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敦煌的衰落（西夏——蒙元）

景祐三年，党项族攻占肃、瓜、沙等州。沙州回鹘在抵抗失利后率众撤离敦煌。宝元元年（1038），党项族建立西夏。康定二年（1041），沙州回鹘率众进攻沙州；次年，攻克沙瓜二州。在沙州回鹘占据沙州时期，始终奉北宋为正统，使用宋朝年号，多次向宋廷入贡，不向西夏屈服。这一时期回鹘人虽为统治民族，但汉人仍占很大比例，再加上回鹘人民长期受汉族影响，故其政治制度、佛教艺术都是汉族和回鹘文化交融的结晶。

乾道元年（1068），西夏再克瓜沙，沙州回鹘政权灭亡。从此西夏加强了对沙州地区的控制。西夏的统治机构模仿北宋，故西夏统治时期敦煌的政治制度、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将瓜沙二州的统治中心从沙州移到了瓜州，州以下仍设县乡里等行政机构。终夏之世，对外战争频繁，沙州和西夏管辖的其他地区一样，徭役、兵役均十分繁重。敦煌作为西夏的西大门和与西域联系的关口，还担负着沉重的边防任务。而且，这一时期敦煌还曾发生几次严重的旱灾和蝗灾。长时期的动乱和严重的自然灾害使敦煌地区的经济迅速衰落。西夏长期与宋廷为敌，不准西域各国通过敦煌与河西向宋朝贡，对过境商人也课以重税，迫使西域各国使者和商人避开西夏辖区，改由塔里木盆地的南沿经青海进入中原，而从事东西经商最活跃的回鹘人则较多使用从中亚到蒙古的草原之路。自南宋时起，海上丝绸之路也日趋活跃。敦煌逐渐失去中西交通咽喉和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中转站的重要地位，其商业和文化也渐趋衰落。西夏统治者既信奉巫术和多神教，也笃信佛教。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在西夏时期仍受到人们的重视，莫高窟以及榆林窟、西千佛洞都曾招致无数善男信文顶礼膜拜。在这些地方修建寺庙，新建重修石窟等活动也仍然盛行。

宝庆三年（1227），蒙古帝国攻占敦煌。同年西夏灭亡。成吉思汗将敦煌隶于八部大王。至元十三年（1276），忽必烈将敦煌收归中央政府直接管辖，在此复置沙州。在蒙古帝国和元朝统治时期，敦煌在中西交通中仍占有重要地位。经由敦煌、河西的交通路线再度成为联结西域与中原的主要通道。蒙古帝国和元朝的版图比汉、唐都大，和西域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联系也比以往更加密切。为了保证过往使团的需要，蒙古帝国统治者窝阔台在敦煌和河西的瓜州、肃州等地设置了驿站，敦煌是河西通道的一个重要补给站。元统治者曾采取招抚流民、设置屯田等措施来恢复敦煌地区的经济。但此时敦煌的地位已远不能与汉、唐时期相比。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和北方草原之路的继续频繁使用，敦煌未能恢复中西交通必经之地的地位。又由于自宋代以来，中原王朝的都城逐渐向东、向北迁移，距河西、敦煌愈来愈远，使敦煌在全国的战略地位逐渐下降。再加蒙古帝国和元朝疆域广大，敦煌失去了经营西域的基地的作用。它不过是河西通道上的一个补给站，却不像汉唐时期那样是对整个西北地区甚至国都的安危都有重大影响的边防军事重镇。这就决定了蒙元统治者对敦煌的重视程度必定是有限的。在很长时间内，沙州并不是专镇边防重地的蒙古军的驻防地，只有部分汉军且屯且戍。直至大德七年（1303），元统治者才在御史台的建议下派一万蒙古军分守沙、瓜等地的险要地方。王元二十九年（1292），元统治者从沙州、瓜州往甘州强制移民，人烟稀少的敦煌地区益显荒凉。蒙古帝国和元统治者采取儒释道并重的政策，十分注意扶持和利用佛教。莫高窟现存的蒙、汉、臧、梵、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的《八字真言碣》乃是镇守沙州的西宁王速来变及其妃子、太子、公主、驸马等出资于至正八年（1348）刻立的。至正十一年，继速来蛮镇守沙州的牙罕沙则对皇庆寺（莫高窟）进行了重修。在统治者的倡导和带领下，佛教在这一时期仍然受到敦煌各族人民的信奉。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也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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