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动荡的繁荣与佛教的渐盛（三国——北朝）

魏文帝曾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仓慈任敦煌太守时，"抑挫权右，抚恤贫羸"，限制豪强兼井上地；反对歧视境内的少数民族，鼓励胡汉通婚；减免刑罚徭役，鼓励百姓开荒垦田；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其后任太守的皇甫隆教民制作和使用耧犁，并推广"衍溉"法，既节省水源和劳力，又使产量大增。经过曹魏时期几任太守的努力，敦煌发展成为丝绸之路上一处重要的商业城市和粮食基地。敦煌的这种繁荣景象一直保持到西晋。依据敦煌西北长城烽燧遗址出土的粟特文书信，西晋时居住在敦煌的以经商为业的粟特人即有百家之多，反映出当时敦煌商业的繁盛。这一时期，敦煌的中原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曹魏时，敦煌人周生烈以名儒身份参与了当时官府组织的注释经传工作。西晋时敦煌出现了索靖、索袭、宋纤、氾腾等一批名儒。他们或著书立说，或隐居讲学，各逞其能。二十世纪初，在敦煌附近的一处遗址中还发现了晋代早期天师道的符箓，表明至迟在晋代，道教已开始在敦煌流行。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在敦煌佛爷庙发掘了魏晋时期的翟宗盈墓，发现在墓门楼上有浮雕门阙和彩饰的壁画，其内容、形式、风格、技法与内地汉墓出土的壁画一脉相承，表明中原艺术在这一时期也已传到敦煌。与中原文化在敦煌扎根成长的同时发源于印度的佛教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了敦煌。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244年前后，外国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随师游历西域诸国，学会了三十六国语言和文字，携大量胡本佛经东归。以后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成为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法护的弟子竺法乘先随师至长安，后又返回敦煌，建立寺院，广收门徒，宣讲佛法，加深了佛教对一般民众的影响。

十六国时期，敦煌先后归属前凉、前秦、后凉、西凉、北凉等五个政权。十六国初期，中原大乱，唯有前凉占据的河西地区相对太平，故"中州避难来者，日月相继"。其中一些人来到了敦煌，这些流民既为进一步开发敦煌补充了劳动力，又带来了中原的技术和文化。敦煌是前凉的西部重镇，担负着制御西域和沟通中西交通的重任。出于经营西域的需要，前凉统治者张骏把敦煌、晋昌、高昌等三郡，西域都护、戊己校尉、玉门大护军等三营合并为沙州，任命西胡校尉杨宣为刺史，治所设在敦煌。敦煌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提高。杨宣在任期间，组织兴修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有利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前秦建元十二年（376），前秦灭前凉，仍以敦煌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建元十八年，苻坚派吕先进军龟兹。建元二十一年徙江汉、中原百姓一万七千余户以充实敦煌。同年，前秦瓦解，吕光率军返回河西，建立了后凉。麟嘉七年（395），后凉内乱，"武威、张掖已东人西奔敦煌、晋昌者数干户"。其时敦煌的人口已达两万户以上。隆安四年（400），李暠在敦煌称大都督、大将军、凉公，领秦凉二州牧、护羌校尉，史称西凉。西凉政权在敦煌健全县乡里各级行政机构，实行严密的编户制度，派军攻克玉门以西诸城，驻军玉门关和阳关，重新控制了西域。其时北凉、南凉在河西东部不断争战，敦煌在西凉统治下未发生大的战乱，五谷丰登，百姓乐业，成为国内名邦大郡。建初元年（405），李暠迁都酒泉，将前秦时迁来的和后凉内乱时逃来的民户全都挟往酒泉。永建二年（421），北凉灭西凉，进攻敦煌时以水灌城，城克后又"屠其城"。永和七年（439），北魏灭北凉。北凉沙州刺史沮渠无讳率残部在敦煌、酒泉一带继续抗击魏军。直至太平真君三年（442），因寡不敌众，又乏军粮，才率万余家放弃敦煌逃往西域。这些动乱都使敦煌蒙受重大损失，渐趋衰微。这一时期，中原板荡，祸乱迭生。敦煌虽亦受到影响，但在公元405年李暠迁都酒泉之前，却保持了近百年的相对太平。在此期间，不少士人携带典籍随流民逃到河西，其中一些人进入敦煌。而占据敦煌、河西的统治者都能注意起用儒士，提倡儒学，为当地的和逃来的土人著书上说，设馆授徒提供便利。李暠还在敦煌设立官学，使敦煌产生了郭瑀、祈嘉、刘昞、索敞、阚骃、张湛、宋繇、阴兴等一批著名学者。一些在中原因战乱而失传的典籍、学说在这里得以保存、延续。后来，这些敦煌、河西学者的一些著作流传到了南朝，有些学者如索敞、江强等由北凉入北魏任官，对北魏乃至隋唐时期的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儒家学说之外，道教也继续在敦煌流传，在敦煌三龟山下的十六国墓葬中出土的五谷罐上，发现了与道教有关的铭文。此期中原地区佛教发展迅速。西行求法、东来传教的僧人不断往来于敦煌，促进了敦煌佛教的发展。据S.797记载，公元406年在敦煌城南一次受具足戒的僧人即有十二人。至北原时，这里已是"道俗变得，多有塔寺"了。受内地禅业盛行的影响，敦煌地区出现了单道开、竺昙猷、释道法、昙摩蜜多等以修习禅定见著的高僧。修习禅定需要安静的环境，因而禅僧经常离开城市选择人迹罕至之处开窟建寺。前秦建元二年（366），禅僧乐僔在距敦煌二十五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岩上，开凿了莫高窟第一个洞窟。稍后，又"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在乐僔师窟侧，又建一窟。此后，在莫高窟开窟造像的人逐渐增多

北魏控制敦煌以后，在此设镇。仍把这里作为经营西域的基地。太平真君六年（445）和九年，万度归两次进军西域，西域诸国纷纷归附，丝路再度畅通。后来，游牧于北魏北境的柔然逐渐强大。到献文帝时，柔然控制了西域敦煌又成为北魏抗击柔然的前沿阵地。敦煌镇将尉多侯、乐洛生都曾击退柔然对敦煌的骚扰。孝文帝时从一步加强对敦煌镇的守备，在此置都大将。同时，居住在明山南北的游牧民族高车日益强盛，与柔然为敌。柔然在北魏和高车的夹击下逐渐衰落，敦煌的外部威胁得以解除。正光五年（524），敦煌镇改为瓜州。次年，北魏宗室元荣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后，敦煌属西魏，西魏仍以元荣为瓜州刺史。元荣死后，瓜州先后发生了邓彦和张保叛乱，赖瓜州大族的力量，叛乱得以平息。西魏委派为民众所信服的申徽为瓜州刺史。由于此时突厥、吐谷浑分别在河西走廊以北和东南兴起，并控制了西域，申徽也只能做到保境安民而已。北周取代西魏后，仍在敦煌设瓜州，曾委任建平公于义为瓜州刺史。因北周的主要注意力在统一中原，未暇西顾，敦煌未能改变防守局面。北朝时期敦煌的佛教继续发展。孝文帝时任敦煌镇都大将的穆亮和后来任瓜州刺史的元荣、于义等几位来自中原的敦煌地方长官，都尊奉佛教。元荣、于义不但大兴佛事，还亲自出资在莫高窟开窟造像，致使"合州黎庶，造作相仍"，莫高窟的开窟造像活动，渐趋兴盛。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佛教徒传授教义、举行佛事活动的重要场所。在元荣时期开凿的洞窟中，融入了他从中原带来的文化艺术；北周时期，建平公于义再次带来了中原的文化艺术。此时的敦煌石窟艺术已突破西域佛教艺术的规范，开始形成具有敦煌特色的中国式佛教艺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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