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献数量庞大，但从形态上看，绝大部分是卷子本，除此之外，还有摺本、旋风装、蝴蝶装、册子本、梵荚本等形式。另外还可以见到木简、绢本、木排等形式的文献。

从制造技术的角度看，绝大部分敦煌文献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拓本和印本。

新的书籍形式

做成卷子形式的书 籍使用起来极为不便。然而，只要对其略加改进，就可以产生 更便于使用的形式。但尽管如此，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却没有 一点进行这种改进的尝试。 根据现在所能见到的例证，一直 到8世纪末，三种新的形式出现了。

这三种形式，第一是折 本，其次是册子本，再其次是少量的印度风格的贝叶形写本。

折本和贝叶： 把一个卷子每四行或五行交错折叠就产生了折本。寺院 的经文就是这种形式。这种形式产生之后，在需要只看一卷 中某一处时，就能够很方便地翻到这个地方，用过之后也没有 再卷回去的麻烦，直接合上就行了。所谓跳读《大般若经》就 是这种形式的书本的效用之一。这部经有600卷，通读一遍 都很困难，但似乎每一册用左右手执其两端，中间在空中翻动 一遍，就表明已把一卷读完了。自10世纪印刷佛典开始，到17世纪末，万历版的一切经 印行以前的700年间，佛典都是作成折本形的。有人甚至认 为这种形式是佛典特有的。

敦煌写本中，折本形写本即使在佛典中也非常之少。可 以说，全部敦煌写本中，折本充其量有十几件，假使这个数字 不够准确的话，至多不会超过50件。在吐鲁番也发现过若干 件，但书体的时代都相当晚，可以认为是抄自印刷本的。如此 普遍的折本为什么在敦煌写本中不多见呢？这确实是令人费 解的事实。 更奇怪的是，这种为数极少的折本形写本几乎都不是通 常的折本，其每页正中或正中稍靠上面一点都开有一个小孔 。梵文、吐蕃文的写本被称为贝叶。贝叶的每一页都 写得稀稀落落，各页的中间也开有这样的小孔，孔中穿绳，以 保证前后顺序不致发生颠倒。在印度，贝叶原是指写在某种 树叶上的东西，但在敦煌及吐蕃，则用纸作成与印度的贝叶同 样形式的“贝叶”。真正的贝叶，一页页都是分开的，但敦煌的 折本则形成了这种贝叶相连的形式。 真正的贝叶形汉文佛经写本在敦煌、吐鲁番也发现了几 件。其中现存在柏林的《大般涅槃经》的一叶断片笔 迹为7世纪前后，以我看来，这是最早的汉文贝叶形佛经写本。然而也可以认为，只有最高级的佛典，才可部分使用贝叶 形写经。今天虽然在边境的敦煌、吐鲁番发现了这种写经的 遗物，然而长安一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作贝叶形写本呢？ 这还是很大的疑问。 尽管如此，这一事实还是证明了敦煌的折子本不是从卷 子发展而来，而是从贝叶演变而成的。

册子本 书籍的另一个新形式是册子，即帐簿形的书。将 30厘米×45厘米的纸载成四份之后，再加对折，就制成了长 15厘米、宽11厘米的小册子。也有把长40厘米、宽25厘米 的麻纸裁成两半后，再对折而制成长25厘米、宽10厘米的细 长条状的册子。由于中国的纸很薄，所以往往是两张粘合在 一起使用，而且不用线缀连，只是以浆糊沿中间的折痕，粘连 3～5毫米宽。糊的痕迹若以放大镜观看，还可以清楚地看见 其中的麦麸，表明使用的是小麦面粉做的浆糊。这种形式的 写本仅在敦煌就有几百件，年代全属9～10世纪。 册子优于其他写本形式之处在于，它不像卷子那样正规， 型制较小、便于携带。正因为如此，所写内容也多适合于个人 使用，最多的是《金刚般若经》、《般若心经》、《观音经》（《法华 经》的普门品），以及混有民间迷信内容的伪经类。总之，都是 一些普通的经典。另外，也有汇集拜庙歌一类内容的书，这种 拜庙歌又被称为赞文、佛曲等。这类书可能是居士或出家者 学习时使用的。其他还有文书及书信的书式集、用语集等也 很引人注意。 总的看来，可以说册子本的内容显示着某种方 向。它们具有与图书馆保管的卷子不同的功用。 这种形式的写本见于敦煌写本中的，是年代都在9世纪 以后的。但在中国内地，肯定从更早的时候起就已经出现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