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愈，中国著名哲学史家、宗教学家。曾用名任又之， 1916 年生，山东平原人。 1938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就读于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任继愈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78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并于1964—1985年任职于此。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与北大联合培养宗教学本科生，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宗教学研究人才。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继愈担任国家图书馆馆长，现为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他还兼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社科基金宗教组召集人、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等职务。曾当选为第四至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研究。
任继愈多年来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由其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是全国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其他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佛学论文集》（合著）、《中国哲学史论》，主编著作有《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宗教辞典》、《中华大藏经》等。
当时文科的学者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办公楼，每逢周一和周四，一位老人便会如期而至。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坐镇国家图书馆，领导了中国最大规模的传统文化资料整理工作：107卷、总字数过亿的《中华大藏经》；镇馆之宝文津阁《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总计约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也在同时进行。
这位忙碌的老人，就是90岁的哲学大家任继愈。
记 者：上次采访汤一介先生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尤其在哲学界或社会学界，已经没有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真正的大家。
任继愈：新中国这些年，文科始终处在一个发展不快的状态。当年毛主席说，大学是要办，主要是要办理工科。
记 者：这种思路主要是出于建设的考虑吧？
任继愈：理工科越办越大，那是没问题，而且是应该的。相对来说，文科就没有摆在重要的地位上。当时文科处于什么地位呢？处于检讨的地位，检讨自己。文科的学者们都是提心吊胆的。
记 者：其实文科反而需要思维的活跃。
任继愈：活跃不起来。你看，我们解放后马克思主义是立国的根本，可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却不多。在历史研究的领域，我们的成就很大，考古也是，发掘了不少东西。哲学就很薄弱，文学也不是太繁荣，没有代表时代的作品。写当时时代特色的，像茅盾《子夜》那样的书也没有。
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
1916年4月15日，任继愈生于山东省平原县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那种像巴金笔下《家》的味道、北方传统的封建主义大家庭”。任继愈少小时便离开家，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读书，18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汤用彤、熊十力、贺麟、钱穆诸位教授。当年，与任继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学系的有十几人，最后坚持下来、终身以哲学研究为事业的只有三个，任继愈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变后，北大南迁，任继愈随校辗转至湖南衡山脚下；半年后又迁往设立在云南蒙自县的西南联合大学。从湖南到云南的这段旅程，许多师生都选择了“走”这种“经济”的方式，于是一个名为“湘黔滇旅行团”的“小长征”组织便成立了。这支由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等教授带领的民情考查团，行程达1300多公里，历时两个月。任继愈便是随着这支队伍，一路“走”进了西南联大。
“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这次浪漫而艰辛的文化之旅，使得他深深叹服于中国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并由此激发了他研究中国哲学的决心。
记 者：当时是什么给了您这么深的触动？
任继愈：当时，许多老百姓都没念过书，文盲很多，而且很穷困。但当他意识到国家要亡，要当亡国奴了，他是受不了的。当时打仗的壮丁不都是自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懂得亡国就要做亡国奴的道理后，最勇敢的却是他们。他们什么事儿都奋不顾身，出力、出钱，支持抗战，成为主力军，我很佩服。我觉得中华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种看不见的传统，这个很值得研究。
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
任继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很深的痴迷，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潜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战的抗战精神，潜下心来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他坚信，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寻的答案。
2004年，88岁高龄的任继愈联手季羡林、杨振宁、白先勇、吕厚民、王蒙、阿来、谢晋、王晓棠、寇世勋、焦晃、王石等70位杰出人士，联合发表了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
“宣言”呼吁：“我们应当与时俱进，反思自己的传统文化，学习和吸收世界各国文化的优长，以发展中国的文化。我们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权、法治、种族平等、国家主权等价值观。我们确信，中华文化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东方品格和释放着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对于思考和消解当今世界个人至上、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以及种种令人忧虑的现象，对于追求人类的安宁与幸福，必将提供重要的思想启示。”
任继愈：中华文化，有一个特点，就是持续不断地前进，与时俱进。这一点很特殊，只此一家。你看希腊，它持续了一个时期，然后罗马人来了，希腊文明就中断了。罗马也没搞到底，一分裂别的文化又代替了它。
记 者：只有中国，虽然有若干次倒退，但它总会再赶上来，再接着走。
任继愈：对，中国有时候会出现暂时的左右徘徊，但总趋势是前进的。比如说埃及文明，它也很早，它的历史比我们还早，咱们五千年，它六千年。不过那六千年没有文字记载。它也造纸，不过它的纸不能书写，很粗糙。后来，埃及文明也中断了，国家变成了殖民地。又比如古代的巴比伦，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残破不全，旧的文明也毁了，也中断了。唯有中国，它是亡过国，不过它是亡在自己兄弟之间的斗争中。一会儿是老大当家，一会儿是老二当家，但传统没有变，文字没有变，意识没有变。不但没变而且持续发展。你看甲骨文字，现在的马、鱼，基本还是那个字。现在年轻的希腊人已经不认识柏拉图时期的希腊文了。有一次在雅典，中国人去看古希腊时期柏拉图的书，旁边一个希腊人就很奇怪，他说你怎么还看这个书。印度古代用的是梵文，我就问季羡林，现在在印度懂梵文的人还有多少？他认真地想了想说，全国也就1000人吧。
记 者：全国才1000人？
任继愈：对。可见，它的古代文化中断了，只有我们中国没有中断。我们的意识形态也是持续不断地在发展，团结一致、不受屈辱，一致抵抗外国侵略，形成了一个坚强的传统。比如“汉奸”这个词骂人最重，中国人被骂做汉奸比骂他祖宗三代还重，就是这个传统留下的。我常说，秦桧他考上了状元，做官做到了宰相，而且书法也写得很好，可是就没有留下一幅秦桧的字，就是因为他这个人不成，字就不保存了。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华裔回来“寻根”，姓王的找姓王的，姓李的找姓李的，一个姓秦的就找他的祖籍。他是无锡人，秦桧不是在南宋做宰相嘛，他的后裔家族很大。钱钟书说他就是秦桧的后裔。这个姓秦的华裔回来找，找到以后，他不愿意认，他说自己是秦少游的后裔。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
在任继愈看来，中华文化不仅积累丰厚，还是有生命力的、活着的文化。而正是这种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一直屹立不倒。也因此，他把整理和积累古代文献资料，作为自己一生中重大的责任和应尽的义务。
尽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几近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习惯每天早晨4点起床，一直工作到8点，孜孜不倦地从事着两部鸿篇巨制的总编纂工作：《中华大藏经》历经十几年的呕心沥血，已经完成了106卷、1.2亿字，续编恐怕还有三四倍的字数；皇皇7亿字的《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
任继愈：孔子有句话叫“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古代的立就是位子的位，“三十而立”就是说，孔子说他30岁时要找到自己的岗位，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搞文化、搞教育，他一辈子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文献整理，一是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也要考虑自己的位置。从我们国家来说，经济走在前面，文化是后来跟上去的，不会太超前。你看汉朝的汉武帝时期国力最盛，武功文治都很好。但汉武帝是第四代皇帝，此前几代皇帝做下准备才会有这样的高潮。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该做什么呢？积累资料，为文化的高潮做准备，就是这么个任务。
记 者：您觉得文化繁荣的高潮还在后面？
任继愈：还在几十年以后吧，至少20年左右。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对外国的东西还不十分了解。留学出去的人，他看见的是流行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
记 者：以往的历史经验也给您判断未来提供了一个信心。
任继愈：要不是走那一趟的话，认识没那么清楚，也没那么坚定。苏联垮台以后，多米诺骨牌一个一个就倒了，最后轮到我们的时候，我就坚信，中国跟他们不一样，肯定不会是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个。
培养爱国思想的最好途径是阅读历史
“爱国”与“历史”是任继愈经常向年轻人谈起的两个话题。
“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还是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位的是要爱国。”这句话时常挂在任继愈的嘴边。
他回忆说，抗战时期，爱国主义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是一种力量和心愿。那个年代若要对某个人作评价，抗战与否是一个分水岭或评判标准。任继愈常津津乐道地把冯友兰坚决不愿将那张美国永久性居留证带回国的故事讲给别人听。
培养爱国思想的最好途径是阅读历史。任继愈常引用美国南北战争名将罗伯特·李将军的名言奉劝时下的年轻人：
“人短暂的一生里，所见到的大多数是悲惨和苦难，是卑劣和失望，为了对人性，对人类的前途保持信心，所以必须读史。年轻人一定要读史，读懂历史，才能感觉自己活在今天的幸运！”
任继愈：当时我的几位老师都是一些忧国忧民的人，蒋介石飞机来接都不愿意去，因为觉得国家指望不上他。
记 者：是熊十力、汤用彤，还有冯友兰吧？
任继愈：还有郑天挺，好多，都是不走的。
记 者：他们商量过了吗？
任继愈：也没有商量过。自己考虑，反正都是不走。
记 者：您觉得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危机意识强吗？
任继愈：现在最缺的是历史教育，我们在骂日本人的时候说不要忘记历史，可我们自己却在忘，我很担心。南京的学生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地点在哪里，也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发生在什么地方。
我们的历史非常值得讲。有些国家一讲就讲到外国去了，美国讲他们的历史，讲200年以前就讲到欧洲去了，或者讲印第安人去了，没它的事儿。只有我们能一直讲我们自己的历史，成功的、失败的、犯过错误的，多得很；英雄人物、克服困难的、年轻有为的、创造发明的，太多，太丰富了。学习历史非常要紧。
我们可以考虑“恢复”科举，不考科举的内容，但是那种形式值得借鉴
新中国成立后，任继愈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1961年，他主编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国哲学史》，这是全国许多大学哲学系的基本教材。四五十年来，这部教材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成为新中国教科书中的经典，至今已经再版十余次。
记 者：我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了解，多源于您那一套《中国哲学史》。那套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
任继愈：不过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有它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局限性。那时候普遍认为资产阶级的坟墓掘得快差不多了，列宁信心更大，他认为就要掘成埋葬资本主义了，这就把共产主义看得太容易了。我们的领导人也有这种想法。我记得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上，周恩来拍着荣毅仁的肩膀说，你还年轻，能看到共产主义，我们都不行了。当时领导层认为共产主义来得很快，后来的“大跃进”跟这个认识就有关系。
记 者：现在我们的社会问题很多，您认为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
任继愈：现在的潮流是走现代化，这个没错。我现在担心教育问题，我们的教育抓什么呢？我觉得应该抓普通教育，抓九年以前这一段，这样以后才有希望。
这个问题我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就看现在博士生的论文，我觉得论文的质量正在往下滑坡。冯友兰说，我一个人只能带一个学生，带两个就很费劲。因为在那个特定时候，你自己要先捋一遍看看，指出重点是什么。我最多的时候带了四个博士，方向是一样的，而且是把他们送走以后再招新的，不能太多。如果四个学生的方向不一样，教起来就费时费力，这是手工业的方式。可是现在我们需要大量的人才，让这手工业一下出产大量的产品，非有废品不可。
记 者：您觉得应该是继续用手工业的方式带博士呢，还是找一个新的工业化的方式？
任继愈：可以采用自学的方式。自学的话就没有人限制你，天才也可以出来。现在学校的考试靠记忆，政治课就是背，这怎么行？我觉得办大学也可以由多方面来办，不一定靠国家。我还有一个想法，可以考虑“恢复”科举，我们不考科举的内容，但是那种形式值得借鉴。
毛泽东说，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
1942年至1964年，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始用马克思主义方法对佛教思想进行研究，他连续发表了多篇文章，这些文章成了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宗教问题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忽然把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搞革命的，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
任继愈：我为什么研究宗教呢？我是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到汉魏以后就研究下不去了，遇到了障碍，这个障碍就是佛教。佛教我没接触过，知道得少。可是宋明理学家都是搞佛教的，所以我决定要开始研究佛教。
记 者：当年毛泽东找您谈话，是怎么谈到这个问题的？
任继愈：他问我做这方面研究的学者有几个？我说佛教就我研究，别人都不研究这个，都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说这个东西得研究，又问我研究福音书的有没有？福音书是基督教的，我说还没有。那研究道教的呢？我说，也不是很多。他还问，北大哲学系当时有多少人啊？我说师生有500人吧。这么大个系怎么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他说，你回去找个助手帮你一起研究宗教吧。我回去跟总支书记说这事儿，书记就批评说，咱们这么多老教授都没有找助手，你找什么助手？不能破这个例。其实我是觉得如果有好多工作要做的话，有个助手会做得快一点。后来我就自己出钱找助手。那个助手一直陪我好多年，成立宗教所以后，这个人还在帮我。后来胡乔木当了社科院院长，随便问起我的助手怎么样？我说是我自己找的。他说那怎么可以呢，公家给你派一个助手。
记 者：到那个时候，都是您自己掏钱请助手？
任继愈：是啊。我感觉现在一个不够了，家里又请一个，还是自己出钱。
我们过去学马列学到什么程度，简直是亦步亦趋
和毛泽东主席谈话后的1963年冬天，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前，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建议加强研究外国的工作，筹备建立包括以美国、苏联为对象的14个研究所。毛泽东1963年12月31日在这个报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对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的研究。
1964年，任继愈受命组建中国第一所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先是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后来又生搬苏联的，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无助于弄清哲学史的本来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乱。”
这是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之后，十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针对当时一些学者在中国哲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误区，率直地提出的批评意见。在当时能提出这样的观点，真称得上凤毛麟角了。
记 者：我记得您说过解决中国的问题，如果在马克思主义中找现成答案，那是没有的。
任继愈：是的。现成的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过去学到什么程度，简直是亦步亦趋。乡村里头，我听红军老干部说，那时管村政府叫村苏维埃。
记 者：连名字都要照搬。
任继愈：那个老乡也不知道苏维埃，就认为苏维埃是个人。还贴个标语，欢迎苏维埃苏先生什么的。这事情发生在江西农村，是郭沫若给我讲的一个事情，说欢迎苏先生，欢迎苏维埃先生。
中国有没有宗教呢？有，就是“敬天法祖”这个宗教
1978年底，在中国大陆无神论学会成立大会上，任继愈首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论点。1979年他去日本访问中，写了一篇学术报告《儒学与儒教》。他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维系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和民族。”
任继愈认为，中国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在《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一文中写道：“儒教作为完整形态的宗教，应当从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来人们习惯地称为理学或道学的这种体系，我称之为儒教。”
为了从各个方面论证这一观点，任继愈撰写了大量研究专著，从1980年的《从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国哲学与中国宗教》、《儒教的特点及其发展阶段》、《儒家个性与宗教共性》、《儒教是人伦日用的神学》，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拢》、1986年的《重视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等，其想法打破了五四以来“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触及到了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成为轰动一时的学术热点。
任继愈：中国的神话就是祖先崇拜。比如希腊也讲神话，说有人偷了神火以后，受到上帝处罚，他们的火是偷来的。在中国，和火有关的是燧人氏，燧人氏没有姓名，但他发现了火。伏羲也没有姓名，他是畜牧时代的人，打猎回来后，幼小的猎物吃了也没有多少肉，所以要养大了才吃，畜牧业开始了。这些都是对民族有贡献的祖先，我们纪念他们，崇拜他们。这是中国式的神话，它跟现实生活很密切。
所以，我们最早的信仰就是“敬天法祖”。在秦汉统一以后，具体化就是“忠”、“孝”这两个字。所以中国有没有宗教呢？有，就是“敬天法祖”这个宗教。
记 者：这就是您说的，儒教是宗教。
任继愈：外国的政教合一，是教皇给国王加冕，拿破仑还被加冕呢。中国的皇帝就是教皇。你看天坛不就是宗庙嘛，那是祭天的地方，别人没有资格。
光靠儒教是救不了国的，可中国没有儒教传统也不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是近年来任继愈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
1999年6月24日，任继愈在《人民日报》撰文说，我们不仅要脱贫，而且要脱愚；这些年来，一些人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风水、招亡魂、滥修小庙、向神灵求雨、求药，种种沉寂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动又猖獗起来，而在这些封建迷信活动中，最引人注意的现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义下，进行占卜、算命，并且把这些腐朽的算命术叫做预测科学。
同样，在中国曾起过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儒教，也需要注入现代意识。
任继愈：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家族观念。华人王安创办电脑公司，跟IBM同时起家，都是新兴的品牌，也站得住，结果传给他儿子就毁了。
美国的小布什，爸爸当过总统，他自己却很少提这些。这在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有的子女以这个自豪，常挂在嘴边，觉得很光荣。这就说明，有些旧的传统还在起作用，这对现代化不利的。
记 者：任何东西都是有两面性的。
任继愈：所以我说光靠儒教是救不了国的，可中国没有儒教传统也不行。要吸收中国文化好的方面来发展它，这是我们的任务。
记 者：我今天领教了一个哲学大家的思维，这种开拓性的思维是我们年轻人要学习的地方。
任继愈：呵呵，我也是海阔天空地乱说。
20多年前，任继愈从北大迁居北京三里河，北大旧窗前的那一丛竹子也被主人一并带到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为深受眼疾困扰的老人遮蔽日光曝晒，满眼绿色又似一副专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凉剂。任继愈曾有一部随笔自选集名为《竹影》，恰与妻子冯钟芸的《芸叶集》相伴相和。
现在，任老每星期只坐班两天，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做顿饭，给远在加拿大的女儿写写信，聊聊天。关于养生，他的观点是“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对此，他幽默地说：“我的球越打越小。”
虽然已经从工作第一线退下来，任继愈还是一心牵挂学术事业。他一直在计划着写一套《中国哲学发展史》，写自己研究心得的总结，预期字数共约280万。
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力量支撑着辉煌璀璨的中华文明走过了几千年的漫长岁月，使其成为世界上唯一古老而仍然生机勃勃的文化奇迹，这是任继愈终其一生所追寻的。
摘自《百年潮》200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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