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联合目录与目录学史研究 王茜 |
电子技术的发展使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成为可能。数十年前，当《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工程启动时，还没有计算机和网络，无法如此迅捷地将书目数据远距离传递，进行查重、核实。电子技术的发展，使编纂古籍联合书目的呼声渐高，异地共同编写书目成为现实。而且书本式的书目仅是联合目录的一种形态，利用网络实现一个古籍联合书目数据库，不是天方夜谈。 一 然而，至今古籍联合书目仍然不能实现，障碍在于各图书馆自身，而不是技术手段。或者说，当技术手段要求以往各行其是的状态必须以一致的方式进行工作时，全面地审视各馆古籍整理的状况，就会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古籍编目中存在着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然后才能真正着手利用网络建设联合书目数据库。存在问题如：（1）对于古籍的下限界定不一致。有的馆界定到1911年，有的馆断到1949年，有的馆凡是线装书都归入古籍，所出版的书目就称为“线装书目”。（2）对新学内容的处理不一致，有的图书馆将之别为一目，有的图书馆将之挤在四部分类法中，还有的图书馆因使用中图法类分古籍，所以新学图书处理不成问题。（3）各馆使用不同的分类法，虽然很多图书馆的古籍编目多使用四部分类法，但使用其他分类法的也不罕见，国家图书馆的分馆普通古籍使用刘国钧多年前制订的十五大类分类法，善本特藏部使用四部分类法。十五大类分类法与四部分类法的差距甚大，它既有对十进制分类法的改造，又有对四部法的改造，并将现代科技图书与传统文化古籍的类别混合在一起。不同的分类法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类目表。（4）即使同样使用四部分类法，由于馆藏不同，对类目的理解不同，或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各馆均有与他馆不尽相同的类目表。 这对于各馆管理自己的古籍，也许妨碍并不大，只要方便读者查找即可。但是若要编制古籍联合目录，一部共同认可、共同使用的类目表，就必不可少了。因为类目表在机读目录中，几乎相当于古籍主题词表的作用，甚为重要。近年来，古籍联合编目的呼声日高，已有一些典藏古籍较丰富的图书馆重新拟定了编目表。国家图书馆也组织了“古籍编目中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目表的调整”课题小组，旨在为本馆的统一分类提供工具。同时也为全国古籍联合编目类目表提供征求意见稿。 二 要使调整后的类目表符合学术发展的规律，便需要对目录学史继续进行深入研究。在参与组织这一课题的过程中，笔者对此有深刻的体会。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传统的古籍来说，四部分类法仍是主流。自《四库全书总目》问世之后，该目录之类目安排，遍行天下。然而，乾隆年以后，中国的文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体现在文学上，例如戏曲、小说、词曲的数量和质量比以往有了极大的变化，深入各个阶层，是一个新的文学高潮，不可忽视；近代出版事业也相当兴盛，大量出版丛书，专科的、综合的丛书五花八门；再有，继明代西方思想及近代科技的传入，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西学大量涌入，数学、物理、化学、电工学、医学、军火……，无所不有。因此产生的图书，《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表无法包容。至近代，从美国传入了图书分类法，它以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认识为基础，与我们的四部分类法和《四库全书总目》几乎大相径庭，目录学史从此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受到如此多方面变化的冲击，《四库全书总目》的类目表显然不能完全适应这一局面。于是，晚近的书目和现代的一些书目开始进行调整。比如张之洞的《书目答问》，便将丛书单立为部，使之结束丛书在子部的尴尬局面。60年代出版的《中国丛书综录》，针对丛书收书繁杂之状，其子书目录编排得别具匠心。虽然该目不似《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总序、小序，但从子书目录，仍可看出编者在目录组织上的匠心独运。首先，由于丛书内容丰富，该目录类分深入到五级，正合余嘉锡“欲论次群书，兼备各门，则宜仿郑樵、孙星衍之例，破四部之藩篱，别为门类，分之愈细乃愈佳，亦樵所谓‘类例不患其多也'”（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巴蜀书社，1991）之原则。其次，类目上也做了些微的调整，与《四库全书总目》不一致。比较有意义的是，它所开列的四、五级类目的名称，俱准确、简明、符合古籍内容的钩稽，又不艰涩，这也是《中国丛书综录》子书目录的又一特色。尽管四部分类法仍然是最完整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学术渊源的图书分类法。不过，古籍编目的类目设置应当有所调整，使之既不似《四库全书总目》囿于清王朝自我中心的局限，也能包容近代学术与文化的发展。 三 纵观目录学史，其发展向是随着人们对学术发展的认识而前进的。就部居而言，丛书、类书在子部中颇不妥。早在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已有此说：“按类书，《郑志》另录，《通考》仍列子家，盖不欲四部之外别立门户也。然类书有数种，如《初学》、《艺文》，兼载诗词，则近于集；《御览》、《元龟》，事实咸备，则邻于史；《通典》、《通志》，声韵礼仪之属，又一二间涉于经。专一属之子部，恐亦不安。余欲别录二藏及赝古书及类书为一部，附四大部之末，尚俟博雅者商焉。”清末张之洞《书目答问》已经将丛书单列为一部，而依旧四部分类的思路，此法可取。张之洞在丛书部前有小序，曰：“丛书最便学者，为其一部之中可该群籍，搜残存佚，为功尤巨。欲多读古书，非买丛书不可。其中经史子集皆有，势难隶于四部，故别为类。”汲取前人实事求是，既不破坏四部分类的体系，又善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创新精神，将丛书、类书单独为部，使之非经非子非史非集而勉强居于子部的不正常状态得到根本改变。 就类目而言，自《七略》以来，史部、子部产生了多少变化，真是一言难尽。集部至明清，亦增加了很多新内容。经部的变化不如史子集三部多，但与《七略》、《隋志》亦有不同。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中有一对照表，可以参见。此次调整，我们继之将《四库全书总目》、《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及国家图书馆分馆普通古籍使用的十五大类分类法的类目再做一对照。从这些对照表中，对历史上变化较大及变化不大的类目可以有粗粗的轮廓状的概念。略去变化不大的类目不说，变化较大的类目中，我们选择了九个问题进行深入剖析。这九个问题分别是，子部农家类与谱录类的关系、小说家与小说、阴阳家与阴阳五行、道家与道教、金石与目录类、《七略》中的杂家略与清代之杂家、史部的故事类到政书类、正史别史与载记、集部的戏曲与词之类目。 对这九个问题的剖析，是用当代的学养认识目录学史上各类目的设置与演变。譬如小说家类，已远非《七略》中“小说家”之概念：“‘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汉书·艺文志》）鲁迅曾谓“诸书大抵或托古人，或记古事，托人者似子而浅薄，记事者近史而悠谬者也。”似子近史，是小说家的特性。明清以降的小说，相当多是通俗小说，是文学创作，与似子近史毫不相涉。《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曰：“唐宋而后，作者弥繁，中间诬漫失真妖妄荧听者固为不少，然寓劝戒、广见闻、资考证者亦错出其间，……今甄录其近雅驯者，以广见闻。惟猥鄙荒诞、徒乱耳目者则黜不载焉。”但它没有解决文学创作小说的归属问题，只是笼统地不收后世的戏曲和小说。现代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将“小说家”类改成“小说”类，但实质问题并没有解决。《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子部有“小说家”类，集部另设“小说”类，使之各得其所。本次调整，准备保留这一格局。 再说子部的农家与谱录类。农家为类，源远流长，《汉书·艺文志》小序曰：“盖出农稷之官。……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充分体现民以食为天的农业经济的特点。宋代尤袤《遂初堂书目》首立“谱录”为类，《四库全书总目》继承之，将所病农家类收书芜杂，凡涉“经”涉“谱”者，全入于“谱录”类，于是，“谱录”类中就有了《相牛经》、《相马经》、《相贝经》，《竹谱》、《牡丹谱》、《香谱》、《钱谱》、《墨谱》等等。“谱录”类成为典型的不依学科内容分类的例子。《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仍之，《中国丛书综录》则将农家类调整，增加园艺、水产等属，别立“工艺”类，置陶瓷、文房四宝、食品制造于其中。我们此次调整“谱录”类时，参考了《中国丛书综录》的做法，立“工艺”类，农家类改成“农家农学类”，将自古已有的“播百谷，劝农桑，以足衣食”的农业为本的学说与后世的生产经验区别开来。 当然，《四库全书总目》有非常准确的类目设置，如史部“政书”、“载记”等，就不一一详说了。 综上所述，当我们用批判与继承的眼光，去分析每一个类目在历史上的演变渊源、相关 类目的区别与联系，以及各部重要目录专著编纂的历史背景后，才能正确地把握今天调整类目的分寸与原则。 四 关于新学或西学的问题，是多年来讨论古籍编目的必谈的话题之一。明代以降，西方自然科学进入中国，西方的宗教进入中国更早，在学术史上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位置。《四库全书》中已经收录了部分西学著作，主要指外国人关于自然科学的论述和思想研究，包括宗教理论的著述，据统计，《四库全书》中共收录西学书24种，其中存目书13种。绝大多数是自然科学的著述，且绝大部分是西方传教士本人撰写的，少数是中国人的翻译之作。四库馆臣为之所写提要，可以表明清政府对“西学”的态度，大致说来，就是对自然科学基本肯定，对西方宗教全然否定。而今天讨论的问题是指近代洋务运动以后大量从西方或日本翻译过来的著作，这些出版物的数量远远超过《四库全书》中的种数及范围，对中国近代政治、军事、教育、文化、艺术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以“新学”称之比较恰当。 这些新学之书因以线装书的装帧形式出现，以往的民国时期书目并不收录，多数图书馆将之归入古籍部收藏。为使传统的四部分类法保持持续性与完整性，又使新学之书处置妥帖，似以另附一个专门的类目表为宜。有些图书馆已经采取了这一办法，比如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普通古籍书目。 再说时间下限的问题，应该说，至辛亥革命（1911年），古籍出版的高潮已经过去，现代内容和现代装帧的书籍大量出版，并且有了与之匹配的十进制的图书分类法。但是，传统内容以传统装帧形式印刷的图书仍在出版，这些书不便于遽拒于古籍的大门之外。而各馆也是将它们收入古籍部。无论如何，1949年以后的出版物，不应该再算在古籍之列，即使有线装的形式。因为彼时的思想与中国古代的传统研究方法有了相当大的差距。现在出版的某些馆藏古籍目录甚至著录了1977年出版的线装书，这是馆藏和形式的著录，不是古籍的著录。 总之，在制作“四部分类法类目对照表”的过程中，在对部分类目演变的研究中，感到要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方法，既能涵盖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源流，又能体现当代具有的学养，妥善地解决《四库全书总目》存在的不尽科学的问题，解决因近代学术发展，《四库全书总目》的部居和类目已不能完全体现这种变化的矛盾，就需要对目录学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对古今部居、类目的演变进行源与流的考查，从对目录学史的考查出发，给今天的调整以坚实的理论依据。再者，以往对于目录学史的研究比较宏观，比较表面化，现在从比较微观的角度出发，为古籍联合编目进行有实践意义的研究，也是目录学史又一个研究领域。 （国家图书馆为此成立了课题组，进行“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调整”的研究，现在已经完成。另有课题报告及四部分类法类目表。）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86 2.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82 3.隋书·经籍志.同上 4.张之洞.书目答问.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余嘉锡.目录学发微.四川：巴蜀书社，1991 6.陈秉才，王锦贵.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4 7.王树民.史部要籍解题.中华书局，1986 8.李致忠.关于《中国古籍联合目录》的收录范围.国家图书馆学刊，2001（2） 9.李致忠.四部分类法的应用及其类表的调整.未发表。 10.鲍国强.古籍机读目录的文献连接技术及其应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2） 11.王永华.“西学”在《四库全书》中的反映.《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2年（1） 原刊《文津流觞》第八期，2002年7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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