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页—敦煌春秋—第四章 制度的退化与佛教的发展（吐蕃统治时期） |
|
第四章 制度的退化与佛教的发展（吐蕃统治时期） 天宝十四载（755），安禄山在河北发动叛乱，唐廷被迫调动包括敦煌在内的河西、陇右以及安西、北庭等西北各地精锐部队入援。西北边防骤然削弱，唐王朝由盛转衰。吐蕃乘机向唐发起大规模攻势，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切断了河西与中原的联系。随后，又由东向西进攻河西。广德二年（764），攻占凉州，唐河西节度使杨志烈西奔甘州；永泰二年（766），又连克甘、肃州，继杨志烈为河西节度使的杨体明被迫移节沙州；大历十一年（776），攻陷瓜州，并在当年八、九月间包围了沙州城。直至贞元二年（786），敦煌城内矢尽粮绝，敦煌人才在得到吐蕃"母徙佗境"的承诺后，与其结盟而降（吐蕃陷沙州城时间，尚有贞元三年、建中二年等诸说）。自此，敦煌进入吐蕃管辖时期。吐蕃统治者废除了沙州的县乡里等各级行政机构。在沙州之下设部落部落小设将，将为基层行政机构。将设将头，部落发部落使，沙州的最高军政长官称节儿，隶属于瓜州节度使。在经济方面，推行计口授田制，改行新的赋税制度，即按地亩征收地子和按户征收突税。这两项负担大大超过了以前唐政府对百姓的征收数额。在交换领域，废除唐币，实行实物交换。还要求当地汉族改变原有习俗，实行"胡服辫发"。广泛推行吐蕃语，禁用唐年号，改用地支纪年。这些做法严重阻碍了沙州农业和商业的发展，敦煌失去了往日的殷富与繁华，不断激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反抗。吐蕃统治者除了依靠吐蕃军和吐蕃化很深的通颊部落对当地居民各种形式的反抗予以坚决镇压以外，还任用一些投靠他们的汉族世家大族成员为各级官吏，以缓和民族矛盾。并大力扶持佛教，借用宗教的力量来稳定局势。他们提高了僧人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一些高级僧侣可以参与政事。他们不断向寺院布施财物、田产及依附人口等。在吐蕃统治者的倡导下，当地民众信仰佛教者日益增多，使沙州佛教势力迅速膨胀。寺院由十三所增加到十七所，僧尼由三百一十人增加到近千人。沙州的僧官，起初沿用唐制首领为僧统，后又改称教授。寺院的经济势力日益强大，拥有田地、果园、粮仓、油坊、牲畜、车辆及依附人口--寺户。并通过放高利贷盘剥普通百姓。译经活动频繁进行。他们不断向唐廷求取佛经，进行翻译。写经和讲经亦较过去兴盛，每所寺院都有专事抄写经书的"经坊"，开展大规模的写经活动。各寺都定期计展讲经活动向当地僧俗宣讲佛法。寺院学校也有了很大发展，尤其是加强了世俗学问的内容，吸引了不少世俗子弟到寺院求学，成为兼收僧俗弟子，并授佛学和儒家典籍的新型专院学校。这对于延续中原文化在敦煌的流传起到了重要作用。沙州佛教势力的膨胀推动广莫高窟的兴建，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新的成就。总之，吐蕃时期沙州佛教势力深入到了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敦煌的佛教文化对吐蕃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量要影响。汉族僧人摩河衍曾从敦煌到逻些（今拉萨）传授顿悟禅法，高僧昙旷也曾撰《大乘二十二问》，回答赞普有关顿渐之争的疑难问题。在吐蕃管辖敦煌石期，唐王朝统治的中原地区发生了被称为"会昌法难"的唐武宗毁佛事件，中原佛教受到沉重打击，敦煌躲过了这次法难，佛教继续保持着独尊的地位。这种情况对敦煌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