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蓓芳收在这部论文集中的论文，发表最早的是《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与《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都发表在1989年。最晚的则是发表于今年的《〈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和《试论〈狂人日记〉的历史渊源——对其创新所在的别一种理解》。从1989年到2006年的十七年间，公开发表的论文就是收在集子里的这十八篇，数量不可谓多，但质量之高却使我很为钦佩。
正如本书的书名所宣告的，谈蓓芳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并且兼顾“论”、“考”两个方面。上举的四篇论文的题目就正显示了这一特色。而更重要的是其研究的深度。每篇都具有见解新颖，思维敏锐、缜密，论据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学识渊博的长处，何况其研究面又如此广阔！就此论之，十七年间在承担教学和本职的科研工作之余，能发表这样的十八篇论文，真是谈何容易！
《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对长期被贬低乃至否定的二萧的文学思想及诗歌创作作了高度的评价。当然，以前也有极少数研究者肯定过二萧的文学思想，但却不曾作过深入的阐发，例如已故朱东润师就在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中分别评二萧之说为“真近代论文所称浪漫之极致”、“直抉文艺之奥府”，那固然是吉光片羽，弥足珍贵，唯限于该书体例，未曾作进一步的论证；至于二萧的文学创作，其所受到的冷遇和蔑视更甚于其文论。所以，像此文那样地从文学的性质和中国文学的演进着眼来考察二萧的文学思想，以艺术感染力及其在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的新变为视角来考察二萧的诗歌创作，并对之作具体而深入的剖析，论据充分、论证严密地抉发其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积极意义和贡献的，实为前此所未见。何况它发表于1989年，文中的观点在当时是算极其出格的。证据是:我在1987年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的评价》，对魏晋、南朝文学作了若干肯定，较此文还要谨慎得多，却已遭到了严厉的批判，一位先生在1988年发表的《究竟应该怎样评价魏晋南北朝文学——与章培恒同志商榷》中说:“这是章文对六朝唯美文学的高度赞扬，也是结合当代新观念——自我表现——所作的结论。研究古代文学史是为了今天和明天。难怪这几年来诗歌、小说的创作总是强调远离现实，表现自我；文学理论界也大力强调文学的主体性，反对现实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一概说之为庸俗社会学。文学创作既然不是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自然也就是不必要的了。”原来，在那个年头“赞扬”“六朝唯美主义文学”是可以被视为排斥“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不要“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因此，要写《重评梁代后期的文学新潮流——以萧纲、萧绎为中心》这样的文章，不仅需要识力，也需要胆力。
上举三篇中还有一篇也是涉及六朝文学的，那就是《〈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假如说上一篇以理论的分析见长(当然也需要掌握大量的材料)，这一篇就是纯考证的文章了。至迟从明末以来，学术界在《玉台新咏》版本问题上的认识就处于“治丝愈紊”的状态，把一种本就残缺不全、又经过明末人篡改的《玉台新咏》版本——赵均刻本——当作了最接近此书原貌的、最忠实可靠的本子，不仅否定了保存在《玉台新咏》其他版本中的为原书所有的诗篇，而且根据此本来考证《玉台新咏》的成书时间。至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则是赵均刻本卷末有南宋人陈玉父所写的《后序》，研究者就认为其出于南宋陈玉父刊本，可信度极高；同时，此本所收萧纲诗均署名“皇太子”，研究者又认为这是此本还保留着徐陵编《玉台新咏》时的原始面貌的铁证——因为一般认为《玉台新咏》是萧纲为皇太子时所编。而在《〈玉台新咏〉版本补考》及其于上一年发表的《〈玉台新咏〉版本考——兼论此书的编纂时间和编者问题》中，谈蓓芳教授则以确凿的证据证明了赵均刻本的底本原无陈玉父后序，这是赵均从其他本子中窃取过来、拼凑上去的。而且她还发现了北宋前期晏殊所编《类要》中既引了《玉台新咏》的“梁简文”(萧纲的谥号)诗，又引了《玉台新咏》所收的“皇太子”诗，不过“皇太子”诗不是萧纲的作品而是萧统所作；据此她又进一步指出:北宋人所见的《玉台新咏》是既收“梁简文”萧纲的诗，又收有“皇太子”萧统的诗的，不过不称他们的姓名，只分别称为“梁简文”、“皇太子”；而且，该书在收同一作者的若干篇诗时，一般只在第一首下署作者，以下几首就都不署，只要原署于第一首下的作者姓名佚失，这位作者的所有的诗就都成了排列于其上的另一位作者的诗了，而“梁简文”诗是收在“皇太子”诗之后的，所以在赵均刻本的底本中只有“皇太子”诗而无梁简文诗，只是因为佚失了原列于“皇太子”以后的诗篇的作者署名——梁简文——而已。就这样，她不但有力地证明了长期被视为最具权威性的《玉台新咏》赵均刻本之不可靠，而且同样有力地证明了《玉台新咏》编成于萧纲死后——否则怎么会称他的谥号？
这实在是《玉台新咏》研究史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因为不仅解决了《玉台新咏》的版本问题，更引发了对《玉台新咏》编纂时间的重新思考，并且在我看来还必将引发对此书编者问题的怀疑——《玉台新咏》长期被认为是徐陵受萧纲之命所编，现在既已知道《玉台新咏》编纂时萧纲已经死去，其时徐陵已在暮年，又已经过了改朝换代——梁亡陈兴——的大变化，徐陵为什么还要编这部“艳歌”——徐陵《玉台新咏序》中语——集呢？当然，这是就此文的结论而说的；若就其考证的功力而言，那么，其掌握材料的全面，观察的细致、深入，思维的敏锐、缜密，都已臻于上乘。记得陈建华博士在回忆其于1979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学习时的情况说:“那时复旦中文系的风气崇尚实学，有朱东润、蒋天枢、陈子展等老先生，都恢复带学生，于是旧学光复，骎骎然极一时之盛，虽然现在看来也像是夕阳烂漫。”(《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后记》)其最后一句虽然颇有些伤感的意味，说的却是事实。谈蓓芳教授也是1979年进入复旦中文系的，不过当时还是本科生，陈建华博士则是研究生；她的这类考证，正是经历了那种“旧学光复，骎骎然极一时之盛”的风气的熏陶的结果。
上举三篇中的另一篇《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的研究对象虽是明代文学，迥异于前两篇之以六朝文学为研究对象，但也同样富于创见。最重要的在于:一、发现了从李梦阳的文学复古运动发展到袁宏道“性灵说”的桥梁——屠隆的文学主张；二、揭示了袁宏道前、后期“性灵说”之间的巨大差异及其转变的时间。这既进一步阐明了李梦阳复古运动的进步意义及其与晚明文学新思潮的联系，也深刻地剖析了袁宏道“性灵说”的复杂内涵，对理解明代文学从中期到后期的演化及其内在脉络都很有贡献。
总之，谈蓓芳教授所研究的是中国文学的古今演变，因而着重于宏观的思考，其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也都以这一目标为中心。张业松副教授在评述她对20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文学的评价及其在这基础上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的论断时说:“谈教授的论文明显建基于一部囊括有史以来迄于当前的中国文学通史的写作过程中的具体断代处理，存在一种将20世纪以来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迫切感；”(《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问题》，见章培恒、陈思和主编《开端与终结——现代文学史分期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页200)我想，这是说得很好的。而且，她的非考证的论文都具有将其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的热切意图，考证性论文则是为这一意图服务的。但与此同时，她之将其研究对象“有机整合进中国文学史的宏观视阈”是植基于扎实的实证性的微观研究的，因而不尚空论，言必有据。这也就是这部论文集的价值所在。
《文学报》2006年12月28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