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有三大支柱，号称“三教”（儒、佛、道），三大文化支柱中，儒家占主导地位。汉朝统一后，儒学成了主流。这固然得力于汉朝的大力提倡、鼓励、支持；主要原因还在于儒学本身。儒学构建的理论体系，适应了封建制度下，多民族统一大国的需要。政治支持是外因，思想体系符合需要是内因。
中国地处亚洲东方，春秋战国以前，东西相隔万里，不通声气，与欧洲没有往来。秦汉统一后，东西双方有了互相交往的可能，世界上开始知道有中国，是汉朝以后的事。多民族统一大国为儒学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土壤，政治需要为儒学提供了登上舞台的条件。儒学又不断从理论上丰富、完善、指导这个统一大国进行有效的统治。中国两千多年来，儒家推进中国社会前进，建立了不世之功。
封建社会本是社会发展前进的必经阶段，世界各地区间社会历史条件不同，因而各具特色。西方欧洲的奴隶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得比较充分而典型；中国的封建制社会发展得比较充分而典型，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得不够充分，不够典型。本来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由大一统的国家集中调配使用，可以发挥出最大效益。
《礼记》这部儒家经典为封建社会的宗法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巩固了上升时期的封建制度，它强调“孝”立身治国的重要作用。《礼记》教导家族成员祭祀祖先时要从感情上把死人当活人看待，培养宗教感情，形成宗教心态。“斋三日，思其居处，思其意志，思其所乐，思其所嗜，斋三日乃思其所为斋者”。“君子三日斋必见其所祭者”，这才算完成“孝子之志”。
“慎终追运，民德归厚矣”（《论语》），儒学把孝道与社会风气的淳厚，国家的安危联系起来。“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子之位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忠与孝已编织在一起了。
《孝经》说孝是“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孝的原则被说成为宇宙最高原则。反之，任何危害社会的言行都被认为是“不孝”的，把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与家长为核心的小农经济社会有机地统一起来，君权神权合一，政治与宗教合一，从而完成了封建社会宗教神学体系。
《西铭》继承了《孝经》，张载（1020-1077）提出人与天地万物同出一源，人的本性也是天地万物的本性。他对孝做出了神学的解释：“乾称父，坤称母”，天地是人的父母，人都是天地的子女，对百姓万民，都应看作同胞兄弟，对万物应看作朋友。君王是天地的长子，大臣是长子的管家人。宋朝二程（程颢，程颐）把张载《西铭》这篇文章与《孟子》置于同等地位，予以高度的赞扬，这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几千年间稳步发展有很多因素，其中多民族的封建集权制度应当是一个基本因素。多民族共同参与国家建设，集中群体智慧，有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广大地区作为活动舞台。既有广土众民物质保障的政治实体，又有统一而持久的儒家思想保障，这是世界上其它几个文明古国所不具备的。再加上中国几千年来全国通用的官方文字（汉字），有共同信奉的宗教（儒教），这一点在古代尤为必要。有共同接受的封建专制政体，各民族互利以经济联系，（提倡引导的物资交流如：茶、盐、铁等等），共同维护的长江大河的水利系统，共同维系国家安全保障（外御侵略，内防内乱）等等。在众多条件中，儒家的忠孝原则起着不可取代的作用。
在忠孝教化下，把众多民族（今天还有56个）团结起来，形成文化共识，形成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此外，公元前后传入中国的佛教，本土成长的道教,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的伊斯兰教，都接受了儒家的忠孝观念，用自己的教义与儒家配合，起着辅助王化的作用。
明代中期直到清代（1840）鸦片战争，西方基督教多次到中国传教，由于不肯与儒家的忠孝信仰相配合，多次传入都未能立足。鸦片战争后，在大炮的保护下，才在中国存在下来。佛教最初传入，提倡出家，不参与政治，与中国儒家敬天法祖的信仰发生矛盾，遭到抵制，为了生存，后来向儒家妥协，主张佛教徒也要敬礼君王，跪拜父母，把忠孝信仰纳入佛教教规之内，论证出家是“大忠”“大孝”。佛教大师慧远在庐山讲授儒家的《丧服经》，儒佛两家合流，互相支持。
大一统的多民族的统一大国，除了有效的统一政权，还要培育社会共识，忠孝是古代中国从上到下，君民共同遵循的社会共识，“孝”是维系以家为生产单位的家长制的最高原则。“忠”则是团结多民族共同效力中央政权的稳固剂。这两者都是支持中国封建社会的精神支柱，忠孝原则贯彻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全过程。封建社会前期，“孝”的地位重于“忠”，比如汉代的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如“孝惠”“孝景”“孝文”“孝武”……等。直到魏晋南北朝，还是“以孝治天下”。从赵宋王朝（公元九世纪）开始，一直到清末（1911），近一千年间，君主中央集权不断加强，臣民始终处在弱势地位，忠的地位逐渐重于孝。且不说皇帝与百姓之间的天地悬隔，统治者上层，君臣间关系，也越来越悬隔。汉唐时，君臣坐而论道，宋代开始朝廷宰相大臣不设座位，上朝时始终站着。明清时大臣只能跪着奏事，自然只能听皇帝的训示，更无从讨论问题。当忠孝两者不能兼顾，需要在忠孝两者必须选择其一时，“移孝作忠”被认为是合理的，而不允许“移忠作孝”。如果家长当了汉奸，他的子孙家属也跟着当汉奸，这个“孝”就变得毫无价值。与春秋时期的忠孝轻重刚好颠倒。《史记》《管晏列传》记载，管仲青年时，从军作战经常打败仗，“三战三北，他的好朋友鲍叔不以他为懦，理解他“家中有老母”，怕战死了无人奉养老母，违反了孝道。专诸刺王僚，要等到侍奉老母逝世后才去舍命行刺。这种例子很多，不必多举。
中国尽管民族不同，但是大家共同接受了儒家的忠孝思想。宗教信仰形成民族之间的共识。皇帝出自少数民族血统的辽、金、元、清历代王朝，都完全继承了儒家的文化传统，以忠孝为治国纲领，元、清两朝版图比汉唐时期有所扩大，儒家的忠孝观念也推广到更边远的省份。
“忠”“孝”的道理是古代圣人说出来的，但不是圣人想出来的。社会存在决定了忠、孝的坚实地位。忠孝原则成为古代中国社会至高无上的纲领，根本原因在于它符合了中国古代社会需要。大一统国家，离了“忠”这个最高信仰原则，则无以对全国进行有效管理；古代社会，孝是维系小农经济个体农民的核心原则。
1911辛亥革命以后，几千年的君主制被推翻了，全国长期陷于混乱，军阀割据，列强国觊觎侵占中国领土。1900年八国联军也曾试图瓜分中国。列强在非洲曾经用地图上的经纬度标志分割殖民地，有的非洲国家的国界呈直线形，这种“杰作”1900年曾试图再演，但遭到中国人民强烈抵抗，才打消了瓜分中国的妄想，他们要在中国培植代理人，每个军阀的背后，都有某一外国的支持。与古代中国相伴生的忠孝两大精神支柱，也发生信仰危机。
传统的信念，忠的对象是皇帝，皇帝即国家，皇帝的权力来自天赐,故称“天子”。辛亥以后，皇帝不存在了，失去了皇帝，皇帝依靠的“天”也失去神圣的光环，效忠于谁？这一精神支柱垮了。有的主张恢复帝制，因为违反历史前进方向，也失败了。在战乱中农民无田可种，失去土地的农民成了流民，有的变成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城市也出现了现代化的工厂。田园式的生活不能维持，孝道所维护的家长制也受到冲击。
中国古代社会，一家数口，父母子女朝夕相聚，共同下地生产，回家一灶吃饭，家庭成为最基层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进入近代社会，农民不得不分散谋生，有的进城当工人，有的逃荒外出，有的远走他乡或流浪到海外。北方冀、鲁、豫农民多到东北谋生，号称“闯关东”；南方浙、闽、粤失地农民多下南洋，也有远到南北美洲的。旧的家庭解体了，“孝”的地位也随着社会生活的改变有所淡化。
在古代，“忠”的功能不只是为了君主，也包涵维护国家有效统治的思想。“孝”的功能不只是为了家长的权威，还是维持种群繁衍的社会准则。
帝制不存在了，消逝的是君主制，但多民族的统一中国还存在；小农经济破坏了，但广大农村人口还在。家庭还是每个公民的生活生育的基点。几千年来国家要统一，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人们一致认为统一是正常的，分裂是不正常的，叛国是可耻的。历史上的赤壁之战，诸葛亮的伐魏，苻坚伐晋，桓温、刘裕北伐，岳飞北伐，完颜亮南征，都是做统一的事业，只是由于条件不具备未能实现。中国历史上辉煌时期都在统一大国时期完成的。这在历史上是政治遗产，在文化上，是精神遗产。这份丰厚的遗产，要很好地继承，使它完善、发展。每当遇到外来侵略时，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信念会爆发出无限威力。近代中国由富强陷于贫弱，以至屡遭侵略而屹立不倒，正是由于它虽弱而“大”，这份丰厚遗产成了我国的立国的基础。
古代立过不朽功勋的“忠”“孝”两大精神支柱，在新形势下也要给以新的认识和诠释。
古代的“忠”，被统治者解释为“忠”于皇帝及其家族，汉朝开国皇帝刘邦宣布“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帝制废除，而国土未变。古代人坚信“民不可一日无君”，我们近代人，深知“民不可一日无国”，我们要忠于这个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是维护一个族群、一个地区生存和发展的最高的基本组织。失去国家保护的民族只好任人宰割，“爱国主义”就是今天对“忠”的新诠释。将来，国家消亡，世界大同，爱国主义将自行消亡。今天，“忠”的首要意义是爱国。
古代中国是“多民族的封建君主制的统一大国”，今日中国是“多民族社会主义民主制的统一大国”。“多民族的统一大国”这个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有国就要有忠，“忠”属于国家、社会、人际关系范畴。今天，“忠”的涵义在延伸，旧社会的功能，要保留，有些还有所发展，比如现代企业“诚信”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它与传统的“曾子三省”的“忠”就有着传承与革新的关系。
今天“孝”的涵义要比传统的“孝”有所缩小。因为“孝”属于家庭、家族范畴。近百多年来，家庭在缩小。由几代同堂的大家庭变为夫妻两人的小家庭。与忠相反，孝涵该盖范围由大变小。“孝”不再具有“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的社会职责。新中国农村公社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消灭了，最明显的标志之一是，父母的权力比封建社会减弱了。子女与父母的地位由人格从属到人格平等。过去，男性家长一个人可代表全家，大家庭成员哪怕有几十口上百口，只有家长说了算数。现在，每个成年的家庭成员，都有一票选举权，原来家长在家庭内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正在下降。
古代“二十四孝”所提倡的“孝”道如“郭巨埋儿”，“割股疗亲”，“王祥卧冰”之类，在当时已不尽可行；但子女对父母的关怀，子女对父母照顾的好传统还应继承。生儿育女，不是为了对祖先尽孝道，而是个体对族群尽责任。在目前，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暂时不能就业的青年人，无力自养的老年人，家庭对他们起着避风港的保障作用，可以缓解社会救济的压力，这一点，又与现代西方社会不同，它适应我国的国情。
几十年来我国执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出现了大批独生子女。独生子女结成夫妇的小家庭要妥善照顾四个老人的晚年，靠一对夫妇尽孝道来奉养四位老人，势将力不从心，是个前所未有的新问题，有待社会进一步解决。古代的“孝道”规定的有些条文，在现代社会缺少可操作性，如“父母在不远游”，“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已无法做到。“孝”已不再理解为“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无后”不能认为“不孝”。古代的规定，有的会自然消失，有的要用新的规范取代。
现代社会的生活节奏加快，家庭离婚率逐年增高，离婚后，留下的单亲子女也随着增加。出现大量有父无母或有母无父的子女。社会上非婚子女也有增加的趋势。“孝”的社会功能比古代减弱了，所涵盖的范围要比古代缩小了，因为家的生活范围缩小了。人们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家庭生活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剧变。我们不认为世道变坏了，“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也不认为只要恢复传统道德，社会就会变成盛世，这样未免把复杂问题看得简单化了。儒家文化传统中有精华，但要进行清理总结，要有新的诠释。
儒家流行了几千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起着重大作用的并不是只靠当年孔、孟讲过的几句话，而是由于历代贤哲为了适应他们的新时代所做出的新诠释。汉代董仲舒发展了儒学，影响了古代社会几百年；宋代有朱熹对儒学又一次新诠释，又影响了中国社会几百年。
我们今天面临的社会变革的巨大深刻远非古代董仲舒、朱熹所处的时代可比。我们一方面要总结古代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一方面还要及时吸收改造一切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不能只看自己一国，还要纵观世界，时代期待我们结合中国国情，适应我国新情况，对儒学做出新诠释，构建新体系，推动文化，造福人类。
我们学术界的任务是继往开来：继人类五千年中外优秀文化之“往”，开二十一世纪社会主义新文化之“来”，这是前所未有的任务。学术界还有人认为社会上出现的问题是没按孔子的教导所致；也有人认为只要经济搞上去，生活好了，社会自然会好起来，传统文化可有可无。这些看法都不符合中国的实际。当前儒学研究，已引世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已有的研究成绩显著。儒学研究已列入世界学者的课题，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责无旁贷，理应做更多的工作。根据时代特点作出新诠释，把儒学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儒学研究，前途无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