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时期的中国史学呈现出多途奔流、百川归海的发展态势。这一时期，人们的历史意识和史学视野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和扩展，其中有关当时中国的人与社会、人地关系状况的记载尤为突出。这些史地文献的体例多样而严谨，史识深刻而富有情趣，历来为后世的研究者所重视，形成中国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断代——中古史学。

　　一百年来，中古史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研究之深入和广大是前所未有的。面对这些已经被前辈们“翻烂”了的历史文献，常常想，还能有新的视角和方法来认识和解释这段中国历史发展的黄金时期吗？现代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出现、发展和成熟，在技术层面上为实现运用新视角和新方法，进一步科学探索和认识中国的中古社会提供了可能。其实，开始于2000年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国际合作项目，迄今所取得的成绩，就很能表明，现代的技术手段和丰厚的历史资源是可以实现互动和耦合，并产生出新的科学认识的。这里仅就汉唐史地书与中古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问题，谈点不成数的想法，供各位专家参考。

一、可能性

　　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建设，一个基本的前提是，要十分注意留存至今的历史信息必须是“足够”的。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不同于一篇文章、论文，从其所要求的历史信息的广度和深度来说，它远远超过后者。

　　就中古的历史信息，它在中观层次上是比较充分的。比如，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记载，《水经注》、《齐民要术》等书有着非常集中的记载。《水经注》中所记各种水道、地名，总计数万条，形成了一个繁复的历史网络系统。其他各类史地书，如《华阳国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图志》，以及正史地理志当中，有关人地关系的记载，其总量是很多的。

　　这些都有待我们做深入细致的梳理工作，按照地理信息系统各空间、时间要素的要求，将其分类，标识属性。近人杨守敬，所做的《水经注注疏》和《水经注图》，谭其骧先生所作的中国古代历史地图，严耕望先生所做唐代交通考，华林甫先生有关《水经注》地名的分类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做得正是这项工作。从他们的工作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历史信息，具体来说是史地信息，是可以运用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予以新的整合和得出新的认识的。

二、还原，还是重构

　　作为时刻在消逝的事物，历史无法复原，因为无论记载的手段和方式如何先进，你都没有办法彻底“还原”历史。但史学求真的本质属性，决定了记载历史信息的时候，我们应将历史的主要方面给记载下来——绝不是所有历史的细节！

　　中古的历史信息，从总体上来说，距离历史的原貌，是不远的。这样，就为我们重构当日的史地状况，包括人地关系、人与社会等内容，提供了比较可靠的史料基础。此外，我们还要有求真指导下的新史学理念和方法。我们所建设的中古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不是还原，而是重构。

　　关于基本的地理信息，我们可以今天中国的三维地形图为基础，在其上“赋予”历史信息，逐渐修正它的当代因素，增加它的历史属性。

三、历史地理坐标的选取

　　建设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必须选择恰当的“坐标”，以楔入历史。中古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坐标可以选取六世纪的《水经注》和九世纪的《元和郡县图志》等，同时充分运用其他史料，将大的目标量化到史料所允许的最底层。

　　《水经注》所记载的有关公元六世纪以前的数万个地名和水道，这无疑是一个现成的历史地理坐标。杨守敬所做《水经注疏》及《水经注图》，实际上就是这样一个选取历史地理坐标并进行重构的工作。今天，我们借助现今的技术手段和运用新的史学理念，完全可以在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这个坐标侧重人地关系的表现。

　　《元和郡县图志》集中记载了唐代中国政区地理的历史信息——这是人文地理的一个很重要而基础的方面。这个坐标侧重人与社会关系的表现。在这里我们可以充分借助如严耕望先生所做的交通图考一类的工作基础，将当时中国人文地理的状况进一步细化和深入。

　　在确定了上述主要的工作任务——即六世纪和九世纪两个坐标群落的选取并充实之后，中古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框架也就基本确立起来了。

四、目标和意义

　　直接的目标是，建设中国中古历史地理信息系统。深层的目标是，获得一种崭新的认识历史的手段，增进史学观念的变革。过去的史观，侧重人与社会的探求，今天的史观，应该更加注重人地关系的探求，做到全面的认识我们人类发展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开展这项工作，还将大大推进人们对中国环境变迁的历史认知，众多史料将从人地关系的角度得到重新认识，以及对中国现实环境问题的广泛关注。

　　目前正在进行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国际合作项目，在时间上主要的侧重点还是近五百年，在空间上，是东南沿海、黄淮地区和长江流域。所以，从“通史”的角度看，开展这样一个可能也可行的中古历史地理信息系统建设，将大大促进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的完全实现。

　　上面是平常读书的一些极其肤浅的体会，认识很不准确也很不深入，希望能起一点抛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