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长城历史是长城研究的重要内容

董耀会
　　

　　到北京师范大学参加有关长城的学术研讨活动，亲耳聆听了白寿彝、赵光贤两位老先生的教诲，有很大的收获，学到了很多的东西。白老先生讲：“搞历史研究是苦差事，搞长城研究更是苦差事，所以做长城研究要沉得下心去。”这对我们年轻的长城研究人员是很大的帮助。今年春节前我去看望白老先生时，先生说：“我们研究历史干什么？我们研究长城干什么？就是要推动历史的进步。”以前白老也对我说过“你研究长城不要离开现实，而且要紧紧地扣着现实，这是你的长处。”我已经深记于心。老先生们独具卓识的学术成就和崇高淡泊的学者风范，是我们的楷模。我们将努力提高研究成果的生命力和人格的魅力，真正承担起长城研究的重任。刚才会议开始前，赵老先生对我说的“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说半句空”我不但记在了本上，也已经深深的记在了心里。
　　中国长城历史，从时间上说上下两千多年，从地域上说纵横大半个中国，从研究门类上说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民族、建筑等诸方面，可以说十分庞大。但我们对长城的研究却显得太单薄了，我们的研究成果还缺少可以与长城相匹配的气势和深度。我有一个愿望，只要条件具备一定要编一部有关长城的大书，类似大百科那样的书，将长城的基本情况勾勒出来展现给社会，为社会认识长城提供帮助。
　　我在北大读书时就考虑过为什么研究长城的人和关长城的研究成果这么少，因素肯定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就是我们历史研究人员专业分得已经太细了，这是制约长城研究工作的一个主要因素。刚才开会前龚先生介绍诸位老师时，都介绍了专业，搞秦汉的、搞隋唐的。其实龚先生没有细介绍，很多老师的发言中可以听出，既便是搞秦汉史的，也只是研究其中的某一项。这种过于的专，可能是专业发展的需要，但却妨碍了对长城的研究，特别是妨碍对中国长城发展史的研究。长城的历史是有它自身延续性的，需要有通才来加盟长城研究队伍。刚才龚先生讲要鼓励和号召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关注长城研究，我相信只要大家沉下心来做一做长城这个题目，是一定会取得好成绩的。
　　人类社会历史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切活动都是有意识和有目的。象修建长城这么重要的历史活动，决不可能是在不自觉状态发生的，其真正的动力也决不会是盲目的。但是不同朝代长城的修建，其自觉意图是什么，是由什么目的引起的，也就是说不同朝代的统治者在决定大修长城并付诸实施的时候，他们所追求的是怎样一个自觉期望的目的。这一点我们认识还极不清楚，目前的研究成果还不能很好地说明白这些问题。
　　我们讲长城修建的历史是人们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结果，但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在长城修建这一历史现象中，根本就没有盲目性和偶然性，我看也不能这么说。修建长城这一历史活动是由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所导致，在一些时候还是有盲目性存在的。这种盲目性有时候反映出修建长城预期的目的，与客观效果相互矛盾。也就是说有些目的虽很明确，但既便修了长城，这些目的本身也实现不了。长城修建者有目的有预期，但最后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目的并不相符，有时候结果则完全与预期目的相反。比如：在长城修建的历史中有这么一种现象，某个时期为解决某些问题统治者采取修建长城这一措施，应该说还是非常有效的，但长城修起来之后，又产生了另外的负面影响，结果是反而激化了长城内外的民族矛盾。人类具体历史现象有个别性、独特性、非重复性。任何历史现象的发生往往都有面临多种选择的机会，修长城或不修长城，多修长城或少修长城，长时间利用长城或短时间利用长城都是可以选择的。具体采取那种措施除客观因素外，当时皇帝的个人素质或掌握朝廷决策权那些人的个人素质，也是影响这段历史进程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作用是独特的，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也是不可替代的。这些方面我们的研究工作是很不够的。
　　认识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同历史时期的认识都是从其时代条件出发，而时代条件却在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变化。所以说，我们对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也在发展中，这也是“历史再认识”的问题。但是当我们从新时代的高度，对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再认识，以期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时，一定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现在社会上包括史学研究领域都有人提出“大胆地解放思想”，但怎么做才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思想，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加强长城研究，对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进行再认识，首先要在以往的研究内容和方向上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挖掘出以往长城研究未曾注意到的历史内容，这是对长城历史过程整体的再认识。其次是根据不断发现的新材料，特别是考古发现，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新的思考和研究，取得新的历史结论。
　　我们提出对长城历史研究进行再认识有一个前提，就是以往的很多有关长城研究的成果，都有一种很不正常的表现，就是忙于应付政治的需要，不太顾及对长城自身本质的认识。这种研究成果不论是肯定长城，还是否定长城，在某种意义上说，都仅是政治功能的放大和扩张。我们今天讲加强对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研究，是要用历史科学的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去贡献社会。我们要全神贯注地进行长城历史的研究和探索，待后世学者对我们的研究成果进行“再认识”时，我们所做出的一系列始创性工作，能为他们奠定一个较好的基础。
　　我们要认识长城，首先就要认识产生长城的历史内因。长城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物化了的标尺。在人类社会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内因是起很重要作用的，历史内因是相对与历史外因而言的，在一般情况下，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长城产生的历史内因应该说也是多方面的，它由不同层次的历史内容和在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它所起的作用，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体系。长城产生的内因既包括民族、经济、政治，也包括社会心理，但是在众多的内因当中，其中最根本的因素，起决定性的因素应该说只有一个。我们怎么去认识这个因素，是认识长城历史地位与作用必须解决的一个关健性问题。有的研究人员把长城的修建起决定性的因素归决于统治者的思想意识，也就是说当朝的统治者有修建长城的这么一个动机，这种说法正确吗？其实这种说法是唯心主义的一种观点。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认识长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把长城放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去看，就会明白物质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才是最终起决定性的作用。长城产生和修筑是经济因素所决定的，这才是它产生的根本原因。我们讲经济因素是长城产生和修建的根本原因，并不排除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因为经济的因素并不是唯一的内因。修长城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朝廷的思想意识和具体负责这方面事物的官员的行为和认识，都在不同程度的对长城修建和使用产生着影响。长城修建历史内因是由很多方面所组成的，我们在分析问题时，要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历史问题去认识长城的历史作用。我们认识了长城修建的历史内因之后，还要对它的历史外因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因为从长城修建的历史来看，长城的历史外因，具有更大的多变性和偶然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环境下长城区域所面临的外部条件也有很大的不同。长城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区域受外部制约的因素是不一样的，譬如其它民族的社会因素对长城产生的影响，有时候大，有时候就不大。就某一具体的历史事件，或者某一具体的长城修筑而言，也不排除曾出现过许多外因起着决定作用的情况，象气候的原因，就曾起很重要的作用。长城外的草原地区由于大旱或虫害使得草地枯萎，难以满足牧民的生存保障需要之时，游牧民族南下攻打长城的频率和激烈程度就高。在研究长城修建的历史过程中，我们不能顾此失彼，不能忽略外因对长城历史的作用的研究，因为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历史外因常常影响历史事物的正常发展过程，直接改变事物的原有性质和发展方向，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外因就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真正影响长城的，真正起作用的，特别是起主要作用的还是内因，内因是有决定意义的。外因是起次要的非决定作用，是通过对历史内因的影响进而影响长城修建历史的。我们如果认识清楚了对长城修建历史产生影响的主要是历史内因这个本质，对整个的研究工作应该说都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们真心地希望北师大的老师们能多投入一些时间和精力参与到长城研究工作中来，推动一下这项工作。刚才曹大为老师的发言，对我们就有很大的启发。谢谢大家。

（1991年10月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长城学术研讨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