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刺骨的寒意，绕过幽静的未名湖，我们来到朗润园一幢僻静的公寓。叩开汤先生的家门，我们满怀夹杂着忐忑的期待——一场八十岁与十八岁的对话即将展开，我们宁愿隐去这位有着曲折人生与众多头衔的师者头顶的光环，只是简简单单地与一位爷爷辈的老者聊一聊他充满幻想和热情的青少年，经历了迷惑和徘徊的中年，关怀未来、壮心不已的暮年，陪他进行一场跨越八十载的时光漫步。
进到汤老的书斋里，温馨的黄色灯光骤然驱散了残存体内的寒冷，汤老就安坐在写字台前的靠椅上，双目炯炯，面泛红光。他逐个询问了三位记者的院系和年级，然后笑着说：“都是人文社会学科呀。”我们的对话就这么轻松自然地展开了。
与父亲不得不说的故事
哲学好像始终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而汤老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萌生了当哲学家的念头。这个想法在他年轻的心中生根发芽，最终成为了他追寻一生的梦想。
当时，国民党统治黑暗，人民生活困苦，有志青年都在积极探索未来的根本出路。同时，汤一介先生对笛卡尔之后“二元论”把精神和物质分开研究的方法充满了兴趣。客观的社会现实和个人对哲学的浓厚兴趣捏合成了一个逐渐清晰的志向：“当哲学家，而且是能影响历史发展的大哲学家，靠自由思考建立起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
记者不由得把如此宏大的志向与汤老父亲的影响联系起来——他的父亲就是获哈佛大学学士学位、在北大执教三十余年的汤用彤先生。汤老摇着头说：“我当初和父亲很少谈论哲学问题。他每天备课都到很晚，在解放前又是北大文学院院长和哲学系主任，要忙很多行政工作，没有时间管我们。我从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是做人。”汤老把最后两个字拖得很长，眼睛里闪动着光辉。
忆及几十年的父子之情，汤老说，父亲一生中只给自己写过三封信，那是在“烽火连三月”的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汤用彤先生在西南联大教书，汤老离开父母在重庆的南开中学上学，父子之间相互惦念。“在第一封信里，父亲叮嘱我要想取得智慧，必须多读书，就好像爬山，站得越高，视野才越广。”抗战时期生活条件异常艰苦，同学们下课后一起吃饭，“不赶快吃完第一碗就盛不上第二碗了”，汤用彤先生又给汤老写道：“想想前线杀敌的战士，他们生活更苦，你要坚强地生活。”在艰苦的抗战年代中，因为缺医少药，仅比汤老小一岁的妹妹早夭了，而父母因为怕影响学习没有立即告诉他这个巨大的不幸。得知此事后，汤老万分悲痛地写信询问，父亲则回信解释了他们的苦衷，并勉励他继续用功读书。悠悠几十载，往事浮云端，台灯下，汤老回忆起那时信上的字迹和叮嘱，仿佛历历在目，清晰可触。
“父亲待人宽厚和蔼，与朋友、同事都能和睦相处，有‘汤菩萨’的绰号。我和妹妹从来没挨过父亲的打，他只是跟我们讲道理。”汤老不疾不徐地述说着往事，父亲温和敦厚的性情已经在他的身上烙下了印记。“直到1956年，当时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才有幸到父亲身边做他的助手，从那时才真正得到他学术上的指导。”汤老说，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和善于质疑的问道精神，是父亲在学术上留给自己最宝贵的财富，也成为他实践梦想和责任的巨大动力。
激情燃烧的岁月
解放后，作为北大学生的汤老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文学院的团总支任组织委员，积极开展学生工作。沙滩民主广场有他主办的《年轻人》壁报，食堂、各种社团由他组织的委员会管理，抗美援朝的时候他又带头报名参军参干保家卫国，可谓青年团的顶梁柱。
谈到热情澎湃的青春征程，汤老仿佛回到了年轻的岁月。他告诉我们，自己年轻时有个“汤八蛋”的绰号，那是缘于在壁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一滴汽油一滴血》。抗战期间国统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而国民党高官仍开着汽车招摇过市。年轻的汤一介遂作文戕伐，针砭时弊，并在此文中直斥国民党腐败官员为“王八蛋”，于是得了这个绰号。记者问及汤老是否喜欢这个绰号，他像个孩子似地呵呵笑了：“青年人对未来、对生活一定要抱着满腔热情，不管做的事情是不是错了，都要真诚地去为改变社会面貌努力。当哲学家不能直接改变社会，却能提供改变社会的思路。”
与此同时，他还选修了多门其他系的课，比如时任清华教授的梁思成到北大开设的“中国建筑史”，西语系俞大缜教授开设的“英国文学史”，国学系杨振声教授开设的“欧洲文学名著选读”，以充分吸纳各种知识和智慧，领略北大的学术自由精神。汤老不无自豪地说，自己当时搞了那么多工作，成绩在班里仍然名列前茅。“我的‘欧洲文学名著宣读’考了85分，当时是全班最高啊。大喇叭里还广播出来表扬我的工作和学习呢！”说到这里，他仿佛又回到了那段为学业、工作努力拼搏的激情澎湃的时光。
尽管当时吃的是粗糙的饭菜，住的是没有炉子的大宿舍，依然能够拥有最接近心灵的幸福。汤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认识了担任宣传委员的乐黛云，后来她成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汤老回忆，当时的乐黛云热情能干，“特别是她组织五四营火会的时候，真是满腔的热忱。还有她为响应毛主席抗美援朝号召而写的那首《只要你号召》，在当时形成了很大的影响。”在乐黛云身上，汤一介找到了自己一直推崇的那种年轻人的热诚。
壮心不已的暮年
年轻时的激情和理想是难忘的，然而现实却有诸多不如人意之处。关于自己的壮年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汤老曾在汤乐二老合著的随笔里写道：“我们（自己和乐黛云）是同行在未名湖畔的两只小鸟，渴望自由却总是身陷牢笼……”
“在我最年富力强的岁数没有搞哲学研究，中国也陷入了与外部世界隔绝的状态。现在现实条件已经不允许我成为‘大哲学家’了，恐怕连‘小哲学家’都当不成喽！”汤老谦和地说，“我在解放前就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统治的运动，却没有加入地下党，因为我天性中还是有自由的东西。解放的时候，没想到解放军会那么受老百姓欢迎——共产党干部和群众平等相处，每月只有十六斤小米的零用钱，只够买最坏的烟抽——这和国民党统治的腐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于是我决定站在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我51年哲学系毕业，国家规定哲学家只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斯大林，我们只能解释他们的理论和思想，只是‘哲学工作者’。那段漫长的时间我都被教条主义束缚着。后来我意识到哲学家必须能自由思考和创造，于是80年代之后提出了中国传统哲学范畴体系。但是我已经不可能真正成就一个有系统的哲学体系了。”
虽然对最初的梦想抱有遗憾，但汤老仍积极乐观地在为当下中国哲学的发展尽自己的努力。“虽然不可能创建出思想体系，但是可以发现和指出哲学的一些问题，供后来人继续填补和努力！”这份壮心不已的豪情和对后继学者的殷殷期盼，令汤老的同事和学生深深感动。
“汤老师是一个十分有使命感的人。”北大哲学系教授魏常海这样形容汤一介先生。魏老师说，1984年筹备成立中国文化书院，当时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导师队伍的建设问题。汤老通过自己的努力，联系到了海内外多名知名学者成为学院导师。“全院几乎一半的导师都是汤一介先生找来的，强大的师资力量成为中国文化书院成功建立的一大重要因素。”魏老师如是说。
退休之后，汤一介先生的使命感没有丝毫减退。几年前汤老提议进行《儒藏》编纂工程时，有一些人考虑到汤老年事已高，善意地劝他不必再在学术上投入太多精力。可是汤老仍然时刻从大局出发，坚持亲自落实各项相关工作的开展。汤老的学生、《儒藏》编纂中心的胡仲平也对汤老的执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老师将晚年生活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儒藏》工程中，为北大的学科建设、我国的文化建设，乃至世界的文化发展都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胡仲平说，虽然汤老平时社会活动非常多，但他依然在几乎每个周一上午九点都亲自来中心召开例会，布置、检查工作。
他仿佛不是一个已经将近八十岁的老人，而是一个只争朝夕、勇往直前的年轻人。从汤老身上，记者真切地体会到他矢志不移地为中国文化付出的心血，以及在他学术和人生历程中渗透着的儒家精神。
近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匆匆而过，记者随着汤老的思绪完成了一次饱含着家庭、师友之情，交织着青春的激昂和中年的低回，最终又对未来深情展望的时光漫步。告别的时刻，汤老起身相送并亲自为我们开门，还不忘叮嘱着：“年轻人，你们要有热情，你们千万不要忘了自由地创造啊。”
师者谆谆，言犹在耳；儒骨仁心，皆在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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