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帘轻垂，柔光弥漫，一如主人和雅温文；几案廖廓，唯学所需，仿佛主人素朴简约；书香盈架，翰墨寸心，流露主人博学睿智；斗室无华，经年未饰，足见主人并不以外物萦怀。
国家图书馆。一间三十多平方米的办公室被隔成内外两间，内室为学、外屋会客，每逢周一、周四，他的主人，那个腰板挺直、徐徐而行的老人总会如期而至。一晃19年了，“我刚来图书馆的时候，这里就是这个样子”，望着熟悉的房间，年满九旬的任继愈先生感到自在。
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国家图书馆曾经向老人提议在办公室内加设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但被老人谢绝了：“我每周只有两天在这里，没有这个必要。”其实，老人是怕麻烦他人。
“少想想自己，多为别人考虑”是老人一贯的处世原则。至今，老人每次到馆，从不让司机把车开到办公楼门前，“那样会妨碍别人出入”。
2005年，任先生卸任国家图书馆馆长，改任名誉馆长。他在任18年，见证了国家图书馆日新月异的发展，为此老人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在离任之际，作为国家图书馆任职时间最长的馆长，他却只把一件“功劳”记在了自己名下：曾在一块经常被员工无意中打破的玻璃门上，钉上一条木板，提醒人们留意，这块玻璃从此无恙。如此而已。
不居功、不自傲，淡然中显出从容，这是老人的大家气度。
以沉重之心探究哲学
琵琶起舞换新声，
总是关山旧别情。
撩乱边愁听不尽，
高高秋月照长城。——王昌龄
听老人讲他当年如何走上中国哲学研究之路，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昌龄这首《从军行》，与老人一同回到那个“撩乱边愁听不尽”的烽火年代，仿佛跟随老人回到1938年。当时，21岁的任继愈还是北京大学哲学系三年级的学生，“七七事变”爆发，北大被迫南迁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后又迁往昆明。从长沙到昆明，闻一多先生与李继侗、袁复礼等几位教授和240多名师生选择了徒步前往，称为“湘黔滇旅行团”，任继愈也身在其中。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
这是自幼生长于小康之家的任继愈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当时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农民的贫困、农村的破败，让这个年轻人深受震撼；国难当头，生活于困顿之中的民众却能舍生取义，拼死抗敌，中华民族在危难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动，也让他深思。“不了解中国的农民，不懂得他们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国的社会；不懂得中国的农民、中国的农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国的历史。人生的归宿，最后的真理，如何与当前广大贫困的农民和破败的农村发生联系，对我来说一直是个问题，无法解决”，在带有自传性质的《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忆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学问，不能离开哺育我的这块灾难深重的中国土地。从此，我带着一种沉重的心情来探究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哲学。”
把爬着蚂蚁的砖头翻过来，心里会想“蚂蚁会不会头晕呢？”孩童时代，任继愈就是这样一个凡事都要问“为什么”的孩子；在北平大学附中读高中，在老师的影响下开始读梁启超、胡适、冯友兰他们关于老子生年辩论的文章，引发了研究哲学的念头，最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这个他最想就读的学校和专业。然而，这次“湘黔滇旅行团”的经历，让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变，从此，他确立了学术研究的方向，并将一生托付给这项事业。
当年，同任继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有十几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个，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至今，老人仍常常回忆起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条件虽然艰苦，但特殊的情势却令师生有机会朝夕相处，任继愈从中受益匪浅。这一时期的学习，奠定了他丰厚的学养基础。
1938年大学毕业后，任继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师从汤用彤、贺麟先生，从1942年起，他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了22年的教学生涯。任继愈将自己的一间书房命名为“潜斋”，“那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读书、研究学问”。其间，在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这本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全国各大学大多采用了这部教材。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找任继愈谈话，询问有关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的情况。毛泽东表示，北大应加强宗教研究。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我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任继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这一观点，打破了国内外思想界普遍认为的“中国古代无宗教”的固有观念。这是一个触及如何认识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根本问题，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时至今日，有关“儒教”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着。
回首任继愈先生数十年的学术历程，佛学研究和儒教研究是他用力最勤的领域，而这两大研究的基础，都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是研治中国哲学的专门家，而且是一位全方位的研治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任继愈先生的弟子、著名学者李申对老人的评价可谓中肯。
然而，采访任继愈先生，让他谈谈自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每到“关键处”，老人总是轻巧地把话题岔开，他强调得最多的是，与他人相比，自己并非最出类拔萃者，都是机遇，“如果没有社会的培养，就没有个人的成才。我从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劳记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岁的时候编《中国哲学史》，当时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别人，也一样能编出来。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学家了，这和我的实际情况不符。”
以利他之心整理典籍
独坐幽篁里,
弹琴复长啸。
深林人不知，
明月来相照。——王维
自古以来，竹与中国文人便有不解之缘。而当年王摩诘独坐竹林深处，不求外人知音，但愿怡然自得的心境，在今天的学术界已不多见。
二十多年前，任先生从北大迁居北京三里河，北大旧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也一并被主人携来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为深受眼疾困扰的老人遮蔽日光曝晒，满眼绿色又似一付专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凉剂。任先生曾有一部随笔自选集以“竹影”名之，恰与妻子冯钟芸的《芸叶集》相伴相和。
竹影掩映中的家，在老人看来，是一个“单纯”的地方：读书、阅稿、吃饭、睡觉而已。由于一般访客从不被安排在这里见面，这为老人拓展出一片自我的空间。每天，老人凌晨4点多就起身，工作到早上8点前后。“怠为万恶之源，对我们读书人来说，更是关键。”老人曾经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女。由于视网膜脱落，老人的右眼已经完全失明，“光靠一只眼睛看东西，很累”，饶是如此，老人每天仍要工作六七个小时。近年来老人主编的许多大部头著作都是在这里完成定稿的。
1987年，任先生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调任当时称为“北京图书馆”的国家图书馆馆长。“我是一个受图书馆惠泽极多的人，对图书馆、读者，我应该有所回报”，老人把这次履新看作是一次“报答”的机会。2005年，老人离任时，曾坦言心中最大的遗憾：没能将国家图书馆的“家底”全部摸清。“图书不同于古瓷器，它们不仅有文物价值，还要发挥作用。只有让人们能阅读、能利用，它们的价值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为了让尘封已久的古代文献焕发出新的神采，老人不遗余力。
以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赵城金藏》为底本、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在他的主持下，历经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其2亿字规模的《续编》也启动在即；另一件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在他的推动下已经影印出版；4年前依托国家图书馆馆藏启动的“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经令200多种珍稀善本旧貌换新颜；皇皇7亿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进行了10年，作为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任先生还承担了《哲学典》的主编，已经进入收尾阶段；近日，他又出任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订工作的总编纂……
古籍文献整理，任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熟悉任先生的人都知道，任先生从不作“挂名主编”。大到选题框架、写作提纲，小到部分篇章的审读，任先生总是亲力亲为。古籍整理，下的是苦功。在很多人看来，以任先生这样“国宝级大师”的身份，加之如此高龄，本不必如此辛苦：不要说将自己多年来的研究成果梳理贯通、著书立说，留名学界，即便只是写写回忆文章、随笔感言，他人也求之不得。然而，老人却认定了古籍整理这项远离名利的“苦差使”。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功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在老人看来，在未来二三十年，中国将迎来有史以来的又一轮新的文化高潮，“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承前启后，是我们这代人的任务。”
在整理古籍的同时，任继愈先生还先后主编了《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道藏提要》等一系列工具书，同样，老人也把它们看得很重。在卷帙浩繁的学术大河中，“给他人以方便”，是老人最大的满足。
以律己之心对待人生
沙滩银闸忆旧游，
挥斥古今负壮猷，
履霜坚冰人未老，
天风海浪自悠悠。——任继愈
这首诗是任继愈先生与大学同窗胡绳先生共怀昔日往事时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气跃然纸上。至今，任先生仍然在为少年时所负“壮猷”的实现而孜孜不倦地努力着。
本月，老人将迎来九十整寿。然而，只要有人稍稍提及老人生日的事情，老人便会马上“祭出”多年来一直坚守的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
“不过生日，是因为既耽误我的时间，也耽误别人的时间”，老人解释道，“我七十岁那年，很多天南地北的学生要赶来给我过生日，我说，你们来，我就躲出去！”
“不赴宴请，是有些倚老卖老啦，有时国家图书馆一些必要的应酬，我就请其他馆长代劳。怕耽误时间，再说，那些场面上的客套话我也说不全。”
“不出全集，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看别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数专门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会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费财力、物力，耽误人家的时间。”
的确，时间宝贵，老人要做的工作实在太多。由于古籍整理工作几乎占去了老人的全部时间，他只得把自己的写作计划暂时放下，但是，在老人的心里，却一直有所惦记：“以前编的那套《中国哲学史》，因为是教科书，所以很多未定之说不能写进去。我一直在思考，再写一本《中国哲学史》，只谈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不想太长，30万字吧。”
要把几十年对中国哲学史的理解浓缩在30万字的篇幅中，难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学者以“著作等身”为荣耀的时候，老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对此，老人的思量更为久远：“历史上有很多书，号称学术著作，却没有学术性；号称科学著作，却没有科学性。因缘时会，也曾行时过一阵子。时过境迁，便被人遗忘得干干净净。主持这个淘汰选择的就是广大读者。天地间之大公无过于是者。我自己写书，希望它的‘寿命'能长一点。”
“天风海浪自悠悠”，在给女儿任远的信中，老人曾写道：“读点历史，使人懂得‘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时的行时或冷落来评量学术上的是非。有了这样的认识，心胸可以放得开一些，不至于追逐时尚，陷于庸俗。”
在老人看来，“究天人之际”是哲学的永恒主题。从天到人，任继愈的哲学研究，始终是关注人的学问。“学术不是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老人说。
与他谈天，不会有年龄的隔阂，因为，他的心，始终在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
谈启蒙，他能从当年自己听小学老师曹景黄讲《论语》“胁肩谄笑，病于夏畦”从而造就了他鄙视趋炎附势的人生观说起，讲影响孩子一生的价值观、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谈教育，他能从研究生发表论文的量化评定标准说起，讲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的迫切性；谈文化，他能从传统小农意识对中国人的影响说起，讲现代化进程中文化革新任重道远；谈国学，他能从古人重“孝”，而在今天独生子女日多的情况下除了讲“孝”外还应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说起，讲国学对今日中国的意义……“世间没有纯学术的社会科学，不关注人、不关注社会的学问是假学问”，诚信斯言。
“您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在结束采访前，记者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沉吟片刻，老人缓缓地答道：“只讲自己弄明白了的话。”
孔子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老人在八十岁时，却请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个字：“不敢从心所欲”。
律己为人，是老人一生的写照。
回声
凤毛麟角，人才难得。
——毛泽东
诚信不欺，有古人风。
——熊十力（任继愈 老师，著名哲学家）
任继愈先生是图书馆界的一面旗帜，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资深学者，这面旗帜和国家图书馆的地位是相称的，把许多专家学者、知识界以及社会上关心图书馆事业的人们吸引、聚集到这面旗帜下，大大提高了国家图书馆崇高的学术地位、文化形象。
——孙家正（文化部部长）
我每次回国，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一定要去看望任继愈先生。我上大学时是个穷学生，身体也不大好，任先生每个月都资助我一些钱。
——李泽厚（著名学者）
《光明日报》2006年4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