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恒先生以文学史家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人物”，是近八年间的事，此前几十年他以兼擅考证和阐释而进行的文学史个案研究实际上早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而且正是随着这种对文学史上重要个案研究的不断拓展和积累，才使他萌生了重新建构中国文学史的愿望，并进而在写史的过程中得以凭藉其实证研究和理论剖析的双翼而独树一帜。
章先生今年七十岁，自1954年1月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以来，如果略去因政治造成的损失不计，已从学五十年。他的主要学术成果，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历年发表的一百余篇论文，大多已收入《献疑集》（岳麓书社，1993）、《灾枣集》（山东友谊出版社，1998）和《不京不海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三书中；二是以专著形式发表的《洪昇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中国文学史》（主编之一兼作者，复旦大学出版杜，1996）和《中国文学史（新著）》（第一主编兼主要作者，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三是由他单独主持或与其他专家共同主持的大型集体项目如《辞海》的中国古代文学分科、《新编明人年谱丛刊》等。本文拟着重结合前两类成果，分别就其实证研究、理论阐释和文学史建构的学术成就略加述评。
一
章先生独立从事关于文学史的个案研究是从1957年开始撰写《洪年谱》而起步的，这同时也是他进行实证研究的首次尝试。尽管当时学术界已开始关注清代成就最高的两大戏曲家，但有关洪的生平交游、思想著述等基本问题，尚无人作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为全面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先后自费去北京、南京、杭州等地搜集到大量罕见资料，然后辨伪订误，五历寒暑，终于在1962年完成全书。该书“引用书目”达246种，通过认真考证和排比，不仅首次全面细致地胪叙了谱主的家世背景、个人遭际、思想著述、亲友关系等，而且还就洪氏“家难”、洪对清廷的态度以及“演《长生殿》之祸”等诸多有争议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看法，把对洪及其剧作的研究推进了一大步。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尘封了十七年之后，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但当时仍属于学科前沿性质的成果，因而立即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称扬它“搜罗宏富、取舍谨严、考订翔实，论证有据”，1980年版《中国百科年鉴》将其列入1979年出版的研究中国文学遗产的四部优秀著作之一。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学术研究逐渐走上正轨之后，章先生继续瞄准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个案，上溯先秦两汉，中探六朝唐宋，下迄元明清，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学术空间上下求索，仅就微观考证而言，就发表了三十多篇论文。由于这些文章或是向既有定论挑战，或与时论相左，或发前人所未发，因而往往会引起热烈的讨论，这不仅促使本学科相关领域的研究逐渐走向深入，而且对于改革开放初期学术领域的拨乱反正和后来引导学风从浮躁走向求实具有重要意义。
就微观考证的对象而言，首先集中于本来资料匮乏的小说研究中的一系列个案上。具体地说，主要围绕六大名著的疑难问题提出新说，受到质疑时或发现新的资料后继续向纵深开掘，因而随着岁月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每个专题都累积起一组既前后联系又各自独立的文章。一是考证《聊斋志异》的写作年代，撰有《聊斋志异三会本·新序》、《〈聊斋志异〉写作年代考》、《再谈〈聊斋志异〉原稿的编次问题》三文，指出通行的十二卷本和十六卷本都是后人所编，唯原稿本共八册，是作者按写作先后排列的，原稿中的四册虽已佚失，但通过对铸雪斋抄本的研究仍可以考订出正确的次序。然后考定该书前后写作历四十年馀，并进而推考出原稿各册写作的大致年代。正如英国学者白亚仁所评:“章氏的论点遇到各种反响，有些表示支持，有些表示怀疑，然而它有效地重新开展了有关《聊斋》写作年代的整个讨论。这一问题包含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它极有助于认识作者生活与文学活动及创作发展之间的关系。”①二是考证《儒林外史》的原本卷数，先后撰《〈儒林外史〉原书应为五十卷》、《〈儒林外史〉原貌初探》、《再谈〈儒林外史〉原本卷数》三文，认为事实如程晋芳所说原本为五十卷，而金和所说原本为五十五卷虽不足信，但其谓“幽榜一卷”即通行的五十六回本的最后一回为后人妄增却是可信的，再进一步考出五十六回本中后人窜入的另外五回的具体内容和分布位置。三是考证小说《西游记》的作者，先撰《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认为吴承恩所撰的《西游记》只是一部游记类的书，与小说《西游记》名同而实异。文章发表后立即引起震动，苏兴、谢巍等随即撰文商榷。于是又撰《再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三谈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予以答辩，徐朔方、黄永年、张锦池等也相继撰文声援，促使学术界不能不重新探讨《西游记》的作者问题。四是考证《封神演义》的相关问题，共撰《〈封神演义〉的性质、时代和作者》、《〈封神演义〉作者补考》二文，分别对鲁迅定作者为许仲琳、写于隆庆万历间和柳存仁等主陆长庚作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该书原是流传于“说词者之口”，后经许仲琳、李云翔写定，而且李云翔是主要写定者，最后的写定时间在天启末年。五是考证《三国演义》的写作年代，先撰《三国志通俗演义·前言》，根据书中所附“今地名”小字注，首次考定该书当写于元文宗天历二年之前，竟引发了一场长达多年的争论。稍后连撰《关于罗贯中的生卒年》、《关于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小注的作者》、《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写作年代问题》三文分别对周楞伽、王长友、张国光等人的质疑作了答复。后来由于嘉靖二十七年叶逢春所刊《三国志传》的发现和影印以及明代黄正甫所刊《三国演义》被作为今存最早的《三国演义》版本而重新出版，又撰《再谈〈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时代》、《关于〈三国演义〉的黄正甫本》二文，前者援引叶逢春本中新增的三条极重要的材料，进一步加固了原来的立论；后者则逐条论证了张志和用来证明黄正甫本早于嘉靖元年本的证据无一条能够成立，然后指出黄本乃天启年间刊刻的一个“草率而不负责任”的简本，不能作为“现存明代最早的插图古本”来吹嘘，更不能因其未署名而否定罗贯中的著作权。六是考证《水浒传》的相关问题，前后撰文四篇。其中《〈施耐庵墓志〉辨伪及其他》、《施彦端是否施耐庵》二文是赴江苏兴化和大丰县进行实地考察后所作，前者论证1928年发表的胡瑞亭《施耐庵世籍考》一文所据《耐庵墓志》、《耐庵小史》实为胡瑞亭本人伪造，后者论证1918年抄本《施氏家簿谱》所述始祖施彦端即施耐庵。而《关于〈水浒〉的郭勋本与袁无涯本》、《关于〈水浒〉成书过程的几个问题》二文，则就相关论题提出了较符合实际的看法。在上述六大专题之外，还有涉及宋元明三代的单篇长文《关于现存的所谓“宋话本”》，对现存被称为“宋话本”的所有文本逐一进行考证后得出结论:它们“实没有一种是货真价实的宋话本，至少已经过元人的增润”——其中《京本通俗小说》是伪书（这是他所引述的马幼垣、马泰来的发现），《清平山堂话本》中的所谓“宋人词话”五篇和“三言”中被认为是宋说话的三篇都是元代甚至明代的作品，讲史类话本《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和说经类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都是元刊本。
其次，还有一类是对于先秦至唐宋辞赋诗文作家作品疑案的考证。如《关于屈原生平的几个问题》、《李白的婚姻生活、社会地位和氏族》皆提出独到见解，但影响最大的还是对北宋几位作家的连环案的探讨，共撰文三篇。此举主要是针对清人李绂《书辨奸论后》和蔡上翔《王荆公年谱考略》认为收入《邵氏闻见录》的《辨奸论》乃邵伯温伪作而发，1980年先撰长达四万字的《〈辨奸论〉非邵伯温伪作——兼论〈王荆公年谱考略〉中的有关问题》，以详实的材料和严密的论证对李、蔡所举证据逐一辨驳，指出苏洵为斥王安石而作《辨奸论》事早在宣和七年（1125）方勺所著的《泊宅编》三卷本中即已提到，而过了七年之后邵伯温才动手写《闻见录》，足见李、蔡二氏之说为无根之谈。又因《辨奸论》还见于张方平所作《文安先生墓表》中，而随后苏轼作《谢张太保撰先人墓碣书》也提及《辨奸》事，于是李、蔡谓此二文以及苏轼的另一篇《乞录用郑侠、王斿状》也为伪作，章先生除在上文加以反驳外，还补撰《苏轼〈乞录用郑侠、王斿状〉非后人伪造》、《张方平与欧阳修、韩琦、司马光的关系》二文进一步追根究底。对此，后来既有邓广铭先生撰文质疑，也有曾枣庄、王水照等学者撰文声援。与此案近似的还有《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和《〈玉台新咏〉为张丽华所撰录考》二文，前者逐一论证了以往认为《文选》所录李陵《与苏武诗》三首及《答苏武书》乃后人拟作或假托的理由皆不能成立，因而提出应恢复李陵的著作权；后者则通过对徐陵《玉台新咏序》的细致解读，考定《玉台新咏》乃是一位妃子所编，再将序中所述情况与当时的史实相参照，指出此书的编者很可能就是陈后主的妃子张丽华。文中还从目录学的角度列举有关著录，以证明《玉台新咏》并非一开始就署为“徐陵撰”的。他的这一考证如能成立，对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将具有重要意义。
二
章先生就文学史个案进行理论阐释是从1962年秋开始的。在这方面他最重视的，是与刘大杰先生合撰的《论金圣叹的文学批评》。该文原本是为刘大杰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而写的一节，由刘先生改定；因全文从论点的确定到形诸文字都主要是他独立完成的，所以作为论文于1963年5月单独发表时二人一起署名，后来刘夫人李辉群女士编《刘大杰古典文学的论文选集》时则未收入。自建国后，金圣叹一直被视为反动文人，至60年代初期就如何评价金圣叹而开展的讨论中，虽已发出过有限度的肯定性评价的声音，但立即就遭到了诸如“美化封建反动文人”、“替反动文人翻案”之类的攻击。而该文却从剖析金圣叹思想的矛盾入手，实事求是地论述了其在小说、戏曲、诗歌批评方面的成就和局限，其中尤其敏锐地认识到，金氏关于“遂万物之性为成，成里边有个秘诀曰曲，……乃万物自然之曲也”的理论，实际上包含着个性解放的观点，并且体现在其对《水浒传》、《西厢记》和诗歌的评点之中，甚至明确指出:“金圣叹的这种理论，与李贽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都有相通之处。”显而易见，这种思路与他后来从人性的视角来探讨文学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但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所以，论文发表后不久就在国内遭到了颇为严厉的批评；而1972年美国纽约出版的王靖宇著《金圣叹》②一书却敏锐地看到了该文在当时的实际意义:
“刘大杰及其合作者章培恒在注意到金圣叹政治思想中落后的‘封建主义'因素的同时，还指出其作为文学批评家的重要贡献”。“如此将文学批评与政治区分开来，金圣叹作为文学批评家的成就便再次得以客观公正的方式加以探讨与考察”（见该书第七章）。
进入新时期以后，章先生终于得以展开虽早经历练但束抑已久的双翼，将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同时推进，原有疑误而可深究者则施以考证，原无疑误而可阐发者则出以论述。这对研究古代文学的学者来说，二者本无可轩轾；但前者毕竟只能在微观研究方面取得进展，而后者无论在微观、宏观研究方面皆可向纵深拓展，这对致力于建构文学史的学者来说尤其重要。因此，章先生在理论阐释方面，思想更为开放，视野更为广阔，不仅有选择地曾对上起先秦、下迄明清的一系列范围大小不一的文学个案作过解剖，而且非常重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中国文学的古今联系，甚至还就文学理论和现当代文学做过有异于时论的探讨。例如，在1981年《试论鲁迅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观点》和2001年《鲁迅的前期和后期——以“人性的解放”为中心》这两篇显然前后联系的论文中，不仅对鲁迅的解读与众不同，而且可以看出，他把现当代文学作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参照是一以贯之的——这或许也成为其文学观念的更新相对前卫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之间，他曾发表过《金庸武侠小说与姚雪垠的〈李自成〉》（1988）、《从武侠小说的发展看大众文学的前景》（1991）、《从游侠到武侠——中国侠文化的历史考察》（1994）等论文，前者是大陆学者对金庸武侠小说给予高度评价的第一篇论文，在当时曾引起强烈的震撼；后二文则从学理上就侠文化和武侠小说的古今演变进行了梳理。1996年又推出《文学与娱心》、《五四新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关系》二文，前者通过对古代至现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考察，重新阐释了文学的功能作用，认为追求文学的娱乐性应优于追求文学的教化性；后者论证五四新文学在中国是有根的，那就是在古代文学发展进程中早已形成并逐步壮大但从未占据主导地位的与其相通的各种因素。至1999年再撰《不应存在的鸿沟——中国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一文，则明确提出应填平因建国以来将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分割为两个学科而形成的鸿沟，以便对中国文学作贯通古今的深入研究。
与此同时而就古代文学一系列个案所进行的理论剖析，章先生的目光主要集中在各个案的主体（含某作家群或某个时代的作家）是否“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而这些“新的东西”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正是那些与五四新文学相通的各种因素。因此，其所论述也都往往与当时的主流观念相左。就所选个案的分布而言，以明清文学最多，论文达十多篇，如1983年发表的《论〈金瓶梅词话〉》和《试论凌初的“两拍”》、1986年发表的《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等。在这些论文发表时，《金瓶梅词话》和《两拍》都是颇受贬抑、批判的小说，章文则把《金瓶梅词话》作为中国小说史上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较之二三十年代鲁迅、吴晗的评价又进了一步，与50年代以降的“左”的说法自然更大相径庭；《两拍》也被他视为晚明文学进步思潮中的代表作品之一。他的这种评价不仅被后来的许多研究者普遍接受，而且他据以作出此种评价的标准——对个人的欲望、要求（如“好货”、“好色”等）的肯定，也渐渐成为研究明清小说者的共识。以其对晚明小说的这种评价为基础，后来他又撰写了《写实主义成分在明清小说中的增长》这一宏观论证的长文，首先对“写实主义”这一更符合中国文学实际的范畴作了界定，然后深入细致地分析了写实主义成分在《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中的具体表现和进展，认为“明清以来，我国小说本来就在朝着写实主义的方向发展，向后来的新文学靠近”。从而将我国古代小说与现代新文学之间的联系作了较具体的阐述。至于《李梦阳与晚明文学新思潮》一文，则侧重于论述长期被文学史论著所批判、否定的倡导复古的李梦阳等人的进步意义，指出李梦阳反对宋人“主理”，力主抒写真情，强调“真诗乃在民间”，不仅与李贽、袁宏道的主张有相通之处，而且对当时的文学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因而应视为晚明文学新思潮的先声。在他这篇论文之后，有些研究者又陆续撰写了论文和著作来阐述明代中期开始出现的李梦阳等复古派的进步意义。这在目前纵使还没有成为明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也已成为一种影响很大的观点。他在这之后所撰《明代的文学与哲学》（1989），则从哲学与文学的关系出发，进一步论述了晚明文学新潮流是从元末明初（以杨维祯、高启为代表）和明中叶（以李梦阳、唐寅为代表）文学思潮发展而来的，以史家的眼光梳理了自元末至明末的文学发展的脉络。其次是颇为关注魏晋南北朝文学，有论文六篇。如1987年撰《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明确反对以“现实主义”作为衡文的圭臬，提出文学应以表现感情和创造美为出发点，进而认为魏晋南北朝文学出现了强调自我意识和致力于创造美的新倾向，应予以肯定。文章刊出后或全文转载，或摘要报道，立即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刘世南还撰《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一文加以批评，认为问题的关键“就是抽掉了人的政治性亦即阶级性”。他随后撰《再论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问题——兼答刘世南君》予以反驳，并就有关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场论争由于刘文的政治意气大于学理思辨，对学术本身并无推进，但对于继续肃清“极左”余毒和更新文学观念仍有警醒意义。后来，章先生还撰《试论六朝文学的主流》一文，论证六朝文学的主流是追求华美和自然的结合，其中包含着十分重要的、具有进步意义的内涵。至于其他时代的个案探讨，则以1989年发表的《从〈诗经〉、〈楚辞〉看我国南北文学的差别》、《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二文影响最大。前者论证《诗经》强调集体，《楚辞》则较注重个人，并由此形成了迥然不同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南北文学的差别归根到底是由不同的经济条件决定的；后者认为宋诗以表现理智、抑制感情为主流特色，偏离了诗本以感情为基础的轨道，相对于六朝至唐代的文学来说，是一种行进在下坡路上的文学。
三
80年代兴起的“重写文学史”的思潮，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荡漾了多年，讨论的文章连篇累牍，实践的成果也纷至沓来。章先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于1987年承担了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作为全国自学考试教材的任务，随后还应邀在《上海文论》主持对古代文学重加研讨的栏目，从而开始了建构文学史的思考和实践。上述论文中，有一部分既是这种思考过程中的成果，也是在为其建构文学史作准备。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和结合一系列个案研究而进行的思考，“文学的进步与人性的发展相联系”这一理念日益明晰，最后被确定为描叙文学史的基本线索。全书竣稿后，于1993年底由国家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中文学科组专家进行审查并获通过。但后来觉得该书对自学考试不尽合适，所以干脆改作独立的著作交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以马克思主义人性观为指导，重新审视和建构中国文学史，卷首的《导论》对文学的性质和文学发展的主线都作了截然有异于国内一般文学史的深入论述，书末《终章》则讨论了元明以来的文学发展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无论是文学史观，还是对文学史的宏观把握与微观考察，都有许多独到的认识，令人耳目一新。打破了文学史研究的旧模式，开创了文学史研究的新格局和新境界。因而在当年举行的专家研讨会上，既称它为“石破天惊”之作，也指出其不足之处。随着新书的上市流播，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强烈震荡，报道评论如潮。但他很快就感到了此书的重要缺陷:没有从文学的艺术特征的角度（他又称之为形式的角度）来探讨和描述中国文学的发展，也未能较具体地显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联系。其后他读了《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发表的孙明君《追寻遥远的理想——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回顾和瞻望》一文（该文既肯定了复旦版《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标志着古典文学研究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势，完全走出了政治因素干扰的时代，使文学研究进入了自由的新天地”，又指出其“距离人们的期望尚有一定的距离”，例如“分期的标准依然是取决于王朝的更替”等），认为其批评深中肯綮。
章先生本是一位既执着地坚持真理，也敢于修正谬误的学者，通过深思熟虑之后，他毅然决定再次重写《中国文学史》。但此次的重写不仅要继续突破文学史研究中的旧模式，而且更重要的是要首先从思想观念上突破自我。因而他曾就文学的功能、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学与人性的关系、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美感的发展的关系、文学史的分期、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过深入的反思检讨，然后重组生力军从事新的攀登，才重新建构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史体系，其成果于1998年以《中国文学史（新著）》为书名梓行于世，成为与“前著”（指复旦版《中国文学史》，下同）不同的另一著作。
所谓“新著”之“新”，自然是相对于“前著”而言。那么，它究竟新在哪里呢?试结合《导论》与正文，择其要者略述如下。
首先，“前著”试图将文学中的人性的发展作为贯穿中国文学演进过程的基本线索，但未就人性发展的态势及其与文学的形式和美学特征之演变的关系作进一步的阐述，故在正文的具体描述中不能一以贯之；而“新著”则是以文学作品本身的演化为依据，着眼于人性的发展与文学的艺术形式及其提供的美感的发展之间的联系，来描述中国文学的演进过程，因而使其从人性视角建构的文学史观更近于科学，并真正成了全书的灵魂。
其次，“前著”偏重于思想内容的论述，有关艺术表现的分析相对薄弱，严格地说，并未真正涉及文学形式的演变进程；而“新著”则突破了“内容第一，形式第二”这种流行已久的观念，认为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本是融为一体的，内容必须转化为形式才能存在，进而才有美感可言，因此，离开了形式的发展就没有文学的发展。而形式既是内容的转化，与文学作品所表达的情感合为一体，自不能不受人性的发展的制约。这不仅在理论上是一大贡献，而且使其在实践中着眼于人性的发展来探讨文学形式的演变具有可操作性。所以，在“新著”的写作中能始终关注文学形式的演进，并时有深入而异于时论的表述，使“前著”的缺陷得以弥补。
第三，“前著”仍循50年代以降的文学史著作的通例，按历史朝代分期，不利于清晰地展示文学演变的进程；而“新著”则是依据中国文学自身的嬗变规律，将古代文学分为上古、中世、近世三个阶段——这种分期方法固然参照过日本汉学家和20世纪前半期中国学者的作法，但因所依据的是文学作品的形式的演进趋向以及融合在形式中的思想感情所由依存的人性的发展趋向，故在具体分法上及其所赋予的内涵上实有区别——即先秦文学为上古文学，是我国文学的自发阶段；秦至南宋末的文学为中世文学，是文学由自发到自觉并进一步深化的阶段（其间又以秦汉为发轫期，建安至唐天宝末为拓展期，中唐至南宋末为分化期）。金末至清末的文学为近世文学，是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蜕变而未能完成的阶段（其间又以金末至元末为萌生期，明前期为受挫期，明中叶至清末为复兴期）。仅从这种分期和各阶段的“概说”，就可以对中国文学的演进历程有简明的了解。
第四，“新著”充分吸收编撰者和国内外实证研究与理论阐释的有价值的成果，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采取了新的做法，提出了一系列为“前著”所未及的新的见解。如第一编中以《诗经》为依据，探讨我国诗歌从西周初年到春秋时代的发展过程；第二编肯定《大招》作于秦末，又把1993年出土的《神乌赋》与署为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一起作为西汉的故事赋来评论，还认为五言诗在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已经出现，并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第三编以为四声和平仄的区分、八病的发现和声律的形成是受梵文的影响等等，像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
由此可见，“新著”无论在逻辑体系的建构和文学史规律的探索上，还是在文学史本体的考察和描述上，都较“前著”有很大的超越和创新，更与以往的同类著作大异其趣，已真正称得上是独树一帜，成一家之言。但章先生并未就此止步，他的理想是要打通古今界限，继续撰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以建构一部自成体系而名至实归的《中国文学通史》。
四
章培恒先生在学术上的上述特色，与他的老师的教导分不开。在注重实证研究上，他先后受教于朱东润教授和蒋天枢教授；在注重理论阐释上，则受益于贾植芳教授。
1952年秋，他因院系调整而由私立上海学院中文系转入复旦大学中文系。这正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他一进复旦，就受到了朱东润、贾植芳教授等的熏陶。朱先生是一位不受权威束缚、敢于并善于独立思考的专家，当时教他们古代文学，对当时的很多主流见解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且都有自己的依据。如对于《诗经·国风》出于民间的这种几乎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说法，朱先生就作了十分有力的批驳。这使他很感振奋，并把这种治学精神作为自己的楷模。而朱先生对他也十分赞赏，在其所撰《自传》中曾有生动的记述③。
1956年秋，章先生作为中文系的助教，开始接受蒋天枢教授的指导。蒋先生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陈寅恪先生的入室弟子，以治学谨严，不曲学阿世，而为陈先生所赏识和信任，后来并将保存和编刊自己全集的重任托付给他。他要章先生先从历史和语言学方面打基础，以三年时间读《说文》段注、《尔雅注疏》、《尔雅义疏》和《方言》，同时读《通鉴》，校点“前四史”，泛览目录、版本、校勘学方面的著作，从《汉书·艺文志》直到《书林清话》。这使章先生走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境界。虽然学得很艰苦，但却取得了很大收获。所以后来日本著名学者伊藤漱平教授在论及复旦大学研治元明清文学的专家时曾说:“从师承来说，在复旦大学曾师事硕学陈寅恪博士的高弟蒋天枢教授的章培恒教授，与赵景深教授的学风有别而独树一帜。他的本领在于以目录学、书志学为基础，先提出大胆崭新的假设，再努力加以证实。”④另一方面，他从1952年起就向贾植芳教授学习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而且还由此懂得了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重要性。他在读高中时就不止一次地读过鲁迅的小说集和杂文集，此时又系统地读了新文学开始以来直到30年代的著名文学作品，还认真地读了胡风的八本论文集。后来他虽转而研习古代文学，但对现代文学和文学理论仍很感兴趣，并反复地研读了《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他自己说，他在对古代文学的评价、阐释上，常常提出一些与时贤不同的见解，实缘于他的这种学习经历。
注释：
①引自《献疑集》385页附录:白亚仁撰《〈聊斋志异〉文本的演变》（原载1984年12月版《哈佛亚西亚学报》）。
②ChinSheng.tan（ Twayne Publishers，inc，New York，1972）。
③参见《朱东润自传》第十三章（《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第四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④《明清章回小说研究·赘跋》，汲古书院，2003年。
原载《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