将军冯胜等率二十万大军，开始了对蒙古纳哈出部的征战。六月，纳哈出为明廷强大的力量所慑服，不战而降。[6]接着明廷派大将军蓝玉等，率师十五万，进攻北元王脱古思帖木儿所在地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脱古思帖木儿仅以数骑逃走。脱古思帖木儿本想逃往和林，奔土剌河畔，途中被其部下所杀。[7]这样北元势力瓦解了。北元瓦解之后，分裂为三大部分：在今辽河及迤北地区的兀良哈部；在今鄂西嫩河、克鲁伦河流域及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鞑靼部；在今科布多河和叶尼塞河地区的瓦剌部。在明廷的打击下，大部分于洪武二十一年（1388）左右，先后归附明廷。稍后又相继叛去，继续进攻明廷边地。
　　洪武二十三年至洪武二十九年（1390－1396），明廷又发动了五次较大规模的对蒙古族各部的征战：
　　洪武二十三年（1390）春，晋王朱棡、燕王朱棣率师，北征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知院阿鲁帖木儿等[8]。洪武二十四年（1391）春夏之际，前将军颖国公傅友德率大军征讨兀良哈三卫。[9]洪武二十五年（1392）夏，北平都指挥使周兴率大军出居庸关远征塞北。[10]洪武二十八年（1395）春夏之际，都指挥周兴和都督宋晟、刘真等合兵征讨兴安岭东面的女真地区。[11]洪武二十九年（1396）春，燕王朱棣率师出大宁塞北征[12]。经过这五次战役，基本上奠定了明王朝边地的稳定局面。此后，明王朝虽仍很重视北方边地的防务，但仅是加强边将出边巡逻而已，并无需大筑长城。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太祖朱元璋死。长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洪武年间为巩固朱氏王朝的统治，朱元璋将诸子分封为王，各王拥有护卫兵士三千人至一万九千人不　　　　等。燕王等因驻守边地，握有兵权，则势力更大。建文帝即位后，鉴于诸王权重位尊，势力太大，威胁皇权，故决定削藩。
　　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号称“靖难”，从北平举兵南下。建文帝也多次遣将派兵前往征伐。建文四年（1402），燕王攻占京师（今南京）建文帝死于宫中（一说逃走），燕王登基改元永乐。
　　整整四年的“靖难之役”期间，明王朝无暇外顾。洪武年间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北方防御的稳定局面又被破坏。刚刚登基的客观条件不允许明成祖立即开展对蒙古族的征讨；同时，又由于蒙古族失去首领，鞑靼、瓦剌两部酋长连年激战，相对削弱了侵扰明王朝边境的力量。明朝采取了招抚政策，边地虽经常遭到骚扰，但相对来说还算安定。永乐六年（1408），故元嫡裔坤帖儿的弟弟本雅失里继承汗位。断然拒绝成祖的温和诏谕，杀了明廷派去的招抚使。明廷以此事件为借口，于永乐七年（1409）秋七月，派淇国公丘福为征虏大将军，率师十万北征。因丘福率部轻进，深入胪朐河以北，陷伏，全军覆没。[13]　　　
　　永乐八年（1410）二月，明成祖亲率五十万大军出居庸关北征鞑靼部，调用战车三万辆，运粮二十万石随军行动。在斡难河畔（今鄂嫩河）打败本雅失里的军队。[14]本雅失里逃至瓦剌部后被瓦剌所杀。这次出征除击破了本雅失里外，还在归途中打败了阿鲁台部，使其屈服归顺。
　　明代为便于防守，将长城沿线分成九大防区，这便是明长城的九镇。永乐七年（1409），明成祖开始北征前，设置了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首批设置四镇同以后所设的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及再后设置的山西、固原二镇合称九镇。[15]
　　鞑靼部失败之后，蒙古瓦剌部的势力却日益强大起来。永乐十二年（1414），明廷见瓦剌的马哈木等部率兵渡过饮马河（今克鲁伦河），威胁明王朝的统治。成祖于当年三月，再次率五十万步马官军亲征。两军决战于忽兰忽失温（今乌兰巴托东南），双方经过激战，明军凭借先进的铳炮优势打败了瓦剌军，并乘胜追至土剌河畔。[16]蒙古族瓦剌部势力衰落后，阿鲁台部势力大振。明王朝曾不断协助阿鲁台，以对抗瓦剌。阿鲁台部强大后，联合兀良哈部在永乐十九（1421）、二十年（1422）屡犯明边。为了加强北边防务，抵抗蒙古族南下，明成祖于永乐十九年（1421）将首都由南京迁到北京。并于次年二月集天下兵马，亲征塞北。[17]这以后又于永乐二十一（1423）、二十二年（1424）进行了两次亲征，但都因阿鲁台闻讯远遁而无结果。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十八日成祖在亲征途中死于榆木川。[18]明成祖五次亲征漠北，本想立威定霸，但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明成祖在大事征讨的同时，也很重视建立长城防御体系。《明史•兵志》载：（永乐）“帝于边备甚谨，自宣府迤西迄山西，缘边皆峻垣深濠，烽堠相接。隘口通车骑者百户守之。通樵牧者甲士十人守之。武安侯郑亨充总兵官，其敕书云‘各处烟墩，务增筑高厚，上贮五月粮及柴薪药弩，墩傍开井，井外围墙与墩平，外望如一’。”[19]
　　明成祖朱棣死后，明王朝再也没有能力对蒙古族各部进行大规模的远征了。由此以后加强北方防务，修建长城防御体系便显得越来越重要。
　　明中叶长城是拒蒙战争的前沿
　　明朝中叶对长城的大规模兴筑，始于正统元年（1436），止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历时130年。这个阶段由于明朝的政治腐败、军备废弛，已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反击，对北方的防御也逐渐演变成以守为主。经过百余年间的经营使整个北方的边防形成以长城为主体的点线结合，以点控线、以线制面的九边防御体系。
　　秦汉之际在北部设防，修筑长城，始终是凭借阴山和黄河天险来构筑防御线。但到明代，这些天险已非其属，永乐以后又先后放弃了大宁卫、东胜卫。明代整个防御线被迫南移数百里，至山西大同、陕西榆林一带。而大同、榆林地区则基本上无险可依，为遏阻蒙古族南下，只好靠多修长城，广建城堡，以加强纵深防御，补充地利之不足。
　　明正统四年（1439）脱欢死，其子也先即位，自称太师淮王，这时蒙古可汗脱脱不花只是虚设。也先以追捕仇人为名自北而西，又自西而东征服了蒙古各部族，使其完全统属于他。
　　明王朝见也先的势力迅速发展起来，预见到将要和明廷发生冲突。《明史•英宗本纪》载：八月“甲戌，敕边将备瓦剌也先，九月丁亥，靖远伯王骥、右都御史陈镒经理西北边备”。[20]明王朝渐趋中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根本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加强防务。明王朝自英宗即位后，经景帝、宪宗、孝宗七十多年，是中衰时期。这时期宦官当权，政治腐败。经济上土地高度集中，一大部分自耕农，甚至中小地主在大地主及官吏的重重盘剥下破产，而有权有势的大地主及官吏大量侵占土地后，又不纳田赋，明廷出现了财政危机。为了增加明廷的财政收入，把大地主、官吏应交纳的田赋转嫁到农民的身上。农民在无法忍受的压榨下，纷纷揭竿而起。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广西和尚杨行祥的起义，浙江人叶宗留率领的破产农民的起义，福建皇丰、福安等地银矿矿工起义，福建邓茂七为首的农民起义。[21]为镇压农民起义，明廷增加税赋以适应军费的支出。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明朝走向中衰，集中反映在财政危机和农民起义这两个问题上。
　　瓦剌也先在统一蒙古后，窥伺到明廷政治腐败，民生凋蔽，便认为南侵时机已到。据《明实录》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十一月丁未条载，也先怂恿脱脱不花进攻明朝时说：“王不为，我将自为，纵不得其大城池，使其田不得耕，民不得息，多所剽掠，亦足以逞。”[22]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瓦剌于正统十四年（1449）开始大举南犯。引起这次战争的直接原因是朝贡和赏赐的问题。朝贡即通贡，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臣服于朝廷的少数民族部落首领，每年派贡使携马匹等贡品向朝廷进贡。朝廷则按贡品的质量、等级发给银两及游牧地区所需物资作为酬价，还要给进贡的部落首领和贡使以大量赏赐。自永乐以来，瓦剌每年都有贡使于十月入大同，十一月入北京进贡。第二年春，贡使带着朝廷的赏赐，由北京出发，二月离大同而回。贡使人数最初只有数人，后来由数十人增至数百人。
　　正统十三年（1448），瓦剌派往朝廷的贡使竟然增至三千五百多人。明廷礼部核实所来人数，发现实有二千五百多人。朝廷责其虚报人数，冒领赏赐。贡使回去后，瓦剌也先遂以此为借口，分兵四路向辽东、宣府、大同、甘肃四镇长城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也先率主力居中进攻大同。大同告急，震惊了朝廷。英宗朱祁镇，年纪很轻，是个缺少政治经验又不懂军事的皇帝。他所宠信的宦官王振，力主英宗亲征，自信以“御驾亲征”之威，便能吓退瓦剌部队。英宗为王振甜言蛊惑，不听诸大臣的劝阻一意孤行，于正统十四年（1449）七月十七日率领五十万大军亲征，这支庞大的部队出居庸关后于八月二日到大同。一路数遭风暴，士兵受寒多病，士气大减。大同镇守郭敬把惨败真情告知王振，王振恐慌之至，急令班师。大军至宣府，正遇瓦剌前锋伯颜帖木儿，其探知英宗在此，便急报也先。而明军在退兵路上，王振为了显示自己在朝中的威风，挟皇帝“临幸”他的老家蔚县。大军出发之后，王振又恐五十万大军过其家毁掉田里的庄稼，便又下令改回原路。这样就使蹑踪而至的也先部队赢得了时间。八月十三日，明军退到河北怀来的土木堡，次日也先追至，命军扎营于水源之处。土木堡是缺水之地，五十万饥渴交加的将士如入绝境。也先佯作撤退，并派使者讲和，王振信以为真，急令移营就水。这时瓦剌三万精骑突然从四面八方杀来，明军顿时大乱，随行大臣多数战死，英宗也只好下马盘膝坐以待俘。[23]
　　土木堡全军覆没的消息传到京城，明廷一片混乱，许多大臣纷纷准备逃难，并竭力主张迁都南京，兵部侍郎于谦等则主张坚决抗战。因为当时的北方如失去政治中心京都，整个黄河以北广大地区就难以保障了。正统十四九月初六，英宗弟朱祁钰即帝位，他支持了于谦抗击瓦剌，保卫京师的主张，并提于谦为兵部尚书。于谦上任后，采取了一系列军事措施，他下令各处招募民壮，就地操练，候命策应；还调集府运粮军和山东、南京沿海备倭军进京担任守卫。令工部齐集物料，昼夜赶造攻战武器，并加强了宣府、大同等要塞处的防务。[24]九月二十八日，瓦剌军挟英宗至大同城下，总兵郭登严阵以待。也先见大同有备，便绕过大同经广昌（今涞源县）至紫荆关，十月九日攻破紫荆关城，然后大军过易县、良乡于十一日过卢沟桥进逼北京。于谦等整军二十二万，列阵九门外迎战瓦剌，城厢居民亦准备人自为战。瓦剌包围北京本想要挟明廷君臣订城下之盟。见攻城不下，长城防御线各战略要地又皆为明廷官军所守，而各地援军将至，恐归路被截，包围北京四天之后，便裹挟着英宗从来路退回边外。[25]也先原以为明王朝已不堪一击，恢复元王朝宏业的时机已到，及进至北京之后，见防御坚固，将士骁勇，方知难以取胜，接着便退居长城以北。但他认为掌握着明廷皇帝这么个绝好的人质，是一定能胜利的，不久双方开始议和。明廷因另立了皇帝，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以社稷为重，君为轻的议和原则。这样坚持到“土木之变”一年后，也先于景泰元年（1450）八月初八，仅在明廷答应互市的情况下，送回英宗。
　　在“土木之变”中，长城防御体系中的一些主要关隘及很多城堡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据《明史•景帝本纪》载，代宗即位后马上下诏修沿边关隘。[26]英宗于景泰八年（1457）发动夺门之变，重登皇位后，亦较为重视长城防御体系的经营。
　　蒙古可汗脱脱不花是元室嫡裔，但自也先之父脱欢时起，蒙古大权就落到了瓦剌太师的手里，但脱脱不花不甘心居徒有虚名之位，想真正复兴其蒙古宗主的地位。明廷便想利用脱脱不花来削弱瓦剌。脱脱不花和瓦剌始终是单独向明廷派遣贡使的，而明廷却对脱脱不花所遣使臣，宴劳赐赏优厚于也先的使臣。双方的矛盾越来越深。景泰二年（1451）双方终于仇杀起来，最后也先杀死了脱脱不花，自称大元天圣可汗。也先登上蒙古可汗的座位后便开始加强对属部的统治，但还未到他彻底统一准备和明王朝决一雌雄时，便于景泰六年（1455）被其部下所杀。也先一死，瓦剌部立即丧失了对全蒙古的统治地位，退居西北旧地。此后活动在明长城防御线以外的主要是鞑靼部和兀良哈三卫部众。也先死后，蒙古东部最强大的孛来、毛里孩两部，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立脱脱不花之子为汗，因其年幼，明王朝称他为小王子。后来孛来杀小王子，毛里孩又杀了孛来。时隔不久毛里孩又为朵颜部所杀。毛里孩灭亡之后，蒙古又陷入完全分裂的状态。
　　在蒙古族封建主进行内战的同时，他们也并未停止对明边的掠夺，屡犯明边辽东、宣府、大同等镇。毛里孩、孛来等部先后进入河套，并以此为根据地，出河套则寇宣府、大同、三关以震畿辅；入河套寇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以扰关中。[27]明廷称占据河套地区的部分蒙古部众为“套寇”。
　　到了明宪宗成化末年，东部蒙古族势力再次兴起，其首领巴图孟克对内铲除骄臣，对外首先击败了瓦剌，接着又收服了土默特，并于弘治元年（1488）在成吉思汗大庙前，向全蒙古宣布称达延汗。[28]巴图孟克称汗后又兼并了兀良哈部，最终把大漠南北蒙古三大部分基本统一起来。在达延汗统治初期，由于集中主要力量于蒙古族的统一战争，所以大体上和明王朝保持着和平的关系。但明边一线亦有火筛等部不时兴兵南下，犯境掳掠。弘治十四年（1501），明廷发兵征讨屡犯明边的蒙古族火筛等部，同达延汗的关系日趋紧张。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冬十月，达延汗率兵进犯大同镇，犯阳河，掠应州，明武宗朱厚照亲促诸军御战，达延汗军队方退去。[29]达延汗虽在中、后期亦侵扰过明边，但就他毕生的事业而言，主要力量始终是用于其民族各部的统一。达延汗统一了整个蒙古族后，和平地分封了诸子的势力范围，这次分封诸子便成了后世蒙古各部落成立的起源。
　　明王朝彻底的衰落是从武宗开始的，统治阶级更加腐朽。武宗沉溺玩乐，不理朝政，又喜矫饰雄武。世宗崇奉道教，多年不上朝，很少接见大臣。农民起义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中原地区的刘六、刘七、齐彦名、赵鐩等为首的农民起义，众至数万人，影响很大。[30]
　　在蒙古族的力量有了较大的发展，明王朝国势日衰的形势下，为遏阻剽悍、勇猛的蒙古骑兵南下，明廷投入更大的力量修缮和加固长城，使原先不相连接的关隘和长城联接起来。明代全线联接的、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就是在这期间形成了。这时期修筑长城，同洪武年间所修沿边关隘的性质不同，已成了消极防御的军事工事。明王朝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建起来的万里长城，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是由当时的社会状况、军事制度和战略思想决定的。单从军事的角度来说，在长逾万里的防御线上，攻击一方是先发制人，攻其不备，在时间、规模、突破口的选择上有主动权。而守军分散在万里长城线上，无论如何地强调常备不懈、居安思危，还是难以阻挡一些规模较大的突然袭击的。陕西三边总制王琼在《北虏事迹》中记载：“正德十年正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余骑到，于花马池北镇边墩起，至石井儿墩止，拆开墙口一十二处，深入固原等地抢掠而去。本年七月二十二日，套虏二万骑到，于花马池北柳扬墩起至青羊墩止，拆开墙口一十六处，深入平凉临巩，直抵陇州，大掠而去。总制右御史邓章调榆林等处官军分布固原要冲，不能御。”[31]这类记载在长城沿线的各州、府、县志中，在明朝有关兵备的资料中是很多的。
　　嘉靖二十二年（1543）达延汗死后，其子孙们使蒙古又重新陷入了分裂、割据的状态。达延汗长孙卜赤虽继承蒙古可汗位，但实际只能统率他自己的割据范围左翼地区。达延汗死后，其三子阿勒坦汗势力日盛，成为蒙古族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中原史书上多称其为俺答汗。
　　蒙古地区基本上是游牧经济，以畜牧业为主，其它物资匮乏，决定其对中原经济的依存关系。他们需要用畜牧产品交换中原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因此，不论是瓦剌也先，还是达延汗，在完成其霸业后，都积极要求明廷允许互市贸易。互市，有官市和民市之分。官市是蒙古族各部落同明朝官府之间的贸易。因蒙古族各部主要是以马匹同官府进行贸易，所以官市又习称马市。民市则是长城内外百姓之间定时在指定地点进行的私人之间的贸易。达延汗后期，蒙古各部不时南下攻进长城，抢掠财物，俘虏人口，朝廷便决定中止和平的贸易关系，对蒙古族实行经济封锁。俺答汗认识到了经济封锁对蒙古族的危害，多次派人奉书表示愿意臣服于明廷，要求赐予封爵，允许每年进贡，并请求在长城关口恢复互市贸易。以嘉靖皇帝和严嵩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明王朝，武断地以“寇情多诈”为名，拒绝了俺答的通贡互市的合理要求。并悬出赏额，购俺答汗的首级。[32]
　　嘉靖二十年（1541），俺答汗率兵大举南犯。越石岭关，直取太原。吉囊则由平虏卫入掠平定、寿阳等处。第二年夏，俺答又遣使石天爵到大同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大同巡抚龙大有为冒功领赏，诱捕石天爵，押解京都。嘉靖皇帝下令，处石天爵以残酷的磔刑，并提龙大有为兵部侍郎。[33]嘉靖二十六年（1547），俺答又于夏秋先后两次派人请求通贡互市，大同镇总兵官的家丁董宝等人，步龙大有之后，为冒功而擅杀来使。宣大总督翁万达上书朝廷，奏请严惩董宝等肇事者，并在关口公布告示以缓解双方敌对的紧张关系。皇帝不准，后来翁万达两次上书，言俺答自冬涉春，屡求贡，并不是谎言，应该准其通贡互市的要求。但他的奏议非未得准，还遭到了皇帝的斥责。[34]
　　在俺答真心求贡而不得批准，双方军事冲突日趋严重的情况下，翁万达向朝廷提出加强防务，修缮长城的请求，得到嘉靖皇帝的批准[35]。翁万达于嘉靖二十五年（1546）至二十八年（1549）四年间，大兴土木，重新修筑了大同镇、宣府镇长城的主要部分。但北边却并未因此而安定。俺答的领地原在河套以北大青山一带，后来乘明廷衰弱之机，占据了河套地区做为放牧之地。河套地区东面紧接大同镇，南面为榆林镇和固原镇，西面为宁夏镇。所以俺答占据河套后，便十分严重地威胁着明朝长城防御线的安全。
　　嘉靖二十七年（1548），陕西三边军务总督曾铣，上书朝廷提出发动进攻，收复河套地区。[36]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来看，收复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河套地区是绝对必要的。但在当时明统治者力量日趋衰弱，而河套草原又利于发挥蒙古族剽悍勇敢，善于骑射的优势情况下，采取轻进的政策是肯定不会成功的。曾铣力主收复被蒙古族鞑靼部占领的河套地区的《边务•十八事》，得到了嘉靖皇帝的嘉奖。当时的首辅、内阁大学士夏言也积极支持曾铣的计划。为取代首辅职位的严嵩等人，竭力攻讦和中伤夏言。性情暴戾昏庸无能的嘉靖皇帝，改变了主意，杀害了力主收复河套的曾铣、夏言。
　　夺得了首辅之位的严嵩，是明朝封建统治集团中最反动、最腐朽势力的代表，对内结党营私，贪婪成性；对外执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这样就给俺答大规模的南侵以可乘之机。
　　嘉靖二十九年（1550）夏，俺答集合十余万蒙古骑兵，准备大举南下。这时靠贿赂严嵩而官居大同总兵官的仇鸾，恐惧万分，竟派人送重金贿赂俺答，求其不要进攻大同镇，俺答收受了重贿，便移兵进攻宣府镇、蓟镇。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十四日，俺答率部顺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十六日他派出数千骑兵，从正面诱战古北口守兵，另遣一支精兵，由黄渝沟拆长城而过，绕至古北口后，明军腹背受敌，不战自溃。俺答乘势南下，当天就经密云打到怀柔和顺义境内。八月二十日，俺答军经通州西犯京城。京城守兵，名为十四万人，其实因各级将领冒领饷额虚报兵员，实有兵数不过五、六万人。俺答前锋七百余骑，在 京郊大肆杀掠，百姓逃涌京城，而京城却九门紧闭，百姓号哭之声震天。俺答兵临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日夜不绝。嘉靖皇帝催促诸将出城作战，而严嵩等投降派，却执行“饱将自去，惟坚壁为上”的失败主义方针。听任俺答兵在城四周滥肆掳掠，不敢出战。俺答兵围京城三天，在城外抢掠大量财物、牲畜及人口。于二十三日从古北口原路退回。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南下掳掠称做“庚戌之变”。[37]
　　俺答退回河套地区的第二年，又派其子投书明廷请求通贡互市。俺答早就愿意归附明廷，停止军事冲突。在军事上占有优势的情况下，仍主动提出罢兵，请求通贡互市，其意真诚可见，这次嘉靖皇帝批准了俺答的请求。[38]当年春派兵部侍郎史道赴大同主持其事，先在大同镇，然后又在延绥镇开放一年两次的马市。不久俺答又向朝廷提出，蒙古族富人能以马易帛，而穷人没有马，希望能以牛羊交换粮食。史道个人同意这么办，但上报后未得批准，俺答兵又开始骚扰诸边。嘉靖皇帝又听从严嵩的主意，停了马市贸易。[39]这样俺答与明朝再次陷入长期的武装冲突之中，此后二十余年，俺答连年南下掳掠，使长城沿线地区的百姓深受其害。明王朝不断地激增军费开支，财政入不敷出；虽不断地修筑长城，但长城防线并未起到有效的防御作用。在嘉靖帝及严嵩一伙极端腐朽的统治下，明王朝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明晚期蒙汉互市之后的防御
　　明朝后期长城工程的重建和改建，从隆庆元年（1567）开始，直至崇祯十一年（1638），历时70余年也一直没有间断过。隆庆，万历之际，蒙古族俺答部与明王朝议和互市，北部边境稍安。这时期明王朝已腐朽衰败，官吏贪污，宦官专权，再加上民变蜂起，连年战乱，导致民穷财尽，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明王朝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虽然先后有高拱、张居正、王崇古、戚继光和李成梁等贤臣名将，从维护明王朝的长远利益出发，企图扭转北方边防消极防御的被动局面，但明王朝有如日落西山，大势已去，无论怎样强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也无法挽救明王朝必然灭亡的命运。
　　嘉靖四十五年（1566）和隆庆元年（1567），高拱和张居正先后进入内阁，并于隆庆三年（1569）和隆庆六年（1572）相继任内阁首辅。他们对内励精图治，整顿政府机构，创立“考成法”，督促公务，考核官吏；对外切实加强边地防务，调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蓟州镇。重用各镇督抚总兵王崇古、方逢时、刘汉、马芳等著名将领，切实加强了沿长城各镇的防御，同时与俺答议和通贡。
　　隆庆四年（1570）冬，终因俺答之孙把汉那吉投奔明廷事件得到妥善解决，促成了明廷同俺答的议和。[40]把汉那吉自幼丧父由俺答妻扶养成人，把那汉吉长大后自聘了兔扯金的女儿。因俺答汗将其所聘之女，许嫁给了鄂尔多斯，把那汉吉一气之下，于隆庆四年（1570）九月到大同镇败胡堡投明 。宣大总督王崇古和大同巡抚方逢时，对其以礼相待，并速上报朝廷。在给皇帝的奏疏中提出：把汉那吉归来，应该封官进爵，如俺答来要还孙子，则以投靠俺答的汉人赵全等为交换条件。在内阁大学士高拱、张居正的积极支持下，隆庆皇帝批准了王崇古等人的建议，授把汉那吉指挥使的官职。
　　俺答正在为孙子的生命担忧，准备用武力讨还，又怕明廷先杀了把汉那吉。这时明廷使节到俺答驻地，告诉其朝廷优待把汉那吉的情况。同时表示，朝廷愿意送还把汉那吉，但希望俺答将赵全等叛人擒献朝廷以表诚意。隆庆四年（1570）十二月，俺答将赵全等人缚送明廷，同时又一次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明廷则命王崇古派人护送把汉那吉返回俺答地。隆庆五年（1571）三月二十八日，隆庆皇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其子弟亦各封官职，并批准了通贡互市，历史上称这件事为“隆庆议和”。
　　“隆庆议和”之后，明朝中央政权同蒙古族各部封建主割据势力的矛盾，虽有所缓解，但加强长城防线的建设依然十分重要。为加强长城防御线的防务，调原两广总督谭纶和福建总兵戚继光先后到北方。戚继光到任后，完善了长城防御体系，其主要措施是在长城上骑墙建筑大量的空心敌楼，加强了长城防御体系的稳定性。[41]自“隆庆议和”后，蒙古族基本未大举南下攻明，所以加强后的长城防御线，并未受到战争的考验。
　　“隆庆议和”时期，俺答汗已年老体衰，由于有三娘子的有力佐助，仍能有效地管辖部众。万历九年（1581）十月，七十五岁的俺答汗死，应由其长子辛爱黄台吉继承王位。按蒙古转房制的传统习俗，黄台吉必须和三娘子结婚，方能继位。然而三娘子不甚情愿，率众西走，蒙古族的统一又一次面临破裂。三娘子是“隆庆议和”忠诚不渝的执行者，且在蒙古各部中有较高的威信，明廷深恐黄台吉无力统驭各部，使和平局面遭到破坏，便竭力劝说三娘子与黄台吉成婚。识大体的三娘子终于成了第二代顺义王夫人。
　　黄台吉在位仅四年便死了，其长子扯力克逐走诸妾与三娘子结了婚，并于万历十五年（1587）三月袭封顺义王，册封三娘子为忠顺夫人。三娘子毕生参与掌握兵权，主持贡市，忠诚不渝地长期贯彻执行隆庆和议，对长城内外蒙汉两族人民的安定团结做出了重大贡献，受到蒙汉两族人民的尊敬。
　　万历三十九年（1611），第四代顺义王袭封王位之前，三娘子逝去。这之后，原俺答汗所统治地区分裂成许多小的独立领地。
　　万历四十四年（1616），女真族杰出领袖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部之后，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西）即汗位，建立金国。这以后，分散的蒙古族各部便相继臣服于努尔哈赤了。
　　通观十五世纪中期至十六世纪后期，蒙明战争发生的原因或是由于明廷的民族歧视和经济封锁政策，或是由于蒙古族封建主的贪婪性引起的，因则有“己巳之变”与“庚戌之变”，其具体历史条件尽管不同，战争的性质也有区别，前者战争的主要责任在于蒙古瓦剌封建主的贪欲，后者在于明廷的腐败和失策。但共同的规律是，战争的起因主要由于通贡和互市的经济问题。所以，军事的或政治的冲突往往根源于经济利益。
　　明朝中期以后，北部防务日益薄弱，蒙古骑兵“动辄长驱深入”。明廷企图以闭关绝市的经济封锁政策作为制服蒙古的有力措施。但这不仅未能制止蒙古封建主的扰边，给北方带来安宁，反而引起蒙古上下的强烈反对，故停止战争，恢复发展与中原地区的经济交流，成为当时蒙古社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俺答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不断向明廷提出通贡互市的要求，但一再遭到明世宗的无理拒绝。俺答在政治上并不想入主中原，而是集中力量征服北方各部及向其西北，西南发展，取得与明廷通贡互市之利，在求贡市不获的情况下，才往往继之以大兵压境。但是经过三十多年的波折，双方都得到了沉痛的教训，认识到欲使“汉达两利”，必须恢复蒙汉传统的经济交流。
　　后金崛起明长城防御重心转移
　　明朝时期，居住在东北的女真族有建州、海西、东海三大部。建州女真分布在抚顺以东的浑河、苏子河流域一带，土地肥沃，禾谷丰茂，渔牧业发达。明朝初年，对于居住在东北的女真族的统治，是通过设置地方军事行政机构即“卫所”来实现的。“卫所”的长官由当地女真族的首领担任，他们执掌着明王朝颁发的“印信”统治其辖地，并定期缴纳贡赋。这时期汉族和女真族之间交往频繁，关系融洽，在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影响下，本以渔猎为生的女真族，也逐渐转向定居生活而开始经营农牧业。
　　明正统以来，控制东北地区的蒙古族的兀良哈部等常常兵叛明廷，南下掳掠。为防止其南下，明朝采纳了辽东指挥使毕恭的建议，从正统七年（1442）开始，陆续修建辽东镇的辽河西和辽河套一带的长城。辽河套长城，所经之地大多是平原河流，从广宁镇静堡（今北镇县白厂门村）起，到开原镇北关（今开原东北镇北堡）止，长达700余华里，是辽东长城三段中修筑最早的，始建于明永乐年间。
　　明初对东北女真族的政策主要是招抚政策。正统七年（1442），明廷增设建州右卫，同永乐年间所设的建州卫、建州左卫，合称建州三卫。明廷对这些卫所的控制是相当严格的，其重要活动均受政府节制。各卫所长官，必须按时朝贡。明初的这种招抚政策，收到一定的效果，明廷与女真各部保持着正常的统辖关系，维持相安的局面。当然，这期间也不免发生一些磨擦。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时，女真族建州三卫也乘机入塞南侵。这类零星进犯，时有发生。
　　明朝晚期，政治极端腐败。明神宗朱翊钧“二十年深宫静摄，付万事于不理。”由于皇帝不理朝政，弊端丛生，积重难返，阉党明争暗斗，贪污贿赂成风，朝政败坏之极。同时，辽东边事日渐紧张，明廷为了巩固其封建专制的腐朽统治，对女真族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离间各部，破坏统一，引起普遍不满和反抗。成化二年（1466），努尔哈赤的五世祖董山举兵反明[42]。
　　辽东东部长城，从开原镇北关起，到丹东鸭绿江畔宽甸虎山南麓江沿台止，长达360余华里。成化三年（1467）辽阳副总兵韩斌负责修建。成化四年（1468）由抚顺至叆阳堡设东州、马根草、清河、碱场诸堡，其间烽堠相望，远近应接，以备女真南侵［43］。成化五年（1469），都指挥使周俊又“开拓柴河至蒲河界六十里”增设镇北、清阳（今昌图县城郊青羊）二堡，同时“在柴河堡增立烽堠”。成化十七年（1481），又修筑了凤凰、镇东、镇夷三堡。至此，辽东东部长城基本完成。抚顺至丹东这段长城，是明朝与建州女真的分水岭。一方极力想守，另一方极力想攻破，因此战事不断。
　　嘉靖以后，为掠夺奴隶、财富和争夺地盘，女真族各部长期互相征战。为削弱女真族的力量，明廷采取拉一部、打一部，分而治之的错误政策，从而加深了女真各部之间的矛盾，女真各部连年混战。嘉靖末年至隆庆元年，女真族几次大规模的掠夺，严重破坏了长城内外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万历初年（1573）辽东镇总兵李成梁建成宽奠、长奠、永奠、大奠、新奠、孤山等六堡。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第二次开拓边疆［44］。
　　万历十年（1582）辽东镇总兵官李成梁出兵支持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所在的古埒城，李成梁的部下反而把帮助明王朝进城劝降的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二人一起杀掉。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二人，先后任明朝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等职，是为明朝出过力，立过功的女真族首领。祖父和父亲被明军误杀，明廷以努尔哈赤袭父职为建州左卫指挥。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为报父、祖之仇，二十五岁的他以“遗甲十三副”起兵百人，以讨伐尼堪外兰（图伦城城主）为名，从而开始“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的策略征伐统一女真各部的活动。从万历十六年（1588）统一建州本部，万历二十一年（1593）统一建州各部，接着又开始了统一全女真的战役［45］。到万历四十四年（1616），基本上完成了包括建州女真、海西女真和野人（东海）女真在内的统一，推动了女真社会的发展和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就在这一年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西）为中心，建立地方割据的大金政权，史称“后金”，改元天命。努尔哈赤称汗后，一反过去的初衷，由尊明变为反明，对蒙古族却采取联合的政策。
　　努尔哈赤对于蒙古贵族实行团结的政策，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巩固后方。女真族和蒙古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彼此通婚往来，渊源久远。努尔哈赤曾自称是“蒙古遗种”，可见建州各部与蒙古族的关系非同一般。对此，努尔哈赤曾说过：“蒙古与女真语言虽异，而衣着及生活方式皆一国也”［46］。基于这种认识，从努尔哈赤开始，对蒙古采取积极团结的政策。万历二十一年（1593），九部联军大败之后，努尔哈赤对扈伦四部实行远交近攻之策，令科尔沁蒙古俘虏 “服锦衣，骑战马”，以隆重的礼节送归本部，科尔沁蒙古大为感动，颂扬努尔哈赤的“恩德”。从此与建州“遣使往来不绝”［47］。万历四十七年（1619），蒙古喀尔宰赛贝勒在铁岭被俘，从此喀尔喀各部受制于后金。天启三年（1623）蒙古巴约特部达尔汉巴图鲁贝勒之子恩格德尔率部来归，被努尔哈赤招为额驸，待如亲子［48］。同时，努尔哈赤也让自己的子侄娶蒙古首领的女儿、侄女为妻。其他喀尔喀各部虽与后金的关系常有反复，但都相继来降。崇祯七年（1634）察哈尔蒙古来归，第二年编喀剌沁蒙古十一旗，从而内蒙古各部基本上都归属于后金的统辖之内。这样，后金与内蒙古统治阶级全面结合，形成以后金八大家为核心，女真、蒙古联合组成的统治集团。从而后金不仅解除了后顾之忧，有了一个巩固安定的后方，可以倾注全力对付明廷，攻城掠地不必反顾，而且把蒙古骑兵即八族蒙古变为仅次于八旗满州的一支劲旅。这支劲旅成为清王朝奠基立业不可低估的重要支柱。
　　努尔哈赤不仅对蒙古上层采取团结的民族政策，而且对待汉民族也颇有远见。实际上，努尔哈赤从起兵反明一开始，就面临如何对待汉民族的问题，特别是居住在辽东境内的汉民族。历史经验证明：金、元时代一个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入主中原，与他们“皆能用汉人”大有关系［49］。除明初以来进入建州三卫的汉人及其子孙以外，明朝末年陆续有大批的汉人苦于贪官污吏的勒索和繁重的苛捐杂税，纷纷相继逃入建州地区。例如，十六世纪末年至十七世纪初年，明朝税监高淮“敲骨吸髓”，迫使辽民“数千”人北走［50］。万历三十六、七两年（1608、1609），因避差徭而投奔建州的汉人多达“六万余人”。努尔哈赤对于进入建州的汉人和先后占领辽东地区的汉民族，前期主要是采取收养、保护和录用汉族统治阶级成员的笼络政策。开始对进入建州的汉民，令其耕田、种参，特筑“蛮子城”进行安置。攻克抚顺以后，仍有一千余户汉人随李永芳得到妥善安置。当后金军进入辽沈之后，女真人和汉人之间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但在一段时期内，努尔哈赤仍然采取保护归顺汉民的正当权益的政策。同时，努尔哈赤实行择贤录用和笼络汉官的策略，史载他手下曾“有洛翰者，本刘姓，中原人”，为人勤俭，勇敢，作过努尔哈赤身边的侍卫，“倚为左右手”［51］。统一建州本部后，曾重用浙江会稽人龚正陆，“号为师傅”，受到“极其厚待”，给予“子姓群妾，家产致万金”。后金向辽沈进军时，又招服明朝抚顺游击李永芳，收为额附，“结为心腹”，有军政大事都参予谋划。当时相当数量断绝功名之路、不满于明朝腐败统治的知识分子，也投奔后金，输心用命，情愿辅佐努尔哈赤，共谋大业。努尔哈赤这种对汉人的养民政策和对汉官、汉族知识分子的笼络政策，化解了汉满两族的矛盾，大大削弱了来自汉民族方面的敌对力量，从而在反明的战争中，减少了阻力，甚得裨益。当然，由于民族性和阶级性局限，作为贵族奴隶主的努尔哈赤在贯彻执行上述民族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民族奴役和民族压迫政策，甚至对汉人进行屠杀。后来皇太极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又进一步改善了对汉民族的政策。
　　在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的期间，明王朝的统治者在政治和经济上倒行逆施，吏治腐败，宦官专权，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不断加重，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对东北的控制力量日趋削弱，这为努尔哈赤兴起和发展提供了非常有利的客观条件。
　　辽东长城成为防御主战场
　　万历四十六年（1618），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名誓师，向明王朝正式宣战。“七大恨”开宗名义：“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52］“七大恨”激起女真族反对明王朝残暴统治的民族反抗情绪，抚顺之战打响了对明作战的第一炮。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分兵两路，以左四旗攻东明、马根单等城堡，亲率右四旗和八旗，巴牙喇（护军）攻明抚顺。努尔哈赤以在抚顺开马市为名，麻痹明军，暗伏甲士于车中，向城门接近，待城中军民出城赶市时，突然杀入城内。努尔哈赤指挥大军抵城下，内外夹击守军。明千总王命印被杀，守将李永芳出城投降，抚顺城失守。五月，努尔哈赤率军攻陷抚安堡、花包冲堡、三岔儿堡等大小11座城堡。七月，攻打鸦鹘关、清河堡。清河堡号称天险，明廷将领邹储贤领兵１万，据堡而守，发射炮火轰击后金军。后金军凭借优势兵力，在板车的掩护下，接近城墙，凿挖城角，冲入城中。邹储贤率兵迎击，力不能支，死于巷战，士卒全遭杀戮。“其中军千把总韩天赐、何良有等二十名官员及兵民共约万人皆陷没。当时，救者尚在数百里外，独贺世贤自叆阳驰赴，遇城，剿其一栅，斩首一百五十一颗”。［53］抚顺、清河之战是后金与明朝26年战争史上的最早的两次战役。
　　努尔哈赤旗开得胜，明廷朝野震动。万历四十七年（1619），明王朝派辽东经略杨镐率军东征，但东征军队在萨尔浒又为金兵所败［54］。杨镐统帅十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大军，分四路向赫图阿拉进发，打算一举消灭后金政权。努尔哈赤倾全部八旗兵六万之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万历四十七年（1619）二月乙亥，经略辽东杨镐奏：“恭报师期，大彰天讨。会同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抚陈玉庭集议，约令镇、道各官于二十一日俱至辽阳之演武场，酌量兵马，分为四路。北以开、铁为一路，从安静堡出边，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此可以攻奴酋之北面。从此而南，则沈阳为一路，从抚顺关出边，以山海关总兵杜松为主将，以保定总兵王宣、原任总兵赵梦麟左右之……此可攻敌酋之西面。从此而东，以清河为一路，从鸦鹘关出边，以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此可以攻敌酋之南面。从此而东南，经宽奠为一路，从凉马田出边，以总兵刘綎为主将……此可以攻奴贼之东面。若清河之东、叆阳之西尚有一路亦可通贼，但山险路狭，林木深蔽，止可轻兵出奇，张疑设伏，听临时相机调度。乃兵马虽分四路，出兵之时，须合探合哨，声息相闻，脉络相通，各道名为监军，而催攒粮草、纪籍功罪、招收降人皆其职掌。又辽阳广宁系根本重地，则以原任总兵前府佥书官秉忠与辽东都司张承基驻辽阳，以新添总兵李光荣驻广宁，各领兵马，以备不虞。又以管屯都司王绍勋总管运各路粮草。”［55］声势不可谓不大，军力不可谓不强，部署不可谓不周，然而杨镐此次率四路大军东征又以失败而告终。这就是努尔哈赤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萨尔浒之战。萨尔浒之役，第一次改变了明与后金力量的对比，后金从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连陷开原、铁岭诸城，沈阳危在旦夕。
　　萨尔浒之战后，为挽救危局，大学士方从哲建言朝廷急调熊廷弼经略辽东。万历四十七年（1619）六月乙亥，方从哲奏：“辽东巡抚周永春，总兵李如桢各报本月十六日寅时奴酋兵马万余从靖安堡进入，已陷开原。臣一闻之不胜惊惧，乞敕令熊廷弼星夜出关，庶可遏其长驱之势，而边事犹可为也。”［56］可是，熊廷弼面对辽东不可收拾的局势，深感为时已晚，无力回天，他说：“辽左为京师肩背，欲保京师而辽镇必不可弃；河东为辽镇腹心，欲保辽镇而河东必不可弃；开原为河东根底，欲保河东而开原必不可弃。今开原破矣，清阳弃矣，庆云抢矣，镇西围矣，中固、铁岭、懿路、汛河数城妇女老幼空国而逃矣。自鸭绿江东南起止西北一带城堡除抚顺清河失陷已报外，如永奠、新奠 、长奠、大奠……数十堡已弃去，而边内之村屯城寨已抢毁无遗矣。独辽阳、沈阳为河东孤注，而昨据经臣揭报沈阳之民又逃，军亦逃矣，而辽、沈何可守也。贼未破开原时，北关相倚，犹有后背之忧，朝鲜未败，犹有左腋之患，今开原破，而北关不敢不顺，使币往来，而朝鲜不敢不从。既无背依之虞，又合东西之势以交攻，而辽、沈何可守也？”［57］面对残局，虽然忧心忡忡，一言三叹，但是熊廷弼出任辽东经略，还是力挽狂澜，积极整治军队，修缮关隘城堡，局势得以稳定。又奏守御之策，建议集兵18万，分守叆阳、抚顺、清河诸要地。挑选精悍兵卒乘隙轮番袭扰，使后金疲于奔命，然后相机进剿。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后金不敢轻举妄动。天启元年（1621），明熹宗朱由校即位，魏忠贤阉党擅权。在阉党的诬陷攻击之下，熊廷弼被朝廷罢官。金兵乘机攻占沈阳、辽阳等大小七十余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58］。
　　沈阳、辽阳相继失守，辽河以东皆为后金所有。明熹宗朱由校再度起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化贞为广宁巡抚。熊、王二人根据形势各执一词，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战”。由于守战之争，因此经抚不和势所必然。在朝廷支持王化贞的错误军事思想指导下，天启二年（1622）正月，王化贞不战自溃，连失广宁等四十余城。这时辽东镇长城的辽河以东部分和辽河套部分全部为后金所占，熊廷弼只能力保辽河之西以捍京师。经过熊廷弼、孙承宗等人先后在辽西布置设防，初步形成一条以山海关为根本的防御体系。熊廷弼权衡辽东战局，奏请“三方布置策略”，即陆上以广宁（今辽宁北镇）为核心，集聚重兵，进行固守，沿辽河西岸筑垒，从正面牵制后金兵力；海上以天津为一区，登、莱为一区，配合舟师从辽东南部打击后金侧背；并联合朝鲜李氏王朝，使其出兵鸭绿江为明声援，待后金回师东顾，然后乘势反攻，夺回辽阳。但事业未竟，熊廷弼、孙承宗又都被腐败朝廷罢官。
　　宁远巡抚袁崇焕继承这一战略方针，提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的积极方略。袁崇焕抓紧修筑城池，并亲自规划，城高“三丈三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 ，在城内四角各建三面突出的城墙。此外，还建成“形如长爪，以自相救”的方形敌台。按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原则，将宁远建成屏障山海关的军事重镇。天启五年（1625），袁崇焕以宁远为根据地，向东收复锦州、松山、杏山、石屯（今辽宁义县）、大凌河（今辽宁锦县）等城，拓地200里，防线东移，并在这些地区修筑城堡，派兵驻守，使宁远有所屏障。在此期间，后金军队不敢轻意跨越辽河进犯。
　　天启六年（1626），努尔哈赤统帅大军13万，号称20万，进攻宁远城。袁崇焕面对气势汹汹之敌，镇定自若，召集将士刺血为书，誓死守城。双方经过两天的激战，后金军久攻不下，死伤逾万，努尔哈赤又身负重伤，被迫撤兵。此役之后，努尔哈赤对诸将说：“朕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何独宁远一城不能下也？”不久发病，八月十一日病死于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阳堡。
　　努尔哈赤（1559－1626）顺应历史潮流，为统一女真各部作出重大贡献。在反对明朝的民族压迫和奴役的战争中，表现出民族英雄的胆略和气概。他戎马生涯四十余年，证明他不愧为女真族的杰出领袖。
　　辽东长城失守清兵入关
　　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即帝位，改国号为大清［59］。皇太极（1592－1643）后金第二代君主，清朝第一代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皇太极自幼“颖悟过人”爱文喜武，智勇双全，是随父兄从征的骁将，参与后金重大决策，是努尔哈赤开创基业的得力助手。皇太极为女真的统一和后金的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以政治家的冷静，锐意改革，治国抚民颇具特色。努尔哈赤晚年，对辽东汉人大肆屠杀。皇太极即位以后，承认屠杀汉人的错误。表示“良用自悔”，决心“图治更新”。改正对汉人的政策是后金统治阶级民族政策的重大转变。第一，改变部分汉人的奴隶地位是皇太极民族政策转变的重要措施。鉴于努尔哈赤时期分“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满汉同处在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的情况，改变为每备御“止给壮丁八人，”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田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60］。使原来农庄中百分之三十八的壮丁从农奴的地位中解脱出来，“编为民户”。第二，实行安民、养民政策是皇太极民族政策转变的又一重要措施。天启七年（1627），皇太极宣布：凡是国中的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首举，概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不论”。此谕下达之后，解除了汉民的精神枷锁，安定了汉民之心。史载：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61］在养民方面抓了几件大事，一是宽典刑，济贫苦；二是与民休养生息。三是凡有扰民者一律惩治。另外，皇太极笼络和重用汉官。这主要表现在：将汉官从满官之家拔出；使汉官仍任旧职，重用厚养；重礼相待，耐心求贤。随着后金社会封建化的深入演变，以皇太极为首的后金统治阶级从奴隶主逐渐转变到封建主的地位，与明朝的降官败将相互依存，构成利益一致的统治集团，皇太极改变以往的错误民族政策，减少了汉民族的仇恨和反抗，有利于缓和民族矛盾和发展生产，有力地推动了后金社会的进步，为清军入关打下坚实基础。
　　宁远之战后，后金与明朝的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皇太极登基不久，曾率领十五万大军复攻锦州城，遭到明军的坚决抵抗。又率军攻宁远，接连失利。这迫使皇太极在策略上发生变化，开始了与明朝的议和阶段。这种议和对巩固后金的政权是有积极意义的。皇太极在与明朝的多次议和及书函来往中，政治上要求封一王位，经济上要求礼尚往来，关于明与后金的分界上，皇太极提出：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为明界，以塔山为后金界，以连山为适中之地，双方俱于此互市。但是明廷上下对于“议和”始终采取错误的立场和态度，致使议和毫无结果。
　　在封建专制社会里，皇帝的意志起着决定作用。明熹宗朱由校和明思宗朱由检两朝皇帝对议和是反对的。崇祯三年（1630），师心自用的思宗朱由检中皇太极反间计，磔袁崇焕于市；崇祯十五年（1642），又处死兵部尚书陈新甲等，都与“议和”一事有关。大学士孙承宗，也被罢职还乡。可见明朝皇帝对于“议和”的顽固态度，致使功臣蒙冤，自毁长城。“议和”的命运可想而知。明朝的全面崩溃，势在必然，气运将尽，为期不远。皇太极与明朝进行十多年的议和，毫无结果。与此同时，后金也对明朝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
　　皇太极建立大清政权之后，在短短的几年里，清军与明军交战频繁，战场又多发生在辽东长城之内。至此，辽东长城已完全失去了防护作用。皇太极提出“打开山海，通我后路，迁都内地”的口号。他把摧毁宁锦防线，占领山海关，进取中原作为主要的军事目标。山海关成为明、清激烈争夺的主战场。在清军势力咄咄逼人的情况下，明朝的防御只能退守山海关长城一线。因此，大力加强山海关一线的海陆防务，已到了“天下安危系于一垣”的垂危关头。
　　明末，许多名臣良将、封疆大吏都被朝廷派往山海关督师、经略，调动重兵，加强防务。兵部尚书熊廷弼，孙承宗都曾先后两次出任辽东督师经略。天启元年（1621），在山海关城东墙之上建“新楼”，以加强东部防线。天启二年（1622），孙承宗在南海设立龙武营，加强海上防御力量。为了向辽东辽西转运大量的军需物资，重新修复利用南海码头港，疏竣海口河道。在职四年，练兵屯田，修筑宁远等大城九座，堡四十九座，练兵十一万。崇祯六年（1633），巡抚杨嗣昌在关城南、北各二里处建南北翼城，增强关城南北两翼的防御能力，与城关左右相呼应。同年，在城关南老龙头上，修筑宁海城，地势险峻，是一座踞于海防要冲的堡垒城。在关外１公里处的欢喜岭高地上，建造威远城，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成为山海关东城防守的前哨。崇祯十六年（1643），在城关西侧建筑西罗城，与东罗城前后呼应，成为关城的前防后卫。与此同时，并加强了附近长城的防御措施，例如位于城关东北三十华里的九门口，也增修加固。雄伟的万里长城浑然一体，形成京东一线坚固的防御屏障，对于保卫京师，巩固明王朝的统治起到一定作用。皇太极曾几次攻入长城，都不得不远远地绕过山海关一带防线。也正是因为山海雄关岿然屹立于明清两京之间，使清军在耀武京郊，扬威内地之后，不敢进一步地深入久留，急急忙忙退回关外。
　　天启七年（1627），后金皇太极率军攻打宁远、锦州兵败而还。皇太极遂改变战法，决定避开宁远至山海关防线，采取扰关内蔽关外，迂回攻明的方略。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亲率大军五万向西进发，取道蒙古，然后分三路攻明长城。左路攻龙井关，右路攻大安口，皇太极自率主力中路军攻洪山口。二十六日，左路军突破龙井关，崇祯二年十一月壬午朔，大清兵至龙井关，京师戒严［62］。沿线驻军见龙井关烽火迭起，迅速往援。洪山口参将王遵臣驰援途中战死。皇太极主力军于二十七日进抵洪山口，由于洪山口守军已应援龙井关，守备薄弱，皇太极大军突至，一触即败。皇太极轻易夺下关口，直趋遵化。右路军进抵大安口时，明军布阵迎击，金军分进合击，连降马关营、马兰口、大安营三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兵4000驰援，全军覆没。各路后金军会师遵化后，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进至通州，兵临北京城下。十一月十八日，后金军攻德胜门。崇祯帝急调袁崇焕增援德胜门，又阻后金军于广渠门外。皇太极巧施反间计，崇祯信以为真，处死袁崇焕，致使军心动摇。总兵祖大寿率军出山海关回锦州城。皇太极乘机夜袭卢沟桥，布阵永定门外，大败明军，杀总兵满桂。皇太极认为明朝仍有实力，下令分兵回掠。于崇祯三年（1630）正月，皇太极挥师东进，从冷口（今河北迁安东北）返回沈阳。这是皇太极第一次进入长城，明称“己巳之变”。
　　崇祯九年（1636）四月，皇太极即帝位，建国号为清，建元崇德。为瓦解明朝统治根基，皇太极又决计攻明。五月，皇太极命贝勒阿济格率八旗兵10万人向蒙古进发。清军经过千里跋涉突入长城独石口。长趋南下，进逼京畿。七月，师抵延庆，大败明军。又入居庸关，直奔昌平。八月，清军猛攻昌平，明守军力不能支，士卒被斩杀，昌平城池被焚毁。随后，遍蹂京畿，纵略良乡、清河、顺义、怀柔、宝坻、房山、涿州、文安、永清、雄县等城。九月一日，清军携带所虏大批财物由冷口出长城。清军此次入关攻明，历时四个多月，纵兵驰骋京畿地区，大小五十余战全部告捷，俘获大批人畜，明军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击之力。明军完全失去优势，日益走向崩溃。这是皇太极第二次攻入长城，明称“丙子虏变”。
　　崇祯十一年（1638）八月，皇太极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法，命令多尔衮、岳托率师分道出征。岳托率右路军先抵长城关口墙子岭，趁明军毫无戒备之机，从长城豁口处突入。墙子岭守将吴国俊率部仓促迎战，战败逃往密云。蓟辽兵部右侍郎吴阿衡率骑兵相援，战败被杀。多尔衮率左路军由董家口和青山口之间毁长城而入，由于青山口明军已增援墙子岭，多尔衮乘虚攻入青山口，直抵通州。十月，京师戒严。明廷急调各处兵马勤王，入卫京师。明帝朱由检意欲与清议和，又难于启齿，于是玩弄两面手法，在命令宣大总督卢象升统帅各路军抵抗清军的同时，又密令大臣杨嗣昌，宦官高起潜于暗中牵制卢象升，结果卢象升战败阵亡。高起潜拥兵临清，置若罔闻，坐视不救，得知卢军兵败，仓皇逃跑。清军长趋深入，连下畿辅州县43座。清军绕过明军德州防线，直指山东，攻陷济南，俘虏德王朱由枢，全城被屠，老少无遗。崇祯帝急调在河南、陕西镇压农民起义军的洪承畴、孙传庭各率５万兵入援。皇太极为牵制明军，策应关内作战，自率清军进攻锦州、松山。次年二月，多尔衮撤还天津卫。三月，清军经青山口返回沈阳。此次清军入关，历时８个月，深入内地2000余里，攻掠河北、山东城邑70余座，明军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这是皇太极第三次进关，明称“戊寅虏变”。
　　明崇祯十三年（1640）三月，皇太极命令多尔衮、济尔哈朗围困锦州。次年三月，清加强锦州攻势，并占领外城。明廷派洪承畴率十三万大军救援锦州。清军在松山、杏山之间歼灭明军五万余人。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清军攻下松山，俘虏总督洪承畴，锦州陷落，明称“松山之败”。
　　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皇太极命阿巴泰为将，率师十万攻明关内，进一步削弱明朝国力。十一月，清军分两路向长城推进，左路军从界岭口（今河北迁安）破长城而入，时大同援军往守山海关，闻警前往堵截。清军两面夹击，明军大败。清右路军因地隘路险，推进缓慢。途中俘虏明军侦骑，得知前方雁门关守备情况，乘夜冲杀而入，守军丧魂落魄，全遭杀戮。两路清军很快会师蓟州（今天津蓟县）。攻下蓟州后，一路势如破竹，长驱无阻，下真定，略河间，破香河，矛头直指山东，沿途城堡相继失守。十二月八日 ，清军抵兖州城下，鲁王朱以派登城督战，将士顽强抵御。清军冒死猛冲，步步进逼。最后，守军炮尽矢竭，城破之后朱以派自杀。清军大掠山东后又入直隶。各处明军不堪一击，一触即溃。第二年五月，清军在践踏88城邑之后，从墙子岭出长城返回关外。这是皇太极第四次入关，明称“壬午之变”。
　　清军四次攻入长城，长驱直入河北、山东、山西等地，明军处处被动挨打，屡战屡败。清军又几次进逼京郊，朝廷震动。终因山海关长城防线控扼其间，内可断其归路，外可捣其老巢，使清军内外声势不接，不得不骚扰掳掠之后，急急忙忙退出长城。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统率农民军攻占北京，结束了明王朝276年的封建统治。满清摄政王多尔衮在明朝宁远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下，以所谓“除暴救民，灭流贼，以安天下”为号召，四月二十二日与李自成的二十余万农民军，在山海关附近激战，结果农民军战败西撤。五月二日，多尔衮率领清军进入北京城。十月初一，清顺治帝从盛京迁都北京，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政权。
　　一个封建王朝的兴衰存亡，虽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其自身的因素即所谓内因总是起着决定作用。明王朝的由兴到衰以至最后灭亡，根源在于其本身的不治之症。
　　有明之主，鲜有明君，晚明尤甚。身居深宫的皇帝或庸碌无能，或不理朝政，或刚愎自用。严嵩、申时行、王振、魏忠贤等大臣、宦官结党营私，陷害忠良。内忧外患，与日俱增。苛捐杂税，水旱连年，饥民遍地，揭竿而起。封建统治阶级与广大农民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军已成燎原之势，横扫大半个中国，明王朝完全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末代皇帝朱由检本想有所作为，即位之初，立诛逆阉（魏忠贤）。但是事实证明：他的行动往往与愿望相悖。再加上性格多疑，苛察太甚，人心丧尽，众叛亲离。最后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吊死煤山。
　　明王朝对于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一贯推行十分错误的民族政策。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无所不用其极。在女真族各部，拉一部，打一部，制造矛盾，挑拨离间，妄图挑起女真族的内部争斗，使其力量互相内耗而坐收渔人之利。本为朝廷命官，保境安民的努尔哈赤的祖父、父亲二人，惨遭杀害，国仇家恨迫使努尔哈赤愤然起兵反明。从皇太极的四入长城到顺治的统一天下，主要的原因是晚明朝廷的腐败与没落。外则败于辽东，内则困于流民。在此种情况下，无论怎样强大的军事防御工程体系，也不能挽救明王朝的必然灭亡。

注释：
　　[1]、[4]、[15]《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第2235页。
　　[2]《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3页。
　　[3]《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4页。
　　[5]《明太祖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40年版，卷76，第8页。
　　[6]、[40]《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5页。
　　[7]、[8]《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6页。
　　[9]《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 年版，卷3，第48页。
　　[10]《明太祖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40年版，卷217，第５页。
　　[11]《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３，第52页。
　　[12]《明史•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３，第53页。
　　[13]《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7页。
　　[14]《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68页。
　　[15]《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第2235页。
　　[16]《明史•瓦剌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8，第8498页。
　　[17] 、[18]《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8469页。
　　[19]《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 ，第2236页。
　　[20]《明史•英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0，第134页。
　　[21]吕振羽：《中国历史讲稿》，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351页。
　　[22]《明英宗实录》，江苏国学图书馆1940年本，卷76，第８页。
　　[23]《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32，第471、476页。
　　[24]《明史•于谦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70，第4546页。
　　[25]《明史•于谦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70，第4546－4547页。
　　[26]《明史•景帝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1，第142页。
　　[27]程道生：《九边图考》，榆林考，民国八年石印本，第42页。
　　[28]《民族辞典》，四川民族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
　　[29]《明史•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16，第209页。
　　[30]娄曾泉、颜真炮：《明朝史话》，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 149页。
　　[31]王琼：《北虏事迹》，第21页。
　　[32]、[33]《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79页。
　　[34]《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80页。
　　[35]《明史•兵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91，第2241页。
　　[36]《明史•曾铣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04，第5381页。
　　[37]《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59 ，第899 、910页.
　　[38] 、[39]《明史•鞑靼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327，第8481页。
　　[41]《明史•戚继光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12，第5614页。
　　[42]《殊域周咨录》，《中外史籍交通丛刊》，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3册，第735页。
　　[43]《辽东志•韩斌辽东防守规画》，辽海书社民国二十三年本，卷７，第４页。
　　[44]《明史•李成梁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卷238，第6190页。
　　[45]、[52]《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卷１，第304页。
　　[46]《满文老档•太祖》，卷13，第12页。
　　[47]《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清入关前史料选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卷９，第12页。
　　[48]《满文老档•太宗崇德》，卷９，第12页。
　　[49]《天聪朝臣工奏议》，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卷中，第37页。
　　[50]《明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445，第６页。
　　[51]《啸亭杂录》，上海申报馆，清光绪二年铅印本，卷3，第15页。
　　[53]《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72，第10808页。
　　[54]《清史稿•太祖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１，第10、16页。
　　[55]、[58]、[59]《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72，第10794页。
　　[56]《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83，第11105页。
　　[57]《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影印本，卷583，第11114－11115页。
　　[60]《清太宗实录》，卷10，第11页，卷１，第９页。
　　[61]《清太宗实录》，卷１，第９页。
　　[62]《清史稿•太宗本纪》，中华书局1976年版，卷１，第28页。
　　（原载2001年8月中国长城学会《明长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